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生活——刘擎教授与华东师大哲学系学生对谈

2022年11月30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咨询专家刘擎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2204会议室与哲学系本科生邓希玮、王瀚庆、章佳杰、石心宇、李晨怡、杜俊杰对谈，内容主要围绕自己的学术与生活体验、哲思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与当下大学生的生活状况等话题展开。刘擎教授与对谈的同学们以平等的方式交换了许多深刻的意见，使得话题得到了充分的推进，令人受益良多。以下对谈内容由邓希玮、石心宇、杜俊杰、李晨怡、王瀚庆、章佳杰整理而成。

一、公共写作与公众启蒙

杜俊杰：近代中国好像一直面临着救亡与启蒙的问题，而在实际中似乎救亡的需求往往是压倒启蒙的。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您如何看待救亡与启蒙二者在中国的张力，以及启蒙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与位置。

刘擎：我们可以将这个话题拉回到近代科学革命的背景。机械化的认知图景，不仅仅是机械化的设备，而是对于世界的认知方式。科学革命后，我们开始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大钟表，一具机械。我们认为了解它的原理，知道背后的规律，以此就可以改造自然，发挥生产力。这样一种工程师的思维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某种共同的意义。在苏联社会主义里，这种认知方式特别强烈，因为他们不仅意识到自然规律，也意识到社会规律，这也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主张有关系，因为马克思是一个非常有科学意识的人。据说他的《资本论》是要献给达尔文的，他想做达尔文在自然世界中做的事情，不过是在社会领域中做出来，即破解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根本的逻辑和规律，然后再改造它，并进行革命性的改造。

在苏联，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社会可以是有规律的，可以建构、完善、发展。因此，工程师的思维变得特别强。斯大林曾经说过，“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但在中国，我们以前说教师是园丁。园丁这个隐喻是生物性的，即修剪、滋养和浇灌，而不是任意地以剪裁和切割的方式来铸造。因此，我觉得园丁这个比喻可能更贴切、更符合教育的本质。

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看到了完全科学主义的工程师式的理性是有它的片面之处的。这一片面之处包括认识到理性的局限，人们尝试去协调理性与情感感受。在这个意义上，启蒙的意义是要让我们从任何一种蒙昧，这也包括科学主义，带来的盲区、片面性里面走出来。我们仍然需要不断地克服自己过去的偏狭。

李晨怡：您在做一些哲学普及，或广义上理论普及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毕竟要向大众科普哲学，就不得不把理论讲得简单；但是使得理论变简单的同时可能会使得理论过于简单，那些艰深的理论几乎不可能在毫无损耗的情况下被“生产”给大众，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面向大众的哲学普及将往往错失其中最为精彩和微妙的部分。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擎：对，这里其实有两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你会发现其实讲简单很不容易。当你被要求用日常语言解释哲学理论的时候，会发现可能你的理解并不像你以为的那么到位。很多时候写期刊的人会假定大家都是professional readers，在这种情况下我写得含含糊糊，你读得含含糊糊都没关系。不懂的时候，有时借助术语就可以混过去了。但在普通大众那里你就滑不过去，就比如我们要借用康德讲的关于“超验”和“先验”的术语解释一些问题。这个问题你们哲学专业的都能理解，对不对？但你跟非专业读者就无法解释。这时候我就会重新回去读一些原著，重新把它搞清楚。只有当你彻底搞懂它，你才能够用平白语言说出来，但这其实是很困难的。这是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就是如同你所说的，我们不得不简单化表达。因为人们的志趣是不一样的，不是所有人来了解这些问题都是想成为一个哲学工作者。当然有些人，特别是年轻孩子，因为在中学被激发兴趣，他们愿意去大学里学习哲学。大部分人愿意了解哲学是因为他们想通过哲学启发自己的生活实践，启发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对这些人来说，简单化也没问题，这些简单的线索和思路足够促使他们去进一步学习。我认为这些普及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哲学门槛可能很高，但我可以搭起这样一个桥梁，希望你去读更好的作品，甚至是最伟大哲学家的原著。

但这样的做法也容易受攻击。有人会说，大家会觉得有哲学科普的快餐吃，就不去吃原著的大餐了。因为大餐很贵，至少它的成本更高。我会说，如果没有通俗读物，有些人可能快餐都不会吃，这对公众并不算造成了什么损失。

当然，还有一个麻烦是你的话会被断章取义。在社交媒体时代确实没办法，人们会把你话里的一些“金句”拿出来，但这可能那是我要反对的话。我说完，接下来的事就没法控制了，我也没法申诉那不是我的原话，或者那不是我的经历。这也算是一个代价吧。

