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黑死病过后的人类

【编者按】

14世纪爆发的黑死病是影响欧洲最深的事件之一，德国历史学家福尔克尔·赖因哈特（Volker Reinhardt）是国际学界研究意大利史的翘楚，他在《瘟疫的威力：黑死病如何改变世界，1347~1353》一书中还原了从亚洲开始到在欧洲暂时消亡的疫情过程。他认为，如今的人们应当感谢医学的进步，但即使是最近的新冠大流行也不会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大瘟疫的经验并没有带来任何全新的想法或行为方式，而是在瘟疫造成巨大冲击后巩固并加强了长期以来就已树立的各种信念、基本态度和发展倾向。”

本文摘自《瘟疫的威力：黑死病如何改变世界，1347~1353》（社科文献出版社·索恩2023年3月版）的第三部分“瘟疫过后的人类”。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适应、预防和文化影响

1347年至1353年出现大规模死亡之后的最大冲击是这样的体验：这种流行病不是一次性的事件，而是每隔10至15年又会定期再次出现。在意大利，14世纪60年代初又一次发生了疫情。无论是医生、神学家还是占星家都没有对这种致命的反复出现的现象作出任何新的解释。他们采用的都是传统的说法。如果相信他们的解释，那么行星又一次处于不利的位置，而且上帝的愤怒也没有得到缓解。否则怎么会这样呢？所有从瘟疫的第一次肆虐写起的编年史都指出，人们的希望并没有实现，即没有通过更好的人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相反，瘟疫过后人们比疫情前更糟糕，更贪图享受，更不道德。上帝理应惩罚人类，这一中心论点在这种背景下自然而然地为人们所相信。即使是那些当瘟疫首次出现时失去威望最多的医生也没有想方设法去开发新的理论或研究，而是坚持他们的理论：疾病源于人类体液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这场瘟疫中，是由致命的气体造成的，而后者归根结底又是星象带来的。

医生们并没有转向实验医学，即通过解剖死者来研究人体，虽然据说教宗克雷芒六世曾下令进行这种研究。这种新的方式和方法在1500年以后，即到了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和安德烈亚·维萨里乌斯（Andrea Vesalius）的时代才出现，即使如此，也只是零星案例，而且遭到了科班医生们的激烈反对。因此，医疗手段无能为力；统治者不得不长期自问，将来如何掌控像1348年那样的巨大危机。从逻辑上讲，他们应该效仿米兰这个未受灾难肆虐的城市。对成就卓著的统治者卢奇诺·维斯康蒂的后代来讲就更是如此了。这些考虑的结果是于14世纪60年代初在米兰城墙外建造了一个巨大的野外医院，供那些黑死病患者或疑似病人使用。然而这一次，这一措施未能阻止瘟疫进入城墙内并引发了随后的感染。

当瘟疫于1373年第三次侵袭伦巴第时，执政者贝尔纳博·维斯康蒂（Bernabò Visconti）想到了他祖先的成功秘方，把那些被感染或疑似被感染的人的房屋门窗用墙堵死，据说直到他们不再有生命迹象为止。事实上，这次瘟疫的影响确实非常有限，贝尔纳博就像卢奇诺一样作为典型的暴君被载入史册。在砌墙堵死门窗的同时，他还无情地驱逐了所有有疑似症状的人，这种方法也被证明是有效的，但代价是牺牲了农村的利益，那里的感染扩散得更加厉害。

这位权力意识很强的统治者所采取的另一项措施也远远超出了大多数统治者纯粹作秀的范畴——统治者作秀在黑死病肆虐的几个世纪里一直都很流行。他下令所有城镇和村庄建立所有疾病病例的清单，特别是有黑死病症状的病例，以便立即对受感染的人进行隔离——在智能手机发明之前，这无疑是追踪感染传播的最有效方法。

在1399/1400年的瘟疫期间，在贝尔纳博的继任者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康蒂（Gian Galeazzo Visconti）的领导下，人们首次对货物，特别是布匹，进行了系统清扫，以便排除它们作为疾病携带物的可能。所有这些措施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都是明智的，能够防止跳蚤传播细菌，采取这些措施完全是由毫无偏见的经验所决定的，否定了学者们的“致命的空气理论”。

