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洪智库视角 | 樊纲：中国经济波动与长期发展

编者按

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3月7日，马洪基金会邀请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唐杰教授强强联袂，一同问势2023！以下内容为樊纲院长会上发言实录，现整理以飨读者。

非常高兴再次“问势”，感谢马洪基金会、感谢在座的各位参与，确实三年来都不容易，我们做研究的也很不容易，但是话说回来，这三年做研究倒是多了一些时间，看书、写东西，我们做研究方方面面的问题都需要研究，包括今天讲的这些问题。

刚才吴主席已经非常全面地论证了这个“势”，而且大势已定，就是怎么落实，我今天也是从“势”的方方面面来分析。有的地方更乐观一点，有的地方悲观一点，待会儿我可能先讲一些风险因素、负面因素，然后再看更多的积极因素。

我们先说一说GDP比较，本来想矫正一下大家的认识，让大家明确一下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今天还是昨天发改委的人回答了这个问题，美国GDP跟中国GDP的比较，因为美国高额通货膨胀，我们的差距好像又拉大了，按照现价比我们跟美国的比较拉大了，别的不看，最后那行总值之比，2021年我们对美国的GDP是77%，今年变成了70.7%，人均GDP我们跟他们比是18.3%，经济学上叫做追赶指数，我们人均GDP比上美国的人均GDP现在已经变成了16.6，国际上有人说中美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是我想跟大家说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历史一直存在的，日本这个问题更严重，因为它的货币贬值，日本多年以来的比重不断下降。

触发了这个问题之后，以前大家说2030、2035年会追上，现在国际上说中国永远可能追不上美国，这个问题反映了美元的特点，美元是国际单位，永远是1，它的贬值反倒使它的GDP总量加大，去年按照实际增长率增长了1.6，但是通货膨胀是8.1，一下子它的名义GDP增长了百分之九点几，我们只增长了3%+2%的GDP，名义增长率是5%，按照现价算我们跟它的比值就下降了，真正要看双方实力的对比和实际收入的对比要用历史上某点的固定汇率来衡量，比如说都用90年的还能够说明一些问题，按照实际增长率去计算才能说明问题，按照通货膨胀算，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它就有这个特点，世界上有的教授曾经写过文章，说“GDP之谜”，怎么回事，很多国家跟美国的GDP越比越少，反映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特权所在，只要你的汇率没有变化，美元就能够在世界上买东西，不管他的通货膨胀是多少，GDP在美国现价的计量上就会不断增长，通货膨胀反倒使他的名义GDP增长的更快，跟我们的比较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就进行“问势”，无论如何确实拐点已经出现了，这也不是今年的拐点，从1、2月份开始拐点已经出现了。

最新的PMI超过了50%，从库容线的角度来讲进入了增长区间。为什么出现拐点？自然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的原因就是去年基数很低，今年容易有一个比较好的增长，哪怕有一些负面因素它仍然会增长，决定出现拐点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很多政策出现了拐点，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都知道防疫的政策出现了拐点，使得整个情况发生了变化。

各地方现在都在加班加点地追赶，把过去的损失补回来，因此增长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需要强调的是要实现比较高的增长也不容易，有一些风险因素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先讲讲近期政策的调整，把拐点为什么出现这件事先讨论讨论，再着重讲讲这些风险因素，最后再讲讲更多的积极因素。

首先讨论政策，在防疫政策调整之前那一段大面积封城对我们的经济以及世界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这个冲击的后遗症现在还在逐步地显现，特别是外贸、出口订单，很多订单在那种情况下转到其他国家，甚至以前不太会转到的国家接到了很多订单，比如加拿大、墨西哥，欧洲转到了克罗地亚、马来西亚这些国家。

中央有关政策部门出来强调“两个不动摇”，强调我们要发展高科技大企业，强调我们不是“杀富济贫、杀富返贫”，要共同富裕，而不是搞财产剥夺，专门出来澄清这些观念也很重要，前年有一些波动，确实跟有一些误解相关。

我特别讲到两个调整，一个是有关房地产政策的调整，一个是关于宏观政策的调整，大家知道前年搞了“三条红线”，有一些企业开始爆雷，资金流发生断裂，结果引起了整个市场恐慌。到了去年年底一些重要的经济领导人出面强调房地产仍然是支柱产业，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调整房地产相关的制度和政策，最近新的政策是不动产私募基金的发展，这又开了融资的新渠道，政府内也做了一些安排，包括资金的来源、债务重组的一些方式都在进行当中，这个调整确实是因为房地产这些年在中国市场上占很大的比重。

