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追求的是圣马科斯首富的千金（连载6）

卡萝尔·戴维斯

在约翰逊城，林登·约翰逊追求的是凯蒂·克莱德·罗斯，镇上首富的千金。而圣马科斯的首富是A.L.戴维斯。于是林登·约翰逊开始追求戴维斯的女儿。

卡萝尔·戴维斯比林登年长两岁，在他入读西南师范之前的一年就毕业了。这个女孩子不能说没有吸引力，个子高挑，棕色秀发，苗条年轻，但她非常非常羞涩，从来没找到过正式的男伴。一九二八年，约翰逊和她相遇了，随后成为她的第一任正式男友。她是圣马科斯唯一回应约翰逊追求的年轻女子，而约翰逊也确保他们相恋的消息传得满城皆知。

这对情侣反正也很高调，因为卡萝尔的父亲给她买了辆白色的大敞篷车，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是林登当司机。路上他们在“山人”糕点店停下来买吃的，或者遇到学生艰难地往学院山上爬，林登都会一直按喇叭，按得震天响。用一个学生的话说，林登“充分利用”了这段情侣关系。他最重要的主题不是吹嘘自己和卡萝尔的关系进展到哪一步了（不过这方面的牛还是吹得挺多），而是卡萝尔的车，卡萝尔总是抢着付账（“他经常吹嘘这个，”一个学生说，“他说，‘我们去奥斯汀看了场电影，卡萝尔付的钱。’”）。

他还会一直强调说，因为卡萝尔家很有钱，所以她什么都买得起。最后这一点他强调得太频繁了，大家都觉得两人情侣关系的基础，用另一个人的话说，就是“她是个富家千金，林登总是会做有利于自己的事情”。还有个学生说：“他以前总是暗示说，想找个很有钱的女朋友。”他毫不掩饰自己为了钱结婚的渴望，事实上，这还成了《教育者》上一个笑话的主题。

不过，如果这是他的真实企图。那么在圣马科斯他还是不能得逞，原因和在约翰逊城一样。

卡萝尔的父亲是丘陵地带少有的成功生意人之一，在德里平斯普林斯把一个小小的杂货店慢慢经营成圣马科斯南部百货公司。

这是一家规模很大的批发公司，面粉都是一卡车一卡车地买。这个身材高大的男人非常友好，连房子都是经过特别设计，好方便晚上坐在门廊那儿对来往的人打招呼。

他不但身体强壮，性子倔强也是出了名的（种族歧视的三K党全盛时期，圣马科斯举行了一次三K党游行，当地几乎每个有点名望的家族都去参加了，只有戴维斯一家没有。他非常蔑视地宣布：“我们家不会有一个人与他们为伍。”）。一位朋友说：“A.L.戴维斯，是个很有主见的男人。”而且他一旦下了决心，“没有任何事改变得了”。

他最坚定的决心，除了虔诚的浸信会信仰之外，就是厌恶酗酒的男人，厌恶政客（特别是自由主义的政客）。他觉得政客都是些蛀虫，全靠努力的生意人交税来养着（他做过圣马科斯的市长，但那只是因为在城里铺路的时候，民众们请求他出任市长，好确保这项工作顺利进行。他每天都会紧跟在铺路机后面履行职责，这项工作一完，他就辞职了）；他也厌恶丘陵地带贫穷的农民和牧人。

他坚定地认为，这些人的贫穷，全都因为他们道德缺失、好吃懒做（圣马科斯处在丘陵地带的最边缘，位于平原上最先升起的山脉之间。这儿通了两条铁路线，比丘陵地带别的城镇都要繁荣，有五千名居民和几条有着美丽宽敞住家的街道）。山姆·约翰逊，当然符合他厌恶的每一条。还要加个第四条：他是约翰逊家的人，这个不求上进、不可信赖的家族，戴维斯很早就看不顺眼了。

另外，戴维斯最珍贵的财产就是四个女儿。她们要裙子就给买裙子，要车子就给买车子。他专门从圣路易斯买了一架三角钢琴运过来，好让女儿们学钢琴。他对女儿们有着超强的保护欲，很担心她们会下嫁给配不上她们的人。有天晚上，他梦见长女埃塞尔（大学的助理教务长）嫁给了当地一个卖冰激凌的小贩，醒来就一直对那个人怒气冲冲。

