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格格不入的我，被确诊了“天才病”｜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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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陈鹿纯

编辑 | 吴筱慧

编者按：

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被确诊阿斯伯格综合征的意义是什么？

阿斯伯格综合征（AS）属于孤独症谱系障碍（ASD）或广泛性发育障碍（PDD），具有与孤独症同样的社会交往障碍，局限的兴趣和重复、刻板的活动方式。患者能够有正常的语言功能，能够书写，能完成生活基本动作，也能完全过上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甚至他们中的有些还能在某些领域拥有显著的才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和普通人完全一样，他们在语言交流，眼神沟通，社交互动方面依然会有相应的障碍。该病病因不明，几乎每 70 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受到他的影响。我们熟知的“计算机人工智能之父”图灵，就是典型的阿斯伯格症。有人猜测，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梵高、安徒生、英国首相丘吉尔，可能也都拥有阿斯伯格特质。所以，阿斯伯格症又被称为“天才病”。

本文主人公在26岁时被确诊为阿斯伯格综合征。从小她就意识到，数学给她的大脑带来无尽的刺激和快感，但现实世界却远远超过她的认知。她的旁若无人、不谙世事，使她被周围老师和同学视为怪人。偶然情况下，她回忆起尘封在心底的往事，决定回国拜访故人。我们无法判定这个过程中，曾经痴迷数学的“天才”能否找到她想要的意义，但她的故事，或许能让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更丰盈。

最后，故事的主人公不是作者本人，但作者认为用第一人称比较自然，同时为了保护人物的隐私，模糊了一些个人信息。

命运的礼物总是姗姗来迟，我收到的第一份大礼迟到了整整二十六年。

一年之前我刚刚从国内硕士毕业，来到美国中西部的一所旗舰州立大学攻读数学博士。离开熟悉而又陌生的故土，来到举目无亲的异国“大农村”，被郁郁葱葱的苍天大树包围，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安宁，开始废寝忘食地学习。项目做到紧要关头，我常常通宵达旦地守在办公室里写证明，饿了就啃能量棒，困了就喝咖啡机里无限供应的黑咖啡，每每学到夜深人静，精疲力竭，也会披头散发，眼冒血丝，像幽灵一般在空荡荡的走廊里游荡。有时我去洗手间用冷水洗脸提神，看到镜子里陌生的面孔好像一头饥饿的野兽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

彼时的我并不知道，在我入学之前两年，系里有一个印度留学生毫无征兆地跳楼自杀。噩耗传来，学院才了解到他生前患有重度抑郁症。惨剧引发了整个学院对留学生精神状况的重视。我入学以后，院长凭直觉看出我有些怪异，又道听途说地私下打听了一下，结果第二个学期刚开学，我就收到他亲自发出的通知让我去精神健康中心做检查。

回答了形形色色的调查问卷，接受了花花绿绿、光怪陆离的测试，抑郁症被排除，我被确诊为阿斯伯格综合征。

心理医生告诉我：现代医学普遍认为，阿斯伯格综合征是一种没有智能障碍的自闭症。患者往往智力正常，甚至超常，处于一种“高认知水平”。他们的词汇量健全，固守程序性的东西，高度依恋细节，往往有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兴趣，却难以理解正常社会的微妙规则。他们无法洞察他人的感受，既缺乏共情能力，又缺少与他人交流的兴趣，因此不能有效地处理社会人际关系。阿斯伯格综合征不会自愈或消失，但可以通过系统的认知行为训练改善症状。

听到医生的诊断，我长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仿佛找到了解答一道数学难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我出生在一个十八线小城，从小就觉得自己和外面的世界隔着重重帷幕。大人们常说我没有“眼力见儿”，仿佛大家眼里明白无误的东西，我却常常视而不见。

小时候姐姐经常带我去亲朋好友家串门。每每姑婆阿姨们围坐在一起家长里短地聊天，孩子们聚在一起嬉笑游戏，我只会自顾自地玩耍，看到别人家里有什么好看的、好吃的、好玩的就自己走过去拿，旁若无人。记忆中有好几次类似的场景，玩了一会儿姐姐跑过来拉拉我的衣角，跟我咬耳朵说：“人家不喜欢我们，我们回家吧”，我却从来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的一位实习老师带同学们去她读书的师范学院玩，我也跟在后面。实习老师跟我说了好几次，你不要跟着我们，我无动于衷，还是跟着自己后面进去，然后跑来跑去地自己玩。我只知道自己想跟着人家玩就跟了，人家什么感受，我浑然不觉。

