圆桌｜当代艺术：社会介入与跨学科实践①艺术家的社会介入

近年来，艺术文化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不断启发着新的对话和实践，而我们思考艺术和社会的方式正被二者愈来愈紧密的交织所塑造。而当代艺术实践者往往身兼多重身份，他们同时是艺术家、文化和社会科学学者、写作者、摄影师、独立机构运营者，在语汇的往复互搏中讨论社会介入性艺术、艺术介入社会、社会实践、社会实验。

围绕社会介入性艺术的概念，空间、社群、学科等关键词进入了讨论的视野。当代艺术或许提供了思考社会的创造性方式，在对多重实践的回顾和讨论当中，跨学科的效力、田野实践的伦理、实践者身份的转换、社会空间的生产等话题，则出现意义丰富的迭变。

从上述问题出发，艺术策划人、影像作者宋轶，社会学教授严飞，于2018年6月21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和四位跨学科背景的年轻艺术家、写作者和影像作者进行对话，共同探讨面对当下社会的情境与事件，他们如何根据各自的学科视角和创作兴趣营造出不同的实践与学理路径。

宋轶（艺术空间“激发研究所”联合运营者，“新工人影像小组”联合发起人）：

我们的讨论和当代艺术的社会介入有关，我想分享一下自己在做艺术的社会介入过程中的一些感受。我平时在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参与、组织“新工人影像小组”这样一个工作团队。皮村是北京的五环和六环之间众多城中村中的一个，一些聚集在这里的打工者发起了一个自我组织叫“工友之家”，并且陆续建立了博物馆、影院、商店和小学。

其实对于生活在皮村的打工群体来说我是一个外来者，而因为我美术学院毕业的背景，严格来说对于工友之家的这个组织，也是外来者。之前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到“工友之家”，认识了他们机构的发起人之一王德志。他跟我聊到了他对电影的看法。这其中很多电影我都看过，但从来没有从这样一个打工者的视角去看这些电影。他能够注意到的细节可能我之前都是忽略掉的，所以那次交谈让我觉得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很兴奋。后来每一次再去皮村，也会有意识地跟他去聊，每每能收获一些不一样的认识角度。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一种自然的、平等交流的关系（形成）。这是2013年（发生的），当时我就想能不能够发挥自己的所长在这里做一些事情？后来我也会带一些朋友去皮村和工友们聊天，差不多经过两到三年，大家逐渐建立起信任和友情。

2016年，王德志告诉我，大约在2004年的时候“工友之家”就开始制作一些影像，包括剧情片、纪录片。但是一直以来都是他一个人（组织），因此力量单薄。他说我们能不能一起成立“新工人影像小组”来延续这个创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时机，因为我本来也有这样的意愿一起工作。我们当时设想拍摄一些影像来反映新工人的状态，不仅仅是生活和经济状况，也包括他们自身各方面的探索。我和王德志在工作过程中也有一些磨合，包括理念、工作生活的时间安排，等等。这里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就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友情，让我们两个人的理解角度能够达成平衡。

刚刚开始计划的拍摄时，很多问题我自己是第一次接触，拍摄之后的反响也并不是特别好。2017年由于资金问题，拍摄工作还有一段中断。那么我在想，如果现在没有一个合适的条件继续拍摄，我们能不能先将之前的素材整理起来做一个影像资料库，也为未来的合作机会做准备。

当我把这个资料库整理完毕之后，我发现它们有很明显的五个分类：工作、生活、儿童、斗争和感情（家庭居住）。我发现，目前似乎没有合适的机会让这些影像在美术馆中展览，但可以把它们放回到打工博物馆作为一个长期的陈列。这样也就丰富了博物馆原有的收藏类别（文字资料）。目前为止，“新工人影像小组”工作路径出来的成果还不是特别完善，但是资料库的整理工作我个人比较满意。这样的一种“介入”包含了我自己的工作和判断，以及和工友们探讨的成果。如果有一点反思的话，我觉得影像资料库对于打工博物馆本身是一件好事，但可能对工友的实际生活上的影响是不够的，工作中还有一些潜力和能量没有被发挥出来。对我而言，社会介入这样一种创作方式和挑战性在于它会让我不断寻找我自己的定位，即我的长处能够做些什么，怎样做会比较合适。这也就形成了将项目进行下去的动力。

