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妃畅饮的葡萄美酒，是如何进入中国的？ | 旅书馆

【导读】今天当我们享用葡萄酒时，“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诗句还会时常浮现在脑海中。在遥远的中国古代，这一饮品是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自宫廷至民间，成为中国人的日常饮品的？作家许晖的新作《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把植物作为方法，为我们揭秘葡萄等16种常见植物的“身世之谜”，重新讲述在丝绸之路上、灿烂多元的古代文明间发生的无数传奇故事。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九月，长安城秋高气爽，正是适合聚饮的日子。唐太宗挟两年前发动玄武门兵变得以继承皇位的喜悦，又加上这一年粮食大丰收，遂“赐酺三日”（《新唐书·太宗本纪》）。国家有喜庆之事，特赐臣民聚会饮酒称“酺（pú）”。唐太宗以国家的名义，号召官员和百姓把这三天当成狂欢节，聚会饮酒，一醉方休。不过这时人们喝的酒还不是葡萄酒，因为葡萄酒太过珍贵，不可能人人都喝得起。

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葡萄酒即传入中国，但葡萄酒的酿造方法却没有随之传入，因此导致从西域而来的葡萄酒异常珍贵。唐代大型类书《艺文类聚》引西晋张华《博物志》的记载：“西域蒲萄酒，传云可至十年。”北宋大型类书《太平御览》所引更为详细：“西域有蒲萄酒，积年不败。彼俗传云：可至十年，饮之醉，弥日不解。”西域的葡萄酒可以保存十年仍然美味可口，至少在西晋时期就已经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其中的艳羡之情宛在眼前。

葡萄酒之珍贵从一件逸事可见一斑。《艺文类聚》引西晋司马彪所著《续汉书》的记载：“敦煌张氏家传曰：扶风孟他，以蒲萄酒一升遗张让，即称凉州刺史。”《太平御览》所引则为“一斛”，还有的书中说是“一斗”。古代容量单位，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张让是东汉灵帝时期的著名宦官，极受宠信，扶风郡的孟他（字伯郎）用一升（或一斗、一斛）葡萄酒贿赂张让，竟至于当上了凉州刺史的高官！一千多年之后，苏轼还为此事愤愤不平，写诗讽刺道：“将军百战竟不侯，伯郎一斗得凉州。”

魏文帝曹丕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更是到了痴迷的地步。《太平御览》引述过他给群臣下的一通诏书，其中说：“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䬼，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䬼。又酿以为酒，甘于麹蘗，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唾，况亲食之耶？他方之果，宁有匹者？”

“葡萄族”，出自《植物自然类目图鉴》，伊丽莎白·唐宁绘，英国伦敦，1868年出版。

“朱夏”指夏季，魏文帝的意思是说，由夏入秋的时候，醉酒后第二天醒来，吃葡萄最佳。“䬼（yuàn）”是厌腻、吃饱之意，葡萄吃再多也没有吃饱的时候。他又说葡萄酒“甘于麹蘗”，“麹蘗（qū niè）”指酒曲，中国古代造酒，是用粟、稻或小麦加上酒曲发酵而成，蒸馏酒的技法是从元朝才开始出现的。

用谷物造酒，可想而知有清、浊之分，因此蒸馏酒之前的酒就分为清酒和浊酒。清酒冬酿夏熟，是质量最好的酒，专用于祭祀的场合；浊酒虽然比不上清酒，但是也不能说就是劣质酒，只不过相对清酒而言色泽稍微混浊而已。

中国古代关于酒的制度早在周代时就已经完备。浊酒共有五种，称作“五齐”，“齐”是度量而作的意思。“五齐”分别是：泛齐，酒色最浊，上面有浮沫，故称“泛齐”；醴齐，甜酒；盎齐，白色的酒；缇齐，丹黄色的酒；沈齐，“沈”通“沉”，酒糟和渣滓下沉的酒。

“五齐”就是所谓的浊酒，是相对清酒而言的。和蒸馏酒不同的是，浊酒是发酵后直接饮用的酒，清酒也不过是冬酿夏熟，度数当然也都没有今天的白酒高。因为是现酿，不易保存，必须酿好就喝，所以李白有诗“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压酒”即把刚刚酿好的酒的酒汁和酒糟分开。

由此可知，可以保存十年之久的葡萄酒对中国人是多么新鲜的诱惑啊！因此，在另一通诏书中，魏文帝又一次感叹道：“南方有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蒲陶、石蜜乎！”“石蜜”是甘蔗炼成的糖。在魏文帝的心目中，中土南方的龙眼和荔枝，远远比不上从西域而来的葡萄和石蜜。

南北朝时期，梁元帝萧绎所著《金楼子·志怪》中记载过一则十分稀奇的事：“大月氏国善为蒲萄花叶酒，或以根及汁酝之，其花似杏而绿蕊碧须，九春之时，万顷竞发，如鸾凤翼。八月中，风至，吹叶上伤裂，有似绫纨，故风为蒲萄风，亦名裂叶风也。”“风吹裂叶”这一意象过于奇特，大概是梁元帝根据传闻而附会上的自己的想象吧。

