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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的围城里寻找尊严的出路 | 三明治

2023-05-10 12:2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本故事由导师指导完成。邀请你来写下属于自己的个人故事。

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十五分钟，我放慢脚步，在拐角处站定，再走五十米，就是我即将入职的律所了。调整呼吸，用手指轻轻蹭了蹭额头的汗，指尖带下来的汗液是乳白色的。我赶紧张开五指，将手变做一只肉扇，希望能挽救一早起来笨手笨脚化好的妆容。毕竟就在前一晚，老板特意发信息叮嘱，“上班后每天要化妆哦！” 或许动作幅度过大，裤子不得不吐出一截衬衫。

西装和衬衫都是昨天临时买的，只因行政突然通知今天要拍个人形象照与合照，需要统一穿深色套装。我翻遍了衣柜，都找不到深色套装，尝试与行政商榷，行政回复：“那可以去买一下，比较好。”

收完汗，我将衬衫重新掖回裤子中，精心调整衬衫的长度，使它能遮住并不相称的运动皮带。做这一切时，我的视线中总有苍蝇腿似的阴翳挥之不去，那是缀满睫毛膏的眼睫毛。

还有十分钟，我的手匆忙将头发放在恰当的位置，双腿迈过拐角，来到律所的大门前。可是律所的玻璃门紧闭着，门口的指纹机提醒我，我尚未获得通行证。隔着玻璃门望去，是开放式会议室，里面坐满了人，所有人的视线落向一处，视线交集处便是侃侃而谈的老板。他的脸上带着一种饱胀的自信，近乎兴奋。这种神情我见到过，就在几个月前，他劝我来这家律所工作时，也是带着这种神情。

老板曾是我的朋友，我们认识近十年。十年里，我们的来往并不算密切，只是偶尔会见面吃饭喝酒，交流彼此读过的文学作品。有时候，他会分享自己工作中的见闻，一砖一瓦砌出他专业冷静、责任心强、对弱者饱含同情、对不公充满义愤的形象。在我厌倦原有的工作环境的时候，这些特质就成了一棵棵黄澄澄的胡萝卜，明晃晃地挂在了我眼前。

直到最后一根稻草压倒了我。彼时我所在的单位招聘助理，在例会上讨论留用人选。不知为何，一位男性领导开始留意一位应聘女生的体重，担忧其体型是否会影响单位的形象。这个理由令我匪夷所思，却让在场的男性兴奋不已，最终决定让秘书联系这位应聘者，让她立刻赶来，让各位领导“当场看看”，再做决定。我对这种近乎疯狂的荒谬感到震惊，试图提问“我们招人和体重有关系吗”，只得到一位男性老师不怀好意的反问：“你肯定不到100斤吧？” 而我们平日却教导学生要成为正义的人，不要歧视他人。这一切都让我感到莫名的耻辱，一回到办公室，我就开始痛哭。我哭这个世界的疯狂，也哭我自己的懦弱与无力。

我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个圈子。当朋友了解到我的想法后，立刻打来电话，劝说我去他的律所。他列举了很多理由，电话打了近两个小时。其实我当时并没有认真听他的理由，只是觉得，只要不是这里，哪里都更好。后来他又约我吃饭，几杯酒下肚，他开始兴奋地预测我的未来，在这个未来里，一切都是如此美好，他将我视为他的接班人，并为自己的规划激动地涨红了脸。

眼前的玻璃门打开了，他的脸又出现在了我面前，只是不再涨红，也没有兴奋，取而代之的是妥帖的微笑：“你来啦？”

他带着几分疏离的礼貌，向我解释会议的议程有些延宕，让我去分配好的工位上等他们结束。我一面礼貌回应，一面感受着来自各个方向的探寻的目光。当我鼓起勇气想要迎上那些目光的来处时，它们又倏地一下，消失不见了。

行政将我引到未来的工位前，客气地嘱咐了几句，又赶去开会。我将椅子拉出，宽大的皮椅将将好卡在桌子下，费了好些力气才拉出来。坐下后，椅子的边缘刚好顶住腘窝，坐久了总让人有伸直腿的冲动。腰部离靠背还有好些距离，只能靠势单力薄的脊柱强撑。我的身体告诉我，这样华丽的皮椅，并不是为我准备的，它可能属于身形更高大的那些人，它在这里，只为服务于某种更高级的氛围，而非某个具体的人。

会议室传来一阵笑声，我站起身，走向墙边的嵌入式书架。书架的选书显示出话事者的漫不经心，只放了一些过时的工具书，一些同行的社交赠书，零星夹着几本成功学的书，其余空白处则靠空壳的装饰书填满。书架前是几排办公桌，每排办公桌都摆着几台电脑，每台电脑标识出一个工位，工位之间毫无隔挡，我就要在这里与我的同事们脸对脸、背靠背、肘碰肘的一起工作。一位合伙人的声音从会议室飘出来：“年轻人就是要奋斗，我总是听到有人说不想加班，如果你想要做出成绩，不加班是不可能的。”