任越（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现就读于芝加哥艺术学院艺术史研究生项目）：

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社会介入”虽然有非常多非官方的定义和解释路径，但它很大程度上是在寻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它本质上在“介入人”，探索人和人之间有没有合作、共事的可能性。并且刚才的介绍当中，宋老师提到和您的合作者沟通去完成项目的过程，看起来，您的身份已经不仅仅“艺术家”，而是在向一个策划者、组织者和合作者转换。

我自己的背景是从社会学转入艺术史学习，所以我一度十分好奇：从一个比较固定的学科范式，转换到艺术家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往一些更具创造性的表达方式靠近的时候，他会不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学术领域的影响，从外界的学科去寻找一些支撑，从而经历一些学科思维之间的转换和自己工作、思考方式的转换？我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交流，我渐渐觉得艺术家的好处在于他可以通过艺术家这个“头衔”去有效规避一些学科可能给予他的界限，而去采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视角来做自己的一些东西，来“为我所用”。因为我有一个艺术家的头衔，我就可以做“我的艺术”。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原则上是不能这样的。虽然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直觉和创造性，但是最终在进行产出的时候，是一定要避免“枝蔓”，把目光聚拢来思考某个具体的问题，回应某个具体的方面。

苗天元（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现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读博士生）：

谈到学科交叉的话题，我刚刚结束的毕业设计有一部分涉及了社会干预；我的项目通过编程设计了一个网页，模拟苹果手机的界面，但是做一些轻微的改变。我把这个系统投放给用户，记录他们使用之后的反应。这里需要解释一下：这些改变是基于我们使用手机过程中的身体记忆，例如我们有时闭着眼都可以把闹钟关掉；我的设计就是要尝试反抗类似这样的身体记忆，比如重新设计的计算器的界面，在这个系统中用户每点一次，它的按键位置就会发生改变。我也做了一些影像来记录这些变化。

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虽然这是一个美术学院的设计课程作业，我是能够在它背后找到一些理论支撑的。在两个学科之间进行交流也有很危险的一点，就是说，它并不是一条“坦途”，有的时候可能会跌落深渊。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有些时候会有强行解释的倾向，就是说我希望我的观众来帮我完成这个作品，让我之前的观察变得更有解释力。

任越：

你刚才分享的例子让我想到两点。第一是学科之间的渗透能带来什么；最初进入（当代）艺术史领域的时候，我自己有一种困惑，就是和文化批判、和视觉分析相比，艺术史似乎涵盖更广，牵涉了社会科学、哲学、美学的概念，那么当它什么都在谈论时，它到底在谈论什么? 但是当我回头去看一些社会学的理论时，我发现自己所关心的方面和所接触的知识，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理路。或者是作为艺术家，这些知识形成你感知事物、处理事物的方式，进而成为你自己的“语言”。因此就我的理解，艺术家可以不必考虑在某个知识领域的“专业性”，他要做的是一个理解、运用和创造的工作。如果从学术研究者的立场来讲，则需要收束目光，和既有的理论进行对话，最后可能会形成你自身的方法论。

第二点是从艺术家的角度出发，去寻找作为艺术家的主体性和你的研究对象、或说你的观众反应之间的“边界”。那么其实在一些在地实践项目中，艺术家在进入“田野”的时候也有这样一个伦理边界。包括宋老师刚才提到的和工友如何去合作，我们的主体性和他们的诉求之间如何达成一个平衡，都是这样的体现；因为我们最后要做一个作品出来，那么我们的观察对象甚至是项目中的合作者，会不会在作品当中被“对象化”？

苗天元：

对，我也有过这种顾虑。我的本科毕业设计现在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我是希望能够弱化观众“被观测”的身份体验。而和真正进入当地的艺术实践相比，我觉得我可以更加客观，因为我是不在场的。在设计中，我通过作品的前置摄像头捕捉使用者的面部数据，并在撤展之后进行获取。通过艺术家的“不在场”，可能我可以看到更加客观的结果。

