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酒精，我们这种社会性猿类的生活会非常具有挑战性

小酒馆万岁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政治、商业和学术界的语境下，酒精可以增强群体创造力，或者在认知层面消除潜在对手的敌意。当然在各种低调、日常、非正式的社交聚会中，它同样有一席之地。

早期的中文文本创造了一个被广泛引用的短语——“无酒不成席”，而以酒为中心的会饮是古希腊社交的典范。米德厅是中世纪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社区中心，直到今天仍以啤酒屋或酒吧的形式继续存在。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酒馆（tavern），这通常是最早建造的建筑物之一，就在教堂或议事厅旁边。从法国的沙龙到早期现代俄罗斯的卡巴克，再到美国边境的酒馆（saloon），酒精带来的轻度抽离现实的感觉与随意、轻松的社交密不可分。

英国读者可能会认为，社交饮酒已经以酒吧或“小酒馆”的形式达到了文化演变的顶峰。1943年，一群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出版了一本名为《酒吧与人民》（The Pub and the People）的书，对英国北部纺织制造业小镇博尔顿（Bolton，又称“Worktown”）里300多家酒吧中观察到的各种活动，进行了精彩且令人眼花缭乱的描述，堪与博尔赫斯的作品媲美。

这些是人们在酒吧里做的事情：

坐着或站着

喝酒

谈论赌博、运动、工作、人、饮酒、天气、政治、脏话

抽烟

吐痰

有人在玩游戏：

扑克

多米诺

飞镖

套圈

有人在赌博

赢钱

输钱之后再赢钱

有人唱歌，有人听歌：弹钢琴和听别人演奏

这些事情往往与酒吧有关：

婚礼与葬礼

争吵和斗殴

圆形剧场、钓鱼和野餐

贸易工会

秘密组织，怪咖，狂热的爱好者

宗教仪式

性

找工作

犯罪和卖淫

赛狗

鸽子飞翔

有人买卖东西：

鞋带，热馅饼，黑布丁，擦剂……

所有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在同一个晚上，也不会发生在同一个酒吧里。但是，一个普通的酒吧的普通的晚上，会包含很多上述内容。

正如格里菲斯·爱德华兹指出的，这项研究表明，“酒吧是一个可以从多种功能和象征意义来理解的机构，而不仅仅是一个出售和消费酒精的空间”。这家酒吧就像法国咖啡馆一样，是一个宽阔的帐篷，欢迎家庭成员、一群饮酒的朋友、孤独的作家和约会的情侣。谈话、吃饭、玩飞镖和飞鸽子都得到了酒精持续不断的温和的润滑，这是酒吧成为休闲、非正式和自发社交互动中心的关键。你可能会吵架或打架，但你也可能会加入一个秘密社团或买到一套漂亮的鞋带。只是不要随地吐痰。

人类学家罗宾·邓巴主持了一项研究计划，关于酒吧在现代英国文化中的作用，他是探索酒精对人类社会性贡献的最活跃的当代学者之一。该团队对英国的酒吧使用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那些有社区酒吧可以经常光顾的人：

有更多亲密的朋友，感觉更快乐，对自己的生活更满意，更融入小酒馆社群，更信任周围的人。那些从不喝酒的人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表现更差；而那些经常光顾小酒馆的人，比那些没有经常拜访小酒馆的普通人做得更好。更详细的分析表明，关键在于光顾酒吧的频率：似乎更经常光顾同一家酒吧的人，与小酒馆社群的互动和信任度更高，因此他们才有更多的朋友。

另一项英国的研究，对2000名成年人进行了抽样调查，特别专注于公共饮食习惯，发现四个变量对自我报告的与晚餐伴侣的亲密感有显著影响：食客数量（最佳数量似乎是4人，包括受访者在内），是否有笑声，是否谈起了往事，是否饮酒。

邓巴认为，这都是因为内啡肽的作用，而内啡肽是由酒精和欢笑独立推动的。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一种良性循环，酒精本身不仅会触发内啡肽的释放，而且通过促进笑声、唱歌和跳舞，也许还助长了一些不文雅的行为，进一步提高了内啡肽水平。因此，酒精是理想的社交润滑剂。邓巴和金伯利·霍金斯（Kimberley Hockings）指出：与大麻或迷幻药等药物相比，酒精对社交有独特的影响，“酒精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在社交语境中的使用，而不是用于准宗教体验或纯粹的孤独享乐……［它］打开了社交毛孔，允许更轻松的社交互动，镇静神经，并营造了一种社群感”。

