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启功、任继愈、林庚、孟二冬：袁行霈《八挽录·下》

【编者按】

袁行霈：“偶忆昔日所拟挽联，兼及师友行止，一颦一笑，历历在目。随手录出，挽联共八副，遂题曰《八挽录》。”

《八挽录》作于2016年，未曾刊发。此为下半部分，忆启功先生、任继愈先生、林庚先生、孟二冬。

挽启功先生

学为人师一代名师归香国

行为世范千古型范仰岱宗

大凡享有盛名的人总会有一两件事或一两句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众人口中不断传颂。启先生早在1992年，就将在香港举行书画义展所得的170万人民币，加上平时的稿酬共200万元捐给北师大，设立了奖学金。但不用他自己的姓名，而是用他老师陈垣先生的书斋名“励耘书屋”，称“励耘奖学金”，此事一直传为美谈。他为北师大所题的八个字“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不仅成为北师大校训，而且广泛流传于教育界，成为一切教师努力的目标。此外还流传着许多隽语，赵仁珪和章景怀两位先生编了一本《启功隽语》，收录了不少，其中多有警世之言。

我不善交际，虽然早已知道启先生的道德学问和书画的成就，很想聆听他的教诲，但一直不敢打搅他。我的堂兄袁行云跟他交往较多，“文革”后一天傍晚，他带我到小乘巷启先生的住处，我才第一次见到他，觉得他很慈善也很随和。小乘巷在西直门内，房屋很简陋，真所谓负郭穷巷。启先生住在一座小院的南房，卧室兼做书房。当时他正在用晚餐，不过一碗片儿汤而已。餐后他将饭碗一推，桌上留出一小片空隙，随即为我挥毫，须臾间一根孤竹便从石隙中生长出来，风神俊朗。后来听说他搬到北师大小红楼宿舍，去拜访的人很多，学校在他门上贴了谢绝来访的布告，我便没敢打搅他。只是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见到他，偶尔还会分到同一个小组开会，但没有机会深谈。这期间还应启先生之命，主持过他指导的博士生张廷银的学位论文答辩。此外便没有过多的交往了。

直到1999年2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萧乾先生逝世，中央统战部的领导希望我到中央文史研究馆兼职，帮助启先生做些工作，我当然很愿意。这年10月他和我分别被聘为正副馆长，在钓鱼台的一座小楼里，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统战部部长和有关领导特地宴请我们。启先生虽有些苍老，但精神健旺，谈笑自若。启先生任馆长后的第一次会上，孙天牧老先生说：“启老任馆长众望所归。”启先生说：“我何德何能，获此殊荣！”他说出我同样的心情。

在担任副馆长期间，我常常打电话或到启先生府上请示汇报工作，未敢稍有怠慢。有一次闲聊，他忽然说我们是世交，我没深究，只是说：“当初我考大学时报了北大和北师大，如果被师大录取，我就可能成为您的入室弟子了。”前面说到我的堂兄袁行云，他以中学语文教师的身份直接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得到张政烺先生赏识。这是中国社科院唯一的一次“举逸才”的举措。在社会科学院他写了三大本《清代诗集叙录》，白天跑图书馆读书写笔记，晚上在灯下用毛笔文言写叙录，不幸积劳成疾，六十岁就患癌症去世了。启先生得知他生病的消息后，主动托香港的朋友买来最新的药物送他，这份情谊我是忘不掉的。

在文史馆我协助他修订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编了馆员的书画选《砚海连珠》，馆员们的诗选《缀英集》。为编《缀英集》，各位编委到一些图书馆搜集资料，有未出版的诗集，便向家属搜集。编委分别做了初选工作，选目在编委会上逐篇讨论。这几部书出版后反响良好，我在和启先生的合作中获益匪浅。