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疑问：“奇怪的是中国人既于汉朝就从一个伊朗国家获得了葡萄，而且也见到一般伊朗人喝酒的习惯，却迟至唐朝才从西域的一个突厥族学得制酒术。汉朝的突厥人当然不知有葡萄和酒，因为那时他们限居在现今的蒙古，那地方的土壤和气候都不适宜种葡萄。只有安居不动的生活方式才合宜种植葡萄。突厥人直到在突厥斯坦安居了下来，夺取了前人伊朗人的遗产之后，他们才认识了伊朗人所传下来的葡萄和酒。”还记得上文中我们引述过的劳费尔的话吧，他说中国的制酒术“主要是伊朗族，而不是从突厥族那里学来的”。因此他才断言：“突厥人是后来者，是篡夺者，他们对于种植葡萄的事业没有任何新贡献。”

劳费尔提到的“迟至唐朝才从西域的一个突厥族学得制酒术”这一事件发生在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北宋初学者王溥所著记述唐代各项典章制度沿革的《唐会要》一书中写道：“蒲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贡献，及破高昌，收马乳蒲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破高昌之年即贞观十四年，造葡萄酒之法显然得自高昌，不过，唐太宗没有死板地完全按照西域的酿制方法，而是“自损益”，在原来酿制方法的基础上重新排列组合，结果竟然酿出了八个品种的葡萄酒！

自此，葡萄酒开始成为唐朝的时尚饮料，帝国的诗人们争相在诗中吟咏：“自言我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刘禹锡咏的就是孟他的故事。“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李白更是将苜蓿和葡萄这两种最早输入中土的植物并列。最有名的当然就是王翰的《凉州词》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唐诗选画本》二编卷二“凉州词”，铃木芙蓉绘，小林新兵卫宽政二年（1790）版。

唐朝有许多名人都是葡萄酒崇拜者，甚至连杨贵妃都是葡萄酒的资深酒鬼。北宋文学家乐史所著传奇小说《杨太真外传》载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欢会，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于是宣召翰林学士李白写新词。其时李白宿酒未醒，但还是援笔立就，这就是著名的《清平调词三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乐史接着描写道：“上命梨园弟子略约词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歌，意甚厚。”李龟年歌唱的时候，杨贵妃畅饮着西凉州的葡萄酒，手持的则是玻璃七宝杯，那可是堪比夜光杯的有七种宝物镶嵌的酒杯啊！“沉香亭北倚阑干”，李白的醉眼看到的，莫非正是微醺时倚着沉香亭栏杆的杨贵妃？

唐穆宗李恒也是葡萄酒的忠实拥趸。五代末北宋初学者陶谷所著《清异录》载：“穆宗临芳殿赏樱桃，进西凉州蒲萄酒，帝曰：‘饮此顿觉四体融和，真太平君子也。’”

从此之后，葡萄酒自宫廷至民间，遍及中国各地，成为中国人的日常饮品。

2015年，中国（北京）国际葡萄酒博览会上，琳琅满目的各类葡萄酒展台。（图/视觉中国）

与中国不同的是，葡萄树和葡萄酒的酿制技术传入西方的时间要早得多，而且最初是供献给诸神的珍贵祭品。德国著名的植物学家玛莉安娜·波伊谢特在《植物的象征》（Symbolik der Pflanzen）一书中写道：“头戴常春藤冠的酒神狄奥尼索斯是从近东出来的，也许他带来了葡萄种植和酿酒技术。在古代希腊，人们将潮润的清新的常春藤置于烈火般的葡萄酒对面，以便消除或降低葡萄酒的醉人效力。植物神狄奥尼索斯会死，但他又每年复生。葡萄酒是他那纯净血液的象征。他乘坐由虎豹牵引的金质华车四处遨游，有大群醉醺醺的女祭司和心醉神迷、载歌载舞的女人紧紧相随，全然不顾接近诸神的种种危险。”

葡萄酒最终进入基督教的象征体系，玛莉安娜·波伊谢特继续写道：“葡萄酒在基督教中最深切意义还存在于圣餐之中，其含义被改变，人们视其为基督之血。葡萄和葡萄穗象征基督的血肉，这象征中依旧存在着人类对植物崇拜的原始残余。”

值得一提的是，葡萄乃张骞输入这一传说，也就是说中国的“张骞狂”现象，最早出自西晋张华所著《博物志》一书，《艺文类聚》的引文为：“张骞使西域还，得蒲萄。”自此，几乎所有从丝绸之路输入的植物，都归功于张骞一人了。

不过，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中的总结非常客观：“我们也不应认为张骞的事业一结束，葡萄树在中国的传播也就完成了；其实葡萄的种子后来还陆续不断地传入内地，康熙还从新疆将新品种的葡萄输入内地。在中国葡萄种类甚多，若说都是由一个人在同时带回来的，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今天喝葡萄酒已经用不起夜光杯和玻璃七宝杯了，但是当我们像杨贵妃一样畅饮的时候，是否也嗅到了一丝来自绿洲的神秘气息？

（摘自《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节选于章节“葡萄 在夜光杯中变成了透明的液体”）

编辑/周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