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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记忆①|动迁户董毓明:日子总是一天比一天好

澎湃新闻记者 张新燕 梁嫣佳 航拍 张呈君 特约记者 张洪斌 后期 张泽红 江勇 王基伟
2020-10-14 12:3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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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毓明在这里成长,完整而深刻地感受到时代推动着城市街区建设、发展的脉搏。(02:17)
董毓明算是虹镇老街的老居民,1958年就跟着外公外婆住在虹镇老街296弄430号。从最初的滚地笼、茅草屋,到后来区政府帮助搭建的砖瓦结构水泥房,因为各种具体的情况,家里的房子经历着或合理、或违章地向上生长,虹镇老街的整体环境也在发生着更“密集”的变化。他在这里成长,完整而深刻地感受到时代推动着城市街区建设、发展的脉搏。“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董毓明和家人在弄堂里过好自己每一天的小日子,也期待着在改革的浪潮中生活不断得到改善。
2018年5月,上海市宝山区顾村某小区,董毓明接受记者采访。澎湃新闻记者 张新燕 图

2015年,董毓明一家动迁完成,终于走出不断向上生长的狭小空间,现在的三室两厅,煤卫独用,采光好,到处清清爽爽,他说,“当然是满意,我们以前的日子跟现在我们小孩比,那是天大的变化。跟以前拎痰盂倒马桶相比,不知好多少倍了。”

2018年5月,董毓明和夫人郑春花在小区内散步。 澎湃新闻记者 张新燕 图

时间:2018年5月

地点:宝山区顾村菊泉街宝沁苑

澎湃新闻:关于在虹镇老街成长的记忆?

董毓明:我是1958年开始住那里的,虹镇老街296弄430号。到2015年动迁搬到宝山顾村前,在那里生活了将近50年。我外公以前是从苏北流浪到上海的,因为家乡实在太苦了。来的时候房子是私房,就是滚地笼。后来是茅草屋,还是我爸从单位里拉的毛竹片,用竹搭的架子把它弄起来,弄好以后用烂泥糊起来就变成了房子,很矮很矮的。住的人还特别多,基本上每家每户十几个平方要住上七八个人。但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

1992年2月,虹镇老街上下棋的孩子。 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我记事开始就在那个地方,房子很小,人很多,小孩多。小时候玩的东西也很少很少,都是打弹子、滚铁圈,女孩子跳橡皮筋,男孩子跳方格、斗鸡这些玩意儿。那时候家庭条件好的才能上幼儿园,条件不好就只能在家里。我们家里还算好一点,我从小就上幼儿园,从幼儿园出来以后读小学,再读初中到工作,一直都在虹镇老街。

1993年夏,游泳的孩子们。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澎湃新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说起虹镇老街总是感觉有一点害怕的?

董毓明:人家听说是虹镇老街的,就怕得跑了。为什么呢?因为都说虹镇老街这个地方是流氓窟。可以说那时候偷、抢流氓是不少。我们296弄这里一个小圈子还是可以的,而虹镇老街是大范围。应该说整个范围在外界影响是很差很差的。外面的人一般不敢进去,一进去就怕被打出来,就是这种情况。

我们调皮捣蛋的事情当然还是有的。就是打架,当时还能有什么事?要么就打,要么就是到公园里面、供销社去偷皮夹子、篮球。家里没有东西吃,父母也没钱给,不学好就去偷。包括我也有过,去偷别人的烟抽,当时不懂事嘛。最开始不是学抽烟,就是觉得好玩,记得是一个同学说我有烟,我们抽一颗好吗?我记得是刚上六年级的时候,就偷偷躲起来,怕人家看到我们,躲到垃圾筒后面这样抽。抽着抽着就变经常抽了。后来有一次买了烟,看到家里大人出来了,赶紧灭掉。直到有天被我外婆看到了,问,这个烟是谁的?那时候我可吓坏了,她又问,哪来的钱?我说,你给我的零花钱,其实就是给我买早点的钱我没吃,去买了烟。飞马香烟那时候是三毛钱两根,还有大前门好象是三毛五一包,飞马是两毛八一包,反正是几分钱就能买香烟抽了。想想那时候太幼稚了,如果那时候跟他们再混下去的话我肯定也变坏了,我也被关进去了吧。家里大人虽然没打,但也骂了不少。

1993年11月,虹镇老街上游戏打闹的孩子们。 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澎湃新闻:外界对虹镇老街的偏见会对你们生活在这里的人有影响吗?

董毓明:偏见很大,我们出去人家一问什么地方的,你一说虹镇老街的,人家马上躲开的。也有怕惹是生非的,没什么事,问两句话没说,给我一顿打,就是这样的。关于学习么,在我们那个年代,不存在什么学习与不学习,那时候读书就是混日子,我该玩的就玩了,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了,耽误了很多时间。

流氓嘛,应该说我们在学校里还是有,上课上得好好的,突然之间拿刀子就动起来,就捅了。比方说有什么事情了,你在背后说我了,或者报告老师了,他知道以后上去拿刀就捅了。一捅事情大了,学校全不上课了嘛,这个人清出来,到操场讲台上面批斗,就是这样的。动不动就打,动不动就打,经常听到。那时候基本上没怎么上课,也不考试嘛,考试也是一个班级的,做做就可以了。一直到中学毕业,也没有升级也没有留级。就是一天下来,反正一级级升上去了,一直到毕业分配工作。

1992年5月,虹镇老街里在兜售打火机、玩具枪、裸体相片的地摊。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澎湃新闻:家里的住房什么时候开始起了变化?

