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被沉默的苏奇与四个……“关键时刻”

《沉默的过去：权力与历史生产》，[美]米歇尔-罗尔夫·特鲁约著，武强译，中信出版社/见识城邦，2023年3月版，68.00元

到了人工智能的文本与图像生成能力眼看就要攻陷知识人最后坚守的信念堡垒的今天，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会对历史叙事的生成背后的所谓客观性深信不疑了，“历史由胜利者书写”以及被遮蔽的“沉默的历史”等论述也早已成了老生常谈。然而关于“历史”究竟是如何被权力生产出来的疑问远未解决，虽然权力与历史书写的关系也早已被谈论，近日在网上流传罗新教授关于“政治强权对历史论述的独占”的精彩论述（节选自他的著作《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也引起了反响，但是对于“独占”过程中的手段、性质及复杂的细节等问题仍然有必要展开深入的讨论。更不用说当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必须把世界发展的未来与过去及现在联系起来思考的时候，显然更需要把“历史”这个文本的权力生产真相认识清楚。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 J. Geary）指出，作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工具的现代史学“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变成了一个有毒的垃圾场，里面充满了族群民族主义的毒气，而且，这种毒气已经渗透进大众的意识中”（帕特里克·格里《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起源》，吕昭等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22年，第1页）。我们无论如何不应低估这种充满毒性的、固化的历史认知对开创未来生活的严重阻碍。格里还曾经在一次研讨会上说：“所有的历史学问题都不是清白无辜的，他们都有自己的分子生物学传承谱系。”历史学问题的“清白无辜”与否，主要指的就是历史生产的真实语境的复杂性和利益动机，而所谓“分子生物学传承谱系”实际上指的是权力的传承谱系。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人类学家米歇尔-罗尔夫·特鲁约（Michel-Rolph Trouillot，1949-2012）的《沉默的过去：权力与历史生产》（原书名Silencing the Past：Power and the Production of History，1997；武强译，中信出版社，2023年3月）可以说是一帖历史生产与权力关系的解毒剂，正如卡比（Hazel V.Carby）在为该书撰写的“前言”中所说的，“他的挑衅性问题，他的洞见……会刺痛我的良心。”也可以说，只有被刺痛才会在被权力生产的历史叙事迷雾中醒悟过来。特鲁约出生于海地，他的叔叔是海地国家档案馆的馆长和历史学家，他本人因受迫害而流亡美国，后在芝加哥大学任人类学和社会科学教授，被认为是“学术界颇具原创性、学科性、创新性和深思熟虑的声音之一，因为他的理论框架扩展了加勒比研究中的社会科学知识”。这本《沉默的过去》表现出特鲁约擅长于把关于历史理论的思考历史化与语境化，同时由于他曾经的底层生活经验，使他对所有官方历史叙事有着更为敏感和深刻的洞察力。由于该书源自作者的研讨会论文和研讨班的讨论，其论述风格以及讨论案例或可能使不熟悉相关研究语境的读者感到理解上的困难，但是就其核心观点和论述逻辑来说还是相当明晰的。

原书书名中的“Silencing the Past”有一种强制、压制的意味，意为“被沉默的过去”。这是特鲁约在该书中论述的核心论题，而“权力与历史生产”（Power and the Production of History）则是对该论题进行阐释的核心路径。他在“自序”中说：“这本书是关于历史和权力的。它涉及与历史叙事的生产相关的诸多方面，包括相互竞争的群体和个人之间悬殊的贡献，而这些群体和个人获得生产历史叙事的机会本就是不平等的。我要揭露的势力没有炮火、阶级财产或政治运动那么引人注目。我想说的是，它们同样强大。历史是权力的果实，但权力本身从来没有透明到对它的分析变得多余。权力的终极特征可能是它的隐蔽性；（历史的）终极挑战，则是揭示权力的根源。”（自序）说得很明确也很尖锐，全面揭露权力操控历史生产的过程、手段和隐蔽性，这是该书论题最鲜明的特征，也是最值得思考的问题。

卡比认为，“对特鲁约来说，‘过去’的最紧要之处在于它对‘未来’——过去向未来转变的‘过程’——的影响。《沉默的过去》提供了应对有关‘过去’的知识中那些权力不平等的各种策略。我们学会如何重新定位有限的证据以产生新的叙事，如何使沉默为自己辩护以对抗那些史料、档案和叙事中权力的各种不平等。我们需要让这些沉默发声，并在此过程中对未来提出要求。”（前言）过去对未来的重要影响当然不言而喻，但是“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同样重要。乔治·奥威尔说“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时常漏掉了紧接的“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关于权力与历史生产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奥威尔已经说得很清楚、很概括。那么应该如何破解和应对这种粗暴而无情的“掌握”呢？卡比认为特鲁约提供了应对历史生产中的权力不平等的各种策略，这也的确是特鲁约力图做到的。但是这些策略在多大程度上足以有效地抵抗权力对历史生产的全面宰制，足以让所有被沉默的都发声，在不同的权力与社会语境中无疑有着很大差别。

