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历史人类学③︱科大卫 程美宝 萧凤霞：穿越广州

7月14-19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城市的历史人类学”研习营在上海开营。在过去的多年时间里，科大卫、萧凤霞、刘志伟、陈春声、郑振满、赵世瑜等教授带领研究团队深入乡村社会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工作，并在田野与文献的基础之上探讨尤其是明清以来中国的社会的演变以及地方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等研究课题。本届研习营将历史人类学的旨趣与关怀带入城市，开始探索如何在城市开展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正如在开展乡村研究时所强调的那样，透过田野考察，希望能把制度史的问题，紧扣到具体的地点与人群；而以田野的眼光去读文献，则期待能恢复深埋于文献中的现场情景。在传统时代，中国城市化的程度领先于世界；然而，从清末民初起，因为交通的演变，工业化的影响，现代建筑业的兴起等理由，全世界的城市化程度大大迈进，中国社会也如是。所以，在时间上，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着眼点需要往下推。有鉴于此，首届“城市的历史人类学”研习营邀请了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萧凤霞、澳门大学历史系王笛、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科大卫、贺喜、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程美宝、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张乐天、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冯筱才、上海师范大学钟翀、同济大学刘刚等诸位教授为学员举办讲座，各位学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分享了自己对于城市史研究的看法与思考。此外，研习营还特邀复旦大学史地所张伟然、上海社科院金大陆、马军、牟振宇、林超超等学者带队，在上海城市进行了田野考察。

科大卫：明清到民国的佛山

科大卫教授以广东佛山为例讨论了明清市镇到民国城市的历史转变过程，尤其以佛山这样一个颇具规模的市镇应该如何管理的问题切入，深入分析了中国明清市镇的特点。

科教授介绍说，佛山的管治与佛山灵应祠是分不开的。通过道光十年的《佛山街略》插图，科教授指出了灵应祠在佛山的中心地位。灵应祠，又名祖庙，这个名字直到今天依然为当地人所延用。祖庙供奉玄天上帝，即北帝。北帝之所以在佛山得到崇祀，是因为明正统时期黄萧养之乱，曾有本地24名“烈士”向北帝祝祷，得北帝庇佑而大破黄萧养。朝廷为表嘉奖，赐庙名“灵应”，乡名“忠义乡”。

北帝在佛山非常重要，特别在方志中记载的岁时活动有所反映。比如每年的正月初六、二月十五、三月三日以及八月十五，乡民都会抬北帝出游。但这几次祭祀并不是所有人都参加。二月初六的北帝巡游，绅士们并不参加，而是在崇正社学拜文昌神。二月十五和八月十五，是皇帝下令祭祀北帝的日子，绅士才也参与其中。佛山本地频繁进行与北帝有关的祭祀活动，需要繁复的准备，谁参与是了解佛山地方组织的关键。

参与祖庙管理的团体有绅士的大魁堂和抵抗黄萧养24名烈士的后人的八图。大魁堂就建在祖庙旁。到清代，大魁堂是协调行政争议最高的机构。例如，佛山作为广东重要的米粮贸易地点，承担每年上报粮米价格的任务。《佛山义仓总录》（道光二十七年）中提到，米商与衙门书吏对于米价的异议，会在“大魁堂”寻求调解。“魁”代表科举功名，也就是说一些拥有科举功名的人建立的组织是佛山民间最有权威的机构。至于八图，《南海鹤园陈氏族谱》（民国六年刻）中提到“八图”参与处理北帝巡游的事务，“赞翼堂”是其管理机构。每年正月初六绅士不参加的北帝巡游，由八图每甲派两人参加，并派饼作为酬劳，说明这个机构有一定的公产支持。二月到三月的系列祭祀活动，八图各甲的宗族祠堂也会按照一定的规矩定时派人参与。由此可以看到佛山民间的两套管理机构，一套代表士绅的“大魁堂”，另一套则是代表原来里甲的八图“赞翼堂”。明清时期，大魁堂与八图代表的两群人进行了长达两百年的权力争夺。士绅以办教育（例如社学）、救济（例如义仓）为号召，尽管北帝出游得到广泛的支持，八图丧失管理祖庙庙产的权力。从八图管理庙产，到士绅管理庙产，象征着明清之际佛山市镇权力的转移。

晚清以来，佛山市镇的商业活动更加活跃。不同地方的商人在佛山有自己的组织，比如江西会馆、山陕会馆等；不同手工艺也有自己的行会，规范学徒等行业内部的问题。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对广东影响很大，地方团局（团练）重要性增加。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面对财政压力，从商业活动中汲取税收，大多是依靠商税。通过承包商税，商人的团体，渐渐取代宗族包揽丁粮（地税）所取得的地位。到义和团后，清朝推行新政，地方上很快也呈现出变化。