会议在我一人的等待中终于结束。我未来的同事纷纷走向各自工位，大家穿着颜色不一的西装，灰色、蓝色、白色、格纹，等等，我生出疑惑，它们是否也在“统一的深色套装”之列？

行政召集大家拍合照，摄影师早已等得有些不耐烦，让大家找准自己的位置，但每个人都犹疑地站在原地，相互谦让着。好容易每个人都有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摄影师开始反复计较灯光，调整大家细微的动作和距离，迟迟不按下相机，众人的情绪开始逐渐变得焦躁，但无人敢抱怨。

最终老板发话，“可以了，差不多就行了。”摄影师这才不情愿地放过大家。这种近乎吹毛求疵的追求，让我对最终成果抱有期待，但事实上，最终得到的也不过是几张晦暗不明的照片。每个人身着“统一”的彩色制服，表情都是经历挣扎后的敷衍与疲累，但却也不经意揭露了某种真实。

正式入职的第一天是以慌乱开始的。步行去上班的路上，大雨从四面八方来，除了雨伞勉力护住的头顶一方是干燥的，衣裤都被雨水浸湿，鞋袜也因为踩到松动的石砖进水。但写字楼门口迎宾的存在让我竭力作出与建筑气质相符的体面举止，抬头挺胸，暗自咀嚼这份狼狈。

离上班时间还有十分钟，电梯口挤满了同类，大家都默契地各安一隅，掩耳盗铃般维持着一种切断真实来路的精致状态。只是当电梯一打开，所有的默契都化为乌有，每个人都试图为自己争夺一个位置，旁若无人。

第一个上午，我端坐在座位上。尽管被告知第一周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培训，但培训的具体时间和主题都不得而知，只让我随时做好准备。这或许也是培训所隐含的内容之一：交付自己的时间，随时随地由他人支配。数小时内，无人交谈。逼仄、精致的空间中，一切都是如此的精心，任何一点非经伪装的声音都显得格外惊心动魄，我的汗毛每次都会因为后排律师助理带着叹息的粗重呼吸声竖起。期间，一位律师助理过来与我交接工作，寂静的氛围让我们不自觉压低声音，宛若密谋。

交接完工作，我看向我的主办律师的工位，依旧空荡荡。有好心的同事告诉我，由于主办律师的个人原因，他拥有下午才来上班的特权。而其他人，迟到一分钟，就要被扣工资。

我回到座位，看着手上的交接清单，回想前一晚，老板临时告知我，入职后不能如之前说好那般，由他担任我的主办律师，而是安排了另外一位主办律师带我。我问：“为什么？我们不是说好的吗？” 他回：“这是我们管理层开会决定的呢，我不会再与助理直接对接。放心，这也是位经验丰富的律师。”我没有再回应，只觉得事情悄悄改变了方向。

我在内心叹了口气，调动一切人生道理中的相关资源，安慰自己生活就是如此，不会一切顺心，然后开始整理接下来的工作思路。

正当我刚进入状态，老板端着杯子悠闲地踱进了会议室。不一会儿，行政通知我立即去会议室，培训要开始了。我与另外一位新入职的助理只能立刻放下手上的工作，匆忙响应指示。

培训的第一课主题是介绍律所的理念和执业风险防范，老板讲话的开头自然是附着在一些价值上，但后续的展开却逐渐偏离了这些价值，大部分时间被用于介绍他是如何斥重金拍摄律所的宣传片，并如何为他收回了成本。理念瞬间落入尘世之中，沦为包裹功利心的华美外衣，而风险防范则是为这种功利心配置一个安全阀门。个体经历变成了近乎英雄屠龙的故事被细细讲述。我们在亢奋地讲述中被感染，获得一种幻觉：只要我们复制这种路径，我们也能披襟斩棘，在世俗中走向成功。

光明的内容在正式的场合被传授，非正式的场合也不得喘息。培训间歇，老板与我作闲聊状，试图委婉地提出他的标准，提示我今日的妆容与穿着不如前一日精致。我懊恼自己不自觉落入了标准的规训之中，还未上班就已然作出迎合的姿态，使他以为可以得寸进尺。于是，我也作闲聊状，将层级关系拽回朋友关系，答：“那你只能忍一忍了。”大家心照不宣地讪笑几句，彼此挪开眼神，让心思落到别处去。

