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300年︱不值得在此用功——斯密时代的牛津大学

【编者按】2023年是亚当·斯密诞辰300周年。这位“经济学之父”身上充满着矛盾：他天赋异禀，14岁就读格拉斯哥大学，17岁入读牛津大学，25岁成为母校格拉斯哥大学的正教授；但同时又素有痴名：读书时经常发呆，懒得给朋友们回信，一生未婚也没有子嗣。他只留下两部著作——《国富论》被奉为现代经济学“开山之作”，《道德情操论》却被视为伦理学的经典。

300年来，亚当·斯密的思想仍影响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他的形象也曾被蒙上历史的迷雾。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亚当·斯密，澎湃新闻推出“亚当·斯密300年”专题，邀请多位学人从历史、哲学、经济学等层面，多维度展示这位“现代经济学之父”的多重面貌。

“我们每天做两次祷告，每周听两次讲课，别无他事，任何人在牛津大学倘若由于过于用功以致危及健康，那只能是咎由自取。”1740年，亚当·斯密在写给威廉·史密斯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一年，17岁的亚当·斯密进入到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但这位经济学之父对于这所久负盛名的学校并不“感冒”，在就读期间，他对这所学校有着诸多批评。

斯密的牛津生涯

斯密的牛津生涯始于1740年6月6日。那是一个周三，17岁的斯密骑着马从爱丁堡出发，花费了将近一周才抵达牛津。从苏格兰到英格兰，斯密眼前的风景开始起了变化，苏格兰苍凉的底色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英格兰乡间的一片葱绿。发达的英格兰农牧业不仅养眼，也能养胃。抵达牛津的当晚，斯密在贝利奥尔学院的餐厅内第一次见到了家乡难得的大块牛肉。这件小事对他影响颇深，若干年后，他对《每日评论》的记者回忆道，他第一次看到桌上大块的牛肉时竟不禁走神发呆，直到旁边的侍者捅了他一下才回过神来。

贝利奥尔学院的优渥条件，源于这所学院悠久的历史传承。学院肇始于872年，由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出资兴建，名称来源于贝利奥尔。其家族源于皮卡第的贝利厄恩·维默尔，他在法国和苏格兰拥有大片土地，但在捐赠学院中发挥最大作用的是其夫人德沃尔吉拉，她是苏格兰国王大卫一世的后代，坐拥大量土地。1260年，在达勒姆主教的催促下，约翰·德·贝利奥尔公爵在牛津郊外租了一幢房子，收留了一些穷学生在里面攻读，成为贝利奥尔学院的雏形。1263年，贝利奥尔学院正式成立，成为牛津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院之一。与其他牛津学院一样，贝利奥尔具有很强的宗教传统，《圣经》英文版的翻译者约翰·威克里夫就毕业于该学院。到了16世纪亨利八世在位期间，贝利奥尔学院一直有着很强大的天主教势力，该校曾经试图抵制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直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天主教的势力依然强大。

斯密在牛津期间常去的鲍德里安图书馆

贝利奥尔既具有苏格兰的血胤，也具有天主教的传承。因此，亚当·斯密得以申请到了斯内尔奖学金—一笔用于在牛津大学培养苏格兰牧师的专项奖学金，这笔奖学金的目的在于通过大学培养有学问的教士，申请者在学成之后理应回到苏格兰教会工作。

斯密当然不会愿意走这条看似很成功的布道之路。他在格拉斯哥大学就读期间，其导师哈奇森就曾被“正统神学卫道士所深恶痛疾”，斯密对于正统神学的信仰也只能说是平平无奇。如此一来，在面对牛津大学浓厚的宗教说教自然兴味索然。诚如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他在牛津的生活是“每天做两次祷告，每周上两次课”。可见在当时的牛津，对信教虔诚上要求严苛，对学业要求上却很松散。