这个问题怎么看？调整之后会不会出现很快的一些变化，我们不可能太乐观，这个问题是长期的问题，不仅仅涉及短期的政策，涉及长期的战略偏差。这次出事首先爆雷的是中小城市，偏远的四五线城市，盖了很多房子人走了，没人买房子了，导致在那里拿地的这些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大企业不仅仅在大城市拿地，还在小城市拿地，小城市拿地盖了房子，人走了，没有人买资金断流，还不说“三道红线”导致资金断流，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一时半时能解决的，人回不去，去大城市了，原来那些爆雷的企业在大城市的项目都不错，现在房地产市场稍微回暖，首先回暖的是大城市的楼盘，说明这个问题具有长期性，是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城镇化战略的具体结果。城镇化不是城市化，一字之差是有含金量的，给小城市无限用地，大城市限之又限，深圳就知道怎么限，没有地，就出现了土地短缺，人来的地方限而又限，结果导致供不应求，其他的地方供大于求，这是长期政策的结果，房地产周期又比较长，要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就涉及对这个市场的判断了，肯定有企业的问题，个别企业盲目扩张，从熟悉领域扩张到不熟悉领域，而且还用金融的钱，不是用自己钱，用杠杆无限扩张，一定有很多潜在的风险，这些风险要清理起来也会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时候大家会问那些房子怎么办？我们确实要做一些深入的分析，在这儿做出一个基本的假说。在我们整个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当中，中国式现代化包含了城市化、工业化，也包含了人口迁移的过程，这个人口迁移不仅仅是农村到城市，那叫城市化，也包含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过程，我们要看历史，各个国家都有这么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人口迁移不是农民向城市迁移，农民工很多返回去，真正迁移是小城市的人向大城市迁移，在这个迁移过程中，老有人说房子那么多，中国住房自有率这么高，以后没需求了，住房市场的需求就枯竭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它不是总量的枯竭，是结构性的，有一些地方枯竭了，有一些地方还在增长，人们追求美好生活向大城市聚集的过程中这些需求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去。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原来已经有主的一些房子（资金流断裂没买的不算）利用率非常低，它本来不会出现金融危机，因为他已经付钱了，可能将来利用率会更低，一部分房子会被遗弃，因为人们在转移，但是它也是一个保障，觉得那儿有一个房子，有一块财产，这是人们财产的一部分，仍然是存在，虽然价格不高，但是仍然起到一个稳定经济的作用。但是仍然会有需求转向其他地区，这个就是现在正在出现的大势，所谓的“势”大城市又动起来了，这是长期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逐步解决的问题，过去有些年一下子房地产就翻过来了，所有的地方都一个局面，以后大概不会了，相当长的时间里面这个调整会逐步发生。

房地产仍然是支柱产业、仍然是健康发展，但是这个房地产过程要解决现实问题需要一段时间，需要用一种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市场的发展。相当于我们要用长远的眼光看待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行为方式和行为规律，过去有一些政策违背了人的行为规律，违背了市场的规律，要调整起来需要一段时间，我们要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迁移的整个进程中来思考、看待问题。所以它是一个政策的调整，短期来讲已经有一点结果了，但是它真正的结果要在长期当中才能显示出来，而且市场调整本身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第一个比较重要的，涉及怎么理解市场变化的问题。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是宏观政策在去年下半年以后发生了非常大的调整。这张图显示财政支出在加大，今年财政赤字率没有提高，但是事实上财政的支出在加大，货币支出在加大。过去三年后两年财政政策力度是在下降的，2020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的3.6%，后年一年比一年低，2021年3.2，2022年3.8，扩张性的政策体现在你的赤字是多少，不是政府总共花了多少钱，政府花的钱一部分是我们的税收、转移支付，那个不叫扩张性政策，他是一只手收上来，另一只手花出去，没有大的需求，财政扩张性政策必须有赤字、必须有无中生有的需求，通过货币支撑释放出一些新的需求来就是扩张性政策，赤字率不断下降说明刺激力度在下降，特别是2022年经济不好。

今年财政赤字安排3%，比去年高一点，要看具体执行情况，刚才说2021年安排3.2，年底还剩下1万多，当时GDP100万亿，剩下1万亿再减1个百分点，就变成了2.2，还要看执行的情况是不是扩大。

最近来看货币的增长速度在加大，现在M2的增长速度1月份的时候到了12.6%，应该说是最近几年最高的一次增长速度，背景是金融系统贯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调整加大了对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力度，增大了信用贷款的力度，总的来讲贷款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在加大，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宏观政策的调整。

中间有一个债务问题，中国的债务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城投债问题，大家都很关注，到底有多少城投债，这个风险究竟有多大？。

我们先看看总的债务率，中国债务率一般是百分之二百六十几，政府、企业、居民三个部门总的债务和GDP比例关系，一般的说法是政府债占60%、企业债165%、居民债40%。比较日本的债务情况，日本政府债务占250%，现在已经百分之二百六十几，企业债占110%，居民债占73%，可以看到政府债、居民债，特别是政府债相对比较低，但是我们的企业债特别高。大家可以想一想，现在有人说城投债，中国政府再加上65万亿，按大数100万亿算，今年是120万亿，要给50%左右的GDP，有人说再加上这块中国的债务有很多了。这块要避免重复计算，城投债是地方国有企业在政府支持下借的债，它的债算进了企业债里面，165%的企业债里面包含了大部分城投债，因为他是国有企业，有一些隐形的，有一些没有算到的都可能发生，中国很多账户需要认真研究，还有很多影响的政府，从资金平衡表上这些债务是在那儿的，不能说资金平衡表外面还有65亿存在。

