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鉴｜写在《大地中国》出版之际：走向公众的中国历史地理学

伴随近日韩茂莉老师新著《大地中国》一书面世，2023年4月间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新经典·湖泊读书沙龙邀约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唐晓峰教授和中国科学院陈晓珊研究员，开展了“只有理解地理，才能理解历史”的专题探讨，让中国历史地理学进一步走进公众视野。

《大地中国》书影。

《大地中国》新书发布会现场

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者，有幸看到自己深爱的学科以平易近人的形式走入公众生活，笔者深感鼓舞，欣喜非常。

早年间，韩茂莉老师曾莅临嘉陵江畔的小城北碚，指导我的博士毕业论文答辩。韩老师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深刻认识，以及将理论知识娓娓道来的讲授风范，让学生记忆犹新，获益良多。十年光阴荏苒，老师学者风采依旧。学生通过线上参与新著发布，感慨万千，冒昧提笔撰文。惶恐之余，意在为读者简明介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点和自身的粗浅体会，不足之处，还望海涵。

发文之日，向每一位致力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和推广的学者同仁致以崇高的敬意，对每一位热爱这门充满人文情怀学科的读者表达诚挚的谢意。

中国的史地渊源

什么是历史地理？简单地说，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地理环境变化与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科学。近代以来所归纳的地理学学科体系划分中，历史地理学或直属于地理学分支，或隶属于人文地理学分支，均关乎地理学学科发展进程中对时间的关注，而非研究对象的限制。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地理学学科划分的鲁宾逊分类图中，历史地理学被置于地理学人文方面和自然方面的交汇地。而在日本学者滕冈谦二郎的《人文地理学》一书中，将历史地理学、系统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并列为地理学的一级分支，学科地位突出。时下西方历史地理学也多被建构在地理学的学科框架之下，为理学之属。

地理学学科体系图

鲁宾逊分类图

“物化生”与“政史地”，高中文理分科时，未曾细思地理为何纳入文科范围，大学之时“史地系”又多为历史学院和地理学院前身。为何历史与地理的关系如此密切，透过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孕育过程，我们也可觉察到一层学术文化土壤中别样的史地渊源。

这是一门很古老的学科：她脱胎于中国传统时期的沿革地理，长久以来，作为传统史学的辅助内容，主要探讨历史上州县的兴废和疆域变迁，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提供空间的定位。在我国古代，沿革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主要内容，在“经、史、子、集”的四部文献分类中，地理类书籍属史部。近代以来，沿革地理的研究传统在我国依旧十分突出。当时围绕历史地理开展的研究，多冠以沿革地理之名，如张相文的《中国地理沿革史》、刘麟生的《中国沿革地理浅说》、葛绥成的《中国边境沿革考》等，直至1950年教育部编订的大学历史系选修课目中，依旧名列“沿革地理”。

时至今日，历史地理学与中国历史学的渊源依旧，关系紧密。我国现在的学科目录中，历史学学科分成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中国历史地理依旧是中国史下一个重要研究学科领域，在全国历史学院系的教学中，中国历史地理均被作为重要课程讲授。

这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中国古代并无“历史地理”一词，在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发展过程中，1909年“中国地学会”成立，“历史地理”一词由日本引入，不久后被正式提出。然而，这一时期的历史地理与今天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之间的内涵旨趣相去甚远。侯仁之先生在后来《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对“历史地理学”词条进行界定时，认为“历史地理学名称在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但其内容并未超越沿革地理的范围”。传统沿革地理向现代历史地理的转化经过了长久的过程。其中，顾颉刚先生发起成立的禹贡学会及出版的《禹贡》半月刊影响深远，造就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批杰出人才，如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张政烺、王庸等。1935年，《禹贡》开始将“中国历史地理”作为刊物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

1950年，留英归国的侯仁之先生在《新建设》上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率先在国内对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随后发表的《关于历史地理学的若干问题》和《历史地理学刍议》等文章中，阐明了现代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之间的区别，其后总结出版论著《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特征进行了全景式的阐释。这种认识“将中国历史地理学带进了现代发展阶段”，在日后不断发展与完善中，成为我们今日聚焦“昨天、前天的地理”，探究“历史舞台”的中国历史地理学。

