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商小贩是城市经济最活跃的部分 | 十三邀

十三邀第七季第7期，许知远采访历史学家王笛，2023年5月24日晚上八点在腾讯视频上线。这期访谈的录制非常别致，以吃作为线索，两人边吃边聊。只见在成都的馆子里换了一家又一家，有个五六家，花茶、瓜子、兔头、串串、火锅轮转。电脑屏幕这边的我，直想从美团下单一袋瓜子。第二天中午，在食堂经常制作四川小吃的窗口吃了一碗飘着红黄苹果片、撒着辣白菜并配半个鲜鸡蛋的冷面，就过天桥，到出版社对面的小街栗子店买了半斤五香瓜子和炒栗子。

王笛的忠实读者罗宇翔，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也是成都人，看了这期节目，忍不住地写道：“许知远对话王笛老师，时长一个小时的节目里，两人吃了红油抄手、瓜子花生胡豆、甜皮鸭、双流兔头、华兴街煎蛋面、成都火锅，看得人是垂涎三尺。这种边吃边聊的呈现形式或许也恰恰勾勒了成都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安逸随便、不拘小节、烟火气浓。成都美食的气味并不在装潢富丽堂皇的酒楼中，而弥散在日常生活打交道的街巷里。小摊小贩的吆喝声依旧不时出现在街头，临街而开的饭馆在铺面前把桌椅摆开来，食客三三两两，怎么舒服怎么来，这或许就是‘日常’的意义所在。”

而节目采访者许知远说，“巴黎有本雅明的拱廊计划，成都有王笛的茶馆书写”。本雅明的“拱廊计划”，研究了资本主义商场的由来、特点和对人的异化。而王笛，则是从1991年赴美留学开始，就一直在持续地书写成都的茶馆记忆和现实。拱廊是带屋顶的，是封闭的。成都老茶馆是露天的，是开放的。

而成都的食物，在王笛的茶馆系列里闪耀着因为时光流逝而带来的童年幻梦的光芒。《那间街角的茶铺》的第一章，王笛就写到了，小时候和哥哥分享一个卤兔头的经历，以及买大头菜吃、买小糖饼吃的记忆。在这本书中，王笛还写到，成都人将鸡蛋对着天，如果是透明的，便说明鸡蛋很新鲜。阅读这样的文字，真有一种别样的意趣。

食物为何能这么引诱人？请王笛教授现写了下面这篇千字文。文中的两个例子，如同十三邀访谈中，王笛讲到的，1991年他在北京住旅馆的见闻一样，发人深省。

十三邀的吃

王笛

去年10月底在成都、12月在澳门和许知远一起拍十三邀，很多时候都是边吃边聊。在外面吃饭，吃什么固然重要，但是和谁一起吃更重要。和知远聊天，非常开心、放松和随意，不仅仅是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故事以及表达了想要表达的东西，而且品尝了美食，唤起了我对过去的记忆。

我们一起在成都一家街边小店吃兔头的时候，知远赞不绝口。我告诉他，我童年的时候，吃一个都觉得太奢华，只能吃半个。我们一起吃火锅，其实那是“发明的传统”，火锅只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在成都兴起的。1991年我去美国之前，骑车去川大的时候，都要路过新南门，那里有成都最早的火锅，现在还记得叫“热盆景”。每当我穿过那里的时候，火锅的香味扑鼻，那种感觉现在都还记得，但是也没有经济实力去尝一尝，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四川大学的副教授了。

在成都猛追湾有一家很独特的小店，生意非常火爆，大家都在路边的小桌子吃饭。这家小饭店过去是几个家庭妇女自己开办的，无路牌、无招牌、无服务，顾客戏谑地称为“三无”饭馆，结果干脆就用这个做了招牌，后来就演变成今天的“叁无粉蒸肉”网红店。多年前，朋友王亥第一次带我去，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在街沿上拼了三个桌子，把店里边的每份菜都点了，还剩了将近一半，结账时候才300多块钱。