二、哲学学术与哲思生活

王瀚庆：我想把这个话题从公共领域的通俗写作引向学术界里面的一个问题。我关注到您这一辈的学者和当前的许多青年学者在治学风格上可能具有一定的差异，您这一辈的学者很多是从改革开放那个时候走过来的，是做一个最基本的学术奠基跟一个开发的工作，我觉得很多东西你可以说它甚至是比较粗糙的或者比较粗线条的，但是我认为这当然是比较必要的。而现在的很多学者他做的东西非常的精细和精致了，比如说像我关注的罗尔斯之类的学者。我觉得这个差异当然是好的，差异的背景是接触到的资源的不同，但是现在随着这样的一个精细化和精致化的发展，我们也错失了很多，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一些该被纳入学术写作的东西。

刘擎：我觉得80年代是一个思想暴雨的时代，我们做学术不仅关切自己的人生，还会关切社会的巨大变化，问题的关切与治学的旨趣是一致的，所以你会去想大问题。当时我参加了甘阳主办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第一期高级讲习班（但是后来就没有第二期了），我是作为那一期学员代表发言的。那时候大家怀着激昂的、像启蒙运动一样的情绪，思想像狂风暴雨一样来，你就做不到精致。我刚刚到西方去留学，突然发现我实际上不会写论文了，我第一次写完论文老师和我说“你了不起”，能够去处理这么大的问题，其实这里暗含着一种批评，表达得很温和的批评。因为你实际上不可能用一个term paper（学期论文），在仅仅15页的篇幅中真正深入地讨论“现代性”是怎么回事。经过西方学术训练以后，你会知道用怎样的方法讨论问题是有效的。当然后面更晚的、新世纪以后出去留学的中国学生，他们的起点就不同，能够很好地介入很精致的论述（学术讨论）。

当然学术界和公共思想界永远是需要兼顾的，它们并不是两个领域。像Michael Sandel，他会提倡所谓“public philosophy”。公共哲学和专业哲学之间是有联系的，没有专业哲学介入的公共哲学会空疏且难以深入，而现在公共哲学的成果恰恰又是以往专业哲学inform的。这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而且从分工上说，有些人可以主要做专业哲学，有些人也能两者兼顾。像Sandel可以说是专业学者，他29岁发表的博士论文《正义与自由主义的局限》可以说是他学术质量最高的作品，后来他慢慢变成一位公共的（学术水平很高的）知识分子。当然我问他的时候，他是不承认的，他说那个（《正义与自由主义的局限》）只不过是更学究气一点的（作品）。所以，确实有人是可以兼顾的。但有人能在两个方面都做到特别好吗？我想很难。

有一些人，比如罗素在当时的专业哲学工作，可以算是非常了不起吧？他是想兼顾二者的。但你现在来回过头看，罗素可能不是第一流的哲学家。那么既然能兼顾的人不多，大家就可以合作。我认为做公共哲学的知识分子，你就要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但你可能永远学不全。而在专业哲学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分析哲学的传统中，有时在欧陆哲学也差不多，他们着眼于做特别细小的一些东西。这些工作总的数量很庞大，其中的一些研究对学术事业的整体进展是有贡献的。但在另一方面，也会减弱哲学与生活和社会实践的相关性，就像罗蒂说的，哲学变成“increasingly irrelevant”。那么多论文发表后的命运，大多就是自生自灭，只有很少一部分后来被视为重要的，引起反响。当然，可能需要足够大的生产基数，才能产生极少部分杰出的研究成就，在自然科学界大概也是如此。

那么，作何选择可能取决于个人的特点以及偶然性。我觉得，如果要把公共哲学和专业哲学视为两种类型的工作，个人的选择有自己的心性和能力的特点，而这两种类型也不是相互隔绝的。但是，两种类型各自都有高低之分。有些专业研究的做法，生产“关于文本的文本的文本”，貌似高深，但它可能不仅在公共意义上没有价值，在（专业）学术上也未必那么有价值。而有些公共言论，思想内涵过于空洞或者说“太水”了，哪怕可以通过商业包装和炒作流行起来，但对于公共领域中的讨论、对一个社会的智识发展可能没有任何真正的贡献，也是会方生方死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很流行或走红，这本身并不标志着什么。那么对我来说，要特别警惕思想内涵空洞化的危险，如果哪天自己变成这个样子，那你们就干干脆脆地唾弃我好了。

石心宇：刚才老师提到，您那辈学者出于对自己人生和时代的关切去学习文科或者是学习哲学，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也是这样。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在刚进哲学系的时候，就有老师跟我们说，你要把你的这些想法全都抛掉。在哲学系学习你是解决不了你的人生问题、人生困惑的。在座大家可能都对政治哲学比较感兴趣，但在读了一些人文社科类的书籍论文后，我们其实可能都会感觉到问题的提出比问题的解决要多得多。而且那些系统性的、结构性的问题，对我们个人来说太庞大了。您怎么看待这种环境之下的专业学习呢？

