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学观｜刘擎：当人类文明再次面对一场可能的出走

·人类并不简单地喜新厌旧，而是“喜新恋旧”的。出走的愿望在人类群体中的分布并不均等。于是，任何一个新的文明进展，在任何给定的人群当中，都会造成既兴奋又恐慌的反应。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本文作者供图

所有科学问题的背后，都存在着哲学问题。我之所以把元宇宙、ChatGPT、虚拟与现实，这几个概念放在一起，主要还是想透过这些事实和现象，来谈谈哲学视野中的科学观问题。

前不久我尝试了一下ChatGPT，给我带来非常震撼的感觉。它很可能会通过图灵测试，对我们写作者、思想者、教育者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甚至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将来那种规模化的、板块式的集体化教育是不是还能够维系。另外，ChatGPT最终会产生“意识”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们目前对人类意识的本质和产生机制也还缺乏足够清晰的理解，那么问AI会不会产生自主意识就非常困难了。比如意识能够还原为“大脑活动”吗？目前“涌现论”和“泛心论”的两种主要假说，都还没有定论。如果AI模拟的“神经网络”足够庞大和复杂，就难以断然否定会不会“涌现”为类似意识的现象。但在另一方面，人的意识与身体就互动纠缠的，而AI缺乏碳基生命的身体感官，即便能“涌现”为意识，也与人类意识有巨大的差异，至少目前看来是如此。毫无疑问，科学带来了许多奇迹，同时也带给我们很多新的疑惑和有待探索思考和问题。

面对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发展，有些人兴奋，有些人恐慌，我是兴奋和恐慌兼具。为什么呢？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它还没有总体性的认知判断，哲学界对现代资本运作框架中生长的东西大多持有质疑和批判态度。很多总体性的判断还为时尚早，缺乏足够的依据，还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观察。人类文明的未来是否越来越令人振奋、或者令人担忧？是否会走向失控？我们必须在不失去整体性框架的同时作更为细致的差异化的具体分析，避免作出可能仓促的论断。

前不久我写过一篇书评文章，探讨虚拟世界的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当代哲学家大卫·查莫斯（David Chalmers）试图探寻元宇宙的美好生活，并真切地“邀请”人们考虑“移居”虚拟世界。这不仅呈现出一种新的诱人的可能性，也让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的难题：是留守在已经惯常了的生活空间，还是出走到具有诱惑性的虚拟社会？

当既有的、熟知的生活处境不尽如人意、甚至艰辛痛苦的时候，当另一种可能更好的、却风险未知的生活前景历历在目，我们应该坚持留守还是移居出走？

在我看来，这种留守与出走的选择，是贯穿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核心问题，也是遍布公共领域到私人生活的普遍问题，从而也是科学发展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今天，人类文明再次面对一场可能的出走：从我们所在的物理现实世界走向数字化的虚拟世界，进入元宇宙。但是，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前景吗？进入元宇宙的我们有可能过上美好的甚至更为美好的生活吗？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同的社会角色保持着不同的态度。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兴奋地展望未来，投资人发现了巨大的商机，文化批判理论家一如既往地怀疑技术巨头与大资本的合谋，而人文学者大多心存疑虑。

查莫斯是少数明确表达肯定立场的著名哲学家之一，他还为此做出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与论证，我们可以在他2022年初出版的技术哲学著作《现实+》（Reality+，2022年12月，《现实+》中文版上市）中看到他所做的努力。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著作，较为成功地融合了通俗的解说与专业化的论证。我在许多哲学问题上认同查莫斯的观点，包括他花费大量篇幅阐述的“虚拟实在论”（virtual realism，中文版译作“虚拟现实主义”）的立场，但对他在价值问题上的立论，则有许多保留。

查莫斯让我们假设，随着相关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克服了实现元宇宙的全部技术障碍，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人类能够创造出完全沉浸的虚拟世界（元宇宙），查莫斯称之为“现实机”（the reality machine），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移居——无论是短暂、长久抑或永久地进入这个现实机——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现实+》的第十七章用一个问句作为标题：“你可以在虚拟世界里过上美好的生活吗？”查莫斯随即写道：“我的答案是：可以”，干脆利落地回应了这个重要的“价值之问”。

何为美好生活？哲学上也有一些研究和思考。查莫斯介绍了关于何为美好生活标准的几种主要价值理论，包括享乐主义理论、欲望满足理论、社会价值论以及目标清单理论等等，他着重阐明了虚拟世界为什么能够提供优越于或者至少等同于现实世界的可能性条件来实现这些生活的价值理想，无论你信奉何种价值理论。由此推论，如果理性地权衡得失，就实现美好生活的前景而言，移居虚假世界的现实机应该是“有得无失”的。换句话说，基于理性的分析和判断，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移居到现实机中生活。

然而我们还是要发问，人们选择移居虚拟世界中生活，真的就好吗？我觉得未必。我对查莫斯的观点，有过一个初步的批判性回应。在这里，我先把查莫斯的观点概况为两个主要论证，可以分别简称为：“等同论”与“优越论”。

