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华评《康有为在海外》︱康有为为何在美洲变身党魁

卢梭有言：“要研究一个人的心，还须退回来看看他的个人生活。”年谱在追踪个人生活方面，以其解释性少、写实性多而比传记更具客观性。有关康有为的年谱虽已不下五六种，而依梁启超所言，只要“各尊所闻，各述所知”，续出的谱记之作仍会受人欢迎。新刊《康有为在海外•美洲辑——补南海康先生年谱1898-1913》一书，理应受到学界重视，缘于已出康谱都对其海外流亡生涯记叙简略，语焉不详，本书恰好弥补了这一缺憾。编者身为康同璧秘书张沧江哲嗣，也是《南温莎康同璧旧藏》的持有人，本书虽是不足二百页的薄物小册，却能熔铸新材，通过逐日寻踪兼远观侧写，撮述谱主著力之事和苦心之处，呈现其流亡美洲时别样的精神眉宇。细读之下，颇能领略本书出乎同类作品之上的两个特点。

一是广为征引南北美洲各地西文报刊及相关档案文献，不啻为研究探索别辟新径。康同璧编《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抄录康氏诗文极夥，后出几种谱记也多如此。本书编者则另辟蹊径，藉侨居北美之利，留心查阅加拿大、美国及墨西哥各埠地方报纸，从中爬梳相关实况报道，基本理清康氏在美洲三四年里的具体行踪，并参阅各类档案资料，勾勒出康氏在美洲大地到处演说，频频出镜，与政府首脑、地方官吏、工商巨子、教会人士等会面互动的场景，颇能克服同类谱记中粗笔划史、行踪模糊的弊端。书中援引美国政府档案，明白交待了康氏两次晋见罗斯福总统的前因后果，其价值不言而喻；所述谱主与美国伊利诺伊州传教士杜威的交往情形，即可纠正拙文《维新事业在美洲的拓展与挫折》中有关考释的失误。

二是插附多幅旧照图像，使历史场景与谱文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诸如康有为初抵加拿大时，在哥伦比亚省议事大厅演讲的现场照及与接待官员的合影；负责康在加期间人身安全的加拿大骑警照；康在美洲各埠时下榻的旅馆照；与美国传教士会谈后的集体合影；保皇会定制的“铜宝星”会章像照；康在墨西哥开办的华墨银行建筑照等，不仅有补充文献记载不足的功用，也能使读者感受往昔的真实场景。前贤所谓好的历史书“图与文如鸟之双翼，互相辅助。”（郑振铎《中国历史参考图录跋》）编者于主观上有意趋向此目标，客观上也为干巴巴的纪年平添了些许阅读兴味。

图文固然醒目，瑕疵尤其刺眼。从书皮到内叶，本书可谓问题多多。先说书名的不妥当。“康有为在海外•美洲辑”只能指康在美洲的活动，主体须一致，编者却说“美洲辑的意思仅指本书史料收集基本上是在美洲完成的”，既有悖常理，也不合语法。好比某歌星海外巡演的美洲专辑，却被告知是在美洲制作的内地演唱曲目。副标题也拟得古怪，并不存在名曰“南海康先生年谱”的书，本书专为补充康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而作，理应署完整的书名；《续编》始于1899年，本书偏要提前一年，已属无谓，而1898年下仅“慈禧发动政变”等四句空话，岂非贻笑方家？

至于内容上的舛误，大致可归为三类：不明出处，编例不清；详略失当，引述混淆；以及考证失实，文句不通等硬伤。

本书摘引相关报道，偶或注明来源，多数不标出处，有违言必有据的撰谱原则。如记1899年5月31日康氏到英国，指出康本人《补英国游记》谓5月19日抵英是错记，却不提供任何文献依据。1905年5月记康应美国牧师杜威之邀访问伊利诺伊州，并发表演说和声明等，也不标示史料出处。56、57页详述谱主如何在美国驻加拿大领事帮助下获得赴美签证，也不附注来源。1899年5月下插入多段楷体文字，有康同璧《续编》文、康有为诗题，也有编者记叙，混淆而不明所自。其中一段是康氏自述，却标注“来自另一份报章报道”；类似“西雅图的一则报道说”（40页）的标注，同样使人不知所云。编者交待凡例之一：“书中所有未标明出处的楷体文字，均出自《康同璧档案》、康同璧自传文稿及张沧江手稿”，康同璧档案中有数十人信札，怎可概以楷体标示了事？凡例首条谓採用公历纪年，仅在目录各年份下附旧历年，却于记文中频频插入农历纪时，自坏体例。如“3月16日 康有为于二月十一日到洛杉矶”（68页），记“到洛杉矶”四字即可；“10月30日 康有为甲辰九月廿二日重返大西洋”（52页），记“重返大西洋”即可。至于1907年“1月1日 丁未元旦”（112页）的表述实属荒唐，公历1月1日怎可等于农历新年？