这样长大，我的朋友很少，基本上都是人家陪着我，迁就我。进入青春期以后，我愈发沉默寡言，时常几个月不说一句话。上初中的时候，需要什么东西就给父母写一张纸条，那是我跟他们唯一的交流。

虽然我对大家眼里显而易见的东西视而不见，但我有自己的平行世界，在那里能看到许多别人看不到的奇观异景。我有一个癖好是往树上钉钉子，用银光闪闪的图钉在黑漆漆的树干上建立各式各样的有规律的图形。我还喜欢把树叶摘下来从中间小心翼翼地撕开，一定要撕得两边对称。我似乎从小就本能地迷恋模式，总是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和创建各种模式。

小时候，我拆遍了家里所有的闹钟、收音机、和那时候很宝贝的电视机。长大一些，我还拆过洗衣机，反正家里能拆的电器都被我拆遍了。时值“科学的春天”，每所学校的走廊里都挂着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的画像，每个孩子长大的理想都是当科学家。父亲的一个朋友说：“这是好事，说明这孩子从小爱科学，喜欢钻研”，父母信以为真，并没有责难我。那个朋友是职校物理老师，家里电器坏了父亲就请他来帮忙修。我喜欢站在旁边看他修理各种东西，从此喜欢上了电笔焊松珀拉出来的丝丝的东西。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拆那些电器，只是单纯地享受把东西折腾成零件的快乐，那不仅仅是拆分的快乐，更是探索规则，挑战规则的快乐。

在平行世界里，我最痴迷的东西是数学。小学二年级，一个实习老师让全班同学算从1加到100的总和，我很快报出答案5050。我的方法是1+99，2+98，这样一直数到中间，数出49个100，然后加上中间的50和最后的100，得出5050。老师兴奋地告诉大家这也是大数学家高斯小时候想出的解题方法。

到了三四年级，我有幸遇到一位非常关心我的数学老师。那时我整日沉迷于数字的奥秘，什么样的数能整除了，什么样的数能互质了，可以说是朝思暮想。一天，我跑去问数学老师，两个相邻的数字一定互质吗？老师回答我是，我就回去琢磨为什么是。后来我想到，如果一个数同时是两个数的因子，那两个数的差应该也能被这个因子整除，相邻两数的差等于1，所以不可能存在这个公因子。于是我又跑去告诉数学老师我的思路，他喜出望外，从此处处鼓励提携我，让我做他的小助教。

数学给我童年的大脑带来无尽的刺激和快感。对于数字，我可以在大脑里像投影屏幕一样运算，仿佛鲜活的图片跳跃连接，自动进行一系列操作。比如上面说那个5050的例子，我脑海中就是一系列数字列出来，然后有箭头连着1和99，2和98，等等，以此类推。对于数字我的大脑还有自动存储功能，一旦得出答案，念念不忘。初一带我们奥数竞赛的老师随口说，20以内的平方数，2的10以内次方数都应该非常熟悉，就因为这一句话，我立刻在脑中心算了一遍，把答案永远存储在记忆里。很幸运成长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这样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环境，凭着奥数竞赛的成绩，我直升了重点初中和重点高中，尽管我的语文和英语成绩惨不忍睹。

数学也使我渐渐被班里同学接受，平生第一次交到朋友。对朋友们我付出的很少，唯一做的就是给她们看我的作业，或者给她们讲解数学题。我最好的朋友是一个初中女同学。有一次我们班一群女生一起去那个朋友家玩，她父亲问大家长大以后想做什么，我脱口而出：“我要做一辈子数学题！”从那以后，那个女孩的父母就非常鼓励女儿跟我交往，为我们提供一切便利，迎来送往，不分你我。她每天吃过早饭就来我家喊我一起上学，晚上放学再和我一同回家。我经常去她家玩，她也经常来我家玩，两家的大门彼此敞开。

少年的我并不知道做一辈子数学题，远离尘嚣有什么错。我还未曾把双脚踏入现实世界的大门，同龄人们已经开始一步步涉足世界，探索世界了。随着我们一天天长大，社会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需要成熟得体的行为举止，而这些远远超出了我的认知能力。

