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的耶鲁新闻课：从“水门事件”到特朗普的美国

鲍勃是在学生们膜拜的目光中走进教室的。他找了个中间的位置，放下包，隔着桌子和大家一一握手：“嗨，我是鲍勃。”他对每一个人这样说，用的是最简单的句法，笑容亲切得像下一刻就能成为这些二十岁左右的大学生最信任的朋友。

他的入场显然和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出生于1943年的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在《华盛顿邮报》工作40多年，获得过美国几乎所有记者奖项，著书18本，全都登上畅销书榜单。他最著名的事迹是第一个揭露了1972年的“水门事件”，后来被拍成电影《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由好莱坞当红小生罗伯特·雷德福德（Robert Redford）扮演他本人。

那个曾与“深喉”接触、用一台打字机开启了尼克松下台之路的资深政治记者，是不是比别人更犀利、更阴险？当我踏进他在耶鲁大学的新闻学课堂时，心中充满了面对历史人物的敬畏和忐忑。初次见面，我尴尬地向他解释，自己是如何决定从学术研究转向新闻媒体，无奈此前没有任何知识储备，很荣幸他在我毕业前最后一学期给了我这个旁听机会。他仍旧笑着对我说，我能来上他的课，感到荣幸的应该是他。

这是鲍勃给我上的第一课。40多年来，他曾和布什、奥巴马深度对谈，也曾在9·11袭击的混乱中担任华盛顿第一大报的主笔。可无论是面对总统还是受害者，哪怕是面对我们这些在专业上远不及他的晚辈，他都把自己摆在和对方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别人对他的一切恐惧和想象都被那句“嗨，我是鲍勃”轻松化解，不经意间就成了可以分享最真实想法的对象。

每周一次，在耶鲁英语系所在的红砖小楼底层最明亮的那间教室里，我们近二十个学生就这样怀着一种既亲近又崇拜的心情听鲍勃讲课。大家最感兴趣的当然是他在“水门事件”中的经历，他也乐于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当时他30岁不到，刚刚入行，常被分配报道一些琐碎的本地新闻。一次，他被安排去法院报道水门酒店的入室抢劫案，却发现嫌犯不像是去劫财，还与中央情报局（CIA）有关。由此，他和搭档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顺藤摸瓜，逐步发现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手下窃听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丑闻。

在此过程中，鲍勃动用了过去在采访中认识的朋友“深喉”，当时的联邦调查局（FBI）副局长马克·菲尔特（Mark Felt），两人以花盆为号，在无人的停车库相见，确认调查内容。鲍勃和卡尔历时半年，走访了大量可能的知情人士，追踪现金流动，在报社编辑的坚定支持下发表报道，激发了美国各路媒体对尼克松政府的拷问。最终，尼克松于1974年黯然辞职。

至今，鲍勃还为采访中采取的一些策略洋洋得意。他回忆说，一天夜晚，有一位关键证人开门后看似想透露消息，却又有点害怕，拒绝了采访。他和卡尔看她是个单身女性，和姐姐同住，便借口点烟进了她们家门，像男主人一样直接坐下了。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他们利用当时的性别定势，给证人造成了一种微妙的心理压力，不一会儿，证人就开了口。

他也为当时遭到巨大争议的报道方法极力辩护。文章引用大量匿名信源，被人质疑是记者捏造诬陷。但新闻内容过于敏感，以“深喉”为首的证人们只有在匿名的情况下才愿意提供信息，为了挖到“猛料”，鲍勃和卡尔不得不牺牲了报道表面上的可信度，同时结合多方信源，向主编报备，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如今，匿名信源已成了美国政治新闻报道的常态。

不过，他对故事里的“大反派”尼克松倒是颇为宽容。“如果尼克松当时及时向美国民众道歉，人们可能会愤怒一时，但总有一天会原谅他，也不至于弹劾。可他非但没有道歉，还试图否认指控、阻挠调查，可能这才导致了他最后的倒台。”他不止一次这样说，特别是在新闻里看到一些政客爆出丑闻却怎么都不肯道歉的时候。