如果政府债比重比较低，要解决这个问题是有余地，不能一下子解决，我们要认识这个债的性质，最近高端智库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城投债确实有问题，两大不匹配，一个不匹配是地方政府的借了短期债务建了长期的基础设施，比如说修地铁，我碰到过英国地铁150周年庆祝，车换了好多次，地铁的洞是150年前挖的，贵就贵在这个洞上，300年前还是那个洞，150年花的钱要在今后150年、300年中长期回收的，是一个长期、长期回收的项目，当前现金流的回收很少，但是它是未来逐步、逐步回收的，我们地方政府很多是基础设施，应该用一些长期债务支撑，我们过去地方政府不让发债，2010年之后我们修改了《预算法》，地方可以发债了，更多是城投债，从金融机构借来的5年、10年，如果是信托才1年、2年，滚动，这是一个重大的不匹配，期现错配。

还有一个错配是短期内经营性项目和社会性、财政性项目的错配，基础设施很多回报不是在基础设施本身的项目，地铁可以收费、高速公路收费，很多基础设施项目不收费，收的费很多，体现在大家的企业发展，这个企业将来做大了交税，是长期项目，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经营项目，三年后盈利，结果老盈不了利债就坏了，本来应该用财政支持用了金融支持，是另一个机制错配。

我们从增权开始，从此政府做的项目都用长期公债支撑，发30年、50年的公债，甚至永续债，今天的消息美国政府准备发100年的公债，他不是支撑不下去了，有人说美国政府打算发1000年的长期公债。诸如此类的，因为它是错配，本质上可以用其他的资源来支撑，加上这些债都是国内的债，跟日本相像，为什么这么高的债务不出事，日本解释他都是本国公民、机构买的，不构成国际债务，所以可以持续。

总结一下，第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正在加大力度；第二，我们在这些政策执行当中会出现一些风险，这些风险可控，因此政策调整更积极一点的政策、多发一点债务，特别是公债、政府债不会产生特别大的负面影响，同时能够解决我们的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分析的一种建议，他执行不执行是另外一回事，从性质来讲不一定出大问题。

这些是我们政策的调整，这些政策进行了调整，我相信我们的经济情况肯定比去年好，增长速度也会加速，导致我们今年的增长速度可能会更高一点。有一些行业的增速可能比较快，因为它反弹的比较快，去年基数特别低，有一些行业尽管去年基数低，但是也需要一些时间，比如最近听说的一些服务业，餐饮、商场恢复的很快，但是有一些服务业大概还得一段时间，比如国际旅游，那些公司的门都关着，三年没有旅游人都遣散了，现在得充分招人回来还需要一定过程，国际航班恢复还需要一定过程，政策调整了，但是市场调整、产业调整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需要有思想准备。

更需要有思想准备的是外部环境在恶化：

1、世界经济在萎缩，导致出口下滑；

2、产业链转移，也导致出口下滑；

3、对我们的“科技遏制”在加剧，我后面要当作一个长期的问题来讲，但是短期内也会有直接的影响，现在我想着重分析2023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将面临的一些挑战、一些不利因素。

首先欧美经济景气度下降，大家的信心在下降，最近世界银行国际组织预期2023年全球增长率从3.2下调到1.7，这个下调很大，有人说中国有了新的预期，那是中国因素，考虑中国因素把外国因素给定，还用以前的预期。2022年全球贸易创纪录，增长了12%，过去两年的增长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出口，我们出口的顺差还在不断增长，三季度以来全球贸易增速在逐步下降、逐步低迷，我们的外贸顺差从去年11月已经开始出现了负增长。12月同比进口下降6%，今天得到的新数据，1、2月份出口按照人民币算增长了0.9%，按照美元算下降了6.8，1、2月份也是下降的，而1、2月份的订单都是去年的订单，今年春季订单量下降的特别大，百分之四十的下降。