在日常生活中我简直是个白痴。一次在学校小卖部买东西，我不小心把前面女生的面包碰掉在地上，就从兜里掏出五块钱赔她。她嘲笑地说：“你从来没买过面包吗？也不看看小卖部的面包多少钱”？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一块面包只要五毛钱。

初二，班上一个同学偶然提到要上街买条裤子，我才终于知道街上有裤子卖了。以前不是不知道街上有商店，父母也不是没带我去买过衣服，但这两件事在我脑海里是相互独立的，完全没有建立起感知的联系。这个朋友的无心之言触发了我大脑中的定义，我才建立起逻辑关联。

这就是我大脑运作的方式：我认识每一件事物都需要刻意建立一个定义，比如说定义了街上有各种东西卖，其中包括衣服，再定义裤子属于衣服，等等，然后大脑通过逻辑思维的推演才能接受某个观念，我才能推导出街上有裤子卖。当然数学是特例，那属于自己朝思暮想，水到渠成。

因为我的孤僻阴郁，不谙世事，很多老师同学视我为怪人，处处躲避我，疏远我，有时甚至恶言相向，而我却无法理解究竟是什么“看不见的鸿沟”把我和世界分隔开来，只是觉得随着长大成人，自己和周围的人越来越疏远，仿佛随着数字增加，质数变得越来越分散一样。

在学业上我严重偏科，语文和英语非常吃力，只能勉强及格。我们初中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就特别讨厌我，经常带着全班同学一起对我冷嘲热讽。我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又做错了什么，似乎她对我提出的要求，我从来就没明白过，只记得她经常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我拉到讲台前批判。她尤其讨厌我炯炯有神地给其他同学讲解题目，却又什么都不肯开口跟她说，觉得我不可一世地轻视她。

其实我并没有轻视谁，我只不过活在自己世界里，开心就开心了，难过就难过了，喜怒形于色。我不会隐藏克制自己的想法，更无法忍受别人的错误，一定要当面及时指出。上课时经常老师在上边讲些什么，同学们都在苦思冥想，我就在下边直接喊出答案，而且坚持己见，胡搅蛮缠，为此拉了不少仇恨。有心的嘲讽和无心的恶作剧都是家常便饭，我也并不太在意。有一次一个男生吹了我一头圆珠笔油，我回到家就直接拿剪刀把披肩长发剪成假小子短发，既没有向老师告状，也没有痛哭流涕，直截了当解决了问题。

班上也有一些女生怜惜我，善待我。有一个女孩开朗大气，人缘很好，我很喜欢接近她，她也对我一视同仁。周末我经常去她家找她玩，一般是父母或者姐姐一起骑自行车送我去，然后他们离开，我留下来等同学。经常她去找其他朋友玩了，我就坐在她家等一下午，等到她回家了，再和我一起骑车送我回家。日久天长，她母亲对我充满了无奈，可也没办法制止我的执拗。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和想要做的事，我似乎感知不到，也从不在意别人的目光。

初中我得了省奥数竞赛一等奖，直升重点高中。当时很多亲戚当着我的面，阴阳怪气地对我父母说：“这孩子这么偏科，别看现在侥幸进了好高中，到了高考一定完蛋”；“女孩子用功，小时候成绩好，到了高中，数理化难度上来，就没后劲了”。我听了这样的话只是无动于衷，完全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日常起居。那时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将来如何，大学对我还遥不可及，我只是活在自己世界里，单纯过一天算一天，每天先应付完学校的作业，然后要么看电视，要么琢磨数学。我高兴做什么，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甚至和父母也不是很亲近，亲戚们更是伤害不到我。作为别人眼中的神经病长大，我的孤僻和不谙世事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我。

本科毕业我留校继续读研究生，有幸遇到了一个非常理解我，支持我的导师。他不但教我做研究，指导我写论文，而且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教导我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和场景要怎么说话，怎么做事，和周围的各色人等，老师、同学、教务人员、社会上的人，如何打交道。

读博期间，拿到阿斯伯格症的诊断之后，我开始了人生第一次缓和的心理咨询。最初每周一次，状况好转之后每两周一次。心理医生告诉我：阿斯伯格症患者缺乏自主社交的技能，只能通过模仿别人来破译和学习，为了扮演自己在社会里的各种角色，他们需要一份详实的剧本。心理咨询的作用就是提供这样一份剧本，帮我建立健全自我认知，教我如何克服障碍构建人际关系。