任越：

我觉得你是在幕后的一个角色。这个让我想到，是否艺术家不在“现场”的时候，反而更容易形成对观众的作用力？因为没有直接沟通的过程，但是研究对象会根据你之前设计的程序去走，而你做了一个终端收集的工作。

苗天元：

做作品的过程当中，这些期待虽然会有，但它的结果往往也是无法预料的。我装作一个观众在展览现场时，发现很多人对自己面部的关注程度非常高，他们只是把展览当成一个自拍的场景或者奇观。很多观众关注自己在场的过程，而不是艺术家要表达什么，因此会有一个落差在这里面。

宋轶：

我也回应一下刚才有关学科渗透的话题。我常常和朋友聊天会提到两种说法，就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艺术应该成为最后一个没有被社会分工所驯化的领域。第二个就是说，其实艺术最应该成为的是一个基础学科，和我们学语言、学数学一样。那么艺术就既不会是非常形而上，也不会过于具体、物质化，它一定是在这两个方向之间运动，而关键在于做艺术的人本身的往返，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他能够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去做作品、去推进他的项目。

赵昊阳（毕业于美国杜克大学，现为纪录片作者、独立出版人）：

我从我今年春节去陕北拍摄社火的经历出发，回到宋老师刚才讨论过的艺术家作为个体、拿着相机进入另外一个不属于你的身份的新的场景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体验。我认为拿着相机本身就预示了“所拍摄之物将要被观看”的事实，被拍摄者是必然会意识到这一事实的。很有趣的一点是，当地人真的对外来者的进入习以为常。每年都会有一些摄影师来到当地拍摄民俗，大家也会去表演扭秧歌、跳舞。但这些对我而言似乎并不是那么有吸引力，我更感兴趣的是 “地方”本身和当地人之间的互动。当时的社火表演只有三天，但是我会多花一些时间跟他们（村民）相处，帮他们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大家一起拍一张照片；这些虽然会被拍摄，但可能并不符合我原本的意图，也不会在最终的作品中呈现。但是我觉得这种相处过程可能是一个更加公平的方式，它将我的对象放在一个更加平等的位置上来达成互动，对我来说是解决（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紧张感（tension）的一个策略。

张瀚文（就读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摄影、摄像及相关媒介研究生项目）：

昊阳和宋老师的分享让我第一时间想起上一届卡塞尔文献展的一个项目叫做emergency cinema。我们可以回到影像的生产当中去讨论观看和被观看的权力问题。这个项目（技术上）由叙利亚当地人“自发”地完成，我们知道叙利亚处在一个战乱的状态，所以一些影像的生产是很艰难的。在叙利亚和皮村的语境当中，如果没有一些艺术家和研究者的介入，如果想要留存下来一些影像应该是不太可能的。那么这个项目的发起人告诉当地人，只要你有图像摄影设备，你就去拍，然后我们把这些影像发送到我们的Facebook或Twitter的账号上，来这样去做一个影像收集的工作。因此这全部都是来自民众的影像，而不是新闻机构、摄影记者主导的报道性的图像。我认为这样从社群当中采集的影像是非常有价值的。宋老师刚才提到说影像资料库的建立没有对工友们的生活产生实际的影响，而我觉得把影像留存下来已经是一种实际影响了。

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社会学意义上“社会介入” 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

第一个层次是微观的、个体的、从个人身份（individual identity）切入的社会介入。苗天元做的毕业论文是要打破每个人身体的惯习，即打破福柯所谓的对身体的规训，打破对个体身份、身体记忆和个体生活的路径依赖。

第二个层次是中观的。它或者是一个特定的群体、特定的社区，研究者会通过和社区中的人们发生持续的互动，来影响他们原本的行为模式。这一点上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做了大量实际的社区介入。海淀区的清河实验、前门大栅栏的社区营造，都是这样的例子。这些社区原本来自不同地区的居民和老师、学生一起合作，做了两个层次的改变。第一个层次是在空间上改变原有老旧、逼仄的空间，创造新的邻里格局。第二种是人和人关系的改变，例如我们会有意识地、创造性地让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本地居民聚集在一起，进行协商式民主的讨论，来激发他们在讨论过程当中的主体性，并且产生其中的能人、领导者。这种邻里关系的改造是社会学研究当中社会介入的一种表现，最终的目的则是为了促进、改变整个小社区的人际关系网络。这是特定社区层面的社会介入。

