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与真实：另一个宇宙的历史

包揽最佳影片、最佳女主、最佳男配、最佳女配、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剪辑七项奖项的《瞬息全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毫无疑问成为本届奥斯卡的最大赢家。片中，杨紫琼扮演的Evelyn Wang在失意潦倒中被告知，自己是无数个多元宇宙中“世俗意义过得最失败”的那个，她也曾一度迷醉于其他多元宇宙中自己的人生，并对自己真实的处境感到极度失望而产生厌弃。影片将Evelyn Wang的经历呈现为在一个个节点作出不同选择的分支，而这些不同分支最终蝴蝶效应式导向了不同多元宇宙的人生，例如，在其中一个平行宇宙中，Evelyn Wang拒绝了恋人后走上了习武之路，最终成为好莱坞炙手可热的武打巨星。

《瞬息全宇宙》海报

影片选择以爱和希望战胜了虚无收尾，Evelyn Wang也不再执着于对当下命运的哀怨与愤恨。然而在现实中，出于对当下处境的不满乃至厌弃，人们很难不产生对“另一条选择路径”的想象与憧憬。这种想象在文艺作品中也屡见不鲜：《开端》中男女主被困在一桩公交车爆炸案的循环中，通过尝试不同选择后终于拯救了所有人；漫威的动画剧集《假如……？》（What If…?）同样是假设了漫威宇宙中一些关键节点的选择被更改，从而将故事导向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走向。或许人人都难以摆脱对现实的不满与对过往选择的懊悔，因而会畅想回到过去修改某个节点的选择，改变只属于自己的“历史”，这也诞生了“祖母悖论”等一系列时间旅行理论。

电视剧《开端》剧照

然而，改变自己“历史”的想象无论如何大胆而离奇，终究只是属于个人的幻想，在心之壁的限制下天然地被限定了传播与共鸣的范围。但也有许多人不仅仅满足于头脑中对自身“历史”的修改，而试图将想象力的触手伸向家喻户晓的史实事件，畅想历史的另一种走向：假如亚历山大大帝没有在公元前323年暴毙；假如大明开启了殖民贸易与资本积累；假如查理一世成功避免了内战；假如美国独立战争没有发生；假如希特勒在1940年的海狮计划中成功入侵了英国；假如约翰·肯尼迪没有被刺杀……

沉醉于这种历史想象的绝不止于普罗大众，罗马史学家李维就曾揣测过假如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罗马，世界究竟会怎样的问题；通俗史学家菲利普·圭达拉也曾想象过假如1492年摩尔人未能被逐出西班牙，伊斯兰教在欧洲的地位又将是怎样的。对这一话题最感兴趣的当属小说家们，例如，拿破仑在晚年被流放圣赫勒拿岛后，曾哀叹自己并非输给敌军，而是输给“冬将军”，法国作家路易·若弗鲁瓦（Louis Geoffroy）据此构想了拿破仑击溃俄国军队，并先后占领瑞典、西班牙、英国、普鲁士，甚至将法兰西帝国的版图延拓至非洲、东亚及北美，并摧毁了天主教之外的所有宗教圣地，宣告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一种权力、一个宗教。这些构想于1832年以小说《拿破仑伪经》（Napoléon Apocryphe）的形式出版，被认为是最早大量出版的虚拟历史作品；民国文人周大荒撰写的《反三国演义》从徐庶进曹营开始改写《三国演义》的剧情，在他的笔下，徐庶留在汉营，庞统也从落凤坡成功逃出，刘备率领的蜀汉军队战无不胜，击败了曹操与孙权，统一三国。这类作品的共同特点在于，都着眼于历史中身居高位、手握权柄的政治人物，通过改变他们的选择从而导向另一种历史走向。显然，除了英雄史观外，这类历史想象更大的问题在于无视主客观条件地让伟人避免了曾在真实历史上犯下的错误，让他从真实历史中倒下的地方站起来获得胜利，而完全忽略了伟人自身的性情、经历、想法、决策方式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本应处于想象中心的人物特征反而居于幕后，作者实质是“魂穿”了伟人，试图教育伟人如何变得更好。而这种一厢情愿的假设与寄托几乎不可能成为“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正如伊恩·克肖在德国民众对纳粹独裁态度的研究中所说的：“我会想象，如果我身处当时，我会是地下抵抗运动中一名坚定的反纳粹人士。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我那时会深感困惑与无助，正如我笔下的大部分德国民众一样。”