他还教了我们许多其他事。比如新闻报道要“眼见为实”，鲍勃刚入行时曾准备报道五月花酒店的咖啡馆卫生检查不及格，去实地查看了才发现，其实不及格的是另一家酒店里名叫“五月花”的咖啡馆，本想偷个懒的鲍勃差点因为报道假新闻丢了饭碗。比如要想方设法让受访者开口，鲍勃采访一名不愿多和媒体接触的将军时，专门研究了将军的作息时间，等到他吃了晚饭喝了点小酒的时候再去敲门。又比如要做好周全的笔记，鲍勃写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不愿发起伊拉克战争，担心被鲍威尔驳斥，便先将厚厚的采访笔记当成“圣诞礼物”送给对方作为证据。

但在讲到2016年美国大选时，我却感受到了鲍勃的局限。

2016年上半年正值大选如火如荼之时，每次上课，鲍勃都会从点评时事开始，让大家聊聊最近的热点新闻。这场选举跌宕得就像一场闹剧，媒体上充斥着轶事、丑闻和人身攻击，但鲍勃反复强调“当总统的资格”这个概念，要学生们列出理想中总统应该具备的素养，一条条写在黑板上，然后将热门候选人一一比对。大家脑洞大开，从“外交手腕”、“从政经验”，到“领导气质”、“年龄健康”。他要学生们根据这些标准挑一个候选人做人物特写，有的选了自己支持的（通常是希拉里和桑德斯），有的选了自己反对的（例如克鲁兹），有的则挑战自己，选了当时看来荒唐得有点搞笑的特朗普。

鲍勃自己的政治立场非常明确。他认为希拉里虽然最具备总统资格，但和奥巴马太像，无法改变美国的现状。对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他又怀着一种华盛顿传统精英的傲慢，认为经历过冷战的美国人不可能接受一名“极左”总统。因此总统应该来自共和党阵营。然而，他认为特朗普完全没有资格当总统，较为温和的杰布·布什和卡西奇原是理想人选，却都不善于推销自己。当人们意识到特朗普极有可能拿到共和党提名时，鲍勃开始寄希望于最符合理想标准的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瑞恩其实没有参选，鲍勃盼望他发动一场“政变”，不承认特朗普的提名，直接取而代之。

随着特朗普的支持率越来越高，鲍勃对此就越发愤怒，对瑞恩的期待也越来越不切实际。他在课上花大量时间讨伐特朗普，反复说着“特朗普不够资格”。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选特朗普？为什么共和党出不了一个优秀的候选人？为什么年轻有为的瑞恩不肯参选？这是鲍勃话语中隐含的问题，可他给不出答案。我感觉学不到什么新东西，渐渐失去了耐心，正好忙着准备毕业回国，便不再去听课了。

特朗普当选的时候，我已经从新闻的读者变成了新闻的制造者。看到特朗普拿下的州越来越多，我的心情因过于震惊而变得麻木。听说，那天深夜耶鲁校内一片哀嚎，我的许多朋友们都在网上发泄不满，而在离校一个多小时车程的纽约市爆发了抗议游行。“这不是我的美国”（Not My America）这句口号在美国各大都市和大学城中响起。

大概在那之后一两天，我在网上看到某位美国主流媒体记者的文章，呼吁媒体“现在开始为弹劾特朗普做准备”。从2016年11月至今，美国新闻界一刻都不停息，先是特朗普的纳税单和大学丑闻，再是家人干政和利益冲突，还有他对华盛顿规则的漠视，最终炮火集中到他和俄罗斯的关系上。“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特朗普团队向俄罗斯透露机密！”自由派媒体天天都在报道这些听上去要判重罪的消息。特朗普团队则用一些朗朗上口的短语进行回击：“另类事实”、“假新闻”、“猎巫行动”……

看新闻的时候我时常想到鲍勃。一方面是因为从丑闻到弹劾的节奏和当年有点像，现在美媒铺天盖地的“接近白宫的匿名消息人士”又大都受了他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也好奇为什么他这位洞察敏锐的前辈会在大选中完全判断失误，他会如何看待大选后的这场荒诞剧，又如何回应人们对“水门事件”和“通俄门”的对比。