一日培训完结，竟觉无所获，只有一些字眼分外强烈地存在于脑海中，其中之一就是“low”。这个字眼的主要用途在于谈论客户的拣选，欲盖弥彰地关联了一些统计学的证据，进而得出有钱的客户意味着高素质的客户这一结论。律所华丽的装潢，律师精致的装扮、耀眼的学历，等等，都是为了吸引这些高素质的客户。而不符合此类的，便是“low”。

晚上，老板在工作群发了一篇他近日写的文章，让大家提建议。大家错落有致地发表赞扬，为表真诚，还会挑选一两句文章中的语句一并发出。我看着那些赞扬，不愿附和。若毫无真心地应和，那么离开上个圈子将变得毫无意义。

带着这种莫名的责任感，我回复了一段话，先是标注出我喜欢的地方，再提了一些建议。这段话发出后，在一条条单句的信息中显得格外魁梧，本来热闹的广场瞬间变成无人烟的荒漠，静悄悄的。不知道过了多久，老板回应了一个大拇指。很快地，其他大拇指也一个接一个出现了。

没多久，老板私信我，问我能否帮他修改文章？我应允。

我挣扎着从沙发上爬起来，打开电脑，细细读了这个故事。故事是由他办过的一个真实案件改编，为了充实故事，他添加了许多读起来并不真实的细节，叙述的时间顺序也有些混乱。为了不破坏他的叙述风格，我将有问题的地方一一标注，调整了逻辑有问题的地方，修改了一些错别字、标点符号。修改的过程中，我有些羡慕他占有如此好的写作素材，也记起他曾用这点劝说我换工作。

改好后，我将文章发回给他。过了很久，他回我：“谢谢，我好好看看。”

几天后，文章在公众号发表，一字未改。发表前，他走到我的工位前交代工作任务，末了，像想起什么似的说：“对了，你的修改建议我看了，挺好的，但我觉得会改变我的风格，所以还是保持原状吧。”说话时，他的眼睛望向别处，本来在外面的手插进了裤兜。

文章发表后，他又同我闲聊，“这篇文章发了后，好多人和我说看不懂，说我写得越来越差了。”不等我回应，他开始解释，“可能是我写得太长了，没办法，为了之后出书，毕竟字数有要求。”我没有为他找理由，尽管我知道，作为下属，应当为领导寻找一些体面。

到了第二日，我就开始习惯在工作中等待主办律师们的“突袭”式培训。丛林法则或许包含了这部分的警惕，对某种规则近乎自觉的服膺。

当天培训的是所里的明星律师，因其业务能力强颇受老板倚重。培训时他也袒露出这种自信，格外愿意表达自己对职场和生活的诸多判断，“职场关系就是竞争关系”“不要相信那些虚的，你赚到的钱才是真的”“我不喜欢改编案件，因为那就是假的”，诸如此类。对于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他大概也抱持着某种善意提醒的态度，毕竟，对与生活贴身肉搏的人而言，当下即是全部，无暇顾及别处。

当天下午，我的主办律师也终于出现了。他的工位在我的斜后方，只要他愿意，我的一举一动在他面前一览无余。我犹豫许久，决定以沟通案件为由，主动建立联系。我组织好语言，起身靠近他的工位，保持了一段我自认为恰当的距离。

在发现我的意图后，他开始低头剥手指上的死皮。我与他说话时，他的眼神从未离开他的大拇指，尽管大拇指的死皮已经被他剥光，露出了新鲜的肉，被手边的桔子皮衬得格外红。我面带微笑，说出我的思路。之后是长久的沉默。我用等待对峙，终于换来一句，“先给高院打电话吧。”我下意识调整，回应一个仿佛未受困扰的“好嘞！”

之前交接工作的同事见证了这场尴尬的僵持，好心发来消息安慰，“他就是这样的，但人其实不坏，习惯了就好。高院的电话我发给你，你有空就打，很难打通。”我看着这条信息，想着要习惯的列表里瞬间又多了好几个事项。但在具体的工作面前，我无暇思考这些习惯背后的应当与否，我也害怕我思考的结论与现实相悖时给我带来的精神折磨，而这种折磨，在外人看来，不过是一种矫情罢了。

另一场由两位女律师合作完成的培训风格截然不同。不同于两位单枪匹马的男律师，她们既没有松弛的自信，也没有对自我无止境的讲述欲望，只对自己经历的案件做了一些琐碎的介绍，细节到去看守所要带上蚊怕水。其中一位Jessica，执业数年，言语间仍然透露出一种局促。文书写作的环节，几乎变成了老板个人作品称颂会，频频发出诸如“你们一定要去看！”“真的写的很好！”“这是我根本想不到的！”等感叹，其中一篇不过是在论述时引用了一位作家的文学化表达。在赞叹声中，我窥见了这种局促的来源，或许是某种无法平视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有人被供奉为高高在上的偶像，有人自我驯化为追随者。这种追逐带来的弱势，亦成为了职场生存之道。