启先生85岁以后身体逐渐衰弱下来，他被多种疾病缠身，仍然坚持做研究，参加各种活动。国务院分给他一处宿舍，他作为书房，称之为“第三窟”，在那里写了两篇论文。2001年秋他由赵仁珪先生陪同到寒舍来聊天，那年我女儿刚从新加坡国大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她知道启爷爷喜欢毛绒玩具，特地买回一只小猫，叼着小鱼的，准备送他，我说启爷爷是属鼠的，送他猫恐怕不合适，就拦住没送，但还是把我女儿介绍给启爷爷。我女儿把自己的心意告诉了他，并且聊了几句，可以看出来他很高兴，说道：“你女儿真可爱！”北师大为他召开九十岁华诞祝寿会，场面之隆重热烈超出我的想象。他在讲话中回忆了自己的家庭和经历，虽然很简单，但描绘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却少了平时的幽默，我感到有点凄凉的意味。2005年以后，他的身体日益衰老，不断出入于北大医院。后来进了加护病房，且已不省人事。我去医院探望，握着他的手跟他说话，似乎他还有一点反应。但医生无力回天，一代著名学者、书画家、智者、忠厚的长者、总是给人带来欢乐的大好人，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我为启先生拟的挽联，将他给北师大写的校训嵌了进去，上半补充一句“一代名师归香国”，我之所以用“香国”二字，是因为启先生三岁时家里让他到雍和宫按严格的仪式接受了灌顶礼，成了寄名的小喇嘛。多年来每年正月初一他都要到雍和宫拜佛，至今雍和宫还有他写的一副匾额“大福德相”，一副长联“超二十七重天以上，度百千万亿劫之中”。挽联的下联补充一句“千古型范仰岱宗”。在他之后中央文史研究馆还能否聘到像他这样的人担任馆长，恐怕难说了。

挽任继愈先生

哲人萎矣更留有千株桃李

魂气何之应化为万朵莲花

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清华、燕大三校的文科和理科合并，成为新的北大文、理科。这样一来教师和职工的人数忽然增加许多，于是北大购买了附近中官村的土地，匆匆建起一片红砖红瓦的平房，样式一律，房前各有一小片庭院，面积有100平方米、75平方米和50平方米三种。所谓中官者，宦官也，这里还有些宦官的坟墓，这名称做为北大宿舍实在欠雅，据说校务会上讨论后决定改为中关村，中关村的名称一直保留到现在，而且是出了名的高新科技区。北大许多著名教授例如王瑶教授、周祖谟教授、季镇淮教授、林焘教授都住在这里，中关村也是学生们常去拜访请教老师的地方，每逢元旦我们还要挨家拜年，老师以糖果招待，其乐融融。阴历除夕有的老师还请我和我妻子到他们家过年，则更是特殊的荣誉了。

所以，我对中关园相当熟悉。任继愈先生和夫人也就是我的班主任冯锺芸也住在这里，因此我去冯先生家时有机会见到任先生。其实我跟任先生接触并不多，只是读过他的著作《汉唐佛教思想论集》《老子今译》，以及他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他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中国古典哲学，1964年被毛主席召见，并命他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即使如此，他在“文革”中还是被红卫兵揪斗，一天我经过北大四十四楼，远远看到他在楼前的空地上挨斗，没敢靠近，为何要斗他简直莫名其妙。“文革”中他家的住房大概被别人占了一部分，所以有时任先生只好坐着小板凳，在床上写作。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他才搬到南沙沟去，那里有政府为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建的宿舍，俞平伯先生、顾颉刚先生都搬到了那里。

他搬走以后我跟他见面的机会更少了，只知道他受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委托，负责整理《中华大藏经》，1987年他出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我很为国图得人而高兴，但我对佛教完全外行，没有机会接受他的教导。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北大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即国学研究院的前身，我邀请他参加我们召开的学术会议，才得以聆听他的高见。大概在同一时期政府设立国家图书奖，我被聘为评委，分配到季羡林先生领导的文学组，任先生领导古籍组，每次评奖都要集中开会好几天，这才有了跟他来往的机会。他后来辞去评委，由我接替古籍组组长的职务，这是我们的一点工作因缘。