董毓明:1979年以前我外公的房子是私房。我记得我爸跟我说的,那时候我爸还在上海,还没到外地去。原来五几年滚地笼到了1979年不是刮台风嘛,夏天就台风,大雨,暴雨。本身基础是毛竹片的,烂泥的,一潮湿毛竹不就烂了嘛,房子有点倾斜了,风一刮就倾斜了。区政府一看下暴雨了就过来视察,一看,这个房子太危险了,要改建。我记得没拆的时候,楼板上面旁边一个洞里面都是老鼠,小老鼠。蟑螂,鼻涕虫那都没办法,那时候就这个条件。改造以后是砖瓦结构,用上水泥,房屋的条件就开始好了。造的时候造房子的人跟我们说了要不了几年你们就要动迁了,当时国家有计划嘛。

1993年11月,虹镇老街里的居民。 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过了几个月就给我们改成砖瓦结构了,两边是水泥板,算是高平房。平房最高的地方搭成小阁楼。上面只有7个平方,只能放一张床,多一点就没地方了。所以,政府给造好以后,当时搭了一半阁楼,我自己又搭了。那个时候没材料,买木头都要计划的,很难买的。买纤维板根本没地方买的。所以,以前拆下来的那个房子的毛竹,我用楼板藏起来了,后面再搭就用上了。一直住到我结婚以后,结婚就住上面,下面是外公外婆,我们住在楼上。因为没房子没地方住,有一间房子算不错的了,就一直混到我们买房子(从虹镇老街)出来。

1996年8月,高处远眺虹镇老街。 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澎湃新闻:住在虹镇老街的人很多都是几十年的邻居,那邻里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董毓明:我觉得我们邻居关系都相当好,相当密切。大家经常会串门、打招呼。比方说我们小时候随便隔壁邻居谁家有什么事,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帮的。谁家过生日都会发面,一碗面,放点大排,放点虾,每户邻居都送上一碗。那时候的人情观念跟现在的观念好像完全变了。以前地方小嘛,家里烧块肉,或者烧鱼,隔壁邻居说哎谁家烧的肉这么香呢?甚至到你家看一看烧的东西,这个好啊。很有人情味。

以前鱼,蛋,虾都要凭票,计划经济。即使有钱,你想吃肉吃鱼都吃不上,没票买。因为那时候资源少,人口也多。我们每个季度都要发购粮证还有煤球卡,拿购粮证领这些东西。要是丢了的话连饭都没得吃,特别是粮票,很紧张。除非做重劳力的有43斤,一般文职坐办公室的就29斤,稍微重一点就三十几斤口粮,你算一下一天就一斤多点,而且那时候人的饭量很大。我记得小时候别说有菜了,就是没菜都能吃两碗,你现在叫我一天吃两碗我都吃不下去。那会儿没油水,就吃点蔬菜。有点蔬菜还不错呢,像隔壁邻居家里有七个子女,只有父亲工作,母亲没办法要把孩子养活,就早上起来拿一个篮子到菜场去捡菜叶子烧着吃,想想是非常苦。

1992年10月,虹镇老街上,孩子们在一起阅读。 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澎湃新闻:中间有没有机会搬走?

董毓明:买了房子以后过了几年,到2005年儿子大学毕业,2012年他要成家立业了,我们的房子就给儿子结婚。我们买了新房子以后,虹镇老街的老房子就借给人家了,没动迁嘛。而且确实因为卫生各种情况实在没法再住回去了,所以我们在儿子附近借了房子。我孙子也是在我们借的房子里面成长大的。到了2015年,国家政策下来了要动迁了,动迁以后我们第一批拿了房子,分到宝山。一共分了三套,其中有一套房子是我舅舅和我的表弟的。

董毓明的儿子在虹镇老街旧屋的童年留影。 张洪斌 图

澎湃新闻:在虹镇老街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现在想起来都很难忘?

董毓明:那有趣的事情还是很多的。我记得好像是1980年左右有录音机的。上海刚出来的录音机最时髦的时候,最流行小饭盒,日本的,单卡的,插进去的。那时候我工作了,我也好奇,人家有我也想买,但是外公外婆不认可。当时买一个要两百块钱,一个月工资就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顶多顶多三十几块。以后出来一个单喇叭的,就是国产单喇叭就出来了。那时候我就跟我外婆说,我想买一个录音机,我钱不够你给我一点好吗?我说我自己有一点你给我添一点。外婆说好的,结果我买回来被外公骂了,这多少钱?买这个东西干什么?那时候放的唱片挺流行的,邓丽君还有张帝这些唱片,我买回来他们起劲了,邻居都来听。当时觉得自己很拽的,拿着录音机就在外面到处跑,就这种感觉。当时我还放,邻居都围过来到家来听,好听好听。

到后面就是电视机了嘛,九寸的。以前我们有自来水供水站嘛,放在供水站台上面给大家看。当时夏天拿着排队,还没开始放就排队了。这些都印象很深的,一个时代的记号。

1994年3月,虹镇老街居民们的日常娱乐生活。 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董毓明郑春花夫妇现在的家在宝山顾村某小区的17层,可以远远地看见四周围的房子、商业建筑越起越多、越起越高。老两口保持着自己的节奏,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周末带好小孙子,“现在一毛钱什么都买不上,变化太大了,以前收入多少?我们刚工作的时候我记得我1983年工作的时候学徒工只有十七块八毛四,要学三年徒,第二年是十九块八毛四,第三年才拿三十六块。那现在的孩子,我的儿子刚工作就拿两三千。到现在工资逐步逐步增加,四五千,五六千,现在拿了几万,我的儿子、媳妇儿工作也挺好的,收入也不错。所以我们很满足,感谢政府。”

2018年5月,董毓明和夫人郑春花在家中休息。 张洪斌 图
    责任编辑:高剑平
    校对:徐亦嘉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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