刘擎：对，这里面有这样一种挫折感，因为我们带着关切来探索，希望学习的专业可以回应我们的这种需求。这有点像中文系老师常常说的，“对不起，我们中文系不能把你培养成作家”。但是我认为，学习哲学对于你们实际关切的问题，至少还是迂回的帮助。这点从何谈起呢？

第一个是路径和方法。我相信无论是比如说形而上学、逻辑学、心灵哲学、认识论，这些训练都会帮助你建立什么叫好的思考。好的思考它可能不是一步达成。有时候哲学思考和科学家的研究是一样的，都是一步一步推理分析，只不过它们的起始假设不一样。这些思维的训练对你是有一个方法论的帮助的，使你有所谓批判性思维，或者一种对根本性的大问题发问的气质。

然后你会去反思自己。不仅是自己的观念，而且是提问的前提。比如说你人生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你所要质疑的可能是那些在主流话语中被视为自明的前提，对吧？重新反思这些前提，结果常常不是问题被解决了，而是问题被改变了，甚至被取消了。那有人会说问题还是没解决呀，但是我觉得一个问题从一个提得不太高级的问题变成一个比较高级的问题，它本身就是一个进展。而且人生的问题是无穷的，对于那些永恒的问题、终极关怀的问题，你在不同时期可能有不同的回答。在这个意义上我接受了一种想法：就其本源来说，哲学并不是为了彻底解决问题而发展的。如果问题都能解决的话，我们不会到现在还在引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子。理工科的朋友经常会嘲笑我们，他们永远在研究最先进的东西，但我们两千年不进步。这在一开始其实挺难接受的，但哲学其实并不是为解决问题而存在，而是为了不断澄清以及回应大问题而坚持。后来你会发现，我们内心实际上能接受这样一种哲学精神，这种哲学精神或态度，会赋予生命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然后，你甚至会感到，如果人类对这些大问题获得了确定无疑的回答，这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人人都能有确定的回答、一切问题都能掌握、我们把一切看透，然后我们的人生就有了高度的确定性，那么你会多么厌倦啊！当然，要是你怎么都不明白自己的生活，一团乱麻，那确实会让你沮丧；但是，如果你总能被激发起好奇心和探索欲望，产生新的回答，又引发新的问题。那么你的生命处在一个不断迎接新事物的状态中。在这样的状态，你才感到你在精神意义上是活着的，否则就是一堆现成的答案直接给你了，so boring！

这其实就跟你谈恋爱一样，如果你的恋人哪一天被你彻底看透了，你们的恋情差不多也就结束了。怎么样开始和维系一段好的亲密关系？在好的亲密关系中，你们都得是在不断成长着的。成长不是说每天分数高一点，而是有新问题去探求，有困扰也有冲突，但又不怕困扰和冲突，其中生命状态一定是生机勃勃的，那才是有意思的。哲学就是让我们自觉地意识到你的人生总是未完成和有待完成的，并且能享受生命未定的可能性。彻底完成的人生其实就是死亡。我觉得你们到年纪足够大的时候，不仅会接受这种精神气质，而且可能会喜欢它。

当然，在另一方面，人需要基本的确定性的，你们现在有太多疑问，如果一些基本的确定性都没有的话，会很困扰，会带来挫败感和虚无感。这时候你可能需要接受一些没有经过彻底反省的教条和规则。它可能来自你的父母或老师或同伴，你不妨先将它接收下来。但你要知道，这种接受是暂时的，对你生命的成长而言，这是工作的一个暂时的桩子或者说脚手架，之后可能会有更好的桩子去取代它。我大概在19到20岁的时候，拜访过一些非常有思想有见识的高人，比如遇到了当时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的何光沪老师，还见过一位研究佛教的高人，然后自己又去读存在主义。因为那时候我有一种执念，就是相信，只有当人生的大问题得到解决以后，我才能开始真正有意义的生活。后来才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正确的。你已然开始生活了，就像船已经启程，你只能一边开船一边修船，一边找寻和调整方向。你不可能说，我把船全修好了，方向也完全确定了，再开始启程。生活不是这样展开的。

石心宇：我感觉可能很多您的读者或者观众都会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就像您找高人一样，想在您这找到答案。