在这样沉闷无聊的气氛中，斯密将兴趣转向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著作。有一天，斯密正在阅读大卫·休谟的《人性论》，却不料被人告发了。学校当局不仅没收了这本禁书，还对斯密严厉训斥了一番。约翰·雷在《亚当·斯密传》中引述了这个故事，并且评论道：“在当时的牛津大学那种愚昧无知的状态下，斯密阅读从格拉斯哥大学教授那里获得的近代伟大思想家的著作被认为是极其严重的越轨行为。”但与其他阅读禁书的学生相比，学校对于斯密的处罚甚轻。按照约翰·雷的记述，“就在前些年，曾有三个学生因为偷偷阅读自然神论的著作而被开除；另一个学生虽然被从轻处理，但也把授予他学位的时间推迟了两年，而且给他消毒，要求他在这两年把莱斯利的《自然神论者处理提要》全文翻译成拉丁语。”在这样的压抑氛围下，斯密将兴趣点逐渐转向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学习，这显然也是当时最安全的科目。他还特别关注法国古典著作，花费大量时间将这些法文作品译成英文。

尽管斯密说过，在牛津大学由于“过于用功危及健康是咎由自取”，但他本人在牛津期间一直被坏血病和头部颤抖等症状困扰。1743年秋天以来，他经常懒洋洋地靠在扶手椅上不想动弹，直到11月才恢复常态。次年夏天，他服用了当时流行一时的“万灵药”焦油水，症状有所缓解。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称，服用焦油水后，“宿疾坏血病和头部颤抖已经根除”。即便如此，他慵懒拖沓的作风仍未改变，给母亲的书信也日趋稀少。

1746年8月15日，亚当·斯密离开了牛津大学，主要依据是其名字已经不再出现在学校食堂的簿册上。1748年2月，他致信贝里奥尔学院院长西奥勒菲斯·利博士，放弃奖学金获得者的一切权利。这也宣告他在牛津大学的求学生涯就此终结。

亚当·斯密的头像

斯密对牛津大学的批判

离开牛津之后，亚当·斯密辗转爱丁堡、格拉斯哥、瑞士和伦敦，再没有回到牛津。但在写作《国富论》时，斯密直言：“最近许多年来，绝大多数的牛津大学教授已经完全放弃了教学，甚至连假装一下都不愿意。”这算得上斯密对于母校最严厉的批评。

作为一所久负盛名的学校，牛津大学的教学曾经享有盛誉。与斯密同时代的爱德华·吉本曾以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名扬一时，他在自传中引述了洛思主教对于牛津的回忆：

“我在这个著名学校里度过了许多岁月，经历了一系列安排良好的有用的训练和研究，参与了上流人士和学者们愉快、有益的交际活动。这个学校以没有嫉妒的竞赛，没有猜忌的雄心、没有恶意的争论，激励勤奋，启发天资；以示范、表扬和引证的方式，提倡、鼓励并推进对知识的广泛追求和真正的思想自由。我呼吸了像胡克、奇林沃思、洛克那样的许多人过去呼吸到的空气；他们的善良行为和人道精神，是同他们的巨大天才和渊博知识一样广泛无垠的；他们始终以谦恭和尊敬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反对者；他们经常以坦率、节制和自由判断作为必守的准则和规律。”

爱德华·吉本画像

但到了18世纪中期，往日的光辉逐渐淡去，昔日的辉煌渐渐蒙尘，牛津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1752年，15岁的爱德华·吉本进入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这所学院建立于1458年，由温彻斯特主教威廉创立。吉本曾称其为“我国最大、最富有的学术机构，可以和天主教国家大修道院媲美”，但在这个学校就读仅仅14个月，吉本就选择了退学。在晚年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候，吉本毫不后悔当时的决定，他说：“对于牛津大学，我不承认有任何感激之忱。她将欣然否认我是她的儿子，正如我也愿意否认她是我的母亲。我在莫德林学院度过了14个月。事实说明，这14个月是我一生最懒散、最没有收获的日子。”

吉本对于牛津的失望主要在于教师墨守成规，疏于职守。他回忆道：我在学校的时候，研究院和僧侣都是很体面的、态度和蔼的人物，他们安然享用着学校创办人的捐赠，他们在一连串刻板的事务中消磨时光，出入教堂和讲堂，咖啡室和公共休息室，直到疲倦了，心满意足了，于是回去美美地睡上一觉。他们从不把用功读书、思考或者写作的事情放在心上；学问和发明的萌芽，一出土就枯萎了。”吉本曾去旁听过研究院的学术活动，本以为可以听到关于文学问题的讨论，结果这些峨冠博带的学者们谈来谈去的无非学校的事务、托利党的政治活动，名人的逸闻轶事，以及种种暗中流传的丑闻。