达尔马提亚的贸易城市拉古萨（Ragusa）［现在的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在1377年下令对所有新近来自潜在的瘟疫地区的人进行30天隔离也属于这种情况。此后不久，隔离期在威尼斯又延长了10天，并且人们使用“Quarantäne”一词（来自意大利语quaranta，意思是40）来称呼这种从那时起越来越普遍应用的隔离方法。从1423年起，这个潟湖共和国对来自“可疑”地区的旅行者采取了更严格的措施。这些人被关在潟湖中一个偏远岛屿上的医院里达40天之久。但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显著的效果，因为其执行力度不够；而且相关人员的社会地位和贿赂行为很容易制造特例。此外，还缺乏执法人员，如警察和军队等。这样一来，对许多代人来讲，瘟疫就成为其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成为欧洲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最大的问题在于，瘟疫在多大程度上永久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秩序。在19世纪和20世纪回首往事之际，人们丝毫不怀疑，大规模死亡的冲击体验肯定给经济、社会和文化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影响深远的理论也如雨后春笋般相应出笼，它们涵盖了经济长期疲软的现象（特别是农业部门），普遍的“中世纪晚期的危机”，享乐主义的奢侈消费阶层对现代早期资本主义的促生，新的冥想式虔诚的出现，以及文艺复兴的破晓，也就是整个新时代的黎明——诸多论点不胜枚举，在此仅罗列人们提出的鼠疫的几个最重要的全球性影响。试图这样解释历史完全可以理解，非但令人印象深刻，而且极其通俗易懂，然而，历史很少 按照规律行事。要把“瘟疫的因素”确定为推动历史变化的力量，就必须准确地了解实情并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区分。

一无所有者的经济优势

佛罗伦萨瘟疫中的失意者马尔乔内·迪·科波·斯蒂法尼已经对道德的普遍堕落、通货膨胀和城乡下层阶级厚颜无耻的诉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虽说他的回顾性评论充满了对这些厚颜无耻之徒的怨恨，但他的一些观察从细节上讲可以说是准确的。他的愤怒甚至大大加深了他对实际变化的看法。在佛罗伦萨市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第一个重要变化，是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来解决价格和工资方面的纠纷。这位“Giudice della grascia”（字面意思是“食品法官”）要对许多冲突作出裁决，而这些冲突的原因他却无法真正解决。一个事例是，老百姓抱怨他们的工资在瘟疫期间和瘟疫之后跟不上生活费用的急剧上涨，从而要求对基本的食品，例如面包和葡萄酒，设定价格上限。根据马尔乔内的说法，佛罗伦萨也确实这样做了，然而这种价格上限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产生了相反的效应，因为供应商们直接就去了其他不受监管的市场。

对“昂贵生活”的这种抱怨在开始时是合情合理的，但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很快带来了补救措施，而这又让马尔乔内非常恼火：“农村的劳工要求签订新的承租合同，根据这些合同，他们将拥有几乎所有的收成。而且他们很快就学会了得寸进尺，要求土地所有者为他们提供耕牛并自担风险和费用。除此以外，他们还为其他人劳动以换取报酬。另外，他们还学会了如何不再偿还债务，也不再付租金。有鉴于此，佛罗伦萨通过了新的法律。但雇用劳动力变得越来越昂贵。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可以说，土地已经属于佃户了：他们要求得到耕牛、种子和优惠条件下的预付款。”去掉当中的夸张成分，城市中等富裕的土地所有者愤怒控诉的这些变化已被研究所证实。

马尔乔内如此愤慨地描述的这种经营形式叫作mezzadria，即“半租”，承租人需要将一半的收成作为租金缴纳，土地所有者则提供所谓的“生产资料”。这种土地使用制度在1348年比较新颖，瘟疫造成的后果应当对这种制度的推广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对于佃农来说——这一点马尔乔内也是言之有理——这是一个实质性的改进，特别是在接管较大面积的耕地时，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将自己多余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而且至少在瘟疫过后的头几十年，佃农因为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有利价格而受益匪浅。

这些改善后的条件充分反映了1348年后人口和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变，而且远远超出了佛罗伦萨和意大利的范围：正如同时代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指出的那样，这场瘟疫对社会的打击是非常不公平的，就是说对下层阶级的摧残比对精英阶层明显要严重得多。出于这一原因，劳动力在各行各业都变得稀缺而昂贵；从长期来看，整个欧洲的纺织工人以及家庭用人和农业工人的工资明显上升，这让他们的雇主非常恼火。农村的有些情况对土地出租人来讲甚至发展到了糟糕透顶的地步，许多农场荒无人烟，很难重新启用。佃农们充分利用这一状况通过谈判达成了更有利的条件——对马尔乔内和他的同僚们来说，这是一种无耻的敲诈，使 上帝规定的秩序陷入混乱。在瘟疫发生后，即使在城市里，中、下层阶级的情况也显然变得更好了一些，他们的自信心可能也随之增长。瘟疫改变了经济力量的平衡，使其朝着有利于政治上无权无势者的方向发展。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优势转移到他们身上呢？