为什么对这家饭馆特别有印象？因为当今各个餐馆都在不断地创新新菜品，但是这家饭馆却反其道而行之，只卖过去成都的家常菜，包括粉蒸肉、回锅肉、豆花、麻婆豆腐、咸烧白、甜烧白、蒜泥白肉、冬瓜肉汤、萝卜肉汤、鱼香肉丝、川味腊肉香肠，等等。甚至还有“冲菜”，那是用一种青菜抽的苔，晾干后切碎，用热锅炒至半生，起锅后放一些生菜油，密封起来，第二天便可食用。放酱油醋熟油辣椒凉拌，就像里边有芥末一样，是最好的开胃菜和下饭菜。如果吃热稀饭的话，会冲得眼睛出眼泪。

现在一般的餐厅，这类的菜已经不怎么提供了，其实这些传统的菜是非常受欢迎的。有一次回成都，我专门把酒店订在“叁无”附近，以便经常到那里去享受童年的味道。后来《那间街角的茶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责编李磊到成都做关于书的活动，我带她也去了叁无，她虽然是山东人，但是对成都老味道赞叹不已。

别人说我这个学者特别有烟火气，我想这应该是在街边摊炼出来的。过去吃得最多的是街头的小吃，真的很少进入正规的餐馆，所以我对街头的小吃摊，有着特殊的情感和记忆。过去二三十年，每当我看见街头上干干净净，整齐划一，没有小吃摊儿，没有小贩，让我感觉不舒服。

最近看到淄博、重庆、成都等地的街边摊兴起，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至少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开始转变他们的观念了。我希望这不是当前解决就业的一个权益之计，而是让城市有烟火气的一个长期战略。

下面，分享一篇文章《小商小贩是城市经济最活跃的部分》，以飨读者：

“自由市场”

毫无疑问茶馆是人们休闲的地方，但这远远不是茶馆的全部，实际上茶馆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功能。这即是说，在人们悠闲的背后，在茶馆中却每时每刻进行着某种形式的经济和交易活动。茶馆被称作“自由市场”，手工匠以及其他雇工在茶馆出卖他们的技术或劳力，小贩则流动于桌椅之间吆喝其所售物品。

1923年，美国地理学家乔治·哈巴德（George Hubbard）从成都的街头上，看到“商人忙着赶路，到店铺或茶铺里去见他们潜在的买主或卖主。到处能看到小贩，用特别的声调、哨子、小锣、响板招揽顾客。”

茶铺经常是某个商品的专业市场，政府力图控制茶铺中的交易，特别是防止价格垄断。《国民公报》1914年的一篇报道讲了这样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在南门的一个茶铺里，有几个人看来像做大宗米生意的，叫喊高价，结果警察把这几个人抓捕。

不过这个行动倒引起意想不到的恐慌，一个进城卖米的乡下人，正在茶铺喝茶，看到有人被捕，“吓得目瞪口呆，面无人色，颤颤栗栗，如筛糠然抖。”等稍缓过气，拔腿就跑，旁人大叫：“跑了！拉倒！”他被警察抓住后，问他“你是做什么的，其人一言不发，只见发颠。再问之，应曰我我我是吃茶的。调查员曰，吃茶就吃茶，跑什么？曰，我我我害怕。众皆莞然。”

茶铺也是一个劳动力市场，许多劳工在那里待雇。一般来说，同一行业的工人聚在同一个茶铺里，雇主知道哪里最容易找到自己需要的工人。许多自由劳力、季节性工人、技术工匠，特别是那些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在茶铺里等待雇主。

如果某人需要雇一个木匠，他知道去哪个茶铺去找。一般家庭需要有人修理房屋、搬重物或婚丧需要帮手，也到茶铺里去请。

一些工匠干脆用茶铺作为工作之地，修理鞋帽、扇子、雨伞等，茶铺老板和顾客对弄在地上的纸屑、各种碎片和灰尘好像也并不很在意，因为他们给茶客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甚至有的茶客也把他们的活路带到茶铺，品茶时手也不闲着，这样休闲生产两不误。

小商小贩

茶铺也是小商小贩的市场，一些茶铺对小贩没有任何限制，自由使用；另一些茶铺则要求小贩付一定的费用，才能在茶铺卖东西。因此，对这个问题茶铺没有一定之规，根据各茶铺的具体情况，包括位置、老板与小贩关系而定。