顾颉刚先生

《禹贡》半月刊。

侯仁之先生

侯仁之先生代表著《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中观尺度找寻中的历史研究

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是历史地理，一只就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

——钱穆

这是中国史学泰斗钱穆先生于1941年在武汉大学讲演时所表达的观点，深刻影响了以严耕望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历史地理学者的学术生涯。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支柱，中国历史地理学对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因不同历史时期“舞台”的差异，历史研究的结论总结多需以历史地理研究为依托，塑造场景，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象加以呈现和分析。

历史的解释有着两个层面，历史学家将其称为历史一和历史二。历史一指既已发生的历史经过，所谓客观的历史，是时间上的过去式，无法复刻，无法逆转；历史二则是历史的记载，是过去的人针对历史的经过所进行的描述和记录，经过记录的裁剪，融入了历史书写者自身的观点与看法。我们研究历史，多需通过历史二向历史一靠拢，在复原历史的过程中，求得无限之接近的目的。

这样无限接近中所内涵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使历史研究游离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并兼具人文学科的特质。学科属性带来的历史研究的尺度选择多样，所谓不同的时期孕育着不同的史学，历史的探索钟摆于两种不同的尺度，或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构建起宏大的历史叙事，或在文本钩沉中探求碎化的片段。这让人们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对客观性的认识似乎并不深刻，将一些历史诠释片面化的认识可谓司空见惯，“胜利者的书写”和“小姑娘的打扮”，让大众在认知历史的过程中陷入虚无的境地。

是否有一种尺度，能够让历史研究在现实与记录间寻得客观性的体现，在宏大与碎化间觅得兼顾之法？中国历史地理对大地的关注似乎为我们找到了一条探寻中国历史研究适宜尺度的导向。如钱穆先生所言，一门不能随意讲授的学科所具有的历史客观性，在学科交叉的融合与发展过程中，广泛借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在从历史二到历史一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方法体系。中国历史地理学以大地命题，以中观尺度整合大地舞台上的历史事象，兼顾宏观与微观，将纷繁复杂的历史有序书写在中国大地上。

钱穆先生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在中观的研究尺度形塑下，历史地理学所依托的史料特征呈现出多元和融合的特点。现代历史地理学依靠的资源主要有三种：其一为历史地理传世文献，主要是文字、图画、地图等文献，如历代正史、地理总志、地方志、游记、野史笔记、诗文集、会典会要、历代类书、明清档案、古旧地图、绘画等；其二为考古发掘材料，近代考古学兴起，考古地层发掘资料十分丰富，可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且实证性强，信度极高；其三为野外实地踏勘材料，一些景观、文物、口述材料、碑刻、民间文书、谱牒，不见于历史文献记载，也不可能从考古发掘中获得，只能通过实地踏勘搜集来完成。

在历史地理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过程中，深受我国传统史学影响，古代地理文献的点校、整理和研究一直为历史地理学者所关注，在“点校”“考订”“纠误”和“补遗”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大量历史地理专题文献的整理出版和对中国古代地理文献的资料汇编工作，从谭其骧先生主编的《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到今天规模宏大的《中国历史地理文献辑刊》，对传统文献的资料发掘，极大推动着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深入。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深入，对于文献挖掘与创新利用也形成学科发展中颇具特色的关注点。其中对中国古代舆图的关注不断升温，以李孝聪老师、华林甫、成一农为代表的学者，以古代舆图的整理、编目与出版研究为基础，在版本流传、绘制技法、空间表达和文化表达等多层次与地图学史研究领域展开深层次对话，拓展了历史地理学对古地图研究的内涵，将其从传统的以图证史，升华到对空间表达和历史书写的探讨过程中。

行走于时空之间的地理探索

“人在时空之间”，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引导大众认识历史的重要视角，在历史学研究中形成对时空维度的诠释，并作为历史学者核心素养的重要体现。任何历史事象均有其依托的时代背景和环境背景，蓝勇老师指出“尽全时空”的复原时空背景影响下的历史舞台，探求“人地互动”的机理，是今天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突出价值，也是历史地理学者的追求。