任先生话不多，但说出来的话显得深邃、幽默，也带着哲学味儿。他给我总的印象是朴实，或者说是一个“厚”字，厚朴、厚道、厚重。我到他家拜访时，不记得怎么一来说起繁体字和简化字的争论，他提出应当“识繁写简”，我认为这是最佳方案。长期以来，古籍整理出版仍然得用繁体字，古籍影印当然也只能是繁体字，目前政府提倡弘扬传统文化，认识繁体字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就连《现代汉语词典》，在每个简体字后面不是也用括号标出繁体来吗？随着教育的普及，人民素质的提高，社会上文化水平的整体上升，认识繁体字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至于写字，可以提倡写简体，报刊和一般的书籍用简体也应该。但不要把繁体当错字，有一段时间，动员中学生上街，把王府井百货大楼大字招牌中的繁体字换成简体，西单百货大楼的招牌也同样做了修改，这是不必要的。另有一次，王林之类气功大师红得发紫时，任先生说：“不但要脱贫，还要脱愚。”意思是希望加强民众的文化素养和科学素养，也是很有见地的。

2009年1月，任继愈先生接受国务院总理的聘任，成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可惜这时他已经身患癌症正在放疗，未能亲自出席聘任仪式，事后由我将聘书送到任先生府上。他因身体的关系一直没有参加文史馆的活动，这是我深为遗憾的事。这年夏天他病重住院，我曾到医院看望，那天他挺精神，也颇健谈，可惜不久就辞世了，享年93岁。

国家图书馆为他设立了灵堂，我前往吊唁。几天后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特地推迟外出行程，参加了告别。国图将仪式组织得十分庄严，前来告别的各界人士很多，国图的年轻人一律穿着黑色的服装，排成整齐的队列站在台阶下面，以大幅标语向他致敬。这是我参加过的告别仪式里最为隆重的一次。

我拟的挽联，上联赞美他身为教授，桃李满天下；下联赞美他为佛教研究做出杰出贡献，身后将化为万朵莲花，莲花自然让人想到佛教。佛祖一出世，便站在莲花上，他的座位也是莲花座。我自以为用这副挽联概括他的一生是恰到好处的。写到这里应当补充一句，任先生去世前已聘请詹福瑞先生接替他任馆长，从他生病到辞世，詹馆长倾注了大量心血。

挽林庚先生

金色的网织成太阳，那太阳照亮了人的心智

银色的网织成月亮，那月亮抚慰着人的灵魂

女儿问我：“林爷爷最喜欢谁？是你吗？”答曰：“不是我，是商伟。”商伟是中文系1978级的学生，16岁入学，是班上年龄最小的。我当年入学是17岁，也是班上最小的，但比商伟还大一岁。他聪明过人，性格也开朗，很受班上大哥哥大姐姐们喜爱。他的才华是林先生先发现的，一次我到林先生家，见他正在看学生的“楚辞研究”课作业，他高兴地抽出一份给我看，同时说这个学生的最好，我一看是商伟的，字写得整整齐齐，内容也颇有创见，随即有了鼓励他读研究生的意思，不久他果然提出要跟我读硕士，我立即答应。硕士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同时做林先生的学术助手。这期间他跟林先生相处十分融洽，不久就由林先生口述他笔录，完成了一部《西游记漫话》，从此他的研究领域竟由唐诗转向小说。他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现在已经是那里的讲座教授了。如果当初没有林先生的慧眼，这个才俊少年的路或许不会走得如此顺利。以上这段话，固然是赞扬商伟，更主要的是赞美林先生之知人。

林先生喜欢年轻人，即他称之为“少年”的。他一生提倡“少年精神”，他所谓“少年”跟今天所说“少年儿童”之“少年”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曹植《白马篇》、王维《少年行》中的少年，是李贺《蝴蝶飞》中“白骑少年今日归”、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所谓的少年，应该包括青年在内的。他所谓“少年精神”是指充满创造力的、勇往直前的、乐观进取的、生机勃勃的精神。他在诗里反复地歌颂少年，歌颂青春，例如《乡土》中的这几句：