刘擎：我刚才说的这番话算一种答案吗？可能某种意义上算是吧。那就是放弃某种幻想、某种错误的提问方式或者错误的问题，或者不是那么好的问法，因为实际上你并不需要那样一种答案，也无法获得那种答案。现在，好多人特别喜欢所谓“金句”，就是三言两语就让你茅塞顿开。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喜欢这个金句其实取决于自己心情。你刚刚进入热恋的时候，和你在失恋的时候，想听到的金句可能完全不一样。对金句的那种需要常常只是迎合自己已有的偏好，这与哲学精神是抵触的。

石心宇：所以有点好奇，您会如何面对别人对您的这种期待？

刘擎：虽然我并不是真正的哲学专业出身，但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那就是哲学精神或者说哲学气质，就是“哲学性地思考”。常常有人说，哲学是一个动词。这是对的。但我也想说，哲学是一个副词，就是能够“think philosophically”。所谓“哲学性地思考”，就是保持好奇。哲学始于我们对世界的惊奇，对吧？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他还说过，人是社会的存在，或者城邦的存在，同时又是言语的存在。我们知道人的非自足性、人的生命是有待完成的。这是人的规定性，有的时候会让人沮丧的。你看，动物就不会为此而困扰，因为动物已然是完成了的，只按生物规律来行为，基本上是被决定的。而在另一面，神具有那种完满自足性，也是我们人类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对吧？

哲学家以沉思的方式模仿神，但几乎不可能全然的实现。亚里士多德说，人就其自然性而言是城邦的动物，他的意思并不仅仅是要指明“人是群居的”这个事实，不仅仅是一个实然的描述，而是在阐明，人的生活是社会的生活、城邦的生活，也是处在言谈沟通之中的生活，只有如此你才成为一个更完整和充分的人。那么，人处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我们对世界的好奇，我们的言语，我们的社会生活，使我们能够不断地发现和再造，由此生生不息地展开与绽放生命。所以言谈沟通不只是生活的工具，这种实践同时造就了我们是谁，是“自我”的构成性部分。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同样自觉地认识和展开这个生命的旅程。我们是不断去成为一个更为充分意义上的人，这是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哲学，或者更广阔地说，智识生活，使你更自觉与充分地发展这种生命力。当然生命力也有物质的层面，你吃好的东西会感到开心对吧？但同时人作为精神的存在，尤其珍贵。所以，哲学的意义不是给了你一个答案，好像你获得了一个答案就获得确定性了，然后就完成了停止了。哲学主要是一种启发和激励，是一种精神生活的方式，是无止尽的追寻和探索。这样理解哲学，我觉得对公众，特别是年轻人，会很有帮助。

王瀚庆：我很认同刘老师的回答。但是就这一点（对他人的期望）来说，我会觉得其实没有人会真的希望去从某一个人那儿得到一个终极答案。而且我认为一个更充分的主张是，其实没有人想要在“真正”的意义上让他的生活被决定。每个人他都试图在某种“本体论”的意义上希望保留对于自己的生活的权利，这也就是自由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价值。

刘擎：所以《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在这个意义上是“有用”的。它提供了一个map（地图）。一般来说，我们现代流行的知识图景主要是商业的或者科学的描述。而我在第一讲就想强调，思想和现实是互构的关系，没有离开思想的人类现实。实际上应该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一个常识，但许多人会以为，思想是抽象的、远离现实的。实际上你的现实世界，特别是社会现实，已然是思想参与建构的现实，只是通常是不自知的。

现代社会是有一个来龙去脉的，它被几个特别重要的特征所frame（框定、规定）。一个是超验世界的祛魅，一个是合理化，就是rationalization。所以你可以借此理解官僚制、行政管理、考核制度、KPI等等，由此就解释了为什么现代人无法摆脱这些基本特征，但这种解释并不能完全回答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而是首先解答why（为什么）的问题，就是make sense（说得通、讲清楚）现代性问题。这本书会有那么多读者，可能也不是我写得有多好，而是在公共读物中，特别缺乏一种能够让读者明白自己和自己生活背景的一个论述。现代生活就挺麻烦的，而且已经逐渐支离破碎了。那么在什么意义上，现代生活是破碎的？它为什么这样？它有什么毛病？无论从罗尔斯这种角度，或者从马尔库塞这种角度会看有什么问题，这个是有一定意义的。

石心宇：现在社会其实是高度复杂的。很多人处在其中，然后会隐约地感觉到一些东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如此、不知道何以至此、不知道它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脉络发展至此。我觉得可能读《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对商业就是有着这样的作用，就会知道“原来我老板他是这样的”，知道我们处在科层制、官僚制的社会之中。

刘擎：我觉得像企业中的人，特别是在成长的时候，有很多挫折，可能会感到自己淹没在日复一日的任务导向的劳作洪流中。然后，就会有人开始思考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去过的一些大厂，他们高层管理的培训本来都是商业和管理方面的内容，但现在他们也希望听人文方面的内容，这是挺有意思的。