空间概念是地理学的基础。而历史地理学在空间概念基础上，将地理学家所关注的时序特征升华为时间维度，将历史书写为“空间概念与时间概念的变迁史”。人类社会在历史上以生存和发展为目的，组织各种各样的生活空间。而历史地理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复原过去的地理状态，在复原基础上形成了时间的断面，历史地理学出于研究需要，在时间断面叙述形态上继续发展，出现了断面堆积型、占据系列型、时间进化型以及时空连续型几种类型。历史地理叙述重视过程，相比于地理学者侧重的地理变化，历史地理学者更加重视变化着的地理。

结合时空维度，历史地理学家在纵向上同历史学研究相似，将研究按照时段划定，在横向上则以各时段所依托的空间探究历史专题事象，以建立尽全空间的地理剖面为基本理念，以地理剖面建立连续的时间堆积，继而探求人地互动关系。在研究内容上，现代历史地理学已极大拓展，划分为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两个大领域，包括地貌、水文、气候、生物、疆域、政区、军事、农业、手工业、商业、城市、交通、人口、民族、文化等分支，与现代社会各部门的联系可以说是全方位的。

伴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深入，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专题不断丰富与完善，并通过研究对象的整合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研究专题。以往的沿革地理今天向着历史政区地理转化，也涌现出颇具代表性的成果。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可谓历史政区地理研究和历史地图编绘成果的集大成者，也是历史学者必备的案头著作。在此基础上，复旦大学周振鹤老师拓展了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内涵，以“体国经野之道”立题，探讨了中国行政区划的演变轨迹，剖析行政区划的层级设置、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区划分与历史环境的互动等专题，成果丰硕。

谭其骧先生

中国历史地图集

陕西师范大学的史念海先生在其学术生涯中，不断发掘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术空间，不断丰富其研究内容，发挥历史地理学的社会功能，开辟了历史农业地理、历史民族地理等新领域，并为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奠基。现今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内容划分如下表所示（表1）：

史念海先生

史念海先生代表著作《河山集》。

表1： 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划分表。

从当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看，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具体研究方法包含三种：其一，文献逻辑推证法，主要利用定性的个别历史文献材料进行归纳和演绎推理，是一种最传统的方法，应用过程中尽可能与量化研究结合，克服望文生义、望音生义和用文献传说以证史的不足；其二为统计计量法，这是历史地理学科学范式的体现，但现存的历史文献对时间、空间、事物类别等方面并不可能尽全——客观上样本并不尽全，且许多历史记载并没有形成出于同一层次的可量化可统计的样本，还必须做可比样本的层次划分和可计量复原界定工作；其三为数理模型法，统计样本不够的情况下，如果能确定一定量的样本，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则可以之建立模型，开展数理推论。

近20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对研究方法的创新不断深入。比如，GIS的应用成为成功的典型个案，复旦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便是突出代表，地理信息系统（GIS）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以地理空间数据为处理对象。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将GIS系统引入到历史研究中，是历史研究向纵深拓展的体现。GIS不仅是整合史料的研究工具，也是视觉化的发布媒体，将复杂的空间技术纳入历史分析中，带来极其广阔的新的学术研究空间。伴随着数字人文的创新浪潮，复旦大学的吴松弟老师、张晓虹老师、王哲老师等，围绕江河地貌、市镇经济、乡村聚落、水利社会、城市地理和环境变迁等专题，开展了一系列历史地理数字化形式下的创新研究，成果突出。

复旦大学HGIS与数字人文研究

HGIS创新成果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延续着地理学中的区域传统。在西方地理学计量革命的过程中，区域地理与计量地理形成了二元对立的形态，展开了关于地理学学科科学性的探讨。鉴于地理学科的特殊性，其涵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内容，并具有人文学科特质，在对绝对科学性的回应中，我们更希望依据地理学本身的特点，总结其地理性的定位。