埃塞尔回忆说，他生了好几个月的气，尽管自己和那个男人根本不熟。事实上，戴维斯从德里平斯普林斯搬到圣马科斯，就是因为女儿们会嫁给“那里的羊倌们”。他希望她们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所以送去了寄宿学校，但四个女儿中，只有一个是优秀学生，那就是卡萝尔，他最小也最喜欢的女儿。她以优异成绩从大学毕业的时候，戴维斯非常自豪。和约翰逊城凯蒂·克莱德·罗斯的父亲一样，他绝对不允许自己的掌上明珠落入某个穷小子的手掌心。“爸爸不想让卡萝尔嫁给山姆·约翰逊的儿子，这事没什么好商量的。”埃塞尔说。戴维斯发现卡萝尔对林登是认真的，就对小女儿说：“我不想你跟这些人混在一起，所以我才从山里搬到这儿来。我希望我的孩子能过得更好。”

林登想要改变这种偏见，但是戴维斯，这个生气时金丝眼镜背后的双眼会闪着寒光的男人，根本不吃林登在教授们身上屡试不爽的那一套。“林登下了决心要说服他。”埃塞尔回忆说，并且来到他家门廊前，要跟他谈谈。但是戴维斯跟一两个人谈过话之后，女儿的追求者一来，他就进屋了。“我爸爸总是在前廊上坐着和别人聊天，”卡萝尔说，“但是他完全不理林登。”

尽管如此，有那么一段时间，两人的感情还是非常甜蜜的。一九二八年五月，卡萝尔连续两个周末都去了约翰逊城，住在一个大学同学家里。她一边说着自己和林登没什么共同点，她喜欢弹琴唱歌，林登不爱听，“我喜欢看电影，林登不感兴趣”“林登只对政治感兴趣，我觉得女人应该也不爱掺和”，一边又说，“但我们对彼此是真的很感兴趣”。

有一次，和约翰逊城一群朋友出去野餐，林登和卡萝尔单独走掉了，“拥抱接吻”。

但卡萝尔是个很孝顺的女儿。“我知道自己不能忤逆父亲。”她说。她跟林登讲过，“我爸爸对他有很大的意见”，而“这个问题悬在我们头顶，只要我们在一起，这个问题就悬在那儿，一直悬而未决”。那个夏天，在一位叔叔的陪同下，她去参加了休斯敦的民主党全国大会，票是林登作为大学校报的代表搞到的。他对这个大会可谓兴致勃勃。“但我只记得当时天特别热，而且各种会议一直开到深夜。真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

不管这些感觉是不是来源于父亲的反对，她说，她也开始思考，两个如此不同的人是不是应该结婚。九月，她就要离开圣马科斯，去得克萨斯南部的小城皮尔索尔做教师了。她几乎是盼望着能赶快去，好冷静下来思考一下。

差不多同时，也就是在一九二八年夏天，约翰逊的财务问题更为严重了，而且不仅仅是缺现金。

在圣马科斯最初的一年半里，好几个亲戚（包括阿姨露西·约翰逊·普利斯，有一次把他叫到一边，给了他自己辛苦积攒起来的三十美元）都给了他现金当礼物。他还申请了贷款：布兰科州立银行给了他七十五美元的贷款；负责学生贷款基金的主任们，也许是因为他和埃文斯校长关系亲密，对他是前所未有的大方，到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欠了二百二十美元的助学贷款。

他每个月的收入（十五美元来自为埃文斯做助理，三十美元来自做校报编辑）应该是全校学生中最高的了，另外，埃文斯还让他一遍遍粉刷自己的车库，还按照专业工种给他算钱。很多学生在西南师范每年的学杂费是四百美元（其中包括住宿，而约翰逊的住宿是免费的），照这个标准，他应该是过得下去的。

但他花钱比大多数学生都厉害。四十美分理发，穿大家都觉得奢侈的衣服，而且还是在和卡萝尔·戴维斯交往之前。当然也没法很频繁，但每一次都是精心装饰，有明确目的的。无论是在“山人”糕点店或者奥斯汀显摆，他都会在女孩子们身上花很多钱，好像这样挥金如土就能变成万人迷。赚来的钱或者借来的钱，他全都挥霍一空。