这种“社交毛孔”的开放，除了帮助个人放松和建立团队联结，对社会还有许多有用的连锁反应。当以酒精为基础的社交场所消失或凋零时，社会不仅失去了社区纽带和欢乐的中心，而且失去了坦率交流和沟通的渠道。2018年6月，欢乐轻骑兵（Gay Hussar）酒吧即将关闭，这是伦敦苏活区一家老派的餐厅和酒吧，政治家、记者和工会领导人曾在这里碰头，这促使记者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发表了一篇文章，哀叹英国政治中酒精的日益式微。这是一篇优秀的报道，凸显了与酒精一道淡出公共生活的东西：

最可悲的原因是职业政治阶层的崛起。酒精提供了政治和社会之间的联系。工党从主要为工人提供廉价饮料的俱乐部招募议员和活动人士。当部长与基层公务员和顾问推杯换盏、把酒言欢之时，他们通常会放松警惕。今天，工党和保守党都从智库招募国会议员，部长们时刻保持警惕。政治饮酒的减少打破了政治精英与他们应该服务的人民之间的又一层联系。

欢乐轻骑兵（Gay Hussar）酒吧

稍后我们谈到，靠喝酒维系的交际圈子也可能有害，比如强化老男孩俱乐部和排斥外人。但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供人聚集、交往和喝酒的非正式场所的消亡，代表了社群、诚实和关系建设的丧失，这可能确实会产生后续负面的政治和社会后果。

在一篇关于适度饮酒的心理益处的实证文献综述中，成瘾研究人员斯坦顿·皮尔（Stanton Peele）和阿奇·布罗德斯基（Archie Brodsky）总结道：

与滴酒不沾者或重度饮酒者相比，适度饮酒者更能体验到心理、身体和社会幸福感；情绪更高涨；压力更小（在某些情况下）；更少有精神病理症状，特别是抑郁症；社交能力和社会参与度更高；收入更高，缺勤或残疾更少。适度饮酒的老年人，通常更多交际、更多活动；即使是长期适度饮酒，认知功能也通常优于平均水平。

换句话说，去酒吧喝一两杯吧。考虑到所有因素——肝损伤、卡路里等——社交饮酒是有好处的，这与任何法国悖论或狭隘的健康益处无关。适度的社交饮酒把人们聚集在一起，使我们与社区保持联系，并促进交流和搭建人脉。对于我们这种社会性猿类而言，如果没有酒精，生活会非常具有挑战性，无论是在个人水平还是集体水平上。

正念饮酒

罗莎蒙德·迪恩（Rosamund Dean）在她有益且有趣的书《正念饮酒》（Mindful Drinking）中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观察：我们的大部分饮酒都是“无意识的”，也就是说，我们习惯性地在一天结束时给自己倒一杯葡萄酒，或者在招待会上接受另一杯饮料，而不考虑我们是否真的想要它。事实上，简单地暂停一下并考虑我们是否确实想喝这杯酒，可以大大减少酒精消费。

她为那些愿意更好地控制自己饮酒习惯的人提供了一套有用的原则，她称之为“蓝图”，换言之，有意识地监测一个人摄入的酒精，控制在小酌怡情的限度里。

除了采取适度和正念的一般态度，我们还可以采用一些简单的技巧来把饮酒量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来自古希腊，正如古典学家詹姆斯·戴维森（James David⁃son）注意到的，酒杯故意设计得很浅，因此使用它们而不洒酒需要精细的运动控制。反过来，一旦饮酒者的血酒浓度超过某个点，这个设计就会间接限制其葡萄酒的消费。

此外，就像在较小的盘子上供应食物可以减少暴饮暴食一样，减少酒杯的容量有助于人们调节其饮酒量。外出喝酒或在家喝酒时，交替饮用苏打水或其他非酒精饮料也是如此。

职业环境中的饮酒准则

关于在工作场所或职业环境中饮酒，可以施加明显的合理限制：

避免完全开放的酒吧，使用饮酒券并限制酒量。大多数组织已经制定了这样的指导方针，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只有在与工作相关的饮酒失控后才会实施它们。在办公室楼梯间发现香烟、啤酒杯和用过的避孕套之前，你应该知道自己的公司存在问题。