章佳杰：事实上我觉得现在很明显有两个方面的哲学。一种是我们平常说的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像人生哲学。还有一个就是作为学术的哲学，我们会说存在主义、分析哲学。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理论与现实的二分。但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往往会被所谓学院派觉得是缺乏反思的。但像苏格拉底其实也说过，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所以我在思考，理论方面的哲学是不是可以真的去与我们的生活方式结合，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过一个哲学的人生，我们是不是要去践行我们所学过的东西？

刘擎：我觉得这个问题，比如说未经审查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仍然是一个否定性的命题，对吧？但他没有说什么生活就值得过了。按照逻辑来说，经由审查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对不对？这当然也不意味着过度审查的生活就是好的，可能越审查反而越是过不下去的。实际上，苏格拉底只是提了一个必要条件。对于你作为人的生活是不是值得过，很多人会说我就过一个我自己觉得值得的人生，你苏格拉底看来值不值得有什么关系呢？你就过自己的人生好了。你们哲学专业的同学毕业了，该做什么？可以不去做什么哲学启蒙工作，可以去过岁月静好的生活，或者积极参与竞争、努力挣钱的生活也不错。但如果苏格拉底是对的话，没有真正领会了哲学精神的人能够容易地过上自己满意的生活。

在生活中每个人总会在某些时刻有这样或那样的疑虑或问题，然后本能地要求解。一般人寻问最直接的表层问题，通常就截止了，不会去无穷追问。现在人的生活因果链条太长了，影响生活的变量太多了，一个解答就会往往引出下一个问题，于是无法得到满足，就会陷入困惑。所以现在化约主义会特别流行。我觉得化约主义是让人抓住一个看似确定的要素，然后通盘解释一切，这让人就获得了确定性的感觉。但这样的方式其实解决不了疑虑和困惑，而且这样的生活也很乏味，不太有意思的。

那么如何去过一个哲学的生活？我觉得这种生活首先应该是非教条的，不是按照某种理论或“主义”的标准去生活，而是面对各种既有的思想传承，经过自己的阅读和思考，认可或大抵认可某些重要的论述，常常是把A理论和B理论结合起来的混合物，其中你是在践行并发展了自己的自主性。如果哲学把你变成了一个就屈从教条的人，那会是很糟糕或可怕的状况，是非哲学的。比如，尼采非常精彩，特别能启迪和激发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你或许特别赞赏尼采的思想，但你终究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彻底的尼采主义者，这是反尼采。所以一种哲学的生活，当然会有自己依凭甚至信奉的一套想法，但必定是经由自己思考的，而且往往是活的，是可改变可修正的。

李晨怡：老师你刚刚说，我们随波逐流的生活也挺好的，只要他们想清楚这个是适合他们的生活就行了，是吗？

刘擎：表面上看，他们甚至也不用想清楚，只要他们自己觉得好就行。现代社会中，人只需要有一个弱判断的标准，就是一种底线标准，不违背法律以及不伤害他人的道德标准。除此之外，我们似乎很难有确切的把握说，我的生活方式就是要比你的好，好像不存在一个高低的判决。但深究起来，这种让彼此都方便的相对主义思想似乎避免了更深的追问，但总会遇到自己的局限或困境。

比如说，大家都认可以正当的方式挣钱总是好的，有了钱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无论你的意愿是什么。可是你会发现，你赚钱的事业无论是否顺利，最后似乎都不太能满足于自己的现状。不太富裕的人对自己的状况不满，往往会归因于自己的财富匮乏，这当然是一个真实的原因，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对于有一定财富基础的中产阶层，甚至未必是最重要的原因。只是眼前的财富问题遮蔽了其他或许更重要的问题。我后来遇到许多人到达了所谓的“财务自由”，但他们的不满和困扰也一样多。比如，有人误用唐代诗人元稹的一句“贫贱夫妻百事哀”，相信经济的窘困就会导致夫妻矛盾，难以解决。但你会发现，富足家庭的婚姻困境，一点也不比经济贫困或平凡的家庭更少。

所以我相信，好的生活方式还是有某种客观性在那里，当然有多样性，但并不那么相对主义。无论贫穷或富裕，我们都会遇到那些根本性的、类似哲学性的人生问题。这对于探究哲学的人是一种鼓舞：哲学其实并非没有用，因为哲学回应着人类的一种根本需求，虽然这种回应通常并不是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现代心理学似乎也在探究和回应人们内心深处的需求，但心理学最底层的假设和原理仍然是哲学性的。