书中记述混淆、详略失当之处也屡屡可见。比如摘引李福基《宪政会起始事略》一文，却无端混入编者记文（4-5页）；记（1899）4月15日接电报“不被允许入境美国”，4月19日又记接电报“不被获准进入美国”，究以何说为据？（1907）先记7月18日应弗林特之邀参观其“运动员之家”，又倒记7月17日应邀参观其“运动员俱乐部”，何日为是？记述保皇会改名“帝国宪政会”的具体日期，居然有五种不同表述（1906.9.1；1907.1.1；2.3；3.16；3.23），何时为准？

记述如何剪裁取舍，编者固然可以自有主张，但书中摘录文献时每每详略失当，明显不合常规。如1904年11月内，分别记康氏致信加拿大总理、接受渥太华报社记者采访以及在温哥华等地演讲，所记皆不见于《续编》及各种康谱，实应作内容摘录或简述，而编者于信函、演讲无只字介绍，却不厌其详地抄录已见于结集的三首长诗和欧洲十一国游记序文等。编者援引1905年美国多家报纸报道，记载康氏数月内在美各地所作十馀回讲演，对其内容也不作概述，却偏好抄录诗作。详述康氏1905年与美传教士杜威在各种场合的友好交往情形，却不提杜威在西报上公开抨击康氏、以及后者布置回击之事，也明显失之片面。《南温莎康同璧旧藏》所见康氏信中数次促容闳英译《我史》，及布置谋刺孙中山之举，也是必记而本书失记的大事。由《旧藏》存札所见康氏对女儿与罗昌恋爱之事的武断干预，和由此引起的矛盾，也应予记述，藉以了解其人格和性别观，实在算不得小事；就象希罗多德《历史》中记载“埃及女人站着撒尿，男人则是蹲着”这样的琐事，却备受后来人种学研究者的重视。

康同璧《续编》摘录谱主诗文极夥，编者分年照录时概予删削，符合行文经济的原则。但除了偶将谱记与康作一併删去（1904至1906及1909年下都有漏辑），未对《续编》明显错误加以改正（如1905年下记“十一月三日登绝顶，六日往堪萨斯”，末了又记“十一月三日赴墨西哥，六日至莱苑”；一天内不能同时现身美、墨两地。），主要问题是《续编》被再三地“照录”，在各年正文前及附录中照录之外，1903、1905、1908等各年正文内又见摘引，可谓一编之中三复其言。据核计，本书正文计一百六十四页，《续编》文字占去六十二页，扣去大量影像图片所占篇幅，编者文字尚不及康谱之多。本书1899、1904至1907数年内容确属有价值的充实，其馀年份基本是照录《续编》而已，删之不足惜。不妨径以康同璧《续编》更正稿为主体，附以编者的新获，方属名实相符。

至于本书存在的硬伤毛病，更是在在而有。如1905年6月10日记“康有为以旅美华人的名义发出一份拒约公告”，而据所附公告影印件辨识，实为徐勤就广东公学办理情况致保皇会员的公开信。编者的张冠李戴之举，也见之于132页“图70：苏彝士运河”，图片上分明有谱主手迹“水木明瑟，坐者忘世间矣。甦 威廉舒园”，德国小城亭园，硬被编者认作中东运河。康有为著《金主币救国论》刊行于1911年，康氏自序于1908年冬，又有1910年识语云“成于五年前”。《续编》将成书时间系在1908年底，因其1905年一直随侍左右，全年行止尽在掌握中，故未采信乃父之言。而编者无任何新证，仅据康氏兴到之语，将成书时间系在1905年，毋乃过于轻率。书中多处文句不通之处，如“洛杉矶举行盛会招待康有为”（68页），“演说比令、粒士顿”（88页），“致谭良，办酒楼”（93页）之类病句，实在是不该出现的。编者将西报报道译成汉语时也常犯错，如“他和他所崇拜的知名人士通话”（8页），应改作“他和崇拜他的知名人士通话”；“一起发表反对排华法案、反对美国和列强要求中国单方口岸开放政策”（73页），句子明显断气；“在他之前的旅行中，特别是俄罗斯，他一直试图避开到那里旅行，因为当时的日俄战争和会被误认为是日本人会带来不便”、“我们有大概超过一万种美国、英国和欧洲的工程技术书籍在使用，其中大部分涉及进步运动”（106页），译文如此不堪，不如直接摘引原文为宜。

曾经有人因曲解《论语》而招来“孔子很生气”的调侃，面对这本编得乱糟糟的小书，想必康子也会不高兴。一连串舛误居然也能躲过编辑的法眼，名牌出版社的编辑似乎缺乏必需的基本学养。张元济先生地下有知，也会发出一声叹息。

由阅读本书引出一点思考。与康有为海外流亡生涯相始终的，是清王朝谋求全面改革失败而走向衰亡、最终被党国体制取代的进程；是这一进程制约着康氏政治理念的演变，抑或相反，康作为时代弄潮儿，发挥了引领此趋向的作用？这一问题视角，显出康氏在美洲蜕变为党魁的意义不同一般。