比如，有一次，他想在学校里卖“真丝紧身裤”。那天他午夜之后很晚才从奥斯汀拿着几箱样品回来，从一栋宿舍楼走到另一栋，冲进男生宿舍，猛地打开灯，在大家还睡眼惺忪地问着“林登，你在干吗”的时候，争取卖出去一两条。第二天，出了名的“铁公鸡”埃文斯博士，竟然同意从约翰逊那里大批买下，后来这位校长有点窘迫地告诉诺尔主任，他买了三打，多年后还在穿。二十四小时的努力，林登挣了四十多美元。然后在另外二十四个小时里迅速地花了。他带了另一个学生一起去圣安东尼奥，把这笔钱挥霍掉了。因为这挥金如土的坏毛病，他总是身无分文，总是从“笨蛋”或者任何愿意借钱给他的人那里一小笔一小笔地借钱，甚至包括了《圣马科斯纪事报》的出版商沃尔特·巴克勒（“‘沃尔特先生，你身上有没有五十美分啊？嗯，我需要这钱，能不能借给我？’我总是会借给他。”）。

“笨蛋”倒是从来不让他还钱，可是别人要啊。林登总是还不清。“他总是在借钱，”霍勒斯·理查兹说，“而且总是缺钱。他既不能节流，也不能开源。”

接着，开了几个月卡萝尔的车之后，他给自己买了辆A型双人座敞篷跑车，花了四百美元。在这么一个只有几个学生有车的大学校园里，能拥有这么一辆座驾，实在太符合他招摇高调的性格了。林登在学院山上开着车上上下下，主动载女生。但每个月的车贷他还不起，很快就欠了好几个月的钱。

车行警告说要收回汽车，林登就把车藏在别人家的车库里。另外，九月，布兰科州立银行的七十五美元贷款也快到期了。他父亲也曾经欠了那家银行的贷款不还。一想到要和山姆一起列在银行重点关注的名单上，林登就觉得难以忍受。

每年夏天，全得州的学区主管都会来圣马科斯读暑期学校，多挣一点学分。约翰逊加入了校长俱乐部，和W.T.多纳霍混熟了。他是得州南部小镇科图拉的学区主管，为林登提供了一份当地墨西哥学校的教职，月薪一百二十五美元，从九月开始。林登接受了，决定一年后再返回圣马科斯。“笨蛋”告诫他，最好不要中断学业。但他也很理解林登为什么拒绝了自己的建议，“他就是没钱了，没钱很久了”。

入职第一天，课间休息时他来到学校“操场”上（已经有人告诉他威尔豪森学校不存在什么午饭时间，这些孩子不吃午饭），这只能算个尘土飞扬的空地，没有什么设备，也没有别的老师。课间休息的时候同事们都是在教师休息室坐着的。多纳霍觉得，能邀请到一位男老师来科图拉的威尔豪森学校执教，实在是太高兴了，当场就把约翰逊任命为校长。而新官上任烧的第一把火，就是要求所有的老师必须在课间休息时间到操场上看着学生们做游戏。

他说服校董会提供了排球和排球网、垒球和球拍。接着他安排孩子们和别的学校交流活动，有棒球比赛，有田径运动会，就像那些白人孩子一样。校董会不愿意出钱租大巴送孩子们去参加这些活动，但有几个（很有限的几个）墨西哥家庭有车。他走上那些从未有盎格鲁人造访的摇摇晃晃的前廊，说服那些每天都需要辛勤工作的男人，请几天假，好带孩子去参加田径运动会。

在这之前，没有任何老师真正在乎过这些墨西哥孩子有没有学到东西，而这个新老师很在乎。教室里不准大笑，不准插科打诨。“男孩不听话，他就打屁股；女孩不听话，他就大声骂。”一个家长回忆说。林登觉得，孩子们最大的劣势，就是英语不好，所以非常严格地要求他们学英语。他定了条规矩，一旦进入学校，就只能说英语。要是有学生忘记了，在走廊上遇见他，高高兴兴地来句西班牙语的问候，结果就是被打屁股或者被斥责。教室外面就是操场，要是透过窗户传进来西班牙语，他就会冲出去，犯错误的是男孩子，就得跪下受罚，是女孩子，就会被一顿教训。

他坚持让学生们说英语，而且还要在大庭广众下说。他组织了全校大会，让孩子们表演滑稽短剧，甚至还展开辩论。一开始只是校内大会上的辩论，后来演变成跟别的学校辩论。科图拉的墨西哥学生从来没参加过什么课外活动，而几周之内，这位新老师就已经安排了校际辩论比赛、朗诵比赛，甚至还有拼写比赛。他不想让孩子们死记硬背演讲稿或者诗歌。有个当时的学生回忆说，他对大家解释：“只要我们理解了诗歌的意思，就能正确地说出来了。”而且，“他还会花好几个小时教我们去‘说诗’，比如‘哦船长！我的船长！’”