读博的过程总体来说是顺利愉悦的。在数学世界里放飞自我，我的内心得到前所未有的充实和满足。然而就是在读数学博士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了自己发展的天花板——我的智商不够搞纯数。数论的那些结论如此简单，似乎小学生都能看懂，又如此玄妙，要经历上百年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才揭开其中的奥秘。尘世间的东西哪里有这样让人心驰神往的？尽管数学是我的真爱，在成长过程一直陪伴着我，不离不弃，给我唯一的安慰，可是随着自己在数论领域越钻越深，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平庸无能，意识到即使呕心沥血，倾尽心力读完博士，自己在这个领域可能也做不出什么成就。小时候因为自己有社交障碍，对外面的世界漠不关心，把别人投入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方方面面的精力都投入数学，所以一帆风顺；现在进入一个大家都倾心投入，都对数学真爱的领域，我的平庸就暴露无遗了。纯数属于天才，需要过人的智商和灵性，而我，不是。

而且纯数是远离尘嚣的学科，对于缺乏社交能力的人，越沉迷越孤僻，为了入世，我只能逃离。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决定离开纯数，在拿到数学博士学位以后转校去读金融博士。在此期间，我的第一位博士导师给予我非常多的理解和支持，对此我至今感激不尽。

金融博士读得并不顺利。读到中途我的印度导师跳槽回国，当时我的论文已经开始向期刊投稿，进入审稿阶段，于是在传说中的“远程指导”，有问题就问系里其它教授的情况下，勉强完成博士论文。

论文交稿之后，导师特地飞回美国参加我的答辩，但可能是为了显示他的高标准，严要求，处处打压刁难我，逼我延期毕业。这时幸亏系里另一位资深老师站出来为我说话，说我博士论文的章节已经进入期刊的二审，在质量上继续精益求精有些说不过去。几经周折，我终于拿到第二个博士学位，又找到一所教学型大学的工作，逃之夭夭了。

可是我的症状却在博士的最后一年突然加重。那个中途开溜又自以为是的导师击溃了我小心翼翼维持的麻木的自信，论文、毕业和求职的重重压力更是摧毁了我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自洽的世界。我开始抗拒一切人际交往，有时候教授一个简单的问题，甚至是校园里遇到熟人过来打声招呼，我都会心慌气短，头晕目眩，紧张得说不出话来。那段日子我就像一头被围猎的小兽一样警惕地应对着外面世界的一点风吹草动，时刻准备逃离。

博士毕业，去工作单位报到的时候，我已经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幸运的是，学院立即请来一位专门帮助脑外伤患者克服语言障碍的“语言治疗师”每周四次来教我人际交往的基本法则和技巧，我开始一边教课一边接受系统的治疗。每次见面，她向我描述各种场景，给我分析在特定场景中各种人的感受，指导我如何分别和他们沟通交流。这样，我虽然不会察言观色，不能善解人意，但通过她的讲解，我可以逐渐了解各种人在不同状况下的感受，知道自己该如何表达、应对。

最初，我的自信全毁，专门买了《实用书信1000例》之类的书，一有什么需求就翻书，照猫画虎地给工作中遇到的各色人等写电子邮件。后来我的情况好转，心理咨询减少到每周两次，整个治疗过程持续了两年。经过的无数案例培训，我学会了分别和学生、同事、以及行政人员交流，终于能够胜任自己的教学工作。

入职三年，在终身教职评定的中期审核当中，我的案例有些危险——毕竟我是接受了两年的心理咨询才学会教书的，但和同事们的社交还很勉强。那时候我问副院长，是不是因为我整天做证明题，加重了症状?

我也不想做机器人，可我的思维模式是机械的。对于很多日常生活的技能和自己兴趣以外的领域的知识，我必须先用大脑明确定义，再通过逻辑思考指令大脑刻意接受这个定义，才能掌握。比如我开车是定义式的，向左转的时候要先向左看有没有人，再向右看有没有人，然后再向左看有没有人，如果以上都没有，那么左转，如果有了，就回到第一步。趴车是透过窗户看到地上的线与右边把手相切时，就知道旋转进去正好适合，等等。有些别人轻而易举的事我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比如我不能夜晚开车，也不敢上高速，因为我做不到随机应变，临时决策。系主任分配给我晚上的课程，我只能说明原因婉拒，盼望自动驾驶能够早日开发出来解救我。