其实搜一下名字就会发现，鲍勃近几个月非常活跃。他表示“通俄门”证据不足，和“水门事件”相比还有距离。他表示特朗普不应该攻击媒体为“假新闻”，但同时主流媒体对特朗普的负面报道缺乏依据不够公允。他听上去确实是个70多岁的知识分子，呼吁理性和客观，拒绝站队走极端，但这样的声音在声嘶力竭的舆论场中太没“爆点”，甚至无法用一个简单句来概括，所以一会儿就会被淹没。

鲍勃曾怀念地对我们说过，在“水门事件”的年代，美国首都周边的报业被《华盛顿邮报》垄断，有很长一段时间报纸可以维持盈利。全国电视台只有3家，和纸媒的鲍勃和卡尔类似，克朗凯特、丹·拉瑟等主播就像巨人一样矗立在每家每户，或是学识过人，或是资源丰富，或是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威感，用成熟而平衡的声音左右着人们对世界的判断。而现在，社交媒体的爆炸和传统媒体的衰落却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

在这过程中被遗失的不止是金钱。我常抱怨鲍勃犹豫不决、模棱两可，但他之所以不给我们答案，也许是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在心里预设一个答案，而是想通过调查和思考，一点点接近真相。他和卡尔一张张翻看借书记录，一扇一扇去敲门，搜罗额外的证据去佐证看似已经没什么漏洞的结论，这些在现在看来效率不高，却使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为这一震惊全国的报道负起责任。他们的报道只触及尼克松的手下，没有直指尼克松本人，因为他们当时还没找到决定性的证据。

其实现在也有不少记者利用新工具努力着，数据、多媒体、互动等都提供了调查和传播的新可能，人人都能做媒体也使舆论场变得更加民主、竞争更激烈。可在求快、求流量的过程中，像鲍勃和卡尔这样从小处着手，认真求证最后得出结论的做法相对变得稀少，更多的是迎合某种政治立场的读者，不同党派倾向的媒体所提供的事实越来越相斥（比如要么把特朗普当成大救星，要么把他当成疯子），甚至无法再用“事实”这个词来形容。

不过，呼唤鲍勃他们当年新闻精神的回归，并不意味着拒绝接受现状。至少在我听课的那段时间，鲍勃极少提起新媒体，这在我看来很有可能是他对大选判断失误的一个原因。追求理性没有错，但这不代表否认有许多人不在乎理性，比起逻辑严密、论述复杂的报道，他们更爱看感情更激烈、更符合他们内心预判的内容。特朗普突破知识精英的预期获得大量民众支持，就是最好的例子。在那些摇摆不定的选民看来，鲍勃他们分析“谁最有资格当总统”实在有点像居高临下的说教，他们精打细算对瑞恩寄予的希望也脱离了现实。相反，特朗普言辞中的愤怒和雄心更能击中人们的内心。鲍勃这样的老牌记者能做的，不是骂这些支持者太疯或者太傻，而应该是承认这种人之常情，承认舆论环境几十年来发生的巨变，在此基础上坚持他们的专业素养，思考如何尽可能地让更多人接受他们的理性。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我的“嘴炮”。鲍勃对美国大选充满困惑，我对如何面对这个喧嚣的舆论场也没有答案。就像他当年一样，我和许多同龄的同行们刚被从安稳的校园抛掷到社会的洪流中，有时百无聊赖地写着一些琐碎的题目，有时则战战兢兢地试图在一些更重要的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大概不会写“水门事件”那样的题目，但无论在哪个领域，都有更多故事值得我们扎扎实实地探究。

1972年，鲍勃接到电话被派去报道抢劫案时，不知道自己将会面对什么。今天，当我们观察着这个纷乱的世界发生的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时，同样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那就赶快拿好装备，敲开第一扇门吧。

（作者简介：辛维木，上海媒体工作者，留学美国六年，耶鲁大学历史学硕士。著长篇小说《遗忘》。本文首发于三联中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