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外来者——贵州苗族的伐木工

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常年过着“游山”的生活，想来让人有一丝心酸。因为他们常年生活工作在山里，所以也有孩子是出生在山上的，这点我没有去证实，只是听村里人说起过。我还问了大姐今后还生不生孩子、超生罚不罚款、小孩子为何不放在家里等几个关于孩子的问题，我当天的日记里记录下了我们之间的对话：

“我问大姐是否还会再生小孩，大姐斩钉截铁，毫不犹豫的回答：‘肯定要生啊，还想要个女孩。’我问她超生罚多少钱，她说也不一定要交，看有没有遇到补查期，罚款有几千，有的有好几万。”

“我问大姐为什么不把孩子放在家里让他们的爷爷奶奶带？大姐说家里的老人每天早出晚归，劳作十分辛苦，每天都背着背篓劳作，不能够带这么小的小孩，等小孩6、7岁时在带回老家读书。大姐还说现在小孩也到了读幼儿园的年纪了，但是他们的条件送不起。”

看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他们的生育观念和自己很不一样，感到很惊讶，但对于我而言，只要想起2014年我到红河州红河县的哈尼族山区做调查时，约者（大学本科同学）的姐姐说的那段话，我便不觉得这样的生育观有什么值得惊讶，约者的姐姐说：“多子多福，孩子多了，家里才热闹，找钱来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交罚款！”因而这样的生育观其实在我们国家很多地方还是存在的。他们的生育观是很多因素综合造成的，决不能以“落后”二字以蔽之。村里人还和我说到，这些贵州伐木工人中有一个人生了6个孩子，听到这个信息，我心里想这些孩子的户口、身份、读书怎么办？

大姐谈到的要等孩子到了6、7岁的时候再送回老家，我想这是很周到的考虑。因为对于他们的孩子而言，到了那个年纪，基本的生活也就可以自理了，从这一点来看，他们长期把孩子带在身边，生活在他们工作的山林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不但赋予了他们父母之爱，更培育了他们独立自立的品格。

雨水滴滴哒哒地落在篷布上，顺着篷布往下流，形成了水帘，又顺着山路流到低处，来时坚硬的泥土路已变得满是积水，泥泞不堪，此时帐篷里响起了优美婉转的苗歌，这是一位中年的女伐木工唱的哄孩子入睡的歌曲，但她唱了一会便停了。那段极为短暂的苗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还时常浮现在脑海中，很后悔当时没有请这位苗家阿姨唱一首完整的苗歌并且录下音来，说来说去还是我的拘谨的性格做的怪。我这种性格是最不适合做田野的，直到现在仍旧如此，虽然我有一颗强烈的由民族学熏陶出来的对于大千世界的“关怀”之心。

按照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常规，经过这两次的相遇，接下去做的就应该是更深入的交谈和观察，但我竟刹住了我的脚步，之后竟不再有这样近的接触了。虽然当时也在不断反思和鼓励自己“再向前迈一步有何不可？”但最终还是过不了自身性格挖出的坎。其实我所做的并不能算是田野调查，只是一个民族学初学者冲动燥热之情抑制不住的表现罢了。学了民族学，总觉得很多事情有意义，都想去“关怀”一下，但从来都只是想法多于行动，行动起来也不尽如己意和人意。

以上是我对于来我们村伐木的贵州苗族工人的认知的一部分，主要以白描为主，并没有进行什么分析，但不做一些思考分析似乎不行，因而下面还想试做一些思考，但由于上面的文字过于冗长，而下面的文字描述又与之将有不小的差异，所以只能另起篇章。这篇文字且当做“上篇”吧！

（下）

前面我们说到，山上的速生桉对于我们村而言是没有所有权和收益权的，但是山地的所有权却还在我们手里，山仍然是我们村的山，因而这批远道而来的伐木工是生活、劳作于我们村的地界里的。按照我们习惯的思维和认知，一群外来的人长时间（据我的了解，起码在一个月以上）生活在一个小山村，一个乡土社会里，主客之间应该会有较为密切的来往，但据我差不多一个月的观察，事实并非如此，这群来自贵州苗族的伐木工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只是一群遥远的外来者，一群过客，而对于他们而言，我们村也只不过是他们“游山”伐木所经过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山场而已，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村以及我们村的人也是“遥远的主人”。