……

某科技公司的社区经理卡拉·索尔斯，总结了关于饮酒文化如何破坏包容性，并提出了一些关于如何将酒精融入职业聚会，同时不彻底边缘化非饮酒者的具体建议。她的五个建议是：

1.提供同等数量和质量的酒精和非酒精饮料。

2.在活动中同时展示酒精和非酒精饮料。

3.在活动开始前平等地宣传酒精和非酒精饮料。

4.如果提供了鸡尾酒清单，请列出相同数量的无酒精鸡尾酒清单。

5.提供免费的、清晰可见且易于获取的水。

特别是最后一条建议，非常重要和有用——在典型的欢迎会或社交场合中，如果没有清晰可见且易于获取的水，几乎肯定有人会过度饮酒。遵循这些简单的步骤可以大大帮助组织获得酒精增进社交的益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喝酒的人的负担。

这样做可能变得越来越重要。像索尔斯这样不饮酒的人，在工业化社会的年轻人中变得越来越普遍。英国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千禧一代中，戒酒正变得越来越“主流”，16—24岁的人中戒酒者的比例从2005年的18％上升到了2015年的29％。狂饮似乎也已经不太为社会所接受，并且不饮酒者在其他人都饮酒的社交环境中的耻辱也较少。更普遍地说，在千禧一代和Z世代人中，似乎有一种席卷全球的趋势，那就是要么完全戒酒，要么每年专门有一段时间戒酒，比如“干燥1月”（Dry January）。

因此，如何让饮酒者与非饮酒者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可能会成为一个越来越紧迫的问题。

人类对酒精的渴望并不是一个演化错误

本书大部分章节是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写成的，它戏剧性地证实了酒精在我们生活中不可抹杀的作用。大流行初期，当政府实施封锁时，出现了一场大辩论，什么是可以豁免关闭的“必需服务”？在美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千奇百怪。一些州宣布是高尔夫球场，其他州则宣布是枪支商店。然而，每个司法管辖区都承认的一件事，而且似乎从未引起过争论，那就是酒铺是必不可少的。（宾夕法尼亚州一度试图关闭酒铺，但激起了极大的民愤，于是迅速改变了政策。）在加拿大和美国，如果大麻在当地是合法的，必需服务豁免也囊括了非药用大麻店。

当地时间2023年4月5日，美国马萨诸塞州，老板在商店里展示了一些待售的迷你酒瓶。

值得注意的是，像斯里兰卡这样以新冠病毒大流行为借口尝试禁酒的少数几个国家，最终催生了巨大的家庭地下酿酒网络，用甜菜、菠萝等各种东西烹制出几乎难以下咽但绝对致人兴奋的饮料。人们渴望喝酒，即使是全球流行的疫情也无法阻止他们。

理解其中的原委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了解酒精在人类文明中的作用，我们就无法连贯地提出问题或回答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除了直接的享乐价值，从文化演化的角度来看，醉酒在认知和行为方面的效果代表了一种稳固、优雅的回应，它帮助自私、多疑、目标导向的狭隘的灵长类动物完成放松下来与陌生人建立联系的挑战。醉酒能够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这么久，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说明它在个人层面的益处，加上群体层面的社会效益，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必然超过了更明显的代价。

如果我们对醉酒的偏好仅仅是一个演化错误的话，所谓的酒精“问题”的遗传和文化“解决方案”就会像人们预期的那样迅速传播，但实情并非如此。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我们这个极其复杂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的现代世界中，只有当我们采取广泛的历史、心理和演化观点，才能正确评估。这样做可能会让我们得出结论：在实现某些目标时，应该用更好、更安全的方法来代替饮酒。蒸馏和孤立构成了我们时代相对新的危险，此时非酒精替代品可能格外吸引人。例如，如果某公司的目标是增强团队凝聚力或归属感，那么一起去玩激光枪战或者密室逃脱，很可能会带来与饮酒派对同样的结果，而且没有任何负面作用。随着我们收集更多关于微剂量迷幻药的数据，我们可能会发现它们也能像酒精那样促进创造力，同时没有成瘾或肝损伤的风险。

另一些情况则更为复杂也更富争议，但即使在这里，提供一个科学上站得住脚的决策框架也是有用的。也许办公室派对不应该提供酒精，或者在早上举行，并限制在一杯含羞草鸡尾酒的量。加拿大联邦拨款——即使是那些专门用于搭建人脉的拨款——也不能花在饮酒上，这也许是好的和正确的。