这些故事被加工成极端，也没有那么差，但确实不乐观。现在大家老问订单去哪儿了，它是有去处的，若干个因素可能导致我们出口、外贸发生下滑。第一个因素近年来已经出现，是成本结构的变化，中国劳动成本上升，使得一些产业自然要转移到其他国家去，这块我多说一句，我们劳动成本也不高，最多是到了中等收入，现在人均GDP是12000多美元，美国去年通货膨胀以后，人均GDP是77000多美元，说起来我们跟美国发达国家比还是很低的，但是你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可不是跟这些国家比，美国人早就不做劳动密集型了，你的国际参照性是孟加拉、越南、非洲国家，当你的结构调整，到了中等收入之后这些订单就跑到那些国家去了，这也是一个过程，2010年、2011年我们有五六年时间农民工工资每年上涨幅度是17%、18%、19%，有一次拐点，劳动力成本价格突飞猛进的时候，那之后这个产业转移出去的进程就开始了。很正常，当年也是因为你便宜转移到你这儿来，你提升了，做更高的去了，这些产业就转移到其他更低的国家去，没有劳动要素的比较优势了，有些优势说比较优势持续下去就可以增长，一旦到了中等收入陷阱就不具备这种持续优势了，不要说跟发达国家比还很低，他跟你做的不是一个产业，你的参照性就是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相对而言你不再具有那个要素的比较优势，能不能有其他要素的比较优势还得努力，但是在一定时期里面没有比较优势，必须想办法发挥其他的相对优势。

第二是美国对中国遏制，贸易争端从2018年就开始了，以前虽然有遏制，但是一直有出口贸易，2018年开始打贸易争端撕破脸皮了，因为贸易争端，因为他的遏制，迫使一些企业要做中美生意不能在中国，也不能在美国，要卖到美国去就离开中国，一批企业产业链开始发生转移，还没有疫情就开始发生转移，因为关税、因为美国政策。

第三是疫情期间产业链断裂，我们受到了别人产业链的冲击，但是我们发生疫情封城的时候对世界产业链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个冲击就会导致一些订单、产业转移了，世界上开始议论去“中国化”或者“中国+1”就是从武汉封城开始，很自然，你如果在那种情况下也想着将来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在中国之外得有备胎，如果中国出事了就可以在那边，供应链不会断，大家都开始做那方面的安排，新增的投资要到东南亚、到其他国家投一投，他仍然不脱离中国，原来那些工厂继续在中国，但是新增的产能可能就到其他地方去了，包括一些大的公司国内某些产能都要转移出去作为备胎。

刚才说到去年动不动哪儿都封，上海封了3个月，对全世界的影响巨大，盐田港封了几个月，对全世界供应链影响巨大，反反复复，不断出现这种情况，很多企业走了。

第四是美国政府开始给企业补贴，要求他们回到美国，不仅仅对中国的企业进行补贴回美国，欧洲的企业都要迁到美国去，在欧洲引起了强大的反弹。

第五是地缘政治冲突、能源危机与转型，也会对产业链产生一定冲击，促使我们获得更大订单的贸易因素，也有一些订单也会走到。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出口下降本身，还有全球产业链调整的组成部分，是这个过程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短期内加上去年四季度封城导致短期流失，这些因素都是长期的，贸易下降这个趋势如果发展确实有待考察，最近听到的都是不太好的消息，关于订单、关于出口。

之前去参观智慧港，看到他们的集装箱，网上有人说中国外贸下降得很厉害，集装箱码到7层了，我问他们多少层，他说智慧港就是7层，我说这是好消息，确实问题没有这么严重。集装箱现在是一个问题，去年美国那边堵塞，拼命要东西，一年内投放了新的集装箱1200多箱，这些箱子现在都没有去处，开始回流集装箱。还有一个网上的好消息，现在很多商船都在中国近海等着，不到港口这儿来，到港口要花钱，在远处近海等着你经济反弹，他好装货，这都不知道真假，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领域，就是出口，国际形势都是短期的，但是刚才说的成本结构、美国遏制战略、“去中国化”的趋势、政府补贴、地缘政治冲突都具有长期的作用。

美国进口没有减少，但是这次他很大一部分订单转移到了加拿大和墨西哥北美自贸区内，进口的总量没有下降，但是从我们这儿的进口下降了。中国已经降为美国进口来源地的第三大国，欧洲成为第一大贸易区，然后是美洲，再是中国，以前我们多年是他的第一进口国，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的出口都在增长，最近有一些消息越南和韩国的出口也发生了百分之十几的下降，但是东南亚各国在上涨。

2021年欧盟对东南亚的投资比起2019年上涨了4倍以上，强劲增长，都是把东南亚作为新的增长地。昨天深圳港、招商局蛇口港他们分析对欧美出口下降比较多，对东南亚的出口在增长，我们对东南亚的出口也在增长，由于蛇口港欧美比重占的比较低，比较有韧性，整个业务量没有下降多少。盐田港主要针对欧美，下降的比较多，因为欧美经济现在比较低迷，它那儿下降比较多，跟东南亚做生意出口仍然是增长的。

一些企业在移出中国，索尼、日本东芝等一些企业在加速迁出、关闭，这些都是一些消息，不一定说明普遍性的问题，这些具体案例也值得关注会不会变成下阶段更大的趋势。

第二方面问题着重的还是短期问题，第三方面是长期面临的挑战，前面说的有一些因素具有长期性，特别是美国对我们科技的遏制，所谓的大变局，现在讨论任何经济问题都离不开这个问题，美国现在歇斯底里，发疯似的，一天可以通过10个法案遏制中国，成立特色委员会，一投表反对中国就两党一致，那么分裂的一个国家在中国问题上高度一致，确实在采取各种措施，这些措施不能说他乱打，很多措施是有后果的。