我们村的山分布很有特点，基本分布在邕宾公路（028县道）的两旁，只有少部分位于公路以内，所承包给外地老板种植速生桉的那一片几百亩山地正好是位于邕宾公路两旁的山地，而村庄和居民却分布在公路内侧，和公路两旁的山地并不连在一起。这种山林与村落分离的空间分布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伐木工和村民的交往。如果伐木工劳作的山场和村庄连在一起，那么他们出出入入，他们的用水等等无疑要与村民发生很多联系。可以说，我们村与伐木工劳作的山场之间的田地和公路形成了一条分界线，线的内侧是土著即我们村和村民，线的外侧则是客——贵州的伐木工人。邕宾公路的存在还在另一个层面上将主客分离开来。通常在山区，公路两旁都是人口较为集中且商贸较为发达的地带，就在伐木工劳作山场的西北方向一公里处和六公里处分别有一个圩场，他们日常生活、劳作所需都是在这两个圩场购买的，虽然我们村里也有几个小卖部，却不曾见到他们的身影。这里说的是主客之间为何有一种“遥远”之感的地理原因。

从我的观察来看，村里人的文化偏见和固有的刻板认知也是造成这种“遥远”之感的很重要的原因。在那段时间里，我总是听到村里人用一些带有偏见乃至歧视色彩的语言私下里称呼和讨论这群伐木工，比如“山佬”、“山鬼”和“木佬”、“山人”等。其实在我们县里，我们自己何尝不是“山佬”呢？从我记事时候起，就听到老一辈人时常谈起“外峒人”（生活在我们这几个山区乡镇之外的县人）如何看低我们，嘲笑我们，称我们为“山佬”、“瓦佬”以及如何被“外峒人”欺负的往事，并告诫我们在和外峒人来往时要多个心眼，比如外婆就和我说过：“精，你比得过外峒人精？”而具体到我们这个山区乡镇，又分为外山和内山，靠近公路的为外山，远离公路的为内山，内山人无疑又要受到外山人的歧视和偏见。同样是山区乡镇，在外峒人眼里都是“山佬”，但山区乡镇内部却仍按与县城的远近形成区别。这些有点像王明珂考察川西羌区时所说的“一截骂一截”的现象。而这些来自远方的贵州伐木工，为何在与村里人并没有太多往来的情况下被村里人称为“山佬”、“木佬”和“山鬼”呢？我想首先是和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生计方式有关。他们从事的是伐木工作，工作在山里，住在山上，甚至连孩子都生在山上，给人的最初印象就是和“山”有关，换句话说他们的文化表征就是“山”，因而他们很自然的被冠以很多带有“山”字的他称，这点和瑶族里的支系盘瑶一样，因为“食尽一山，则移一山”而被定居的有编户齐民身份的汉族士人称为“过山瑶”、“山子瑶”。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在我的生活经验里，在我们那一片山区里，但凡来伐木的基本都是广西西部地区（如南宁的马山、隆安，河池和百色）、贵州和云南的人，我的这一认知也是从乡民的谈论中形成的。乡民们或许没有相对精确的关于外界的地理知识，但是对于马山、百色、河池和贵州、云南这一连篇的地区还是有一些模糊但又不无一定准确性的认知，在他们眼里，这一大片地区就是大山区，而非我们村那样的小山区。这群伐木工人来自贵州，干起活来在村民眼里简直不要命，甚至有人说这些人里的女人干起活来都比我们当地的男人厉害，干活吃得苦，做得力在乡民眼里也是“山人”的特征之一。所以，这群来自贵州的伐木工无疑的被冠以带有“山”字的他称。在这里我想提及我的两次经历。2011年2月份，我去到了我们镇最为偏远的山村LQ村，从公路进去，翻山越岭3个小时才能到达，进去出来，我脚下的回力鞋鞋底竟然裂开了一条横线，在路上久不久还会见到马，这在我们县里是很少见的了。而我在我们镇甚至是我们县最为偏远的山村竟然听到了山民们关于云南人的说法。他们说早些年有不少云南人拉电线，他们把这些云南人称为“云南猫”，一听就是带有歧视性和偏见的称谓，但“云南猫”这个称呼又说明了他们身手灵活，这是生活在山里才具有的，加之云南人在他们眼里操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因而“云南猫”这一他称也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这里说这个故事，是想说刻板的模糊的认知对于不同人群之间的互动潜在着自然的阻碍因素。2013年的时候，我跟随同学到了位于我们隔壁的县里最为偏远的山区乡镇CP镇，CP镇拥有最为广阔的山林，一路上都可看见大片的杉木被砍倒改种速生桉。CP镇是典型的山多人少，而且青年人很多都外出了，种植如此广阔山林的人手哪里来呢？在CP镇我听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CP镇的不少山民雇佣了很多来自广西西部山区乃至云贵地区来的工人。这里想说的广西西部山区以及云贵地区的人们在乡民的认知里就是和山有着密切关系，比同样被称为“山佬”的我们还更善于治山，因而他们被冠以“山”字的他称是一种自然而然地现象，当然这里说是自然的现象并不只是为了掩饰这些他称带有的歧视和偏见。正是因为对于这群外来的伐木工带有一些歧视和偏见，村里人一般不愿主动和他们来往。我所说的这些，都是说的我们那里人对于伐木工人的认知，至于伐木工人如何看我们，因为没有进行这方面的交流，也就无从谈起了。