所谓“沉默的过去”，特鲁约指的是在历史生产中的沉默，实际上更准确来说就是在历史生产中被沉默的过去。卡比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他对沉默何时进入历史生产的四个时刻的法医式的分析，揭示了历史与权力的纠缠，这种纠缠不仅适用于档案，还主导着历史被证实、被认可和被组织成知识领域的过程和实践。对特鲁约来说，历史总是物质的；它从身体、文物、对事件起重要作用的人或事物、行动者和受众开始。他对过程、生产和论述方式的强调，着眼于历史生产的许多地点：学校、媒体以及被各类参与者动员起来的大众历史。”（前言）在特鲁约所论述的案例中，对于日常物质如何在转眼之间就成为历史生产的证物、曾经不被关注的建筑物因何挂牌成为纪念性建筑、在过去未被记录的事件为何能进入辉煌的大事年表，这些都是在特鲁约的研究视角中受到特别关注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他真正关注和揭露的并非它们与过去的真实联系——他当然看透了其中的虚伪与狂妄，而是它们所昭示的那种未来。对于他来说，“历史”究竟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关“历史”的知识和叙事是如何生成的，而更重要的是在这生成过程中权力是如何运作的。在这里，他感到不无焦虑的是“当我们中的一些人在争论历史是什么或曾经是什么的时候，另一些人却一直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214页）。其实，从特鲁约在书中反复论述的这些焦点问题来看，全书正文最后这句话中的“一些人”应该看作是对书名副标题最好的补充：“一些人的权力与历史生产。”

特鲁约在该书的开头从“历史”的概念切入，但是他并没有对这个概念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中的生成及各种定义、观点展开论述，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他所关注的关于历史的通俗表述：历史既意味着“发生了什么”，也意味着“据说发生了什么”，紧接着就以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来概括各种历史理论中的不同倾向，前者要区分历史过程和关于它的叙述，后者则倾向于强调历史过程与其叙事之间的重叠。实际上，早在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的《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中对“历史”概念就有过关于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思辨性论述，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在《历史与记忆》（Histoire et Memoire,1988）中对“历史”的词源更是做了非常详细的追溯梳理和定义表述。无论从理论思辨还是概念史溯源来看，这些都可以看作是特鲁约对“历史”的通俗表述的源头背景。

“如果不是历史真实性本身的话，又是什么使某些叙事而不是其他的叙事强大到足以被接受作为历史呢？如果历史仅仅是那些胜利者所讲述的故事，那么他们一开始是如何取得胜利的呢？为什么所有的赢家讲的又是不同的故事呢？”（第8页）这几个问题提得很尖锐和深刻，在这里涉及的历史生产的场域、参与者、过程、手段、结果等因素都非常复杂，权力在这些因素中起到的宰制作用不但是决定性的，同时具有隐蔽性。特鲁约认为传统的史学理论严重忽视和低估了这些问题，能提供的看法相当有限，“因为历史理论很少详细考察特定叙事的具体生产。叙事偶尔会以例证的形式出现，或者至多以文本的形式被解读，但其产生过程很少构成研究对象”（31页）。如果说要求历史理论“详细考察特定叙事的具体生产”有点困难的话，在研究议题中不把历史生产的场域、过程、手段等作为研究对象之一则是说不过去的。因此作者说该书的议题选择之一就是对历史生产过程的具体关注，而不是对历史本质的抽象关注；“只有关注这一过程，才能揭示出在特定背景下，历史真实性的两个方面是如何相互交织的。只有通过这种重叠，我们才能发现权力的不同运行方式，如何使一些叙事成为可能，而使另一些叙事沉默。”这样的话，“我们不能预先排除任何参与历史生产的行动者或生产可能发生的任何地点” （35页）。这些所谓的“行动者”当然远远超出了学者、专业人士和政客，任何一种身份的公众都有可能对历史生产作出贡献。特鲁约说得更为形象的是，“任何事件的参与者都可能在历史学家到达现场之前，就开始对该事件进行叙事的生产”（35-36页）。在今天的自媒体时代更是如此，且不用说今天的历史学家恐怕已经很少会去到现场。

该书第二、三、四章分别讨论了在海地革命中被遗忘的从奴隶变成上校的桑斯·苏奇、西方史学界对海地革命的全面沉默以及围绕哥伦布的所谓历史共识和对哥伦布大发现的竞争性盗用这三个案例。在关于海地革命史论述中被忽视的重要领导人桑斯·苏奇上校是如何在历史叙事中消失的论述中，特鲁约审视了桑斯·苏奇的三副面孔有着的不同层次的沉默，揭示了叙述与沉默作为对等物的关系：每一种叙述同时也就产生了一种沉默。人们对于这种在历史叙事中的叙述（凸显）与沉默（抹除）早已不会感到陌生，问题是其中的微观过程无疑有待研究者深入揭示。也就是在这部分，特鲁约提出了沉默进入历史生产的四个“关键时刻”，这在前面的第一章就提前作了很好的概括：“沉默会在四个关键时刻进入历史生产的过程：事实创造的时刻（史料的创造），事实被汇编的时刻（档案的制作），事实再现的时刻（叙事的形成），以及产生追溯性意义的时刻（最终创造历史）。……换句话说，任何历史叙事都意味着一批特定的沉默，这是一个独特过程的结果，而解构这些沉默所需的操作也会随之不同。”（36-37页）这四个“关键时刻”对于任何质疑和挖掘某一历史叙事背后的权力干预的研究者来说，都具有一定的路径启发意义。“任何历史叙事都意味着一批特定的沉默”，这是因为叙述依赖史料，而史料则意味着选择，因此沉默和缺席必然是历史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但是特鲁约的论述中还包含有更复杂一些的思考，比如说在史料的生产过程中，沉默并非一开始就是权力或意识形态干预的直接产物，而是“在历史生产的最初那一刻就有了”（69页）。这可以防止关于权力干预的过度阐释。