保皇会成立不久即有“国际第一大党”之称，在更名前已具政党雏形，1905年康氏在美国时宣称“我们的政党正日益壮大，其目的是拯救中国。这是我的工作，我冀望海外五百万中国移民团结一致，形成一个新的强大的中国核心。”（本书第80页）在他看来，1905年以后国内的宪政运动，正是推行政党治国的开端，得悉张謇出任江苏谘议局局长，他即直接等同于宪政党领袖，并于1906年致梁启勋信中说：“季直必为党魁，吾早言之。”

康本人当然也是以党魁自居，他只是觉得回国发展党组织的时机条件还不成熟，只得暂由张謇独领风骚，“移植党于内地，今尚未能也。”在建党过程中，除了拟章程、掌财权等，尤需形塑党魁的非凡形象，为将来执政作铺垫。所以在托容闳英译《我史》向世界推广之际，还拨冗重作修订，在1858年“生于其乡敦仁里老屋中”记文下，添加“生时屋有火光”六字，刻意营造一层超凡入圣的“东方红”光环。他明白拒绝梁启超所封“孔教之马丁路德”的头衔，却欣然接纳“中国之摩西”的称号（本书第65页），显然“立功”之意更甚于“立言”。他要当摩西式的实际的人民领袖，象摩西率领希伯来人摆脱埃及人压迫统治那样，领导国人挣脱异族的腐朽统治。

他与皇帝的关系显然是绕不开的话题。学界及康氏亲友皆肯定康对光绪帝始终怀有崇仰感恩之情，实则就刊布奏稿一事而言，康氏未必真把光绪放在眼里。《戊戌奏稿》虽迟至1911年出版，其中大半奏折已在1898、1899年《知新报》《清议报》发表；1899年撰《我史》中，不厌其详地罗列十馀年里所上各份奏疏的梗概，并旁及代人上言内容。康氏举动看似寻常，也不见有研究者驻足留意，其实很值得一探究竟。

儒家有一条经义，是所谓“事君欲谏不欲陈”，据说是孔子定下的规矩（见《礼记•表记》）；谏和陈有私下、公开之别，意思是说，皇帝也是平常人，也会犯错，大臣上奏言事、纠失正误，限于小范围即可，不应公布而有损皇帝颜面。北魏孝文帝从帝王立场对此作了极端解释：“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为不作书于人中谏之，使人知恶，而于家内隐处也，岂不以父亲，恐恶彰于外也。今国家善恶不能面陈，而上表显谏，此岂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魏书•高允传》）他以高允为例说明忠臣就是“正言面论，无所避就，朕闻其过而天下不知其谏”。或者象李孝伯那样，上朝“切言陈谏”，回去即“削灭稿草，家人不知”。类似事例也数见于后世，如唐太宗时，以“分桃”典故出名的马周，《旧唐书》本传说他“临终，索所陈事表草一帙，手自焚之，慨然曰：管、晏彰君之过，求身后名，吾弗为也”。直至明末，崇祯帝还据此归纳出一条定理：“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近期热议的“国王的两个身体”之论，在汉唐史籍中可找到丰富的反例，惜辨论诸君只看西洋景，不顾本地风光。）

搬出上述故事，意在反衬出康有为的大胆创举。梁鼎芬曾吹嘘康“上书不减昌黎兴，对策能为同甫文”，殊不知韩愈、陈亮的奏疏皆于身后由子孙后裔刊出。即便在晚清，如林则徐、王茂荫及曾、左、李、张等人的奏稿疏文，都是在自身和受谏君主作古之后，由子孙或门人辑刊。康氏的破记录行为，与其说是罔顾经义，不如说是显现经义施行内外有别的立场。他迫不及待地发表奏稿，不顾受谏的光绪还在台上，固然可借用万历皇帝对臣下类似举动的训斥“还是沽名钓直的多”、“他还是出位沽名”云云作评价，却也暴露出他无视清廷权威、不认可其统治合法性的心思。

在远离故土的环境下，康有为可以对西报记者直抒己见，表示满清统治已难以为继，他的使命就是“把他深爱的祖国从腐朽的政府手中夺回，并使之跻身于世界文明国家行列”。在海外组建政党，“即与立国无殊，则以外中国而救内中国”（本书53页、66页）。他公开宣言要抹去清朝名号，“改大清国为中华国。中华名至古雅，至通而确，将来永为国名”。章太炎提出中华民国的名号，尚在数年之后。康有为打出“保皇”旗号，所保的皇帝已非具体个人，而是抽象化的政治符号。他心仪英国式君主立宪政体，想在中国的政治变革实践中作全方位移植，这就需要有一个抽象的“虚君”符号。法国革命出现流血惨象，缘于他们把国王杀掉了；英国实现平和的权力更替，是因为有土木偶式的君主坐镇在上，虽形同虚设，却有避免暴力冲突、杜绝野心家觊觎之念的妙用。他设想在中国政治革命中践行这一英国“政化学”原理，在“虚君”宪政旗帜下，完成满清向汉族的权力“内转”进程。他认为这一内转过程始于曾国藩，将终结于他作为政党领袖而归国执政，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不流血的权力更迭。这也就是康有为在美洲变身为党魁的意图与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