对于本土的文化，他就不够尊重了。到科图拉的时候，他不懂什么西班牙语，也没有费心去多学一些。他会把得州历史讲得“天花乱坠”，但讲的时候显然忘记了“这些皮肤黝黑的孩子都流着战败方的血”（他说墨西哥人视为英雄的桑塔·安纳是个背信弃义、冷血无情的杀手）。但是在教授自己的文化这方面，他简直是孜孜不倦。“要是没做完作业，那天就要留堂。”一个学生说。他们不做完作业就不许回家，而老师也陪着他们。他耐心地教导他们，并且告诉他们，要是学了知识，就一定会获得成功。

他的另一个学生丹尼尔·加西亚说：“他经常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任何人都能成为总统。”他说话的语气斩钉截铁，不断重复着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用来激励和鼓舞学生们。他经常一上课就讲起一个小婴儿的故事。“摇篮里的小宝贝，”胡安·奥尔蒂斯回忆，“他会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说这个小宝贝会成为老师。也许明天我们就说这个小宝贝会当医生。另一天我们可能会说这个小宝贝，或者任何小宝贝，长大以后会成为美国总统。

1928年摄于科图拉

他要求很高，非常严厉，但是方法得当，所以学生们都很喜欢他。“他给了我们很多任务，”曼纽尔·桑切斯说，“但对于他这样的老师，你就是愿意去做他的任务。你觉得完成这些任务是对他和对你自己的一种义务。”那些被他打过屁股的孩子“还是很喜欢他”。和这些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对他们的感觉，是以前从未显现过的。学生们经常缺席，有时候约翰逊觉得这种缺席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但后来也回忆说，天亮之前他还在屋里躺着，听到马达的声音，知道卡车“正载着孩子们……去甜菜田或者棉花田干活。这还是学年中期，孩子们每年只有两三个月来上课”。

十二月，他带了几个年纪稍大的学生，沿着努埃西斯河南下，砍了一些圣诞树来装饰教室。他是个零经验的教师，但管理起别的老师来，仍然像管理学生一样，志得意满，信心十足。虽然有个老师很反感他，但别的老师都和伊丽莎白·约翰逊夫人的感觉一样，她说：“他就这么从天而降然后挑起大梁……我们都被他迷死了。”他对学生和老师要求严格，对自己也是一样。“他根本不给自己任何空闲时间。”伊丽莎白·约翰逊回忆说。她还说，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实在是太有纪律了。而且，说得更清楚一点，她说的这种纪律，主要是自律。

在科图拉，他意识到，这份工作代表了另一个机会，非常重要的机会，不是因为他想一直留在科图拉，而是因为得州的教职一直是僧多粥少。而且，不管他以后要再去哪里谋职，科图拉的推荐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全情投入到这份工作中，努力做到最好，让人们完全无法忽视这位老师的优秀和高尚。在科图拉的财运也和加州不同，他马上就拿到了补贴，拿到他最最渴望的金钱。坐在汤姆·马丁的办公桌前，他其实是不够格的，是随时会被揭穿的“冒牌货”，而在这里，讲台是他的，名正言顺，合理合法。

他器宇轩昂地在讲台后面站定，这是权威部门给他安排的正式工作。这么多学生，这么多穷孩子，之前几乎都是文盲的墨西哥孩子，他的权威几乎不可能受到挑战，打屁股也不会遭到反抗。因为他是一名教师，事实上还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因为他的墨西哥学生们已经习惯了遵从盎格鲁人的命令，并且臣服于他们。他教孩子们的语言，他们还掌握得不怎么样，所以毫无疑问地，在这样的关系中，他是绝对的主宰，绝对的“大人物”，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班上的三十二名学生，是他人生第一次确定能够从中获得尊敬和爱戴的人群，除非他自己不知好歹，否则这种感情就会一直存在。和学生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表现也跟在其他人前不一样，充满了自信和笃定，这也是他教学风格的鲜明特点。他投入的精力、热情和善行，得到了极大的回报，那就是他一直深深渴望的感激与尊敬。