《拿破仑伪经》

《反三国演义》

对这类历史想象的质疑首先来自于历史决定论，即认为历史发展是线性的，不存在其他可能性，这种观点部分来源于神的干预论，将人类发展规律诉诸于超自然的存在。然而即使是最严苛的宗教理念，也并未完全限制人类有选择不同行为的某些自由，并且，艾萨克·迪斯雷利指出：“当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将神意这一概念据为己有时，是无法说服一位公正的旁观者的”；历史决定论的另一个佐证是18世纪启蒙时代的物理决定论，随着对量子力学与混沌现象的深入探究，那种认为可以预测每个粒子的运动模式，进而预言宇宙走向的决定论也基本宣告瓦解。正如艾伦·梅吉尔所说：“人类既是被限定的也是自由的，既屈从于外部力量也能创造和利用佐证力量”，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分析一战成因的《梦游者》一书结尾感慨道：“1914年的这些主角们就是一群梦游者，他们悬着一颗心，却又视而不见，他们被自己的梦困扰着，却没有一个人睁开眼去看看，他们将带给这个世界的是一场怎样的灾难”，正是这些非理性状态的决策促成了一战爆发。综上，彻底否定自由意志存在的历史决定论并无可靠依据，难以排除历史在某一个节点滑向其他轨迹的可能性。

更有力的质疑是，历史想象实际将所有历史事件简化为机遇问题，强调单一机遇或选择会引发不同的历史走向，而对其间的复杂因素完全弃之不顾。同时，占据小说家视野的往往只有“选择”与“结果”这样突出而重大的事件，导致其间留下巨大的时间空白，表现为将复杂的历史运转规律简化为“A事件导致B事件”的逻辑链条，且对“A事件如何发展成B事件”漠不关心。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将理查德三世的失败归咎于丢失了一颗铁钉的英国民谣：

丢了一颗铁钉，坏了一个铁蹄；

坏了一个铁蹄，折了一匹战马；

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名骑士；

伤了一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

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

这种“分支-选择”的逻辑关系常被剧情类游戏采用，如《底特律：变人》《异域镇魂曲》等，但现实世界并非由代码构筑，因果关系往往是复杂多样、不可预测的，假如仅仅着眼于单一事件并过度强调它的独立性与影响力，再以此阐释它的改变所造成的影响，这样的推导显而易见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布莱兹·帕斯卡曾在《思想录》中用“如果克列奥帕特拉的鼻子再短一点的话，整个世界的面貌将为之改观”讽刺这种过度简单的推导模式。

另一类文学作品并不关注历史中的伟人，甚至也并不关心具体的历史事件，而聚焦于想象另一种政治形态与社会面貌，这些只存在于小说家笔下的虚构世界通常都以远糟于现状的姿态出现，尤其表现在反乌托邦作品之中。在乔治·奥威尔的《1984》中，世界被三个极权主义的超级大国欧亚国、东亚国与大洋国分割，三个大国处于互相牵制的战争状态，由于战争消耗了大量社会财富，因此普通民众处于普遍贫困下的配给制中。此外，在这个世界里，历史篡改、政府监控和思想警察无处不在，政府甚至试图推广只存在符合英社意识形态的语言“新话”，目的是令“其他的思想形式不可能出现”。尽管《1984》中随处可见对现实的取材与隐喻，但奥威尔本人并非旨在攻击某一政党或意识形态，而是试图揭示极权主义无处不在的潜在风险，如作者本人所说：“……如果不与极权主义做斗争，它将无往不胜。”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84年开始撰写的小说《使女的故事》中描绘了一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统治的世界，在虚构的基列共和国中，由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人类的生育率显著降低，同时，在这个男权至上的社会中，女性沦为男人的附庸，被分为不同等级，而主人公奥芙弗雷德身处的“使女”阶级实质沦为了受孕工具。使女们会在受训后被送往没有子嗣的高级官员家中，成为所谓“圣洁的容器”，为他们诞下后代。荒诞的是，这个社会形态实质是高度禁欲的，生育权在这个社会中是仅限高等官员拥有的一种特权，“使女”制度的出现同样并非基于欲望或贪婪，而是机械而冰冷的“延续后代”的理由，正如书中描写的“授精仪式”，人在其中只能遵循提线木偶般程序化的流程，不夹杂丝毫情欲或享受。阿特伍德在2017年的新版序言中称“这不是预言小说，因为预知未来实在是不可能的”，但海量的历史材料孕育了这本书：“集体处决，禁奢法令，焚书运动，党卫军的‘生命之源’、阿根廷将军偷窃幼童的行为、蓄奴制的历史、美国一夫多妻制的历史……”无人可以预言人类的所作所为，反乌托邦小说正是对其中最糟糕部分的警醒。