清末新政，尤其是在废除科举与建立地方议会方面，对城乡关系，甚至城市在国家的运作，产生很大的影响。废除科举，改变了乡绅最基本的认同。在科举制度下，乡绅认同皇帝授予的功名，以别于他们认为地位比他们低微的衙门胥吏。从明末一直到整个清朝，绅士与胥吏处于对立的地位。取消科举制度后，绅士与胥吏的界限含糊了。替代科举可以赋予社会地位的机制，是清末新政时期出现的很多民间团体，例如自治研究会、商会、农会等组织。在这些会中担任职务的人，一旦拥有了这些名号，就变成地方有领导地位的人士，就是新的绅士。费孝通在三十年代所描述处于官僚与地方社会中间的绅士，是取消科举之后的绅士，不是在科举的时代，把胥吏排在外的绅士。科举取消之后，胥吏、书吏都变成“绅士”，无法再进行区分。

科举废除的同时，清政府建立地方议会。地方议会由选举产生，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姑且无论参选的范围，选举是在作为行政中心的府、县城市中进行，所以这些城市变成民意代表的核心地点。以往地方社会的核心是在庙，但是现在选举的机构决定了行政中心。行政体系转变之后，自治会等机构出现。辛亥革命之后，皇帝没有了，中华民国成立。民国政治制度理论上是要进行选举，然而事实上是军力的竞争。在很多地方，没有哪个政府实际上可以控制地方行政，维持地方秩序，包括控制地方武装的机构，很多时候就是商团。从某种意义上说，商会就是地方政府，商会有财力、军力也可以控制地方事务。那么这些人是谁？与原来地方的势力又有什么关系呢？

回到佛山，太平天国之后，税收的重点转变到商税，要靠商人来包税，商人与政府协商的架构就不再是宗族，而是类似善堂等组织。特别是，需要考虑，很多清末民初的大生意，并非是理直气壮可以得到尊敬的行业，例如赌博和鸦片。也需要考虑外出谋生的商人，其家庭人员，继续在家乡参与地方活动。例如，佛山区氏家族，第一代去到香港做生意积累了资本，第二代即参与地方商会，参与地方政治，在地方的势力不断提升。（《佛山栅下区氏族谱》）在这些情况下，宗族也不是完全失去了作用，虽然名词与语言已经变化，但是地方上活动的人士还是保持了宗族的连贯关系。例如佛山《鹅湖乡事往还尺牍》内一封信的记载，宗族中推举的族长，同时也去参加选举，当选议员后与其他家族的士绅共同决定地方事务。因此，清末以来的权力架构名称虽然发生变化，但是权力的核心还是维持的。

科教授认为，了解中国历史上城乡的变化，需要回到牟复礼多年前提出城乡连续性的关系下来讨论。牟先生认为城乡对立的概念，不符合中国历史的情况。比较符合中国历史情况，是城与乡的一体。当然，这个论点不等于牟先生没有注意中国历史上有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但是，这个论点强调的地方，是在中国历史上，城市与乡村并没有产生两套不同的文化。明清时代，国家的权力架构，由皇帝，通过科举，达到乡村。皇权与祖权是一个整体。清末新政以后，中国政治理论产生变化。议会在新政的理论中，是平衡官僚，也是政治博弈的核心。而议会所在的地点，就是城市。从这个时候开始，乡下的人不再被称为“农”，而是“农民”，庙里面进行的活动也开始被称为“迷信”。乡村开始边缘化，城市变成核心。我们先有了这些名词、理念和目标，再把自己变成理念中的那个样子，我们近代的社会正是这样变化的。

程美宝：广州城的形状与声音

程美宝教授根据自己研究广州的经历和体会，从广州城的城市形状入手，讲述了广州从古代的省城到民国时期的城市的转变问题，随后又谈及了城市的声音。而西关是本场讲座中，程教授特别关注的一个区域。

城市的形状

帝国时期所谓的“城”，其实包括城厢、城墙、城壕等各部分，甚至也包括城墙以外的一些范围，因此有时候城外的一些地方也称为某某城。城墙的建立虽然是官府的指令，建造时候往往是派工，城砖可能是通过不同的单位制造然后砖拼在一起，因此拆城墙时城砖的保存尤为重要，其中会有很多历史信息。