三、内卷的意义，抑或寻找生活的意义

李晨怡：其实我们大学生对以后要过什么样的人生也有很多的思考与纠结，其实我们特别想问大学生为什么不能开开心心地上大学，因为我们时常觉得自己特别累。刚刚老师您说要在生活中提出问题，但这也需要非常多的精力，恐怕大学生已经没有这样的精力了，我们在现实中卷得太累了。一些人可能会采取躺平的态度，而躺平的态度也还会招致各种批评。大学生不知道应该怎么从这种累得卷不动但是又被迫去卷的牢笼里面逃脱。

刘擎：你们说的“卷”是什么意思？提高绩点是不是？

石心宇：“卷”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竞争：你要赢过别人。

邓希玮：还有一个内涵就是无意义的消耗。

刘擎：它不是有意义吗？因为提高竞争力后可以得到好处。

章佳杰：就光从个人来说，确实可以说我靠着五千字的期末作业，拿一门4.0。但从总体来说，他就把优秀的门槛拔高了，老师会觉得今年大学生有能力写五千字，再过一年我们就可以写八千字。

刘擎：老师怎么会有这种想法？难道写短文章比长文章更容易吗？本科生的作业我一般就布置3000-6000字。

回到你的问题。大学生还能不能开开心心地上大学了？简单的回答是不能。为什么？因为在现代世界，你要的那种“开开心心”可能是不存在的。我们现在的不开心主要是个人的学业或事业负担过于繁重了，对不对？你们说的开开心心如果指的是悠闲散漫，那么除非你生来就是“富二代”，这几乎就是不太可能的。那么我们可以问：人有没有可能在比较紧张或不那么松弛的情况下开开心心呢？你想想，自己打游戏的时候精神其实是高度紧张的，但为什么还会开心呢？你谈恋爱的时候，会付出很多时间精力，往往情绪起伏激荡，而且还会有些忧伤，但为什么还会甘之若饴呢？

所以只有明确了你要的开心究竟是什么，才能明白你的不开心是怎么回事。不开心并不是因为忙，并不是因为你要花很多时间精力或者很多钱去学习，而是你觉得这是一种内耗，是一场无意义的竞争，是一种军备竞赛。眼下的“内卷”似乎可以比作“重力问题”，就是作为一个无法改变的约束性实在。就像你问自己为什么我就不能飞起来啊？对不起，这是因为重力的约束，你没办法。那么你要问，对当下的你而言，内卷的状况是不是已经具有重力一般的实在性？可能并非如此吧。你仍然可以有所选择：选择完全退出这个内卷的游戏，或者充分介入这个游戏，或者有限地参与这个游戏。完全参与和完全退出之间是一个连续谱，你还是可以在两极之间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

但是还会有好多人说，我拼命卷了还不一定能赢，这很令人恼火的。但退出的代价是什么？你已经参加了一次高考的内卷，把你送到华师大的哲学系，在这样一个985名校中已经完全足够了。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再去卷？因为你还想在华师大哲学系毕业再读个研，让你变得更有竞争力，对不对？有可能你们已经形成路径依赖了，最后整个人生都在追求一个未来的奖赏，似乎一直这样追求，最后就会有一个自由的生活，但可能永远无法抵达。

我们可以提一个口号：任何过度内卷的生活都是不值得过的。因为我相信，一个人如果会有好的认知、思维与言谈，有灵气和悟性（这些都是不那么容易用指标评价的内在品质），如果具有这些品质，不仅更有可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而且也更有可能展开丰沛的人生。如果过度内卷损害了自己那些更基本更重要的（虽然难以用数量来标志的）美好品质，这个代价太高了，这会是极大的损失。这不仅限制了你的工作前景，更重要的是损害了你作为一个生动有趣的人去展开有意义的生活，而且我相信也会损害亲密关系，是不是？谁会喜欢和一个无趣无聊的人一起生活？我知道有人会反驳，有钱就可以！好吧，我承认，一定有人会选择和一个有钱但无趣的人生活。但无趣无聊的人会更有可能在事业上成功吗？我不太确信。

石心宇：现在年轻人都被数字化的东西洗脑了。

刘擎：这也是我在几次讲座中提到过的。在现代社会中数量化的指标是普遍通用的，而你质性的品格（character）只有你周围人才知道。品格是重要的，却无法被转化为通用指标。比如，你的学位是一个通用指标，还有你赚的钱、你的所谓“身价”，谁都听得懂。所以人民公园的“相亲角”，人家主要就是标明一系列指标，如果标明你“喜欢诗词”，这可能就不太有用，对吗？这是现代社会的问题，信奉特定意义的强者，必须被目前主流的通用指标识别出来。只有当你达到这些指标还绰绰有余，你才可以再去发展自己的性情、精神品质、艺术素养等等，你才能获得比较健全的成功。但对大多数人说，这太难了。我觉得这是现代社会特别麻烦的问题，也很容易让年轻人产生挫败感。