一般来讲，茶铺本身处繁华之地，生意很好，那么小贩借茶铺地方卖货，就要交费。如果茶铺生意不好，小贩可以给茶铺带来人气，给顾客提供方便，那么茶铺乐意提供免费场地。

事实上，如果顾客饿了有东西吃，他们可以在茶铺里待更长的时间，用不着离开茶铺去填肚子。许多小商小贩，特别是小吃，与茶铺都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们甚至可能入股茶馆，把他们的摊子摆在茶铺外面，招徕顾客。因此，茶铺和小贩可以说是合伙人关系，符合互利的原则，既给茶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亦促进了它们各自的生意。

公园茶铺也有许多小贩出没。1932年，政府在公园禁止乞丐和小贩，说是因为他们在公园茶铺里妨碍卫生，影响公共秩序。然而，这个禁令造成顾客的不方便，因为他们需要小贩提供各种小吃、玩具等。在经过茶铺和公园的请愿后，政府妥协，颁发《入园证》，以限制小贩的人数，如将中山公园的小贩限制在90人，入园证每半年换一次。

但是1937年，政府以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茶铺组织公开演讲，需维持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换证，使许多小贩生计受到影响。公园和小贩向政府请愿称：小贩“均系赤苦贫民”，禁止他们入园，将断了他们的生计。虽然此事的结局不清楚，在事实上要彻底破除小贩进园卖货这个长期的传统，可以说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历史经常那么荒唐可笑，国家要推行所谓新生活运动，首先就断了小民的生计。在近代历史上，所谓国家推行的“进步”东西，经常首先就是以民众的利益作为代价的。

小商小贩在茶馆里非常活跃，特别是卖零食和烟卷。刘师亮写了一首竹枝词，对他们有生动的描述：

喊茶客尚未停声，

食物围来一大群。

最是讨厌声不断，

纸烟瓜子落花生。

小贩的销售方法非常灵活，如果茶客愿意，他们甚至可以按根数而不是包数购买香烟；如果是卖水烟，吸五口起步，顾客可以今天吸三口，留两口改日再吸，生意非常灵活。各种小贩出卖其他如刷子、扇子、草鞋和草帽等日用品。

小贩经常利用一些具有当地民间文化特色的“绝技”来取悦顾客，推销商品。如卖瓜子的小贩，他们的生意“不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在街头、茶馆、鸦片烟馆和其他地方到处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一位传教士对这些小贩的技能印象颇深：剥瓜子“是一门相当不错的艺术⋯⋯牙齿轻轻一嗑，瓜子就剥开了”。

卖瓜子的小贩按盘出售，还与茶客玩博彩游戏。有两种方法参加赌博：一种是猜瓜子的数目，买者手里抓一把瓜子(一般有十来颗)让小贩来猜。如果小贩猜错，瓜子就放到一边，接下来继续猜，直到小贩猜到正确答案为止。

第二种是抓得准，要求小贩一把抓出正确的数量(按双方约定)。如果小贩数目抓错了，瓜子就放到一边，小贩又抓另一把，直到他抓出正确的数量。熟练的小贩一次就能抓中。作家何满子便在茶馆看到，一个女孩的瓜子卖得特别快，因为她能按顾客的要求一把抓出准确的瓜子数量。由此可见，小贩不仅出售商品，也给茶客带来了娱乐。

奇葩行业

在茶铺还有不少其他行当与茶铺有合作关系，包括热脸帕、水烟袋、手工匠、擦鞋、修脚、掏耳朵、理发、算命等各业。像堂倌一样，他们通过其独特的服务，与茶铺和茶客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而且成为茶馆文化和地方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例如掏耳朵便很具地方特色。掏耳朵匠依靠茶铺招顾客，他们一手拿工具，另一手拿一个可发出一种独特的声音的金属夹子，吸引顾客注意，穿行在桌子间提供服务。有人诙谐地说，掏耳朵的人在表演一种艺术，使人们感到舒服，顾客则不在意他们的工具可能传播细菌。他们的存在，不仅为茶铺生活提供了方便，而且增加了更多的乐趣，但政府也以妨碍卫生等各种原因进行限制。