程教授说，官府指令建立了城墙之后，就会在城内设各衙门，因此某一程度上一个城就是政府所在的地方。清初建立的广州省城就是由明代建立的老城、明代延伸的新城、清初加建的翼城及城壕组成。但省城不止是衙门所在，城里也有民居、寺庙、会馆等各种建筑。虽然官府不喜欢在城里边有很多商业活动，但是城内的人也是需要吃穿住用，因此墟市会不断在城内出现，而官府又不断把墟市排出城墙以外。在广东省城，市场先是在南面的城墙外不断出现，后来明代的官府建立新城，又把墟市排到新城外去。清末建设长堤，作为贯串东西的新新商业带，就是沿着新城和珠江之间填海造地而成的。现在这些地方仍然是批发市场所在。然而，帝国时期的省城不等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在广州，都会气息是在城墙以外酝酿的，这个“都会”所在，就是所谓的“西关”，清人也称之为西城。西关原来是一片水，往西边走就是称为泮（半）塘的地方，意思是“一半是水塘”，后来慢慢把水塘填掉又生出更多土地。为什么18-19世纪广州的都会气息在西关酝酿呢？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757年开始，广州成为唯一一个可以做西洋贸易的口岸，做贸易的外国商人不能把商行建在城里，只能建在城外，形成了被称为十三行的地方，那里就是西关所在。

在西关做生意跟外国人打交道的行商不少来自福建，以潘家族谱中的记载为例，潘家的第一代在1740年左右来省城做生意，有去菲律宾做生意的经历，因此懂西班牙语；第二代继承了第一代的优势，也善于与西班牙人打交道。这些外地人来到省城之后，店在西关，却难以在城内置买房地产，只能在对岸的河南岛买地，落籍在南海县或番禺县。他们跟真正出生于南海或番禺的人不同，不能算“真正的”南海人或番禺人，他们和他们的后人由此也更认同自己是“广州人”，而“西关”则成为一种标榜身份的标签。与此同时，其他商人（如盐商）、来自五湖四海的官员、主要来自浙江绍兴的幕僚，还有旗人，都是活跃于省城的“外省人”。这些在广东没有家乡或离乡已久的人，在省城能够认同的就是“广州人”这种城市的身份。

西关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因为鸦片战争而衰落。宣统《南海县志》中记载了当时西关新的墟市和几千个门牌号的情况，便说明了清末西关发展蓬勃。时至晚清，西关发展起商住结合的格局，并且有各种娱乐事业如戏院、妓院以及社会机构如善堂、医院等。这种格局在港澳也有复制，如果把西关、澳门的下环，香港的四环等地方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三地有着非常类似的格局。它们都是立足在填海造地的地方，有大量的服务行业，同一群人频繁游走于三地，共享着相似的口音和口味。“省港澳”（省城、香港、澳门）由是形成一个非常文化共同体，方便这些游走的人一起来“做世界”。

城市的声音

程教授讲“城市的形状”以西关结束，而城市的声音则从西关讲起。

程教授说，我们笼统称两广地区的主要语言为“粤语”，但不同地区甚或不同乡村所说的粤语都是有差别的。即便是不大的省城内外，人们所操的粤语口音也千差万异。至迟到19世纪，本地人似乎已经以所谓的“西关音”为广州话的标准口音。1934年一本书中就有“吾粤方言，向以西关音为标准”的记载。我们今天所谓的“广州话”或“香港话”，其实就是西关音。有趣的是，程教授讲“城市的形状”时，已经交代了西关是在广州城外的，但“西关音”却成了代表城市是声音，而且它跨越广州的，辐射到了香港、澳门、上海和世界各地的粤人社区。

在这一过程中，上海可说是有助于传播西关音的重要地点。上海在开埠初期，没有什么“本地人”会跟洋人做生意，很多买办都是来自广东，尤其是中山一带的。有记载说，太平天国期间，在上海不论是洋行书记员、仆人、小厮、抑或是传话者，统统都是广东人。此外，现代媒体如留声机、唱片等，也对标准口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可忽略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声音世界还是比较混杂的。同一批广东人唱的戏曲，可以有用粤语（西关音）唱的新曲，也可以有用戏台官话唱的旧曲。这些游走于省港澳之间一起“做世界”的人，往往都会游走于几个城市之间，在省港澳之外，也会到上海寻求机会。例如，有些粤曲歌伶鉴于香港市场竞争激烈，而澳门市场太小，观众不够，就选择去上海，因为上海有很多广东人，而广东人开的酒楼皆染“广州化”。