如果审视人们的行为，你们就会看到，所有获得巨大财富和权力的人都是通过欺骗或暴力获得这些财富和权力的。而他们又把通过欺骗和暴力获得的东西称为凭良心赚来的利润，以掩盖赚取这些利润的卑鄙方式。那些由于缺乏洞察力或过度疑虑而不敢走这条路的人，将在依赖和贫困中潦倒。因为忠诚的仆人永远是仆人，诚实的人永远是穷人，只有那些不忠诚和滑头的奴仆才会摆脱奴役，就像甩掉他们的破衣烂衫一样。上帝和大自然把这个世界的货物放在人的中间，结果招来的更多是抢劫而不是诚实的努力，更多是邪恶的艺术而不是善良的艺术。

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就是这样替历史上有案可稽的佛罗伦萨梳毛工人领袖道出心声，证明他的呼吁是正确的。梳毛工人领袖要求坚决将推翻现有秩序的行动进行到底，并且要确立自己作为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统治阶层一员的地位。马基雅维利，这位近代早期欧洲（乃至更广大范围内）最激进的前卫思想家，于16世纪初期说出了1378年的革命者和他们的领导人想要表达的思想。梳毛工人通过他们的行动，即敢于争取与批发商、银行家和纺织品制造商平起平坐的地位，就已证明，1348年的大规模死亡造成了许多后果。社会等级的划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更谈不上存在什么上帝规定的秩序。否则，上帝为什么会允许现在发生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呢？然而，敢于这样想的大概只有那些不怕失去任何东西的人了。与这些人相反，富人则转而进入守势，无论在精神还是在社会政治战略层面上。

瘟疫对城市和农村下层阶级工资的影响，如佛罗伦萨所显示的那样，也大体上符合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情况。那些在此时开始的周期性发生的大瘟疫中幸存下来的人从许多方面来讲都是经济上的赢家，特别是在社会的底层。马尔乔内所说的关于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之间令人不齿的权力结构变更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得到了证实。鉴于这种流行病的周期性侵袭，许多农村居民点遭到遗弃，以至于土地所有者不得不为土地的使用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另外，乡村自主权和自治权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得到了扩大和加强。在15、16世纪之交，这些成就由于人口的复苏以及占有土地的贵族阶级采取的巩固和集中化措施而面临极大的危险。其后果是1524年和1525年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发展成“农民战争”，被载入史册。

下层社会新的自信心

瘟疫通过何种方式改变了经济、社会和政治，这一点可以很精确地加以还原。与此相反，这场大流行病给广大阶层的心理带来了哪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假设和猜测的阶段。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是现存的资料只反映了精英们的精神面貌，即指引他们生活的既定立场、世界观、视野、想象力和信仰，这往往与下层社会的精神面貌相去甚远。只有在对迫害犹太人、鞭笞者游行等集体行为的描述中，我们才得以一窥普通百姓的精神世界。但当涉及这些群众运动的动机和驱动力时，文本往往都错误地夹带着精英们的看法和判断标准，譬如世俗和教会法庭的记录就反映了这一点，因为这些机构受命对此类集体行动进行调查和惩罚。因此，要说大规模死亡发生前后出现了“心理危机”，不管这样的论断是笼统的还是深入的，委婉一点讲，都很难成立。

其中一个广泛流传的论点认为，大规模死亡的恐怖导致人们对死亡，并因此对生命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从而创造了一种更深刻的信仰感，一种永久的“死亡意识”（Memento mori），一种更自觉的个人的宗教信仰。另一个完全相反却同样流行的论点则认为，那种感觉到个人的生存是多么危险、多么脆弱的经历会促生一种坚定的“及时行乐”（carpe diem）的逆反心理，即要尽可能畅快淋漓地品味短暂的人生中所能享受的一切。这两种论点都建立在当时的瘟疫报告之上，却很难找到旁证，当然也无法量化。更何况在14世纪，哪怕在“正常年代”，死亡这件事的分量也非同小可。一般来说，婴儿死亡率可能远远超过50%，在下层阶级中甚至更高，而即使度过了生命中特别危险的最初阶段，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也几乎不可能超过30岁。所以人们并不是从1347年开始的瘟疫经历才认识和体验到人类生存的脆弱性。因此可以非常谨慎地假设，在大规模死亡期间，虽然确实出现过两种完全对立的反应，即刻骨铭心的虔诚和无节制的享乐主义，但肯定不像资料所描述的那样普遍，而且也甚少持续很久。

下面这个结论应当更可靠一些，即“上面的人”的大规模死亡在下层阶级中引发了对许多事物的全新感受：人类是平等的，精英具有脆弱性，而且他们的统治基础随时可以被撼动，佛罗伦萨的梳毛工人起义就是一个例子。那些关于普通百姓前所未有的放肆行为的报道本身虽然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并不能证明人们心理状态的实际变化，但由于它们如实反映了工资急剧增长、城市工作条件和农村用地条件明显改善等无可辩驳的事实，就起码说明，瘟疫的经历使下层社会变得更加自信，他们的为人处世也更加自如。

