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卢斯：美国曾经“最有权力的七个人之一”

说起“权力”，很多人都会联想到皇帝、总统或者军阀。但事实上，有时候展现权力，未必要通过王座。

当然，和坐在王座上一样，这样的权力，也会有失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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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也奉行“在本国出生即拥有国籍”的政策，那么亨利·卢斯就可以算是一个中国人了。

1897年，亨利·卢斯的父母亨利·温斯特·卢斯和伊丽莎白作为北美长老会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第二年在山东的蓬莱生下了亨利·卢斯。

亨利·温斯特·卢斯，中文名为路思义。他在中国传教15年，参与筹建燕京大学和齐鲁大学。自1912年返回美国到1930年前后，他一直担任（美国）中国教会大学基金会负责人，不停地四处募集捐款，以便向中国北平的燕京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也是美国教会学校）等邮寄办学经费

1898年，正是中国开始进行“戊戌变法”的一年。

亨利·卢斯是家中的长子。他14岁之前的岁月，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在中国成长，在中国读书。14岁的亨利·卢斯离开中国的那一年，恰好是1912年——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中华民国”正式成立的一年。

亨利·卢斯在离开中国前写信给自己的美国朋友：

“这场革命（辛亥革命）给中国日益广阔的未来送来了一缕希望之光……它有可能被证明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最了不起的改良运动。”

离开中国后，亨利·卢斯先去欧洲读了一年书，15岁才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家乡美国，随后进入康涅狄格州的霍奇基斯中学读书。在那里，亨利·卢斯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兴趣和特长所在，开始担任学校的文学月刊主编。

从霍奇基斯中学毕业后，亨利·卢斯顺利考入了耶鲁大学。在这所名校里，亨利·卢斯做了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件是加入了“骷髅会”。这个每年只在耶鲁大学三年级学生中挑选15名精英学生入会的秘密社团，将为他今后的人生道路带来很多帮助。第二件是成为同学布里顿·哈登（Briton Hadden）的助理，哈登是当时耶鲁大学校报的总编辑。

“骷髅会”的标志。上面有阿拉伯数字“322”字样是因为这个组织信奉着一个传说：公元前322年，当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逝世时，雄辩女神也随之升天。这个社团因此自称为“雄辩俱乐部”，他们相信，1832年雄辩女神已经重返人间。“322”因此成为这个组织的代码。多年来，这个组织里走出过三个美国总统和两个大法官，以及无数美国议员和内阁高官，被有些人认为是一个势力庞大的控制美国的地下社团。但也有不少记者调查后表示，它只是普通的大学精英社团。

学生时代的亨利·卢斯继承了父亲作为传教士的执着和坚韧性格，但父子两人追求的目标似乎不太一样。如果说老卢斯把一生都献给了在中国的传教和教育事业，那么小卢斯的执着目标是财富、权力和地位。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若不成名，我誓不罢休！我要让脚下的土地将我仰望，在我死去之前把我赞扬。”

在这条道路上前行的过程中，亨利·卢斯确实表现出了胜人一筹的天赋和嗅觉。

亨利·卢斯读书期间正值一战爆发，卢斯在校报上宣传“爱国主义”，呼吁所有学生要身着军装，随时听候政府召唤上战场。但另一方面，他成了附近一家裁缝店的“中介”，负责学生们做军装的订单，发了笔小财。

1920年，亨利·卢斯从耶鲁大学毕业，又去牛津大学深造了一年，然后决定踏入社会。

毕业前，他留下了自己的毕业豪言：“我要赚很多很多钱，多到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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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踏上社会的亨利·卢斯很快就和很多毕业生一样，在现实面前垂下了头——哪怕他毕业于耶鲁。

亨利·卢斯一开始往国际联合收割机公司投了简历，遭到了无情的拒绝。然后他想去干他热爱的新闻事业，于是进了《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但没多久却因为报社经济情况欠佳，他被列入了裁员名单。

才刚毕业三年就品尝到了失业的滋味，亨利·卢斯觉得心灰意冷。就在此时，他当年在耶鲁大学的校报总编朋友哈登找到了他，邀请他到《巴尔的摩新闻报》工作。

布里顿·哈登。亨利·卢斯认为哈登的写作才华其实超过自己

兜兜转转又回到新闻行业，亨利·卢斯此时终于坚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就是要做传媒。但他的人生梦想其实和《巴尔的摩新闻报》并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决定和哈登一起做一件事：

办一份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报纸。

是亨利·卢斯异想天开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说是，是因为两个刚毕业没多久的毛头小伙子，连从业经历都没多少，就放豪言说要办一份“世界上最伟大的报纸”，怎么看都是在开嘴炮。