程教授指出，必须注意的是，西关音不是某一“地区”的口音，它是跨越阶级的、超越地区的“城市之声”。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流行文化的制作中心从上海转移到香港，70年代香港电视扩散到珠三角，四乡都可以看到香港电视。由于当时人们的活动范围有限，四乡的人很少去广州，他们学广州话是通过看香港电视学习的。换言之，“西关音”是通过香港电视被带到珠三角。近年来由于普通话和英语的流行以及人们逐渐不如过去那么热衷于看香港电视，小孩子变相少了学习“西关音”的机会，预示着这种语言传统的断裂。

程教授综合利用地图、方志、族谱等史料，让学员了解到帝国时期省城的形状，某一程度上决定了其转变为现代城市时的形状，界定着人们行动的轨迹。广州作为世界商埠、省城、府城、县城存在着城市的多个层级，经历了一个很复杂的现代化的过程。当我们在史料的基础上，运用自己的双腿双眼双耳，在某个城市行走，在进行空间研究的同时，也要懂得指出有意义的时间点所发生的变化，理解过去城乡的连续性与后来的断裂，画出城市的形状，听到城市的声音。

萧凤霞：在后现代的广州寻历史

耶鲁大学萧凤霞教授（Helen F. Siu）讲座以“在城市后现代寻历史：广州的城中村”为题，萧凤霞教授首先分享了自己进入城市研究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她在美国读书时就开始进入广东的农村做研究；80年代她进入小城镇，观察改革开放带来的影响；90年代她跟着许多务工人员来到大城市；近十几年间，萧教授跟着许多企业家来到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但仍然在观察、研究中国。

萧教授认为，中国现代化的特点之一就是不同的想象都汇聚一处，而广州这座城市就拥有这样的多元性。为了帮助同学更好地理解城中村，萧教授首先介绍了历史背景。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大量农民来到城市中成为劳动力，这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广东的发展，许多外国资本进入广东，各城市在消费、财富的影响下逐渐联结起来。萧教授强调，广州这座城市有自己特定的历史，自唐代以降，广州就与多元、流动的海洋世界连在一起，与中原大为不同。自那时起，许多贸易和文化活动都经过南洋、东南亚、印度洋一直到中东、非洲的东岸。改革开放后，广州以积极开放的心态迅速发展起来，如海外资本的流入，工厂数量的增加等。在这样的历史下，我们能看到广州这座城市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缩影。

广州的行政范围很大，外来人口众多，其人口在1991年到2000年间增长了约57.8%，2000年到2010年间人口增长约24.8%，可见其城市人口的流动性非常巨大。那么，城市开发背后的推动者是谁？萧教授认为主要有四类人：第一类是官员和城市规划者；第二类是城市中的工作者；第三类是崛起的中产阶级消费者；第四类是城中村。萧教授在做广州市城乡关系问题研究时开始关注到城中村问题，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向外扩张，在延伸的过程中碰到了农村，农村就渐渐地被城市包围，然而农村与城市的土地所属的产权不同，为了未来的生存空间，二者进行着协商。城市要如何找寻空间，去平衡多方面的需求？萧教授认为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是旧区改造，第二是吸收周边城市，第三是改造边缘的城中村。

在广州城区东移、改造城东村庄的过程中，农民依靠集体土地产权与开发商进行协商，以农地和楼层单元作为交换，生活形式也从“耕田”变为了“耕屋”，但现代的居住形式打破了原来的社会关系——不是他们离开了乡村，而是城市进入他们的生活里面。面对外来的冲击，村民们常常会有危机感和紧张感，他们急需通过万人宴等公共活动强化自己的集体身份认同。

萧凤霞教授认为，探讨城中村居民可能会被歧视的问题需要先对“外来人”与“本地人”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例如，香港作为一个移民的城市，为何到了八十年代才出现“新移民”这一概念？这是因为此时出现了“本地人”的概念。广州的城中村居民不是移民者，而是原地的居民。萧教授认为，许多中国学者用功能的态度和看法来解释城中村问题，但可不可以不用完全功能的态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呢？人类学家是要去真正了解研究对象，给他们以同理心，多元地从村民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去理解问题。

讲座结束后，萧教授耐心地逐一解答了中心师生的提问。复旦大学张乐天教授对萧教授的讲座进行了补充，他向学员强调，城中村的拆迁和旧区改造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要将其区分开来。此外，他认为对于城中村的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城中村中外来流动人口的研究，一种是对城中村中原来居民形态的研究，萧凤霞的研究属于后者。最后，主持人张济顺教授总结，她指出萧凤霞教授对城中村的研究是从流动的角度看城市，研究的是“结构的再结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