在这种背景下，15世纪意大利文化史上的一个基本特征得到了有力的佐证：这一时期的精英们想尽一切办法强调自己跟中、下层阶级的不同之处，他们标榜自己拥有更高贵的人格，着意以宫殿、别墅和礼拜堂墓穴彰显身份，精心设计充满仪式美感的日常生活，穿着优雅的服饰，使用高雅的语言，讲究精致的餐桌礼仪，在意喜怒不形于色。正是这种趋势，更确切地说是这种强化和垄断社会声望的强制做法，使得我们拥有一个被称为“文艺复兴”的历史发展阶段——回过头来看，这大概是大瘟疫中死亡面前的人人平等荡平了曾经的高贵与特权，继而又催生了新的自我意识。

在经历了瘟疫的背景下，不同阶层的自我意识在增强，表现为有宗教动机的群众运动，诸如鞭笞者的游行，以及令人震惊的反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即使处于较高地位的圈子和阶层对这种运动的动机和行动影响巨大，但毫无疑问，城市和农村的下层阶级不仅在这些运动中被发动起来，而且也出于主观愿望并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变得活跃。同样，在十分谨慎的前提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瘟疫的经历造成的结果是，所有阶层的人都越来越失去信任，因为无论是世俗还是教会的权威机构都未能对这场灾难作出确切的解释，也未能有效地组织抗疫，他们因此而失去了信誉。这种经历可能会导致人们呼唤伟大的救世主，或者激发自救的冲动。从政治上看，前一种当时可能特别有吸引力，从宗教上看，则是后一种更具有吸引力。

教会高层的态度在不经意间推动人们在灾祸即将或已经发生之际自己组织与上帝的沟通，从而获得救赎的动力。克雷芒六世因禁止把犹太人当作瘟疫的起源进行迫害而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个得到启蒙运动领军人物伏尔泰认可的教宗之一，直到今天仍然享受着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尊敬。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对理性的呼唤如同禁止流传甚广的鞭笞者运动一样，对广大的朴素信众来讲是恐吓、冷漠、傲慢和敌视大众的做法，所以肯定加深了教会领导层和教会信徒之间的鸿沟。教宗和教廷虽然对此作出了反应，但时间明显间隔得太久。

一种缩小教会和人民之间鸿沟的有效方法是大力宣传瘟疫中的圣人，因为召唤这些上天的护卫使者以理想的方式迎合了普通民众要求进行预防和保护的诉求。这样，圣徒们就在天堂承担起跟人世间有影响力的人物相同的功能。然而，教会很迟才意识到，在疫情期间需要一个专门提供帮助的庇护人，以满足人们请求上天保护的需求。直到15世纪，崇拜抵御瘟疫的护卫者圣洛克（Rochus）的做法才逐渐从法国南部流行起来。2020年突然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圣科罗纳（Corona）原本不属于这个圣徒圈子。根据不同的传说，她作为基督教的女信徒在皇帝马可·奥勒留（Mark Aurel）或戴克里先（Diokletian）的统治下殉道，但对她的崇拜总是局限于个别地区，如威尼托（Veneto）、安科纳（Ancona）周围和巴伐利亚等地，她的保护对象也仅限于屠夫、金钱和有染疫危险的牲畜。把后一种“管辖任务”扩大以后，她才成为抵御新冠病毒肺炎流行病的护卫者。

在14世纪晚期的英国，黑死病与大众心态之间却呈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交叉联系。在这里，学识渊博的神学家约翰·怀克里夫（John Wyclif）从14世纪70年代起对教宗的权限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的攻击最终发展成对教宗制度的彻底否定和对其合法性的全面抨击，谴责教宗为敌基督者。与此同时，怀克里夫还发展了一种神学，即神圣的恩典选择与宿命的神学，它排除了教会在上帝和信众之间进行调解救赎的所有资格。英国一些教区的居民在瘟疫期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在没有神职人员的情况下，许多权限，在极端情况下甚至连听取忏悔和赦免罪过这样的权限都被委托给普通的信众。怀克里夫激进的反教会立场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民众的怨恨与诉求，就像1381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所证明的那样。毫无疑问，人们总是忍不住联想到其他一些事例，例如17世纪的清教主义也摆脱了等级森严的教会的干预，但这种联想实际上包含着极大的投机性。

疫情下的社会心理史纵有再多的零星碎片，也无法拼凑成一个完整的画面。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也应当承认无知，因为过去的历史永远也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得到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