后果在什么地方？他这些措施归纳起来，理论界是用一些简单的理论逻辑概括复杂的事情，如果用简单的逻辑来概括他做的这些事情，很简单，卡断你各种学习、引进、消化、吸收新知识、新技术的渠道。向发达国家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各种新的知识、新的技术对落后国家来讲就叫做后发优势。后发优势的定义作为落后国家，你面对先进国家都比你先进，比你强，他们过去这些年里面发明创造，积累起了许多新的知识、技术，你可以直接通过学习、引进、消化、吸收用比较短的时间和比较快的速度、比较低的成本获得这些知识和技术，这就叫后发优势。后发本来不是优势，杨小凯提出后发不是优势，是劣势，在这儿要看到后发国家在节省研发成本和研发时间、获得知识方面有一些特殊的条件，他用不着自己从头再做研究，用不着花大量的研发成本和试错成本，这个试错成本是一个新东西出来还需要商业模式支撑，通过商业模式把它变成钱，这个也需要大量的成本。

大家前两年看到试错成本的具体事项，前两年还没有这个概念体现在什么地方，科技烂尾楼算是试错成本的一种，还不太一样，过去那些互联网公司烧钱，烧钱过程就是试错成本支出的过程，具体进项是满街乱七八糟的破自行车，共享单车开始发展的时候大家在试，后来逐渐接受了，我们自己发明了共享单车，试错成本花到我们这儿了，其他国家再做共享单车就不用花那么多试错成本了，所有领域里面那个技术只要不是我们新发明的、商业模式不是我们新发明的就可以大大省下一块成本，直接模仿人家的商业模式就是了。

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认真发挥了后发优势，努力的学习、引进、消化、吸收，也许有点山寨，发展中国家都经历，早年美国、德国、日本、韩国都是那么过来的，世界上有人评论，中国在违规引进的问题上程度世界中等，大概属于世界平均水平，过去确实也发生了一些知识产权纠纷，都是一个学习过程，是一个后发优势的组成部分。

美国一开始说我们偷，他们当年也说日本人偷，后来发现这个说法说不过去了，有美国学者提出问题，他现在比你先进你说谁偷谁，中国的5G比你先进还偷你吗？这就站不住脚了，他说你之所以有这么多先进的5G技术是因为学习、引进、消化、吸收，我们大量的技术流入到你那儿去了，现在他做的事就是给你断供、断设备，设备成了物化大量知识和技术的载体，断供各种高科技的中间产品，中间产品也是物化了大量科技知识的载体。卡断你各种交流的渠道，学术交流基本没有，特别是科技领域学术交流停止了，不让你的企业到那儿去收购研发中心，以前很大程度上很多企业都收购了研发中心，把那儿的人才直接利用起来。

留学生现在能学什么、学什么成了问题，跟中国相关的各种学者受到了盘查，这些都是切断你学习的渠道。我们过去40年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快速缩短了差距，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能够通过这个得到发展，跟你的学习能力、历史文化可能密切相关，现在一个基本的观察是中华文化影响了这些经济体，包括台湾、韩国、日本都比较善于学习，因此真正实现趋同、实现差距缩小的，世界上算来算去就是东南几个经济体，四小龙、四小虎。中国快速缩短差距，这就是我们过去增长的重要源泉，先是发挥了比较优势现在，然后我们不断地发挥后发优势。

现在发生的大变局这件事会影响到我们潜在增长速度可能会放缓，你这个经济体挖掘你所有潜力的、能够实现的增长速度。过去我们“十三五”的时候算了，“十四五”没有算，觉得变数太大了，在“十三五”的时候算过潜在增长率数7.12，其他的研究小组的算出来百分之八点几，有的是六点几，我们问出六点几是如何计算的？劳动力减少，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但是经济学算潜在增长率不能仅仅算劳动力，现在我们有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有多少劳动力是重要，但是劳动力受过多少教育，他有多少人力资本同样是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你想一想现在退休的人、离开劳动大军的人40年前80年代初期进入劳动大军的时候平均教育水平只有7年、8年，最新的数字是13年、14年，人力资本大增，世界上算潜在增长率都是要按照人力资本来算，不仅仅算劳动力本身，把这个因素加进去我们的结果是7左右，用的就是人力资本。包括我们全球化进程当中开放、学习、引进外资、进行贸易，贸易在GDP中的比例占多少，把这些因素都算进去，我们得出的结果，包括知识的提升、技术的进步、高质量增长中质量的提高。