在威尔豪森学校的教室里，林登·约翰逊生平头一次成了自己想做的“大人物”。在约翰逊城他永远是个“约翰逊”，被人瞧不起。而这教室里的人做了约翰逊城永远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崇拜他、仰视他。孩子的父母几乎是热泪盈眶地表达对他的感激，而孩子们呢，“这样说可能很奇怪，但很多同学都觉得我们配不上这么好的老师，”丹尼·加西亚说，“我们想要充分利用他在这里的每一天。仿佛是青天白日上帝赐予我们的福祉。”多年后，林登·约翰逊说：“我还能看见教室里孩子们的脸……我还能看到他们兴奋的眼中放射着友谊的光。”

在激情和自律的背后，偶尔会有些小小的迹象，显示的并非自信和笃定。

早晨，约翰逊走进教室，大步流星，双臂夸张地摆动。而且他希望此时能有一些音乐。他用当时流行的一首曲子谱了新词：

您好，您好，约翰逊先生，

您怎么样？

您好，您好，约翰逊先生，

您好吗？

我们要努力上进，

我们要跟随着您，

您好，您好，约翰逊先生，

您好吗？

他严格要求每个学生都学会歌词并且会唱，还要大声唱。一开始，有几个男孩子以为他在开玩笑。但要是他看到有谁没唱，就会非常生气。

对于一个这么充满自信的人来说，如此言行实在不应该。林登·约翰逊应该完全确信这些孩子特别尊敬他才对，比以往他遇到的任何一个团体都要尊敬他。他也应该完全确信自己所看到的从他们眼中放射出的“友谊的光”。

然而，即使是最轻微的迹象，甚至是错误的迹象显示他们的尊敬和爱戴并非绝对，比如孩子们都可能会做的模仿，或者有人不唱他的歌，他就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是不是因为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他确信别人对自己的尊敬呢？

是不是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他的内心深处获得安全感呢？

他唯一的快乐时光，就是开车去见卡萝尔·戴维斯。她在皮尔索尔教书，那是另一个得州南部的小镇。

显然，对这段关系感到疑虑不安的，不止卡萝尔一人。约翰逊非常信任的萨拉·马歇尔回忆说：“他开始感觉到两个人没有……多少共同点。”她还记得这位年轻的房客说：“萨拉夫人，这个女孩喜欢歌剧，但是我更情愿跟个农民坐在木头上聊聊天。”

但疑虑归疑虑，他还是坚定地去追求她，甚至非常狂热，给她打电话，给她写信，带她去圣安东尼奥看歌剧团的巡回演出，还去参加别的音乐会，或者看电影，或者只是在她有空的几乎每个晚上，开将近五十公里的车去看她。

接着，突然间，她有空的晚上变得越来越少。一天晚上，卡萝尔正在寄宿人家的客厅弹钢琴，一个年轻人出现在因为天气炎热而敞开的前门边。他说，他热爱音乐，不知卡萝尔介不介意他进来听一听。

这个年轻人是邮局职员，哈罗德·史密斯。他和卡萝尔的另一个男朋友一样，对这个女孩发动了猛烈的攻势。但和另一个不一样的是，他不仅喜欢音乐，还喜欢电影。“林登只对政治感兴趣，而我肯定是不喜欢的，”卡萝尔回忆，“哈罗德和我的兴趣就比较一致。”

她父亲也比较认可哈罗德。一个周末，他陪着她去了圣马科斯，A.L.戴维斯说自己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卡萝尔的姐姐们都在想，他说喜欢史密斯，有可能跟这个人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因为特别厌恶林登。她们在想，他会不会觉得，卡萝尔嫁给任何人都比嫁给林登好）。

回到皮尔索尔以后，有那么一段时间，卡萝尔会在不同的晚上分别跟林登与史密斯见面。但后来，林登打电话找她，她就越来越频繁地推说很忙。她的工作比林登早了几周结束。回到圣马科斯的她在两个男人之间难以抉择。于是父亲送她和姐姐埃塞尔去加州想想清楚。等她回来的时候，有两封求婚信摆在面前，一封来自科图拉，一封来自皮尔索尔。

“她坐在后面的小房间里，爸爸想事情的时候也总是坐在那儿。”埃塞尔回忆说。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做了决定。还在科图拉的林登·约翰逊接到消息，卡萝尔·戴维斯和哈罗德·史密斯订婚了。

（本文节选自《权力之路：林登·约翰逊传》，罗伯特·A.卡洛著，何雨珈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