区域研究在今天依旧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历史时期的区域划分方法十分重要。侯甬坚老师提出，历史时期中国有按山系、水系、海区、天区、地形、气候、植物、动物、物产、经济区、行政区、方言区、诸侯区、民族区来划分的，总的来看，即按方位划分、按气候划分、按地形划分、按天文度限划分。这成为今天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区域划分的基本准则，也是历史地理学对地理学研究区域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根据中国历史环境背景下人地互动的特殊性，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划分兼顾时空维度，并形成了许多具有特色的区域研究命题。

徐少华老师立足于先秦时期中国南方的历史发展，为我们勾勒出荆楚文化的灿烂图景，一副南土历史地理的时空画卷；安介生老师在对移民史和山西地方史的长期研究过程中，以历史地理学的空间视角，丰富了民族研究与边疆研究的内涵，以边界、边地和边民，展现出明清时期我国北方边塞地区的部族生息景观；王社教老师，常年关注农业史领域研究，以乡村地理的视角，深度探讨资源利用与历史环境的互动，形成明代苏皖浙赣地区的农业地理研究专题；杨伟兵老师，对中国历史环境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专题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通过自然资源商品化、传统产业与技术制度、经济与社会作用相互关系的探讨，为云贵高原这一自然区划界定赋予了历史地理研究的新内涵。当下，中国历史地理学相关研究成果极为丰富，限于篇幅，难于尽全展现，相关成果可关注学科的主流学术期刊，分别是由陕西师范大学推出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和复旦大学推出的《历史地理研究》。

历史地理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关乎人文的学科情怀

《大地中国》一书出版之际，距侯仁之先生撰写《历史地理刍议》一文已逾甲子。我们看到历史地理学者以一种“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学科情怀，作为学科的精神财富传承至今。今日，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推向社会，将厚积的研究成果以一种平易近人的方式奉献给公众，可谓恰逢其时。

一如韩茂莉老师在活动过程中介绍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结论形成是一个枯燥的过程。本书将人文、自然、文化等各方面的突出成果进行集成，将学术语言转化为大众语言，应时代之需，答公众之问。

中国历史地理学走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也累积了深厚的学科传统，是一门具有无限创造力与发展前景的学科。在新文科发展的时代潮流下，历史地理学作为一座桥梁，“跨越楚河汉界”，力图沟通不同学科之间的“鸿沟”，历史地理学也是探究历史文化的一面聚光镜，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象与壮美娟秀的地理景观聚焦到中国的文化大地之上。

在历史地理学推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优秀的作品。复旦大学葛剑雄老师所撰《人在时空之间》一书，立足当下，关注千年时空转换，涵盖王朝疆域、传统节日、文化遗产等诸多方面，并在其中流露出对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之感，内容深入浅出，发人深省。唐晓峰老师所撰《写给孩子们的历史地理》一书，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入手，列举生活中时常观察到的历史景观，抽丝剥茧，栩栩如生地为读者展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价值和时代意义，文笔优美，引人入胜。周振鹤老师所撰《体国经野之道—中国行政区划沿革》一书，在扎实的政区沿革考证的基础上，以朴实的语言，结合政治、历史、地理等学科的专门知识，深入浅出地探寻各朝代政区沿革的规律，透析其变化趋势，揭示中国行政区划发展演变的机理。侯甬坚老师所著《朝宗：黄河与中华文化》一书，以黄河为脉，将中华文化延绵发展中的环境背景呈现给读者，用朴实而厚重的语言，诠释了黄河对中华文化塑造的历史进程。蓝勇老师所著《烟火巴蜀》一书，图文并茂，深情展现了巴蜀大地的烟火百态，并揭示了社会万象背后的环境机理，透露出深厚的乡土之爱。

中国历史地理学根植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不仅来自时空交互的学术研究，更是地方文化记忆的传承。这是一份关乎人文的学科情怀，更是每一位历史地理研究者的历史使命。通过中国历史地理学走向大众的实践，期待有更多历史文化爱好者，能够参与到我们的研究中，带上自己的人生感悟，丈量并描绘我们身边的文化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