以这种方式限制或消除酒精的成本和收益是什么？显然，适度饮酒似乎不像真正喝醉（高于0.10％血酒浓度）那样会引起争议，但过量饮酒总是不好的吗？在这里，局面似乎更加复杂和混乱。过量饮酒显然是危险的，会导致成本倍增，但不一定绝对有害。适时的过度，有时有助于把某类群体联系在一起，或帮助个人度过感情危机。一定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演化历程中，利用化学麻醉品来解除武装，袒露自己脆弱的一面，其实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而且明显超过了其成本。

至少在科学方面，是时候超越演化劫持或醉酒的残留理论了；而在文化态度方面，是时候克服我们过时的流俗观念和道德洁癖了。要对关于麻醉品在我们生活中的适当作用展开辩论，我们需要以当前最好的科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术研究为依据，而这目前还远未实现。

获得正确的观点将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制定政策，以及在决定麻醉品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时理解我们有哪些具体事宜需要权衡。我们对酒精的渴望并不是一个演化错误。我们喝醉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没有更好地理解醉酒在创造、增强和维持人类的社会性乃至文明本身方面所起的作用，就无法在个人或社会层面做出明智的决定。

然而，在当今同时存在技术官僚、禁欲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氛围下，这样做尤其具有挑战性。《柳叶刀》上最近有一篇关于饮酒的历史和未来的文章指出，1990—2017年间，全球成年人人均饮酒量从5.9升增加到6.5升，终生戒酒率从46％下降到43％。作者预测，这些趋势将继续下去，到2030年戒酒率将下降40％。

这篇文章的结论不是作为一种解释，而只是作为一个事实，即这显然是一场正在酝酿的公共卫生灾难，我们需要动员所有已知的措施来减少人们接触酒精，并扭转这一趋势。这种态度的出现依赖于一个思想背景：凡是不能直接延长个人寿命或降低癌症风险的事情，都是绝对不好的。这种现代的、世俗的禁欲主义，无论是基于医学建议还是以现代生活方式专家的教诲为基础，也充斥于关于饮酒的当代自助书籍。

这里几乎没有空间进行更广泛、更长远的考虑，即是什么让人类能够在富有成效的文明中共同生活和创造，或者什么赋予生活质感，让生活变得愉快和值得一过。

或许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主义发展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从未见过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自由放任态度的一种迟到且必要的纠正，这种态度对压迫性的性别规范和种族偏见听之任之，对20世纪50年代的《广告狂人》式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那种恶劣的“男孩就是男孩”的态度完全接纳。然而最令人窒息的是，新的道德主义使人们难以清楚客观地讨论人类核心经验的某些话题。酒精成了一种禁忌话题，几乎与“性”不相上下。饮酒在很大程度上被人类社会学的学者所忽视，于是它的益处在公共政策决策中也被忽视了。正如斯图尔特·沃尔顿抱怨的那样：

醉酒在几乎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扮演着（或曾经扮演过）一定的角色，然而在整个西方基督教的历史中，它一直受到越来越多的宗教、法律和道德谴责。如今，我们几乎不能轻声说出它的名字，因为害怕违反法律，害怕自己妥协成为我们社会的多重祸害的一部分（无论多么次要），这些祸害包括了吸烟、酒驾、流氓行为、自我造成的疾病或与毒品有关的犯罪等。

我们需要从欢快的新时代苦行僧和冷酷的新清教徒手中拯救酒精和一般性的化学麻醉品。

我一直担心的是，我只完成了一半，用实用的、功能性的词汇来为醉酒辩护——谈论成本和回报，并用演化演算来构建一切。我的希望是，我已经对酒精和麻醉品进行了全面的辩护，并且声援了“为快乐而快乐”的观念。说到这里，我想再谈谈陶渊明，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汉学家时，我对醉酒这个话题的兴趣最初可能是从他身上开始的。在精彩的《饮酒》系列的第十四篇，陶渊明写道：

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

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

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

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这首诗的最后两个字很难流畅或准确地翻译成英文。“深味”的字面意思是“深刻的滋味/风味/意义”，它包括精神和享乐的寓意。酒既有意义，又令人愉悦。

本文节选自《我们为什么爱喝酒》（[加]森舸澜 著，陶然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潮汐Tides，2023年4月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