年青的朋友拍着窗口

说是他们要明天就走

世界是属于少年人的

如同从来的最新消息

又如“青春应是一首诗”“青春是一座美的工程”“美与力/青春旋律之标记”。他的气质，他的思维，是年轻人的，看不到老气横秋的模样，即使在他八十以后，九十以后，仍然保持着少年的心。他家里没有多余的摆设，但卧室床头的墙上，别人家常常挂结婚照的位置，竟挂着一个大风筝，也许让他惦记着春，惦记着蓝天，惦记着少年的游戏。跟他在一起，总是轻松而快乐的，如果谈到不愉快的话题，他便说：“换个话题吧，不谈这些了。”他活到九十六岁，无疾而终，跟这种心态有很大关系。

林先生是属于少年的，属于诗的，属于天真无邪之梦境的，属于被李白呼做白玉盘的月亮的。我跟随他选注初盛唐诗歌，他告诉我李白的《独漉篇》好，一定要选，这诗里有四句曰：“罗帏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是啊，林先生就是一位无心可猜的、透明的人。在他九十五岁的祝寿会上，任继愈先生说：跟他在一起不用担心什么，他不会像有的人那样，把别人的话记在小本子上去告状。任先生的话很真实地刻画了林先生的人格。“文革”期间林先生没受迫害，但心情一直很抑郁，说话很少，也很少参加活动。即使他注释的庾信《枯树赋》得到毛主席称赞，他也没有张扬，连我都没听他提起过。这是我后来从别人那儿听说的，至于称赞的原话我至今也不详。大概这事引起江青注意，江青送他花，他处之泰然，江青的亲信谢静宜到他家问花放在哪儿，他回答“扔了”。这倒是他亲口告诉我的。我知道他不是那种跟风的人，他生活在诗的世界里，一片纯真，哪里看得上什么江青、江蓝的。

林师母和林先生同岁，是清华大学的同学，后来在北京农业大学任教授。师母是林先生诗歌的知音，每当他有新诗草就，首先读给她听，她还为林先生早年的诗集设计过封面。他们相濡以沫，携手度过数十年的岁月。师母晚年多病，林先生提醒她服药，照顾她生活，感情弥笃。林先生是1910年2月22日的生日，八十华诞前，我们已筹备了祝寿活动，不幸师母竟在前一天撒手人寰了。祝寿活动只好停止，几个月后林先生的几名老学生在他家的客厅里，跟林先生聚首，各献上寿联和寿诗，极其简单而亲切地为他补过了一次生日。最精彩的莫过白化文先生所拟的一副寿联：

海国高名，盛唐气象；

儒林上寿，少年精神。

这幅寿联由18位同学共同署名。程毅中学长另送一首寿诗，是七律，其中的颔联最为人称道：“板书飘逸公孙舞，讲义巍峨夫子墙。”特别是第三句以公孙大娘舞剑器，比喻林先生的板书，巧思妙语，非常人所及也。林先生的板书是中文系的一绝，带给学生的惊叹与赞美，不亚于他讲课的内容。可惜现在教室的设备先进了，原来的黑板已大为改善。当年在水泥墙上用墨涂出一块长方形，横着的，便是黑板了。老师手执粉笔在黑板上写字，颇能展示书法的功力，如果气候潮湿，粉笔不太干，用粗的一头写字，可以正着用也可以稍微侧一点，那笔画便有了粗细的变化，配合着落笔的轻重，能写出毛笔的效果。如果学期之初，刚刚刷过墨的黑板，有点毛糙，写出字来竟像一副拓片，更现神采。林先生有点手抖，写字很用力，似乎要穿透墙壁的样子，那才叫绝呢！程大师兄用公孙大娘舞剑器比喻他的板书，可谓参透了林先生的板书艺术。现在用玻璃黑板和油笔，太滑，写不出那效果。更常用的是PPT，老师站在黑影里，学生看不见老师的表情，便少了一种感染学生的氛围。当然，现在学生在PPT前，有一目了然的效果，写笔记也省力了，特别是理工科的课程还可以展示图片，其优点是明显的，我并不反对。有时我上课也要用到这些先进的手段，并不主张一律恢复过去那一套，但还是怀念原先的黑板，这只是个人的爱好，不能改变大趋势的。那次聚会，我也献上一首祝寿诗，不过写得很平淡，可以不提了。