为了生存下去，我努力学习沟通技巧。以前我看人有两种方式，一种像饿虎扑食，死死盯住面前的人，恨不得把人家一口吞下去——这一般是我看到听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另一种是完全不看别人的眼睛——多半是我对人家不感兴趣。现在我知道了讲话时目光平视，面带微笑，眼神带着温度。经过训练，我逐渐学会了怎样和人交谈，怎样明白对方的想法，怎样调动课堂气氛，让学生在愉悦中学习，逐渐把自己磨练成一个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

又过了三年，凭着三倍于终身教职要求的论文数目，我通过了教职评定。

拿到终身教职以后，有一天我去郊外散心，无意中拾起草地上的一块石头，抛向前方，一瞬间猛然回想起《阿甘正传》里珍妮脱下鞋砸她小时候住的破铁皮房的一幕，顿时泪流满面。那是我高中毕业以后第一次为往事流泪，那些迟到了多年的感知第一次随泪水喷涌而出，我第一次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尘封在心底的伤害。

《阿甘正传》剧照

高二高三是我人生中一段不堪回首的时光。高二文理分班，我们班被拆散，在新的班级我身后坐着一个不认识的男生。开学不久，有一天上课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一双大手从背后摸过来，从头顶，到耳朵，到脖子，再到肩膀，胳膊，对我的身体露在椅子上面的部分上上下下反复摩挲。我吓得完全瘫在座位上，动弹不得。从那以后，那个男生就每天从背后伸出手来摸我，只要我稍微躲避一下，他就从后面拼命踹我的椅子。为了能专心听讲，我只好忍住一动不动。高中的座位是固定的，这一忍就是两年。两年间我只觉得心里说不出的难受，经常一个人在座位上偷偷哭。这件事我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任何人。我不知道他那样做是不对的，不知道不可以被人摸，更想不到要去告诉老师和家长。我甚至不知道如何表达那种感觉，只觉得心里好像压了一块石头似的难受。

那段经历在我的心灵深处投下一层阴影，我开始本能地厌恶抵触和异性的肢体接触。当时的我并不了解，随着渐渐长大成人，这种接触越来越难以避免。我对成年人的世界一无所知，毫无防备，这样的事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到我头上。

熬到高中毕业，我凭着理科优势考进重点大学数学系。一次学院组织活动，一个高年级的学生干部主动找我搭讪。一天晚上，他领我走进一间没开灯的教室，把我拉到角落里凑上来亲我。我惊呆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只得任他摆布。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亲够了，丢下我快步走出教室。我大脑一片空白，忽然摸到裙子上沾了黏糊糊的东西。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只是觉得裙子脏了，很恶心。那个男生从此再也没跟我说过一句话。还有一天清早，我正坐在校园一角的花坛上专心朗读英语，突然从背后走过来一个猥琐的老头，直接上来抱着我又摸又亲。我吓坏了，用手掐他打他，奋力挣扎。好不容易挣脱了，吓得久久说不出话。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去那里早读了。

那些年我非常痴迷三毛，就一心向往着找一个撒哈拉沙漠一样的地方，与世隔绝，专心做我的数学证明题。直到多年以后的那天，我终于在大脑中把这一切都联系起来。我回想起那些年少时读过的书，《红楼梦》，《金瓶梅》，《肉蒲团》，张爱玲，金庸，琼瑶，书中的故事和乱七八糟的个人遭遇忽然融为一体。我忽然明白了，哦，那样是不对的，不只是自己不舒服，那些是猥亵，是对我的侵犯。

我决定回国去拜访一些故人。

我看望了从小到大对我友善包容的人，发现他们普遍性格随和，不以自我为中心，凡事咨询对方的意见，外出游玩从来不会强迫别人去哪个地方，走哪条路，在饭桌上也从来不会逼别人尝什么东西。或许当年的我不能得体地走到他们面前，落落大方地叫一声叔叔阿姨，寒暄几句。我最多只是在进门时小声嘟囔一句“某某爸爸”或“某某妈妈”，就躲到小孩子的屋子里面去了，对人家的热情款待，我也从不知道说声谢谢。然而他们并没有因为我的怪异和不懂礼貌而嫌弃我。我也并非不尊重他们，只是儿时的我无法感知他们的善意和付出，更没有能力给予回报，只能等到二十多年以后再来专程请他们吃饭，感谢他们。可惜这些社交技巧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我理解得太晚了。