科技竞争和科技遏制这个因素减小以后，我们再算潜在增长率就算不出7%了，增长的要素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过去很大一块是因为我们学习掌握了新的知识，以前说增长要素、生产要素大概就是两项，一项是劳动力、一项是资本，经过经济学这些年的发展：第一，制度改进也是增长的要素之一，因为制度改进可以提高要素的效率，提高了效率就提高了增长；第二是知识和技术，知识在经济学的体系里面，大家把它当成一种增长的要素，一部分物化在人力资本当中，一部分物化在资本设备和中间产品当中，很大一部分是增量，是我们说的全要素生产力增量，新增的这些知识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也要算知识总量，把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要素算出来，经济学现在用知识总量、知识增量这个词分析经济增量。而且现实当中大家也可以感受到这些年世界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就是知识的增长、技术的进步，不是因为劳动力多了，不是因为物质资本，物质怎么有用，我们的基础设施、机器、设备，现在最缺的光刻机有多物质？就是技术，它的技术含量高度密集，这是真正增长的要素。

过去知识增长的速度很快，因此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特别是2010年之后我们的增长很少靠劳动密集型的增长，有劳动密集型，但是提供不了多少增长，真正增长越来越多靠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现在再增加脱离不了知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落后国家的知识增长一部分靠自己的学习和研发，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引进、消化、吸收，而且那是最优方案，作为落后国家来讲那是最优的知识要素途径，自我研发现在要做，但是在有一些领域里面自我研发不是最优的方案，可能是次优的方案，你得花更大的成本、更大的投入，你可能会出现一些科技烂尾楼的事情，那都是成本，它可能不是最优方案，而是次优方案，次优方案意味着成本比最优方案要高，算下来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可能没有过去那么高，代价更高、成本更高，但是收益没有那么高，现在5-6可能已经是很好的潜在增长率了，有一些人老说8%，老拿过去的那些要素增长速度来算，现在发生变化了，这个大变局的变化对我们经济增长来说有直接效果，不仅仅是短期效果，潜在增长率这个概念是一个长期概念，是一个阶段当中平均能够有多少增长。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高度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更多来思考如何能够更好的增长，逼着我们必须做自主研发。与此同时，如何保持我们的开放？我们继续向全世界学习，通过各种渠道来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向一切比我们更先进的人学习，这仍然是我们的增长之道。所以我非常赞同华为说的那句话，向一切比我们先进的人学习，不要被情绪所干扰。

可以想象未来的发展模式一定是更开放的，通过开放我们能够交流、交换，实现我们的价值，同时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其他国家有很多新东西，而且很多东西会通过其他的渠道在世界上逐步扩散，是一个知识扩散的过程，让更多知识外溢到我们这儿来实现发展。今天讲这个有点哲学、虚幻缥缈，好像不是落实到一些具体数字、具体价值，知识这个东西确实定价都很难，我们做定量分析也很难，要用迂回的方法加以论证，但是它是现实当中的事情，想想我们的这些增长靠的就是技术，有多少物质、有多少人力都不重要，他受过什么教育、是什么样的人才、掌握什么样的技术，能不能研发出来知识、研发出来新的技术，这是最重要的，包括深圳的高质量发展、深圳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未来持续地发展，确实更加重视、知识技术的因素，逼的我们必须要加大自主创新的过程，尽管可能会多花一些成本，不得不做，我们现在有一些领域也是有优势的，有这些优势我们未来可以更多、更好的发展，无论如何我们要保持这个思路，一方面是重视知识和技术，另外一方面重视学习、引进，现在他不卖给我们东西，恰恰包含了物化的大量知识和技术。

讲到这些有点负面、风险的因素，下面我们讲讲积极因素，要看到我们一些优质的因素，现在整个经济还低迷，开始复苏，有一些积极的因素，跟国际比较当中我们还是处于优势地位、一个相对不错的地位。

第一是我们在世界面临高额通货膨胀的时候，通货膨胀是比较稳定的；第二是其他国家贸易逆差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巨额的贸易顺差；第三是各国汇率波动的时候我们汇率比较稳定，这三个因素在目前世界经济动荡过程中应该是非常宝贵的有利因素，2022年通货膨胀率2%，今年是3%，政府永远会预期3%，因为我们的目标是3%，争取不超过。但是PPI还是负值，它是企业的成本价格，PPI反映了上游产品价格的变化，上游产品价格上涨比较低，下游产品通货膨胀的压力比较小，全世界都面临高额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现在我们跟外国人讨论中国经济，经济基本面还是不错的，我们没有粮食危机，没有能源危机，物价水平很平稳，外贸顺差、外汇储备3万多亿，我们不会闹危机，还是很有韧性的。在一切风险因素后面要看到一些大的宏观数据，还可以，去年3%的增长率确实太低了，但是有特殊的疫情方面的原因。

美国是大逆差，国际上一批过去的顺差国都变成了逆差国，传统的顺差国德国、日本、韩国、各种因素加上汇率因素都变成了逆差，现在世界上的顺差国除了我们是制造业大国之外，其他的顺差国都是资源大国，澳大利亚、挪威、沙特、伊朗，这些都是资源出口国，资源涨价当然获益。在世界经济动态的时候有顺差总比有逆差好，我们能挣钱总比亏钱好，逆差不一定就是亏钱，要打破特朗普的谬论，但是逆差的时候大家会担心你的经济体。