Jessica有种与律所工作节奏完全不符的“慢”。早上，当我们已经到达工位，开始一天的工作时，她才带着早餐姗姗来迟。午休后，大家回到工位继续工作时，她会走到水吧开始磨咖啡豆。所有助理的争分夺秒仿佛都是为她创造的富余，被摊薄在磨豆机一下一下的研磨声中，也碾碎了助理的自尊。

终于有一日，一位同事抱怨：“为什么她可以这么闲？活都我们干了。”有人揶揄：“我们是打工的，他们才是一伙的，融入不了的。”大家哄笑附和，尔后沉默。区区数十人，被划为“我们”与“他们”，生存的直觉已然使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们触碰到了什么。特权是属于某类人的。

然而，即便是“他们”之中，也区分出了“他”和“她”。Jessica冲的咖啡中，总有老板的一杯，每日的装扮，也都力求符合老板“精致”的标准。一日，老板要我协助Jessica找寻一个辩点的理论依据。临汇报前，Jessica说要先私下讨论一番，讨论中，她的局促与含混都说明她准备的不充分。

汇报时，这种含混触怒了老板，老板表现出我从未见过的不耐烦与暴躁，这种怒火使Jessica更为紧张与含混。出来后，我又收到好心同事的提醒，告知我这是常态，之前Jessica经常被老板骂哭。或许是Jessica平日表现出来的散漫，同事更多地责怪她的不敬业，而鲜有人探究老板怒火的正当性。

我开始有些理解老板为何曾向我说“我把她们当家人。”或许在他看来，家人不仅意味着某种亲密无间，也意味着某种不加掩饰的情绪。然而，他未说明，这种不加掩饰的情绪只能是单向的。所以他又会紧接一句：“她们脾气都比我好，我有点急。”

他并不亲近语言，却又比谁都晓得语言的可怕力量，于是要把那些好的词汇都占据住，仿佛可以因此获得所有美好的品质，就连那“坏”的，也不过是精心包装后恰到好处的坏，因为这样才是人性。唯有如此，他才是一个有些小小瑕疵的完美人儿。

他询问我对强奸受害者的看法，得到答案后便不再继续，只将话题引去别处。后来我才知道，所里的强奸案默认不让女性参与，因为害怕女性对受害者抱有同情影响辩护立场。但有时，他们会挑起一些关于强奸案的讨论，于是有女性主办律师表明立场：“那个男的一看就是倒霉啦，我看这个女的就是没谈拢。”听到这种言论，我不禁觉得悲哀，我们因为性别被自然排除在外，却又在被允许讨论时迫不及待迎合对方的立场，以期获得超越性别身份的“客观冷静”的赞许。

日子开始变得既臃肿又短暂，当我沉浸于案卷中时，我感受到了一些充实的愉悦。当我回到现实，不断被那些细碎的东西打断时，我感到愈来愈沉重的不安与疲惫。我自知，过往的经历让我形成了一些自认为稳固的观念，得以守护我的精神世界，防御一些腐旧观念的冲击。可一旦将自己丢掷在社会中，就总会有新的将领想要带领着那些腐旧的东西重整旗鼓，试图一遍又一遍地攻城略地。在身心俱疲中，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在哪一场战役中缴械投降。

在不安与疲惫的裹挟中，我开始失眠。永远打不通的电话、老板朝令夕改的指令、冗长低效的例会、主办律师阴晴不定的心情、同事们日益凸显的疲累与焦虑，都日复一日滚成巨石，而我是永远无法抵达山顶的西西弗斯。

一日，执行主任找我谈话。她先是向我道歉，由于日常事务太多，拖了这么久才找我谈话，再向我说明，由于格式合同改版，入职这么久才能找我签合同。我都微笑表示理解，也配合地聊了我接下来的工作规划，隐去了我的困惑与不适。她又谨慎地提起了薪资，我表示不介意刚入职的低薪，这个之前已经与老板说过了。她松了口气，仍与我确认了数字。我表示，好像与之前老板说的不同，我需要再与老板确认一下。老板只有些尴尬地回我，“可能是你记错了，以合同为准。”我只能暗自轻笑，又是一个不一样呵。我带着合同回了家，没有签。

那一晚，我依旧失眠。我把那些“说好的”与“不一样”拣出来，细细咀嚼，才惊觉，从一开始，我就在不断地妥协，并用所谓的职场的成熟来为自己开脱。我惊异她人的驯服，而我所做的，也没有什么区别，否则别人怎么会觉得一句“你记错了”就可以将我打发呢？而这样不断妥协的我真的就会有朝一日抵达我梦想的某处吗？

我一遍遍审判自己，翻来覆去，直到看见晨曦从窗户爬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