特鲁约力图通过这三个核心案例揭示在每一种历史叙事中“都结合了不同类型的沉默。在每一种情况下，这些沉默纵横交错，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累积，产生一种独特的融合物。针对每一种叙事，我会使用不同的方法来揭示这种融合中的惯例和张力”（37页）。通过进入被沉默的过去与权力生产历史的具体语境之中，通过在各种“时刻”追踪权力对历史生产的运作，特鲁约得出的结论是：“权力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角度进入历史生产，在叙事的创造和解释中发挥作用。……在历史中，权力从史料阶段就开始动作了。”（39页）在这三种案例叙事中，有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历史叙事生产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比对海地革命的认识更有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纪念日、大型庆典和相关文化产品的推广而确立正统历史叙事具有普遍性，特鲁约关于“一个时刻的孤立，创造了一个历史‘事实’”的论述不难被不同语境中的读者所理解。

1492年10月12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了巴哈马群岛。这在当时并非什么大事，只是由于查理五世（Charles V）和他的自命不凡的天主教帝国“需要一个活生生的英雄，这才使当时已经过世的哥伦布就成了一个英雄”；1552年更有人向查理五世提出这是继上帝创造世界和基督降临之后最重要的历史事件（166页）。于是这一天在后来的历史叙事中成为了“大发现”的日子，这一年成为了哥伦布年。1792年10月12日举办了豪华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庆典活动，1992年美国为哥伦布登陆五百周年举行了盛大庆典。特鲁约指出，“庆典是被创造出来的，而这种创造是历史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庆典跨越了历史真实性的两面。它们在被忽略的事件上强加了一种沉默，同时用人们所庆祝的事件的权力叙事，来填补这种沉默”（164页）。但是与1792年不同的是，五百周年庆典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抗议声音，人们谴责这场对征服的庆祝，同时试图改变对“大发现”的叙事导向。许多观察家、历史学家和活动人士则敏锐地谴责了“发现”这个术语在哥伦布登陆巴哈马群岛五百周年庆典中所暗含的傲慢。特鲁约认为“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盲目的傲慢。术语体系在政治上和认识论上界定了一个领域。名字（命名）则建立了一个权力场”（160页）。在历史叙事中的许多命名的确是权力在历史生产中的傲慢与狂妄的证据。在权力全盘操作下的庆典活动“促成了一个持续不断的神话创造过程”（161页），使被选择的历史事件具有了更明确的记忆形态和恒久的公共意义。如果没有遭到来自公众和学界抗议，被权力生产的历史叙事就成为特鲁约在开头所讲的第一种意义上的历史。

特鲁约在最后一章写到他曾经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探访奇琴伊察的古代遗址，沿着古道来到中央金字塔，坚忍地爬上三百五十四级台阶，又走进废墟并长久地用手指抚摸着墙壁。“尽管我被这座宏伟的建筑所触动，我却从未感到我是在触摸历史。”最后他说，“我曾经尊重过去，但过去并不就是历史”（199页）。他的这一段个人经验叙事勾起了我的记忆。2018年的夏天我和家人来到尤卡坦半岛自驾越野，先后探访观览了图卢姆（Tulum）、科巴（Coba）、埃克巴林（Ek Balam）、奇琴依察（Chichen Itza）、乌丝梅尔（Uxmal）、卡巴（Kabah）、萨伊（Sayil）、撒拉帕克（Xlapak）、拉布纳（Labna）等地，在玛雅金字塔、神庙、观象台、城墙、球场、柱廊之间穿行、在现场画速写的时候，我也不断提醒自己：这是历史最真实的现场，是考古学意义上最真实的历史遗址。但是看到特鲁约的这段真实感受之后，想起当时我在现场感受可能在很大程度是来自在梅里达城的但丁书店买到的十九世纪美国著名旅行家和政治活动家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John Lloyd Stephens）的《中美洲、恰帕斯、尤卡坦旅行事件》（Incidents of Travel in Central America,Chiapas,and Yucatan），他在考察中也时常写下一些动人的感情记录，比如有一天在萨伊遗址附近，他看到在建筑石上有一处红色手印，于是感觉到这手印拉近了他与玛雅城市建造者之间的距离。特鲁约的真实感受和论述让我想到即便是置身于历史遗址的现场，如果没有对“沉默的过去”以及权力与历史生产的关系真相的深刻了解，我们仍然难以真正回到真实的历史语境之中去讲述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