所谓“等同论”是说，假如我们进入了虚拟世界，仍然具有在物理世界的同样的感官体验，让人感觉上“虚实难辨”。这个说法旨在尽量消除人们直觉上的顾虑，尽管元宇宙是虚幻的，但体验上依然是美妙的。为驱逐流行的对朴素实在论的“执念”，查莫斯为虚拟实在论做出了强有力辩护，这也是他那本书第一部分的基本论旨：“虚拟现实不是幻象或者虚构的，至少不完全是。”按照他的说法，虚拟世界并不是一种次等的现实，现实机与物理世界具有同等的实在性。对于感官体验的真实性而言，一个由夸克构成的现实世界，和一个由数码构成的虚拟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你留恋现实的物理世界，偏爱自己的肉体原型和最初生活环境，原因并不在于物理性与虚拟性的差异，而在于心理上的执念。一旦我们理解和接受虚拟实在论，终究会破除这种执念，相信物理现实并不具有某种比虚拟现实更有价值的内在因素。

另外一种可以称为“优越论”的观点试图要说明，元宇宙具有比物理世界更为优越的条件和资源，让人们实现比物理世界更为美好的生活。查莫斯相信，未来的脑机接口技术将给我们带来丰富多样的感官体验，不仅包含而且超越了在现实世界可能实现的感官体验。由此也可以推断，“虚拟现实的某些方面也许强于普通的物理现实”，“毫无疑问，将来会出现一些虚拟现实模式，提供的体验远胜于物理现实，但也会有一些模式近乎完美地模拟物理现实。”用通俗的表述就是说“你（现实世界）有的我（虚拟世界）都有，我还有你没有的”。

可以举个例子，在之前新冠大流行的情况下，人们身体的物理性密切接触具有被传染的风险，但如果有一个完全沉浸的现实机，人们就可以改在这个现实机中相互交流，甚至可以在其中吃饭、喝酒、拥抱、游泳、锻炼和过性生活，这些活动的现实感与发生在物理世界中同样真切，对虚拟现实的体验与普通现实一样美好。如果我们在现实机内外的体验确实同样真切，那么还会有人留恋那个风险更高的物理世界吗？也许会有，但在查莫斯看来，那种对“纯粹物理性”的追求也就近乎于一种盲目崇拜了。

由此可见，当地球环境时不时地处在某种危险的时候，元宇宙可以提供更安全的生活。不仅如此，更高的安全保障只是优越论的一个要素。查莫斯还提到，我们在虚拟世界可以获得“在物理现实中难以或者不可能产生的体验”，比如，“飞翔，占有完全不同的身体，以及新的感知形式”。换言之，人类可以获得超自然（物理现实）的体验。另外，现实世界会发生各种资源匮乏，而元宇宙的资源则丰富得多，空间资源几乎是无限的。查莫斯举例说，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虚拟豪宅，甚至是一个新的虚拟星球。查莫斯承认，元宇宙或现实机并非完美（就此而言，他的“优越论”并不依赖“技术乌托邦主义”），但他同时提醒读者，现存的物理世界也不完美，甚至更不完美。他相信，“随着我们的心灵世界加速迈向技术主导的未来，物理现实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而虚拟现实能够与我们的心灵一起加速前进”。

其实，从哲学家的科学观角度来认识，就会对此提出疑问。譬如说，移居查莫斯的现实机（元宇宙）就会是一个有得无失的选择吗？虚拟世界的生活就真的能够“等同”乃至“优越”于物理世界吗？我觉得难以判断。因为“优越性”依赖于一个价值标准框架，查莫斯依据的价值框架仍然是在旧有的现实物理世界中特定的心身关系中演化形成的，而元宇宙改变了人们的心身关系，也就使得原来的价值理论失效了，实际上他的判断就无从依凭了。

从广义上说，现代文明，包括城市化、工业化、商业化，都是慢慢逃离自然给定的条件，而人为制造新的条件。结果，不自然的东西习惯了就被当作自然来接受了。因此，我们在改变自然的环境下逐渐进入非自然、越来越人造化的环境，同时也在改变自己。比如人的时空感在改变，“你来自哪里”本来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据此大致可以判断你这个人，现在我们却可以不接受自己的出生地而移居，甚至还可以通过变性手术不接受自己被给定的性别。

但是这样的过程是不断进步的过程吗？未必。所有的选择都有得失。现代社会常常被人们视为文明进步的成就，但现代性的诸多困境与危机也是许多人有切肤之感的真问题。毫无疑问，查莫斯对虚拟世界的“想象”同样如此。人类兼具对秩序的需求和对自由的渴望。秩序给人确定性和安全感，而自由带来新的创造与生机，几乎每个人的内心都怀有这两种愿望，因此人类并不简单地喜新厌旧，而是“喜新恋旧”的。有些人可能更偏爱确定性和安全感，而另一些人更渴望探索新的天地和新的生活。出走的愿望在人类群体中的分布并不均等，有人积极主动，有人被动跟随，还有人宁愿留守。于是，任何一个新的文明进展，在任何给定的人群当中，都会造成既兴奋又恐慌的反应。

现在看来，任何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都会给人类社会、给哲学家提出更多的新问题。哲学家围绕这些问题的思考，也就构成了哲学视野中的“科学观”。

（作者刘擎，系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包括政治哲学、西方思想史、现当代西方思潮与国际政治问题。代表著作《2000年以来的西方》《悬而未决的时刻》《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