尽管斯密没有详细地记录牛津的这种种见闻，但这种现象在学校当属普遍。为什么牛津大学的教师会完全放弃研究和教学的追求，反而在安享尊荣中不思进取、故步自封。斯密认为，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设计不合理。他在《国富论》中提出，在一些大学，教师可以领受学生的谢礼和束脩，但在其他大学（这里应该特指牛津大学这类学校），教师被禁止领受学生的谢礼和束脩，教师的薪酬就是这个职务的全部收入。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的义务和利益就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他认为，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过着尽可能舒适的生活，因此如果在回报完全一样的情况下，人们都会选择避重就轻，去选择在付出最小的情况下获取最大的收益。如果有一种权力保障他们的职务，那么他们就会在权力容许的范围内，尽量敷衍了事。对于那些生性活泼、喜欢劳动的人而言，那他们与其将精力放在无利可图的事上，不如会去做一些有利可图的事情。斯密指出，教师应当服从的权力，一旦被自己所掌握，那么他们就会彼此之间宽大为怀，以容许自己疏于职守为条件，去宽容同事疏于职守，并且把这种做法看成是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在这样的前提下，斯密才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教授连假装教学都懒得装了。

斯密的这番论述，其实是找准了牛津大学教师玩忽职守的“病灶”。在当时牛津的体制下，学校拥有丰沛的财力，教授不愁招不到弟子，而学生的反馈对于教授的收益毫无影响。在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前提下，教授们自然会选择以出工不出力的方式来应付教学，而对于那些不愿意躺平的教授而言，他们往往会选择其他方式来寻租，博取额外的收入。斯密称，设计这种体制的人，其出发点“不是为了学生的利益，而是为了教师的利益，更恰当地说是为了教师的安逸而设计的”。因此，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才，只要进入到这个体制的染缸内，最终都会按照斯密“经济人”的理性选择，用应付的方式对待教学，以敷衍的态度对待学生。

格拉斯哥——一个与牛津对比的样板

斯密对于牛津的失望还来源于强烈的对比。在入读牛津之前，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度过了3年时光。在离开牛津大学后，他在格拉斯哥担任了13年教师。

1787年，迈入暮年的斯密当选为格拉斯哥的民意校长（Rector）。在获悉这一消息后，他在给校长阿奇博尔德·戴维森博士的感谢信中感慨，“没有什么显赫的职务能给我更大满足了，我欠格拉斯哥大学的情分超过了任何人欠一个社会团体的情分，格拉斯哥大学教育了我，送我去牛津，等我一回到苏格兰，它又选我成为自己的成员，并把我推荐到另一个职位上。在格拉斯哥大学，我永远也忘不了哈奇森博士的能力和美德，他给我树立了一个优越的榜样。作为这个团体一员的13年，是我最快乐和最荣耀的时期。”

如果对比斯密之前说的不值得用功的牛津岁月，就会发现这位经济学之父对于格拉斯哥有着何其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并非对于学校这一教学机构，而是对于教诲他的三位恩师：他们是亚历山大·邓禄普、罗伯特·西姆森和弗朗西斯·哈奇森。

邓禄普帮助斯密打下来希腊语的基础。在18世纪，拉丁语和希腊语是通向古典知识宝库的钥匙。在入学前，斯密的希腊语底子并不算好。头一年，邓禄普以弗尼编写的语法书为课本，带着斯密等新生学一些简单的读物，等到学生们熟练掌握语法后再学习希腊语课本。等到第二学年，学生们就可以阅读两三部希腊古典著作了。邓禄普循序渐进的教学方式帮助斯密打下来良好的希腊语基础。爱丁堡大学希腊语教授安德鲁·达尔泽尔回忆道，即便到了晚年，斯密仍能记得一些细枝末节的希腊语知识。