其实包括哲学专业，学院体制里的工作也是很卷的。比如大多数学文科的青年教师，本来是出于热爱学术生活才从事这个专业，哪怕收入不太高，但满足了自己的爱好。但进入体制化的学院，就不得不面临着“非升即走”的难题，必须要保持较高的“学术生产性”，有时候就不能被为了生产性而迎合屈就，去做自己不感兴趣但容易出成果的题目。最后这样的生活离开自己的初衷，一种自由的智识生活，相去甚远了。但如果不去竞争，就可能会失去做一个专业学者的资格。那么，学院的生活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呢？这里就会出现困扰和挫折感。

王瀚庆：我发现同时也有一个“管”的问题。我跟一些我们班的同学聊过，这部分同学现在可能比我们在座的可能（对自己的规划）还要更不“清醒”一点。主要是因为在高中时候，被管得太多了，但一下子从高中升学上来，又大半年都处在疫情状态，他都还没有品尝过大学生活应该是怎样一个滋味。然后你现在突然要跟他说，到了大学就要自己管自己，要自律，你要自己能够规划自己的时间。他可以说我连高中都没有主动努力过，你怎么让我在大学里面去主动？我当时觉得，一方面我会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我说你高中不努力，你难道一辈子都不努力吗？

但是另一方面，我仔细一想，我觉得挺可悲的，因为他再怎么样不努力，高中也是被“管”住的。我认为“管”的意识也可能是在人性里面的，人是有期待自己被管理、指挥、领导的方面的；但如果说这个东西长期占据了生活的主流，就会产生很强烈的那种不适应感。

石心宇：大学生总体的心理状态其实是很令人忧虑的。我看到新闻说，现在大学生有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比例也在不断增加。

章佳杰：其实我们现在也会为各种各样的现实中的问题感到困扰，包括很多与我们息息相关社会性议题，很多情况下我们对现实是无能为力的，似乎学不能致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会对人生有一种无法掌握的感觉。

刘擎：其实在一个制度性的约束当中，独善其身是蛮难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改变整个环境条件呢？一个人是没用的，而且哪怕是好多人也没什么用，你一定要变成重要的人物才有用。但等你变成重要的人物之后，可能已经是体制的一部分了。不过虽然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但是你们至少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王瀚庆：是的，而且哲学系的学生就经常会被质疑，比如我爸妈就会说我“是不是想太多了，这么远的事操心这个干什么”？他们会认为我是很愤世嫉俗的。

刘擎：我们大概不能仅仅把哲学简单地看成一个专业，或者一种知识。哲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培育一种智识敏感性，一种精神气质，以及由此引导的生活方式。甚至也不必特别高大上的形式，比如生活中能不能有这样一个领域，它不必是一个物理空间，可以是一个微信群的方式，或者简朴的聚会，造就一个思想精神的空间，比如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和同伴诉说自己的看法，一起喝咖啡、喝茶、吃吃火锅，然后聊一些好奇的有意思的的发现，或者疑惑，或者痛苦和困惑，其间会联系到哲学中的某种脉络。我觉得这样会聚交往会是一种慰藉，也是一种鼓励我们的力量。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学习哲学的重要功用之一，使我们有一个心灵的领域，没有完全被吞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精神才是活着的。

王瀚庆：我觉得刘老师这点说得很对。我觉得我们没必要给这个学科安一个那么学究气的词，说它是“哲学”。其实，思考它是人的一个本能，一个人坐下来，他只要吃饱喝足了坐在那里，他就会胡思乱想。比如说像上个学期的四五月份，大家都被封着……我当时天天看当代政治哲学，比如罗尔斯……但是那时候我寝室里的室友们都愿意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不是哲学系的，却愿意跟我讨论什么“无知之幕”、什么“原初状态”。我现在这简直不可想象。因为大家一说起这些都会觉得很枯燥、很抽象。而且他们不只是对于哲学感兴趣。我当时深切地感觉到，没有什么是可以阻止人思考与言说的，人会自然而然地感觉到思考中的一种很强大和美好的力量，然后你们会自发地形成一个很小型的公共空间。

刘擎：对，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一个小共同体，在其中寻找意义感和归属感。人的精神生活还是很重要的。现在大家都着眼于追求物质生活，其实也是在追求精神。我们先撇开温饱需求不说，我在一次演讲中说过，“人有两个需要，第一，赚钱，第二，赚更多的钱”。赚更多的钱其实就是某种精神的需要，这是为了社会地位，因为这是有标识的。但精神生活的领域很开阔，不仅仅限于寻求社会地位的承认。对你们这一代人来说，大部分家庭出来的孩子，没有经历我们这代人在青少年时期经受过的真正的物质匮乏，所以物质需求没有那么紧迫，对于你们的生活质量而言，精神生活就变得格外重要。我想，要有同道与共同体，需要相互支持、鼓励安慰，这都是挺重要的。