林先生原来是学物理的，那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轰动世界，林先生也在考虑宇宙、时间、空间等等问题。但一年之后，他因对文学怀有强烈的爱好，便转到中文系。可是他探索时空的热情并没有消逝，他在1980年写过一首《光之歌》，第一段说：

飞翔啊飞翔划过边缘

在烈火之中生出翅膀

从那幽暗的物质深渊

甩掉残余的一身灰烬

奔驰在宇宙广漠之乡

多么陌生啊多么寂寞

倾听生命界一切音响

他以光代表精神，以及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的标志。他说“物质深渊”，又说甩掉“一身灰烬”，说“划破边缘”，他的确是轻视物质的追求，而更看重精神的力量。这首诗可以看作是他九十高龄以后所写的《空间的驰想》的前奏。《空间的驰想》是用他的手书影印的，他赐给我的那部，签名下署2000年元月，距今正好17年。他在这本诗集里写下这样的警句：

人不仅寻求快乐

而且寻求超越

思维乃人的天然王国

人类以其文明走出

动物的巢穴

他平时的生活很简单，他上课时穿的是普通的中山装或学生装，手提一个草篮子，家庭妇女用来买菜的那种，用来装讲稿。但是他提着便别有一种名士的派头。他不懂得治理生计，只会把薪水攒起来，1985年通货膨胀，他存的钱贬值不少，从未听他抱怨过，他依旧沉迷在诗的世界里，吟咏他理想的精神。家具大概是抗战胜利后，他从厦门大学转到燕京大学时置办的，一直用了70年。但他喜欢那间东南西三面朝阳的屋子，是卧室兼做书房的，八十岁后他便经常独自坐在这里沉思。在《空间的驰想》最后，他写出这样的诗句：

蓝天为路

阳光满屋

青青自然

划破边缘

《空间的驰想》在九十五岁华诞前出版，那年的祝寿会上，他说“我没有偷懒”，指的就是写这部诗集的事。这部诗集是平时一首首积累下来的，草稿写在一份台历的背面，写一张撕下一张，放在书桌的抽屉里。我到他家时他常常取出来读给我听。他所思考的是关于宇宙、自然、人生的大问题，在他看来，空间乃是广袤无垠的宇宙，这里充满光与力，也充满诗。

林先生是新诗人，但他的旧诗很有功力，例如：《佩弦新诗诗选班上得麻字成一绝》：

人影乱如麻，

青山逐路斜。

迷津欲有问，

咫尺便天涯。

将这首诗置诸唐人诗中也是佳构，以至太老师宰平先生看后问道：这是你写的吗？又如《九一八周年书怀，时读书清华园》：

铁马金戈漫古今，

关河尘断恨何深。

方回枕上千重梦，

欲写平生一片心。

林先生的旧诗写得虽然好，但他并不满足于步古人之后尘，他追求的是用当代活泼泼的语言，建立新的诗行，创建新的格律，开辟新的意境。他追求的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是为诗歌发展的大计努力探路，所以他晚年把自己这方面的文集命名为《问路集》。

“文革”后有一段时间我向林先生学作诗，旧体新体一起上。他每有新作辄读给我听，我有时还大胆和他一首。他从未称赞过我，倒是说过一句话：“你真该写新诗。”这是对我新诗的肯定吗？抑或是对我旧诗的否定呢？我不敢问下去，只是自己反复琢磨。我觉得旧诗好写，有固定的格律，有前人创造的美妙意象，有数不清的典故，只要熟悉那套路，把自己的意思装进去，别出格，好歹也算一首诗了。不过，好的旧诗实在不容易，闻一多先生说好诗都被唐人写尽了，意思是很难翻出新的花样。跟旧诗相比，新诗更难写，写不好只能算分行的散文。季羡林先生在《漫谈散文》中回顾“五四”以来的文学成就时说：“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至今人们对诗也没能找到一个形式。既然叫诗，则必有诗的形式，否则可另立专名，何必叫诗？”我想，新诗总得让人读得懂，觉得美才好。所以我写新诗总是觉得难以下笔，要么就是晦涩，要么就是白开水。中国是一个诗国，诗歌创作的出路何在？如何建立新的形式？这是林先生深感困惑的问题，也是摆在所有爱好诗歌的人面前值得探索的问题。林先生虽然鼓励我写新诗，但那只是鼓励我探索，并不是认为我的新诗好。我很清醒，所以轻易不敢动笔。