但说不是，是因为亨利·卢斯有自己的观察。

他的观察，就是当时的美国已经完成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转型：1920年，美国的城市人口达到了总人口的51%，正式进入城市化时代。

20世纪20年代，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街景

城市人口大规模提升带来的一大结果，就是涌现出一个新阶层：新兴中产阶层。这个阶层人数庞大，他们并不是出身于名门或贵族，可能父母还在农村或身处城市里原本比较贫苦的阶层，而他们这一代通过读书和自身的努力，开始拥有了一定的财富和社会地位。

而这个阶层的人们很容易产生各种焦虑：他们一方面为摆脱了父辈的贫苦和落伍而有些沾沾自喜，但另一方面又对进一步拥有财富和地位表现出一种迫切的渴望，同时还有一种对失去现在地位或被同龄人远远甩在身后的恐惧。

在这样的背景下，针对这个阶层的阅读市场就出现了一片巨大的真空。

当时的美国市场上，新闻刊物呈现出一种“两极分化”的局面：

一头，是以“黄色小报”为代表，报道“低俗新闻”。其中以两大报业巨头普利策的《世界报》和赫斯特的《纽约新闻报》之间的“黄色新闻”大战最为著名。这些报纸以色情、自杀、灾祸、暴力、犯罪等刺激性内容为主打，辅以夸张的标题和排版，专门满足低层次读者的猎奇心理，基本上没有什么营养。

另一头，是以美联社为代表，报道“高冷新闻”。这类新闻严守“新闻专业主义”态度，只给事实和数据，力争避免出现任何主观倾向和观点，一切交给读者自己分析和判断。而这类新闻，一般人是读不懂或读不下去的。

《世界报》报道当初美国“缅因号”战舰爆炸的新闻。19世纪末的美西战争成了普利策和赫斯特提高报纸销量的战场。普利策的《世界报》不遗余力地宣扬战争即将到来，而赫斯特直接告诉他们驻古巴的记者——后者认为不可能爆发战争——“你提供图片，我提供战争”

亨利·卢斯认为，这两类刊物都不符合他当时分析的“新兴中产阶层”的需求：他们想有追求，图上进，至少希望自己谈吐有干货，所以不想读低俗无聊的“黄色小报”；但同时，他们又觉得美联社那些东西实在太枯燥，有些还读不懂。

所以亨利·卢斯认为，如果有一份刊物能够既提供精英阶层需要的资讯，同时又能帮他们解读，甚至连观点也整理好，便于他们在茶余饭后拿出来当谈资，那么这份刊物肯定受欢迎。

想到就做。亨利·卢斯虽然才毕业没几年，但他的“骷髅会”会员身份此时发挥了作用，他和哈登开始四处游说别人投资他们的报纸，在半年内筹集到了9万美元的启动资金。

1923年3月3日，亨利·卢斯和布里顿·哈登一起创办的刊物终于面世。

这是一本周刊，名字叫作《时代》（Time）。 

《时代》周刊的创刊号，封面人物是当时的美国国会议员卡农，由此也形成了新闻人物出现在《时代》封面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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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杂志一面世就一炮而红，因为亨利·卢斯确实找准了定位。

《时代》的创刊号只有28页，但归纳了一周以来发生的大大小小新闻，并整理成了22个方面，呈现给读者。这也符合这本杂志当时宣称的定位：为忙人服务，让他们充分了解美国以及整个世界。

虽然《时代》是一本周刊，在时效性上远远落后于报纸，但亨利·卢斯和他的搭档充分发挥了资料收集和归纳整理的能力，用图表、类比、标音等各种方式帮助读者加深了解、克服阅读障碍，再加上出色的文笔，所以当时的社会精英们更爱读这本杂志上经过沉淀的文章，然后再将这本杂志上呈现的观点化为自己的谈资，进一步传播。

《时代》杂志很快就成为当时美国媒体界的一股清流，进而开始影响美国上层人物乃至白宫的决策。1929年，布里顿·哈登因病去世，亨利·卢斯备受打击，但很快又振作起来，从哈登的继承人手里购买了《时代》的股权，开始全力扩张他的传媒版图。

亨利·卢斯布下的第二颗棋子，是一本纯经济杂志，名叫《财富》（Fortune）。

亨利·卢斯不顾身边人以“世界经济大萧条背景”为由对他进行的劝阻，在1929年秋天推出了《财富》杂志。第一期184页，全部用重磅铜版纸印刷，并配有精美的图片，售价1美元。亨利·卢斯称这本杂志必须“外观极尽豪华，插图极其珍贵，文章怀有一种适合其商业在公众心目中获得应有地位的目的”。

受益于《时代》创下的品牌效应，《财富》杂志创刊时就拥有了3万精英订户，随后销量一路走高，再度获得成功。在杂志之外，它的两个品牌“财富论坛”和“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影响至今。