在家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家存着无数儿时好友的玩具。小时候我和她两个人都没什么私有财产的概念。我活在自己世界里，觉得好玩就玩了，拿回自己家也心安理得；她大概是觉得好朋友不分彼此，她的就是我的。多年以后，我逐渐了解社会常识和人情世故，终于知道拿别人的东西是不对的，知道脸红了……如今想来非常感谢她父母的宽容大度，即使女儿的零食和玩具被我拿去大半，也没有跟我计较，从他们身上我真的体会到了尊重。

往事随风而逝，我跌跌撞撞地就长大了。唯有儿时那些美好的人和事，我至今依然铭记感恩，实在是因为这样的善待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太少了。这些默默关心我，爱护我的人使我明白了人世间的美好，虽然我的理解和感知总是来得滞后，甚至多年的滞后。

至于我在性方面的创伤，如今依旧没有办法弥补。我无法回到高中去拯救那个天天被猥亵的女孩。如今的我知道当时只要说出来，就可能摆脱那种痛苦，可是当时的我不懂，我说不出来，不知道怎么说，也不知道该对谁说。

你能想象只要伸手就可以够到阳光，却因为自己的无知胆怯而长久地躲在黑暗中哭泣的遗憾吗？有时候我恨阿斯伯格症。为什么我对一些事情没有感觉，为什么对一些事情的感觉如此迟钝和滞后？滞后到多年以后的某天想到某件事情，忽然意识到，哦，原来那件事应该激发那样的情感。当时没有情感的反应，并不代表没有伤害。

没有任何宣泄的出口，那个伤口就一直留在那里，永远无法愈合，一切都于事无补。高三的老师看到学生在下边无缘无故地哭，大概以为是高考的压力，怕刺伤学生的心理，自然不会多问两句。然而即使有人问了，我也不会说什么。我不知道不可以被人摸，不知道那种隐秘的痛苦是可以说出口的。

一个无法表达感受的人，父母和老师也很难解救她。这次回乡，我想去当面质问那个当年坐在后排伤害我的男生，但最终什么都没有做，尽力表现得像个正常人。

阿斯伯格谱系人群的情感反应比一般人迟钝，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情感。我对人情世故的认知就像在建立一个数据库，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一点一滴，日积月累，在我心中逐渐激起一片片情感反应。自己共情能力的滞后给往事留下深深的遗憾，等我逐渐明了一些情感的时候，早已物是人非，失去的就永远失去了，前尘往事早已成为心头无法弥补的亏欠。

小学的时候，外婆过世了。在追悼会上，我好奇地看着大家，一滴眼泪也没有掉。有亲戚跟我父母说，即使将来他们百年之后，我也不会流泪。这是实话，当时的我并不理解生死。甚至出国的时候，我都觉得，父母过世了，我不会哭，只要在精神上想念就能永存。

多年以后，我为解开心结专门回国，拜访高三数学老师的时候，他提到了自己偶尔还会回故乡。

我问：“你父母还在吗？”

他说：“不在了。”

我问：“住哪里？”

他说：“住酒店，”随后又补充了一句，“睡酒店自由。”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忽然明白了，哪怕他和哥哥感情再好，哪怕是为了侄子的婚礼专门回乡，他也会去住酒店，这就是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区别。

当火车到达故乡的那一瞬间，我猛然意识到，现在回故乡，我可以住在父母家，等到父母百年之后，即使跟姐姐感情再好，我也只能住酒店了。没有了父母，故乡与我只是陌路。那一瞬间，我忽然理解了父母与儿女的感情，明白了死亡意味着什么，想到父母日日年迈，无限感伤。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对我的情况依然一无所知。从前，大家听说我在读数学博士，都觉得我是不可理喻的神经病，如今因为我常年在大学里读书工作，很多人都会来和我讨论孩子教育升学的问题。偶尔遇到像我小时候一样孤僻木讷，却专注于某一学科的孩子，我都会鼓励他们搞科研，当教授。我也知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至少有三个领军人物都是因为家里有自闭孩子，才致力于普适计算方向的研发。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天赋，也都会面临旁人无法理解的挑战和缺憾，只要扬长避短，负重前行，一定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本文配图除标注外，均来自伍思薇电影《真心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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