在上篇我提到了伐木工人孩子们的生活状况，他们的孩子有些是生在山上的，而长在山上则是常态，这些孩子的生活状态和村里的同龄人简直是天壤之别。伐木工人的孩子每天跟着父母上山下山，父母干活时他们就在一边玩，身旁是一堆堆的木头，顶着毒辣的太阳，有些孩子甚至不戴帽子，所有的孩子都被晒出黝黑的皮肤，他们住的是木头搭起的十分简陋的帐篷，吃的则是油水不足的食物，而村里的小孩则吃好住好，不用上山去下山来也不用晒日头，干干净净的。这种生活状态的巨大差别更是加深了村里人对伐木工带有偏见的刻板认知和强化了伐木工身上“山”的文化表征。对于这群孩子，村里人基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固然同情，但仍不免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这些孩子，村里人通常拿他们来作为教训孩子的反面素材。在那段时间里，我听到不少年轻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在教育或者教训他们的孩子或孙子时，总是说：“你看山上那些木佬的侬（孩子的意思），你和他们比不知好多少倍，怎么还不听话”等等，言下之意就是“木佬”们的孩子们很苦，而自己的孩子比他们要优越。还有些村民有时还拿这些孩子开玩笑，说他们长得黑乎乎的，像木炭一样等云云。甚至关于这些孩子还有一些我认为有些离谱的传言，说什么这些孩子才几个月就可以长得和我们村里小孩一两岁大了，或许有说他们身体好的意思在里面，但另一方面无疑体现了村民对于这些孩子的非正常化的认知，非正常化的认知背后显然是一种生活经历和文化的差异导致的偏见。这种偏见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客之间的往来，在那段时间里我没见过有伐木工人的孩子到过村里，进入过哪家门口，更不用说主客双方的孩子在一起热闹的玩耍了。