经济还在增长，离美国有差距，按照现价算还跌了，如果按照固定的PPB算还在缩小。人民币相对稳定，因为美元升值导致各国汇率波动，过了一段也会回来了，我们是波动最小的，按照一个篮子的货币计算，人民币相当稳定，最近好像又有一点贬值，这是合理区间内一些小的波动，应该说是很正常的。大家会问人民币以后是什么情况？我现在确实看不出来，如果中国经济今年稳定、能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复苏、反弹这些基本面能够实现，尽管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大家对我们的金融市场，对货币的信心还是在的，没有特别导致中国货币大贬值的因素，那年非常重要的中国人民币产生预期贬值的背景是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就是金融，它带动了很多金融危机、金融风险，房地产市场能够平稳下来，问题还要逐步解决，但是它基本平稳下来，金融市场相对就比较平稳，大家对中国货币的预期不会有大的波动。

我们确实有一些新的增长点、一些有利的因素，有一些领域在世界上具有一定领先的定位。首先是去年以来的智能汽车，我们一下子突飞猛进，汽车出口超过了德国，位居第二，还有几十万追上日本，这是多年来不敢想象的一件事情，应该是新赛道超车，把过去传统车的一些优势、劣势抹平了，现在最保密的东西没有什么人用，气缸、燃气的那部分很多都节省了。加上互联网应用，在世界上突飞猛进，有时候想一想趋势发展一些长远的眼光看某些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应该说得益于前些年的政府补贴，得益于我们超前做的一些事情，甚至得益于引进了特斯拉，拉动了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些技术进步，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过去我们引进传统车企同样是学习过程、同样是引进技术、引进商业模式的过程，外资的进入直接把很多东西带到了你的身边，不是说免疫效应，使你看到了人家是怎么操作、怎么运行这件事情的，逼着你向前发展，出现了很多交流，经济学上研究知识外溢，其他国家知识外溢到我们这儿来，其中一个知识外溢被很多经济学家分析过，有两种知识外溢性都属于这种情况，一种是同一产业当中的员工他们有接触、交谈，会互相告知这个工厂在干什么、那个工厂在干什么，这种交流导致了知识外溢，举个例子就是美国硅谷、美国好莱坞，他们互相竞争，但是他们的人员互相有交流、交叉，知识开始外溢，传播出去了，其他人就能够得到新的知识、新的信息。

研究产业趋势的Paul举了意大利珠宝行业的例子，竞争非常激烈，每个人拼命了解、间谍，了解其他企业做什么，有没有新的发明，一步没跟上就垮了，前面是友好的互相传递，这个变成了激烈的竞争当中他要获得知识、努力寻找这些知识，也变成了外溢，发明者被别人模仿、被别人了解，别人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同样的技术，那也叫一种知识外溢，我们的汽车工业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有自己的发明、自己的创造，比亚迪很早就开始发展了，新能源车有了很大的成就，同时我们引进了外部的一些竞争者，又从他那儿学了一点东西，这也是刚才说的后发优势的组成部分，我们引入了一些新的资本促进了这个产业的发展，同时又实现了新赛道超车。其他很多产业也同样有这样的发展趋势。

我们的新能源技术、新能源设备现在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全世界的运动设备大概百分之六七十是中国制造的、风能、太阳能，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的亮点、我们继续利用好这些亮点，全世界在目前能源危机条件下，在各国继续大力提倡碳减排的背景下，我相信大家对新能源的这些技术需求会不断地扩大。欧洲已经宣布在2030年还是3035年取消油车了，他们在辩论，意大利和几个国家反对，太严格了，大趋势是这样的，我们怎么利用好这个趋势。

还有人工智能，最近又被赶超了一下，GhatGPT出来了，我们确实要向一切比我们先进的学习，其中学习一个很大的东西就是创新的体制，怎么能够源源不断地有创新，而且是领先的创新。我们现在多数领域在跟随，接近前沿了，但是离前沿还有点距离，人工智能我们已经在前沿梯队，确实革命性的创造我们还是欠缺的，怎么学习人家不断能够有革命性的创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落后国家追赶起来难，他的比较优势就是高新科技，高新科技的发展，知识的进步、技术的进步有一定路径，但是有时候会出现革命性进步，一旦出现革命性进步又把你甩出一段时间，这个领域已经甩不掉多少，类似的软件开始应用了，不会拉的太远，但是仍然提醒我们，我们如果不能紧追，同时如果不能真正发展起自己的创新能力，有一个有效的创新机制源源不断地创造这些新知识、新观念、新想法、新技术，还是摆脱不了落后的地位。