1936年的11月23日，亨利·卢斯又布下了自己传媒帝国的第三颗棋子：《生活》（Life）杂志。

《生活》杂志的创刊号，封面故事是当时最大的水坝：密苏里河畔的佩克堡大坝。卢斯曾在《生活》杂志上亲自撰文，表示美国一定要积极参加全球事务，并提出了“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这一观点

关于这本杂志，亨利·卢斯的设想更加大胆：做一本图片新闻杂志。而在此之前，图片向来只是为文字新闻服务的附属品。这本杂志再度获得成功，创刊号就吸引了23.5万订户。

它的创刊卷首语写得就让人似乎很难拒绝：

去看生活，去看世界，去目击伟大事件；

去看穷人的面孔与骄傲的人的姿态；

去看奇异的东西——机器人，军队，大众，丛林和月球上的阴影；

去看人的作品——他的画、高塔和新发现；

去看数千里外的世界，藏在墙与房间里的人和事物，难以接近的危险场景；去看男人所爱的女人和许多小孩；

去看并享受看的乐趣；

去看并且感动；

去看并且接受教导……

此时的亨利·卢斯，已经完成了当初毕业时梦想：金钱、地位、影响力，他哪一个都不缺。到了20世纪60年代，卢斯旗下的时代集团已经是全世界最成功、影响力最大的杂志出版商，美国的1950年到1960年甚至被称为“卢斯的十年”。而丘吉尔还把他称为“美国最有权力的七个人之一”。

功成名就后的亨利·卢斯虽然实现了“赚很多很多钱，多到没有意义”的梦想，但却非常鄙视没有知识的暴发户，他的生活也很朴素，甚至从不参加高尔夫、网球等富人活动

无论是《时代》《财富》，还是《生活》（包括后来的《体育画报》等），亨利·卢斯旗下的杂志始终把目光投向全世界各国。

而在各个国家中，有一个国家始终被他牵挂，让他犹豫，使他怀疑，乃至影响他一生的不少决策。

这个国家就是他出生的地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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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亨利·卢斯的一家都对中国充满感情。

亨利·卢斯的父亲老卢斯就对中国难以割舍，这一点完全影响到了卢斯。这不仅仅体现在《时代》的封面人物总不会忘记刊登中国人的形象，也体现在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卢斯可能是唯一一个不断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抗战的美国人。

1924年，吴佩孚成为第一个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其评语是“中国最强者”。

当时的美国政府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谴责只体现在口头上，而向日本政府提供的贷款和援助也根本没有暂停，日军在侵华战场上机枪射出的子弹、大炮射出的炮弹、坦克油箱里装的汽油，很多都是美国变相提供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亨利·卢斯大胆地站了出来，不断公开批评美国政府不作为，要求政府立刻停止对日本的援助，转而支援中国人。为了声援中国，卢斯开始在自己控制的《时代》和《生活》杂志上刊登大量支持中国抗战的文章和照片。不仅如此，他还在美国组建了“救济中国联合会”，并亲自写信给《时代》的所有订户请求捐款，成功募得24万美元，全部捐给了中国抗战。

1938年1月3日的《时代》周刊封面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彼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蒋介石一共10次登上《时代》封面。）

1941年12月7日，亨利·卢斯和家人在自己的纽约寓所吃午饭，这时传来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卢斯立刻就赶往杂志社，要求撤换《时代》和《生活》的全部稿件，并且给自己的父亲打了电话。

当时在波士顿居住的老卢斯已经73岁了，重病在身，但他在电话那头却依旧激动不已：

“现在，所有的美国人都应该明白我们对中国的意义，以及中国（独自抗击日本）对于我们的意义了。”

当天深夜，老卢斯与世长辞了。

父亲去世后，卢斯依旧为中国的抗战来回奔走，先后会见美国的总统助理柯里（负责对华援助）、复兴金融公司总裁琼斯、国务卿赫尔、海军参谋长诺克思、财政部长摩根索、战争部长斯蒂姆逊等重要人物，希望能为抗战中的中国争取到更多援助。

这张抗战时期的著名照片，也成为过《生活》的封面。

而自从1932年访问中国之后，卢斯就与蒋介石夫妇建立起了不同寻常的友谊。在卢斯的眼里，蒋介石坚忍、律己，具有领袖风范，同时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完全符合他的观念，所以他不惜动用自己旗下的杂志大篇幅报道蒋介石夫妇以及中国的抗战。1944年宋美龄访美获得巨大成功，背后也有卢斯和他的媒体很大的功劳。在卢斯的宣传下，1948年的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宋美龄在“美国人最尊敬的女性”排名中仅次于罗斯福夫人排在第二位。