村里人不但不太愿意和这群远来的伐木工主动来往，更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矛盾，这就更扩大了双方的距离。伐木主要是在山上，而要装运木头则主要在山脚下面的平地，而山脚及下面的平地一般都种有村里人的竹子和一些旱作农作物，因而伐木工人在将木头往山下搬运的过程中，无疑会毁坏这些山林和作物。很多时候木老板并没有和村民提前协商好，所以一旦在搬运木头的过程中发生毁坏竹林和作物的情况，村里人往往把账算在伐木工人的头上，这样就不免发生争吵，疏远了距离。个别村民其实是无理取闹，仗着是本地人，也想贪图赔偿金，所以临时在搬运木头所经过的已经撂荒的畲地里种下了玉米，玉米很快就发芽，这个别村民一旦发现往下搬的木头毁坏了玉米苗，就会找伐木工人闹事，要求赔钱。这样做对于伐木工人来说是很不公平、很不公道的。我想伐木工人们遇到这样刁钻无理的“本地人”，可能也会形成对我们的刻板印象，这也许可以稍稍回答上面没有说到的伐木工人对我们村的认知这一问题。

村民和伐木工人们发生矛盾还体现在村民到山上砍柴这一事情上。对于我们村的人来说，伐木带来的最大实处就是提供了很大数量的柴薪，村民往往不会等到山上木头全部砍完才去拾柴砍柴，而是与伐木同时进行（伐木和砍柴的地方一般不重合），但是伐木工人只是将木头砍倒了而已，并没有搬下山，而大批村民上山砍柴很难保证有些村民不偷匿木头，所以很多时候村民会被伐木工人制止或者驱赶，这也造成了一些矛盾和疏离。我就不时听到村里有些人抱怨说这些“木佬”不让到山上砍柴，有些人害怕被“木佬”说。

上面讲到的主与客发生矛盾的两种情况很多细节没有写，不是我不想写，实在是我了解的少，这主要是因为我长期在外读书，回家时日也不长，上面所写到的只是一些回家时的见闻而已。主客发生矛盾固然是交往的一种形式，但毕竟不是我们习惯认为的友好的交往，而且发生矛盾还加深了主与客的裂隙，扩大了距离。

当然，这群来自贵州的伐木工人并没有完全与我们的村子隔离开来，还是有一点儿正常的友好交往的。我所看到的唯一的交往形式就是个别伐木工人到村子里来挖竹鼠。他们挖竹鼠的场景以及如何与竹山的主人沟通，我不知其详情，只记得在一个下午我看见两名男伐木工人高高兴兴的开着摩托车离开了村子，显然是挖到了竹鼠，看来他们挖竹鼠很顺利，没有和竹山主人发生矛盾。这也说明村里人的偏见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心理层面的，如果真的接触起来也不见得不能打破，因而任何事物都是有张力的。我很高兴他们能吃到竹鼠这样的野味，但村里人笑我说：“他们怎么可能舍得吃？他们是要拿到镇上的饭店里去买的！”这点我没有证实，村里人说的也许没有错，但这句话总让人感到有一丝怪味，好像伐木工人就吃不起似的。

总的来说，作为“地主”的我们村与作为外来者的“客”的伐木工人并没有过多的交往，甚至还发生了一些矛盾，所幸主客之间都比较忍让与和气，并没有上升到打架一类的情态。现在回顾那段时日，对于两个群体而言，他们的相遇可以说是擦肩而过的，各自大抵上都没有给对方留下多少印象。但是对于个体的尤其受了民族学熏陶的我而言，这一群伐木工人却给我留下了永生难以磨灭的印象。虽然村里人大多不愿与他们来往，但我却愿意主动和他们来往，这使我受到了村里一些人的不解和嘲笑。我之愿意和他们主动来往，而且是单向的，除了民族学初学者的冲动和热情之外，还有我对于伐木工人的孩子们的同情之心，此外还有一点，说来怕大家笑我天真幼稚，我当时幻想这群伐木工人好歹在我们村里生活这么长时间，总得给他留下些好的印象吧，感到一丝来自本地人的关怀和问候吧！我和他们的主动交往并不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做的，而是一种天性使然，我觉得我所做的自然而然地应该会产生我所幻想的效果。然而我太高估了我个人的力量，我的幻想终究还是幻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他们准备要拔寨而去的时候，我曾到过他们集中居住的地方，他们的就地取材做成的木帐篷一个连着一个，分布在山脊之上，俨然一个军营。当时我想给大姐和她的孩子们拍张照，留个念，但大姐拒绝了我，显然我们的关系还没达到足以相互信任的程度。也是在那天我才知道了那天在英雄弄见到的大哥是这群伐木工人的头，其实我应该早猜出来的，因为这位大哥身上总有一股和其他伐木工不一样的气质。不管怎样，和他们仅有的几次接触还是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回忆，下面请允许我再讲两个小故事再结束这篇啰嗦而冗长的文字吧!