热脸帕服务在茶铺里很流行，顾客不仅可随时擦脸揩手，可以在那里早晚洗脸洗脚。提供这个服务的人有特殊的技艺，在十分拥挤的茶铺里，能够扔毛巾给任何一个顾客，从空中抓住顾客扔回来的毛巾，甚至能够同时接住几张从不同的方向扔过来的毛巾。他们有时还有意炫耀技术，用嘴去含，顾客看得高兴，也会给小费。

这个行业过去叫“烟袋帕子”，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奇怪名字？有人解释说，茶铺里竹竿上晾的毛巾，很像烟杆上吊一个烟袋。他们的服务又叫打香水帕子。“打”在这里应该是“扔”的意思，因为热帕一般都是从空中扔给顾客。

热脸帕的经营者不是茶铺雇员，而且他们还必须付茶铺一定的费用，以使用茶铺的空间和热水，当堂倌和瓮子房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们还要帮忙。

许多茶客是附近商铺和手工场的工人，他们大多不是成都人，来自外县甚至外省，过着独居的生活，由于居住环境简陋，茶铺便成为他们的“临时旅店”。清晨去那里喝早茶，洗脸，然后去工作；下了工回到茶铺，待到茶铺关门，在那里洗了脚才离开，一到家便直接上床。他们所谓的“家”，也不过就是一个晚上睡觉的地方。这部分人成为热脸帕最固定的客人，为这个行业带来了繁荣。

商人有固定的茶馆洽谈生意，许多交易都在茶馆做成。如粮油会馆以安乐寺茶社为交易处，布帮在闲居茶社，走私鸦片、武器的帮会在品香茶社活动。

南门边的一家茶馆因靠近米市，便成为米店老板和卖米农民的生意场。究竟每日有多少交易在茶馆做成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数量非常可观。

一则地方新闻称：当警察平息一场茶馆争端后，一位顾客以这场斗殴搅了他的一桩生意而要求赔偿。

西方旅行者也注意到了茶馆的商业功能，在1920年代的成都，上面已经提到的美国地理学家哈伯德发现，茶馆不仅是公众闲聊的地方，而且“大部分的生意也在这里成交”。他经常看见“商人急于去茶馆见他们的生意伙伴，在那里小贩用哨、小锣、响板等招徕买主。”

成都并不是唯一的将茶馆作为市场的城市，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茶馆能像成都那样，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发挥这么多和这么大的功能。

选自《那间街角的茶铺》，王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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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丨《那间街角的茶铺》丨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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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间街角的茶铺》，是历史学家、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王笛的新非虚构历史读物。

作者以1900—1950年的成都茶铺为中心，运用田野调查、官方档案和小说诗歌等资料，以微观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深描的文学写作手法，生动展示了成都茶铺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以及在那个公共空间中呈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

作者跳出学院派的历史讨论和分析的模式，既保持了字字有依据的历史写作传统，又把茶铺这个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描绘得栩栩如生。

过去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的许多方面是我们的传统，然而它们就在我们眼前天消失。这是现代化过程中每个人都面对的问题。

茶铺是成都文化的代表。这是成都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一个明显的标志。

对成都茶铺的探索，提供一个样本和一种经历。微观历史的意义在于为理解城市史的普遍规律提供了个案，不仅深化我们对成都的认识，而且有助于理解其他中国城市。

本书把焦点放到普通民众，跳出过去将相、英雄精英的研究模式，写出了眼光向下的民众生活史。

这本书也是继续践行“为民众写史”这个历史使命。写历史，需要有细节；有细节的历史，才是有血有肉的历史。细节似乎缺乏宏大的叙事，但是却为宏大叙事提供了支撑。那些似乎不经意的鸡零狗碎，却是回归历史现场的定海神针。

——王笛

稿件初审：周 贝

稿件复审：王 薇

稿件终审：王秋玲

原标题：《小商小贩是城市经济最活跃的部分 | 十三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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