有人认为林先生的诗是晚唐体，这是误解。林先生何尝迷恋晚唐？他要的是盛唐，是盛唐气象，或者上追建安，欣赏的是建安风骨。他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不是甘心被狭小的庭院锁住心灵的人，不是为个人的遭际而忧心忡忡的人。他永远是年轻的、乐观的、向上的，“颓唐”二字跟他搭不上界。他跟我说过：“我们都是盛唐派。”真是这样。我最喜欢他1961年五十一岁时写的《新秋之歌》：

我多么爱那澄蓝的云

那是浸透着阳光的海

年轻的一代需要飞翔

把一切时光变成现在

我仿佛听见原野的风

吹起了一支新的乐章

红色的果实已经发亮

是的风将要变成翅膀

让一根芦苇也有力量

啊世界变了多少模样

金色的网织成太阳

银色的网织成月亮

谁织成那蓝色的天

落在我那幼年心上

谁织成那蓝色的网

从摇篮就与人作伴

让生活的大海洋上

一滴露水也来歌唱

这首诗才脱笔砚，林先生就读给我听，在三年困难的时候，这是多么乐观的声音啊！

因为林先生是新诗人，我给他拟的挽联也用白话，而且将这首诗中最精彩的句子嵌在其中。不知道林先生九泉之下对此做何感想。

挽孟二冬

春风细柳此日护君归后土

明窗朗月谁人伴我话唐诗

孟二冬三进北大，第一次是在1983年，从宿州师专来跟我进修；第二次是1985年考取我的硕士生，取得硕士学位后到新成立的烟台大学任教；第三次是1991年考取我博士生，这次我没放他走，争取将他留校了。

他本来对古代文论有兴趣，曾在《文学遗产》发表过一篇论文，据他说是读了我关于古代文论的几篇文章后，决定来进修的。他的性格内向，话很少，我常说他“沉默是金”。他读书十分刻苦，当进修教师临行前交来一份作业，搜集了不少关于文气的资料，但对资料缺少提炼，论点也不鲜明，我告诉他可以在此基础上加以删节，以何谓文气为主线，写出历代对文气的理解，并讲出自己的看法。如果他愿意，我们两人可以合作，参考顾颉刚和杨向奎两位先生合作的《三皇考》，合写一篇论文，对这个问题给予一个明确的答案。他同意我的意见，回宿州不久，便寄来初稿。初稿资料不少，但结论还是不明确。我在他的基础上做了增删，提出所谓文气，是作家创作前和创作中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在文字中的表现。这个结论完全取决于孟二冬所搜集的资料，我只是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并归纳出一个说法而已。这篇文章共约四万字，当时没有刊物可以容纳，我便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刊登在他们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集刊第4辑中。

他第二次进北大当硕士研究生的三年是非常愉快的，和他同时进校的还有三位青年才俊，他们现在都成了重点大学的教授。我们一起上课，一起讨论学问，孟二冬的兴趣转移到唐诗方面。最难忘的是我们一起去敦煌做学术考察，这是趁我的老同学孙克恒教授邀请我到西北师大讲学的机会，带着他们一起去的。先到兰州，再穿过河西走廊到嘉峪关，最后到达敦煌。一路上我们五人说说笑笑无话不谈，当然也包括我们的专业古代文学。这时的孟二冬话很多，而且说了一些俏皮话为大家解除疲劳。他沿途还写了一些旧诗，但没有给我们看，前几年他的夫人耿琴整理他的遗稿才发现的。他的硕士论文题为《韩孟诗派研究》，毕业不久就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了。