罗伯特·西姆森泽是斯密的数学老师，其叔父是格拉斯哥大学神学教授约翰·西姆森——他是斯密恩师哈奇森的老师，此君以特立独行著称。在斯密读书期间，他在学校里养了一头牛，还在学校旁边搭了一个牛栏。罗伯特大有乃叔之风，只关注于书斋中的理论，而不在乎其现世影响。斯密就曾评论道：“他对发现真理的过程兴趣很大，但对公众可接受的程度漠不关心。”在罗伯特门下，斯密很快展现出他在数学领域的天赋，罗伯特还因材施教，在课外作业中布置了很难的几何题。这种良好的数学基础让斯密的写作更具有清晰的逻辑性。到了晚年，他在回忆罗伯特·西姆森时说：“我有幸接触到两位最伟大的数学家，即格拉斯哥大学的罗伯特·西姆森和爱丁堡大学的马休·斯图尔特。”

格拉斯哥大学内庭

当然，对于斯密影响最大的还是其恩师弗朗西斯·哈奇森。哈奇森本人不拘于传统，敢于冲破传统桎梏，他是格拉斯哥大学第一个弃用拉丁语改用母语教学的教师，他上课从不照本宣科，讲得生动有趣。听过他讲课的亚历山大·卡莱尔曾回忆道：“哈奇森长相英俊，容貌迷人。他上课没有笔记，边讲边在教室里来回走动。他有良好的演说技巧，言行令人愉悦。因此总能一直抓住听众的注意力。”但是，最能吸引学生的不仅仅是他的雄辩技巧，更重要的是他思想本身。约翰·雷在《亚当·斯密传》中记载：哈奇森属于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上帝只是为了人类的福祉而产生，他的意志不是可以从神秘的奇迹和神意中知晓的，而只能通过对于人类的更大的利益——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哈奇森的这种观点自然不能被传统思想所容，但却成为亚当·斯密新思想的源泉。斯密在牛津大学期间阅读《人性论》等当时被视为异端的启蒙思想著作，其思想的萌芽正是来自于哈奇森的启蒙。

斯密的恩师弗朗西斯·哈奇森

为什么18世纪的格拉斯哥大学名师辈出，成为新思想的策源地，而牛津大学却一潭死水，教师连假装教学都懒得装了？正如斯密批判的那样，激励机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牛津大学的教师收入全部来源于薪酬，而格拉斯哥大学的教师收入则来源于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教师工资，第二部分是讲课费，第三部分是收纳入室弟子的房租收入。在教师的收入构成中，工资收入占比很低，讲课费和房租占比较高。尤其是讲课费，其数量多少来源于听课人数的多寡。也就是说，课程是否受欢迎直接决定了教师的收入，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老师们必须通过好好备课，展现真才实学才能吸引更多学生来听课。长此以往，也就培养出更为积极向上的教风和学风。同时，我们还不能忽视的是，18世纪的格拉斯哥正处于蓬勃向上的开放时期，与北美的殖民贸易大大刺激了当地资本主义的发展，商人子弟成为格拉斯哥大学学生的主力。而此时的牛津大学招收的仍是传统的大地主和大乡绅的子嗣，资产阶级商人更为务实的风格也影响了两个学校之间的风气。

作为一个个体，斯密只是有幸经历了这两个此消彼长的学校。但对于他而言，牛津大学的六年也绝不是毫无意义，他在这里摆脱了当时被英格兰人看不起的“苏格兰口音”。贝利奥尔学院丰富的藏书也开阔了他的眼界，滋养了他的灵魂。他入学之初，还是一个来自于苏格兰小镇的少年，等他离开时，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青年学者。即便是在一个不值得用功的地方，只要自己肯努力，也终能等到春暖花开的一天。

参考文献

1.[英]约翰·雷：《亚当·斯密传》，胡企林、陈应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2.[英]伊安·罗斯：《亚当·斯密传》，张亚萍译，罗卫东校，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

3.[英]欧内斯特·莫斯纳、伊恩·辛普森·罗斯编：《亚当·斯密通信集》，林国夫、吴良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4.[英]爱德华·吉本：《吉本自传》，戴子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