但是，由于对蒋介石个人的欣赏以及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卢斯在1945年之后对中国陷入了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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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之后，卢斯眼中蒋介石的“中国华盛顿”或“宁波拿破仑”形象其实已经严重贬值。

当时《时代》周刊驻中国的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与卢斯的观点发生了严重冲突。白修德认为中国的内战肯定会爆发，而蒋介石必然一败涂地。他为此专门给编辑部写了一篇反映真实情况的稿件，并附加了一封电报：

“如果《时代》有限公司执行的是绝对的、无条件支持蒋的政策，我们就极端地损害了美国千百万读者的利益，并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行。

“……

“我们希望看到您能以公正的态度，毫不偏颇地搜集事实。这一悲剧足使您采取这个态度，雅各比和我视此报道为一个试金石。”

但是，并非完全不了解情况的卢斯，却在此时出于个人情感倾向，选择忽略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性，不允许记者报道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任何腐败或无能行为，删改甚至“枪毙”白修德等驻中国记者发来的真实情况报道，转而拼凑出一些宣扬蒋介石的文章，以便能让美国继续对蒋介石政府进行援助。

亨利·卢斯在解释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时简单又粗暴……

结果，白修德在采访完东京的投降仪式后回到美国，直接向《时代》编辑部提出辞职，并且与同事将自己在中国的真实所见所闻写成了《中国的惊雷》一书。他在序言中说：

“在亚洲，有十亿人厌烦了这个世界的现状；他们生活在如此可怕的奴役中，以至于他们除了锁链之外没有东西可以失去……不到一千年前，欧洲人也是这样生活；后来欧洲人起来反抗……亚洲的人民将要经过同样的历程。”

卢斯（左）与自己的员工白修德。

《中国的惊雷》被美国“当月读物”读书俱乐部看中并购买版权，书一问世就引起巨大轰动，普通版卖了43万册，“当月书”版本卖了40万册，成为当时这个俱乐部的第三大畅销书。

而这一纪录无疑打了《时代》周刊和卢斯的脸。

在朝鲜战争之后，卢斯尽管依旧不承认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但还是试图为自己对中国的态度做出一些修正：他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经济援助”——提供为期十年的共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从而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但这个提议没有得到什么回应，因为当时冷战大幕已经拉开，而美国自己也正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笼罩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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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卢斯毕竟对中国是有感情的。

1965年，思“乡”心切的卢斯通过在伦敦的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表达了他本人希望访华的愿望并递交了申请。但由于当时的冷战背景以及他一贯的立场，他始终没有等到中国的回音。

1967年，亨利·卢斯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享年69岁。

亨利·卢斯去世时，《时代》周刊的封面

之后的《时代》周刊还多次以中国人作为年度人物展示在封面，继续记录中国之后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变化和改革之路。

但亨利·卢斯已经看不到了。

馒头说

2018年9月，美国的云计算公司Salesforce联合创始人马克·贝尼奥夫（Marc Benioff）宣布以1.9亿美元收购《时代》周刊。

再往前8个月，有另一个收购新闻：旗下有《时代》、《生活》（2017年已取消纸质版，改为网络版）、《体育画报》、《财富》、《财经》这一系列杂志的“时代公司”，被美国媒体公司梅雷迪斯（Meredith）整体收购，收购价是18.5亿美元。没错，才被买进8个月，《时代》周刊就又被出售了。

8个月内，《时代》周刊就遭遇了两次出售。而在亨利·卢斯去世的1967年，时代公司的市值是10亿美元——那可是50余年前的10亿美元。

毫无疑问，至少从资本价值上看，《时代》周刊和由它领头的整个杂志矩阵一直在走下坡路。

但这也是一件令人无可奈何的事：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连每日出版的报纸都已经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又何况一周一出的杂志？互联网的便捷和四通八达，已经保证全球各个角落一有什么事就能被公众迅速了解，谁还需要一本杂志来“带你了解这个世界”呢？

当然，我个人始终认为，从“信息稀缺”到“信息爆炸”，越来越多人对这样一种服务的需求还是在逐步加强：帮我梳理好一件事的来龙去脉，为我过滤掉那些毫无意义的垃圾信息。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亨利·卢斯创办《时代》等一系列杂志的初衷，至少有一部分到现在也是合理的。

在传播渠道垄断被迅速打破、各种传播手段日新月异的今天，“纸”是肯定会衰落的，但“媒”是永远的刚需，尤其是有用的“媒”。

问题是，谁会率先浮出水面呢？

本文整理摘编自张玮所著《历史的温度7：那些退隐、告别和离席》，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

《历史的温度7：那些退隐、告别和离席》，张玮/著，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