最近这件事应该给我们一些启示，数字经济我们也在发展，数字经济在各种产业当中的应用还在发展，不是所有的应用马上能够在经济效益上取得明显的收益，这也使很多企业，特别是老企业，老企业有一个改造的过程，新企业一上来就是设计的数字化，老企业要改造，原来的自动化程度比较低，原来的设备都是老的人工设备，现在不用人工了，要想自动化、数字化，至少每个设备上都得有一些传感器，它涉及了整个体系的改造，而且不是一两个设备改造，即使所有的设备都改造了，可以联网，你的管理方式也得改造、整个企业的组织方式也得改造，这个改造过程大量投入，而且必须是一把手，因为它是整个体系的改造，必须从最高层开始参与，而且要领导，没有这样一种机制很难实现数字化改造。我们现在讲数字应用讲的非常多，确实在很多领域里面有了进步，但是这块有巨大的潜力，这个潜力的发挥一方面可以使数字技术产业得到大的发展，同时使我们很多制造业企业能够高质量发展，在下一阶段的发展当中能够引领产业的发展。

招商局智慧港可能现在的收益不是很高，但是从长远来讲这就是引领港口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技术领域，在全国也是领先的，有一些特殊的技术可以应用到全世界去，技术如果成熟，全世界所有港口都会来找他们，他们可以推广这个技术，未来的发展在这个新技术上得到发展，它不是短期、限期的收益问题，是未来长期收益的问题，中国在这方面有潜力，如果在这方面我们真正能够有更多的发展，把这个潜力挖掘出来也不是近期马上见效益的，但是从长期来讲应该是有效益、有长期回报的。

生物医药这些年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在创新药当中，尽管有人诟病我们在模仿，但是有很多创新药出现，已经超越了欧日企业，从数量上我们已经超越了欧日企业，成为了一个新的增长点。

我们讲讲城市群的发展，消费增长会是一个新的增长点，怎么把这个增长点真正能够发挥出来，也还是需要观察的，所谓消费升级，消费升级现在遇到疫情冲击、经济增长下滑、失业升级，消费升级以什么方式展现？还会有多大力度有待观察。消费升级现在不仅仅是年轻人升级，老年人、退休人的消费业升级，现在退休的人和十年前、二十年退休的人很不一样，现在退休的人是挣过比较高工资、享受过高消费群体的，我们上一代、上上一代年轻人没有挣过多少钱，没有多少储蓄、没有社保，社保储蓄很低的情况下退休之后没有多少钱消费，他的习惯就是低消费，退休以后继续低消费。而现在新一代如果已经是高消费一代，工资收入比较高的，退休以后不会降低消费水平。经济学所说的，年轻人是储蓄的一代，退休就是负储蓄的一代，现在负储蓄的这一代有很多钱让他消费、负储蓄掉，整体来讲消费水平就提高了，年轻人继续高消费，老年人比过去消费水平也提高了，整个消费市场是扩大的。寄希望于此，我们观察，最近的情况是经过疫情、经过低迷这个趋势是怎么样的。

前面讲了城市化遇到的问题，违背了城市化的规律，导致了现在两极分化，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城市群发展两极分化，人口在向大城市集中，城市毕竟是有边界的。深圳能够把一些地块供给出来，但是仍然是有边界的，就是发展城市群、城市带，十年来这个政策逐步在形成，国家级批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经济带、各种三角，省会城市，周边大大小小的城市发展，这个是未来的发展，大湾区是未来的方向，大湾区这个城市群未来可以实现更多的人口，可以实现大中小城市的互补、城市和农村的互补，中小城市在这个区域当中通过一些快捷交通串联起来的大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可以为大城市提供空间互补，大城市没有空间了，中小城市提供空间，房价可以跌下来，很多年轻人通勤，白天到大城市上班，晚上回小城市生活，大城市也要为中小城市提供公共服务的互补，大家为什么喜欢大城市？大城市有很多公共服务、多元化市场的互补，医疗、教育、环境、健康等等，这些都是大城市具有的优势，比如说教育统筹，一个区域里进行安排，医疗统一在一个大城市，从社区、一甲、二甲到三甲，纳入系统之后整个城市群就发展起来了，乡村逐步纳入城市群的发展，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深圳得天独厚，我们是中心城市，周边有很多中小城市，协同发展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企业能够获得发展，解决逐步消化掉过去的一些问题，也都是一些预期和展望。

最后做一点预期，我的预期比政府工作报告高一点，去年太低了，尽管我前面讲了很多不利的因素，如果现在这个势头能够保持下去，把失去的时间赶回来，“势”能够保持下去，应该说今年达到5以上是有可能的，很多行业，像旅游都是无中生有，以前为0，现在突然爆发式增长很容易达到一定的水平。真正的问题不是今年，是明年我们还能保持吗？今年很大程度上是低水平下的复苏，明年就是正常情况下，正常情况能保持多少增长是更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今年保持一定增长，甚至比5再高一点不成问题，希望经过一年的调整我们到明年有更多新的动能能够调动起来支持中国经济的增长。

以下为演讲部分视频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