那段时间七婶到山上砍回了很多柴薪，需要锯短，她家里有电锯，是以前卖粉时锯柴用的。但是七婶不敢用电锯，而七叔又在南宁打工，不常回家，于是我便帮七婶锯起木头来。不曾想，电锯锯着锯着，链子就脱落了出来，我自己拨弄了很长时间都没把链子装好，最后我想到了大哥，他们以伐木为生，他们肯定会修。于是我骑上电车到路边，准备上山找大哥，大哥正好和一个工人在路边的竹林下休息乘凉，我便拿出电锯说明了情况。大哥很热情，三下五除二便把脱落了的链子给装好了。从那时起，我学会了装电锯的链子，但现在几年不动手也忘得差不多了，没有忘的则是那时的场景，恍如昨日。

我生性易于动情，所以看到这群孩子们不禁起了同情之心，我虽然没有什么大能力，但是弄一些零食给这些孩子的能力还是有的。也是为了感谢大哥修好七婶家电锯，一天晚上我拎了一袋零食到英雄弄找大哥一家人（当时在我的世界里没有酒和烟的概念）。我之所以选晚上去，一是晚上他们才有空，二是怕被村里人看见，笑我。去了才知道我们之前相遇的那间木屋不是大哥他们住的地方，而是监工们住的地方。我正要离开返回家时，两位监工骑着摩托车从外面回来，他们见到我很警觉，一直盘问我大晚上的来山上干啥。我说来找伐木的一位大哥。他们对我仍旧不放心，一直看到我远离了他们的住处才黑下车灯来。他们的警疑是没错的，他们负有保护木头的责任，我是被他们怀疑偷木头的嫌疑分子。要知道，在农村半夜去偷运人家砍好的木头不是什么罕见的事，2004年村里卖木头的时候，就有人半夜偷了木头，据说装了一辆后推车。那晚之后，我就没有机会也没有胆气单独找大哥一家了。虽然在他们准备离去的时候我到过他们住的地方（这次是路过，并非专门找），但大哥和大姐似乎已记不得我，或者故意疏远我，对我的到来没有表现出一点热情，这也就打消了我在他们离别之际再好好交谈一番的念头（我以为之前的几次交往会给他们留下比较深的印象）。我回想起来，并不能怪他们，他们长期没有和村里人来往，而我只不过村里的一员，也没什么特别，或许他们察觉到我找他们“别有用心”，因而没理由要求大哥大姐对我“另眼相待”。

讲完这两个小故事，这篇文字也将要结束了。我很庆幸在我学习民族学的生涯里遇见了这群远道而来的伐木工人，使我有机会了解伐木工人的生活，使我有机会释放一个民族学初学者的冲动和热情，使我体悟到民族学独有的魅力，更使我深刻理解了文化和生活经历的差异和刻板的认知对于不同人群交往接触时所起的影响，也体悟到了要让他者进入土著的内心世界或者土著进入他者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不容易。这群来自贵州的苗族伐木工人，对于乡民而言，他们只知道他们是来自贵州的外来者，至于他们的“苗族”身份几乎没有人关注，他们是遥远的外来者，因为他们不曾真正进入乡民的世界，现在他们或许正在某个我们未知的山头上伐木。对于我而言，虽然我有意识去接近他们，但我却不曾进入他们的世界，因而对于我而言，他们同样是遥远的外来者。反过来，我们也是他们的“遥远的他者”。

不管怎样，他们是我生命历程中遇到的难以忘怀的一群人，祝福他们！

 2018年7月12日于云大东陆园

（作者柳云龙，系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