《使女的故事》

随着20世纪后期左翼运动退潮及现代性带来的各种新的威胁，社会心理上出现大范围焦虑感与迷失感，使得人类对可知未来渐生怀疑，后现代主义应时而生，它质疑工具理性、历史传统与意义的本源，并进而模糊了过去与现在、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在这种文化环境下诞生的科幻小说《高堡奇人》描绘了一个虚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33年被刺杀，因而美国未能从经济大萧条中复苏，在二战中墨守保守的孤立主义，导致西欧、苏联、北非、太平洋先后被轴心国占领，并于1947年彻底向轴心国投降。尽管想象二战轴心国取胜的文学作品屡见不鲜，但《高堡奇人》独特地创造了一种现实与虚幻之间的镜像关系，例如，在小说中美国被轴心国占领后，东海岸各州被德国控制，建立纳粹美国，加州及其余西部各州由日本管治，建立美利坚太平洋国，显然影射了现实中二战后被分管的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而书中成为战胜国的德国与日本同样在战后展开了科技与军备竞赛，陷入了互不信任的冷战格局；书中存在一本名为《沉重的蚂蚱》的书中书，讲述了罗斯福总统在暗杀中幸存直至盟军获得二战胜利的“虚拟想象”，而这个虚拟想象比《高堡奇人》的背景更加接近于真实历史。尽管同样涉及许多身份政治、性别权利和种族主义的讨论，但《高堡奇人》并非旨在探究轴心国胜利对世界的影响，而更多地探究了虚幻与真实的边界与关系。在书中，真实的现实穿透了虚幻的现实，并互相交织，难以分辨，只导向了更大的虚幻与未知。

《高堡奇人》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也有学者如尼尔·弗格森试图对历史想象进行约束，并试图将其纳入严肃的历史研究，他的著作《虚拟的历史》中收录了历史学者们对“假如1912年爱尔兰自治议案得到通过会怎样”等九种历史假设的严肃讨论，然而这种假设对于严肃的学术研究几乎没有实际作用，历史更加关注已经发生的事实而非可能发生的事件。但在学术研究之外，历史想象依然堪称人类的共同记忆，这与其说是对历史可能性的探究，不如称之为想象力的盛宴。

《虚拟的历史》

事实上，创作者未必真正相信自己笔下的假设足以撼动历史的车轮走向，也鲜少有人真正愿意生活在一个纳粹胜利或极权统治的社会里，然而在现实世界日趋单调无趣与人们普遍感到失望焦虑的大环境下，对另一个世界的想象总能大行其道，理查德·J·埃文斯在《历史的另一种可能》结尾的一段话恰到好处地道出了这种心理：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却企图借助那些虚构的世界来放飞他们的想象，摆脱现实的桎梏。现代生活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挫败感，使他们宁愿生活在托尔金《魔戒》中的中土纪元时代，也不愿生活在真实历史上的中世纪；甘愿选择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那个理性的伦敦，也不愿选择维多利亚时代晚期那个异常复杂的伦敦。在政治动荡与文化焦虑并存、危机四伏、失望情绪蔓延的时代，那些幻想的世界尤其具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