孟二冬在烟台大学任教很受欢迎，但做研究的条件不好，1991年在我的劝说下他第三次来北大攻读博士学位。1992年我应邀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任客座教授，同时我的妻子应邀到韩国外国语大学任客座教授，女儿跟我一起去了新加坡，家里没人，就请孟二冬搬来为我看家。等我回国后注意到家里的气压式暖瓶里积了厚厚的水碱。他整天读书，连冲洗暖瓶都忽略了。但他拿出了一篇十分扎实而又多具新意的博士论文，在他交了初稿到答辩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不断地琢磨讨论，有时头一天我出个主意，第二天又改了，天不亮就给他打电话让他修改。1994年他终于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他的博士论文经过修改出版，这就是《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是对中唐诗歌最有价值的研究著作之一。从此，他参与了我的好几项工作，如编写《中国文学史》《中华文明史》，编辑大型学术集刊《国学研究》等等，他成为我得力的助手。此外，他还以顽强的毅力到图书馆查阅资料，校补清人徐松的《登科记考》，他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即研究科举考试与唐诗的关系，关于《登科记考》的研究只是初步的资料准备。在学术风气浮躁的当今，这样扎扎实实做研究的人不多见了。书稿完成后，他接受我的建议将书名改为《登科记考补正》出版，获得一致的好评。

2004年3月，他从东京大学讲学归来不久，便到石河子大学支教，病中坚持讲课，倒在讲台上。急忙送回北京，诊断为食道癌，转移肺癌。气管里的肿瘤几乎将气管完全堵住，只剩下一条很细的缝，使他呼吸十分困难。北大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刘玉村召集大夫会诊，我和他的夫人也在场。如果不手术，眼看着他就会憋过去，如果手术，往气管下麻药很可能刺破肿瘤大出血，导致不堪设想的结果。刘大夫提出用儿童专用的最细的管子注入麻药。这样虽然仍有危险，但这是唯一的办法了。决定了手术方案后，立即将孟二冬推出病房，我在病房门口握着他的手，四目相对，竟无语凝咽。生死只隔一条缝隙，这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了。我们等在手术室外，眼盯着手术室的门，也不知过了多久，一位大夫从手术室出来告诉我们手术成功了，孟二冬得救了，我们才放了心。

孟二冬的生命力很顽强，手术后很快就恢复了。他学会了开车，参加了学校教职工的跳高比赛，每天练习书法，他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厄运，也以极其乐观的态度面对未来。但病魔还是不肯放过他，癌细胞几经转移，2006年4月22日，他的生命终于结束了，这年他才49岁。这正是做学问出成果的时候，太可惜了！我们国家失去一位好教师，我个人失去一位好帮手、好朋友，失去一位接班人。我想念他！

孟二冬去世几天后，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实在不忍心看到他盖着白布躺在台子上的样子，这不是我心目中的他，我不敢参加这个仪式。他的父母也没有参加，或许是同样的心情吧。他应该是教室里神采飞扬深受学生爱戴的师长，应该是田径场上面对跳高横杆一跃而起的冠军，应该是为我排忧解难的知己。他应当飞得更高更远，应当活到八十、九十，甚至寿登期颐。可惜天不遂人意，“忍剪凌云一寸心”，把这么好的一个人带走了。或许是天将另有大任交给他！我常常这样安慰自己。

孟二冬所指导的硕士现在都已成材，去世时正在就读的博士生徐晓峰转到我的名下，他继承孟老师的遗愿，研究唐诗与唐代科举制度，写了一篇内容十分扎实的学位论文。另一名硕士曾祥波在孟二冬病中考我的博士生，孟二冬竟没有给我打声招呼要我给予关照，面试时我觉得他的举止像孟老师，随口说了一句，他才说自己是孟老师的学生。这两名博士现在都已成果累累，再过几年必将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

为他拟的挽联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是上联的“后土”二字是大地的意思，如误以为是故土，那意味就减弱了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