那么第三种层次的社会介入，就是在非常宏观的、社会政治转型层面的社会介入。例如我们发生的于洋案件、孙志刚案件，那么社会学家会来评析这些案件在我们整个社会层面的影响和意义。社会学系的孙立平老师，曾经很明确地提出我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转型之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断裂”，而这种“断裂”发展到今天，又变成了整个社会的“溃败”。在社会转型当中出现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就需要思考如何通过社会学的关怀、研究和行动，让这个社会向着良性的、友善的和善治的方向去发展。这是我认为三个不同层次的社会介入。

如果说到艺术家的社会介入，其实我自己对香港这座城市有一些长期的观察和记录。香港在大家印象中是一座非常讲究务实、经济利益至上的城市，那么整个社会对于一些公众事件的关心程度，实际上我觉得并没有北京，甚至是广州、上海这样的城市积极。然而我发现一件特别好玩的事，就是在2005、2006年左右，香港政府是想要拆除天星渡轮码头，那么这个决定实际上相当于拆除了整个社会的一场集体记忆。香港的一些市民在这种情况下跑到码头上来进行抗议，呼吁城市需要这样的一个集体记忆的承载物。其实让我有些惊讶的是，在这样一场运动当中走在最前面的，不是普通的民众，而是城市里的艺术家：诗人、音乐家、舞蹈家和漫画家。他们在将要拆除的天星码头前进行艺术表演，他们的基本想法和逻辑，就是通过自己擅长的媒介和形式来进行社会批判，从而寄希望于社会改变的可能性。

我把这一类的艺术家归为“cultural elites”，文化精英。这样的文化精英必然有两个面向：文化上的优越感；他们用自己的技术和媒介对社会现象进行描绘、折射，但无论如何，他们认为艺术品最终会超出普通公众的理解层次，达到艺术的成效。但是同时，他们的文化产品触及了更广泛的受众，因而和观众建立了联系的纽带，因此会带来更大层面的冲击，给社会造成一种影响。

任越：

我顺着严老师的思路说。我自己在社会学系转入艺术史系时，有一种比较强烈的感觉，我把它叫做当代艺术的“社科化”。从取材上来说，一些当代艺术的实践者会越来越将目光投射到现实层面，把一些当下发生的事件作为自己创作的灵感、素材、切入点；在组织和展示方式上，也出现越来越多的所谓“参与式艺术” 以及“社区艺术”，例如在美术馆，我们不仅仅能看到展览，也会听讲座、参加公共活动和教育活动，而一些社区把自己的公共文化活动做成了社区的名片，等等。我就会想当代艺术似乎在更加强调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人和作品之间的沟通。刚才严老师所说的香港的情况加强了我的这种感觉：社会学家在通过一种关怀的方式，向人文、人际的层面去靠近，而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会成为他们自身艺术创作当中的一条线索。

在瀚文在讲的时候我还想到一点。如果我们考虑艺术家和学者做研究、创作的初衷，然后从结果层面去回溯，那么艺术家在做的可能更多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例如我们进入当地之后想要把它的现实状况、面貌呈现出来，但也会经过自身的艺术加工。拿纪录片的制作来说，就是会剪辑我们的素材、技巧性地运用一些对话，等等。这让我想到艺术创作和社会学研究相比较，会不会对“结果预设”有强弱程度的分别？例如宋老师在做皮村的项目过程当中会有他自己对创作过程的反思，之前我们也讨论过艺术家所期待的表达是带有一种精神性、一种不确定性；而社会学家的研究在初始阶段，是否有一种预设，即我要对现象做出解释，要把我拿到的素材和资料归纳到规范的学科框架当中来，并且对我的研究对象产生短期或长期的实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