李晨怡：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说，同宿舍的人或者说身边的人团结成一个共同体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警惕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几乎都是与来自相同背景的人在一起生活和学习，知识生产与观点输出其实难免固化在自己的阶层中，我们都不自觉地代表了一种中等阶层。我们未来在知识生产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走出自己的这种中产性，然后去抵达更普遍的人群，比如底层群众，那些更加没有办法在公共空间表达的人们。

刘擎：你看，你好像不太关心跟上层的关系，而是忧虑能不能和底层保持接触，这就说明你具备了一种意识，有一种社会进步主义的关怀。

李晨怡：我们到底有没有可能超越我们这种局限呢？

刘擎：我认为是可能的。当然，这需要自己付诸主观的努力，另外也需要机缘。我知道一些年轻人，热心于公益活动，并不为了简历上有一个什么实习经历，而是有一种内驱力，让自己走出舒适区。舒适区可能也是必要的，人的确需要一定的舒适。但一直舒适的生活，其实不那么舒适。只有不怕挑战，接触不同的人，读一些和自己观点相左的东西，这是特别有意义的，否则你就不会成长。当然有的时候，在特别险峻的情况下，找到自己的同道，抱团取暖也是重要的。

石心宇：感觉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的生活之中没有他者，他们永远是和自己同质的人相处，发朋友圈或者点赞。这也包括一些公共的行为，比如说转发声援和公共议题的讨论，他们其实都不是在和他者进行对话。一位哲学系的老师就说，哪天这群年轻人开始关心保安了，你才可以说他们真的在进行一种公共的讨论。他意思是在说，其实大学生们都只是在关心自己，是在标榜自己的一种身份，我觉得这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包括现在一些文艺青年他会喜欢看一些别人都看不懂的书和电影，然后聚在一起形成一个自我感觉非常独特、高级、充满疏离感的所谓“文青”群体。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很多人好像在看书，但他们没有真的看过。

章佳杰：我也想到一个类似的问题。其实就在上个世纪五四运动的年代，就已经有知识分子主张去农村、去下乡，去体验农民的生活。在这种观念下，也出现了像鲁迅，或者说后来的赵树理，如此之类的文学家。不过这似乎仍是作为知识分子去靠近他者，好像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怀，是居高临下的。随着观念的转化，似乎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寻找底层老百姓的自发性，然后就有了启蒙这种说法，主张去广开民智，从而随着人民的醒悟，就会去做点事情为自己争取应有的解放。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在当代还是存在的。虽然我们一直说启蒙，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好像能做的也不多，可能也就是去关心一下我们的宿管阿姨，关心一下保安，仅此而已。我们显然不能居高临下地进行指导，主张我们告诉人们一套理论，让人们按照这个方向走。我觉得如果真的有启蒙的话，它不是单向的。

刘擎：对，其实这是一个形成交集的问题。你和人家的共同生活，不是说一定要住在他们家才能有一种共同生活，而是彼此的生活能有真正的交汇，一种真正的相遇，可以去人家里吃饭拉家常。比如说和工人相拥，最好就在工地上，在工人实际工作的场景里和他开始对话。在这种情景里面，你不是带了一整套自己的教条，去告诉别人如何生活，而是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生活。你听到的东西很可能让你得到启发，反而会教育你。你可能遇到从没有见识过的情况，让自己学的那些理论去面对现实场景，而且获得更直接的感受。这些经验其实都对自己的成长有意义。你们这一代学生，背景条件和我们小时候差别很大了。我们的学生时代，不只是校园生活，会去各种各样的地方。

所以读书人或者知识分子，可能会因为某种道德感或目标去做些什么，但也可以为了更丰富的社会感受去做一件事情，发现了自己的动力。这是一种养成，最终可能会造就一种品格，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更丰富的人，愿意去做些真正有助于社会的事情，哪怕事情本身微不足道。这种愿望成为自己的内在需求。

这种内在需求是需要培养的，哪怕是从虚荣心开始也没关系，但需要保持一种意识，就是主动去关怀弱势的底层的生活，并且知道在道德认知上是正确的。这是不容易的，但却很有意义。我有一些热心公益事业的朋友，也努力提供些间接的帮助，但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我见证了他们在实践自己内心愿望时那种精神饱满的感受。许多事情是非常难的，但他们好多人从中获得了生命的意义，有一种幸福感，我对他们抱有很深钦佩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