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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打字机背后的百年汉字突围史

2023-06-02 11:4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当今天的中国人用着电脑和手机，以各种拼音输入法和手写输入完成中文输入时，很少有人会想到“中文打字机”这样东西。

中文是世界上唯一现存并仍在使用的古老象形文字。19世纪早期，世界上第一台打字机发明，并于19世纪70年代实现量产。早期打字机虽然有着不同流派和技术路径，但随着雷明顿公司的壮大，单切换键盘打字机逐渐垄断市场。尽管这被视为“技术语言想象力的坍缩”，但却无可阻挡。

随后便是资本的扩张，雷明顿等公司积极开拓亚洲市场。1892年，第一台暹罗文打字机问世。1894年，第一台全假名日本打字机出现。可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打字机与中文就被视为“无法兼容的一对”。很显然，作为西方世界的发明，以字母文字为基础的打字机系统（以雷明顿系统为代表）在当时并不具备真正的普适性，它无法适用于中文体系。

作为信息技术的起步应用，打字机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对于汉字文化圈来说，它与汉字的冲突更是有着深层意涵：中文能否与世界现代化文明进程相容。

与那个时代的其他领域一样，以西方世界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体系曾经试图将全世界的各种文字纳入其权力结构中，但中文似乎是一个最难攻克的堡垒，始终维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在当时的西方漫画中，常常会出现那种集结成千上万个按键的中文打字机。一些文章也有这类形容，《中文打字机》一书中写道：

“最早的可批量生产的中文打字机只存在于大众的想象中。1900年1月，《旧金山观察家报》上有文章称，它配有一个长达12英尺的键盘，其上有5000个按键，把两个房间打通，才放得下这台大家伙……”

还有人“把中文打字机的字盘比喻成辽阔、奇异的月球表面，而把中文打字的过程形容成堪比登月”，或是想象中文打字员站在房间大小的中文字盘前，奔走着寻找自己想要的字，要花一天时间才能完成一篇中文文章。这当然是荒谬的，也是一种对中文的讽刺，暗示中文只有字母化才能被纳入全球化的语言秩序。

而在学界，黑格尔曾批评中文“从一开始就是对科学发展的一大障碍”。持这种观点的并非只有西方世界，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鲁迅和陈独秀等，都曾激烈要求中文实行字母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与现代化接轨。

但也有许多人对此表示抗拒，他们试图摆脱这场对中文的围剿，在技术层面实现中文与打字机系统的接轨，实现汉字的信息处理系统。

美国学者墨磊宁在《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中书写了这段历史，记录了各种中文打字机的发明过程，以及常用字检索、字体设计、部首顺序和活字印刷等相关技术的发明与演进。法国汉学家包铁的“拼合活字”汉字拆解法，汉学家李格昂编写的214部首表，传教士谢卫楼与第一台中文打字机，中国留美学生周厚坤和他基于3000个常用汉字而设计的中文打字机，祁暄和他的拼合式打字机……一一登场。他们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中文打字机的可行性。在墨磊宁看来，中文打字机虽已退出应用领域，但在汉字与信息处理系统的接轨史中，中文打字机绝不仅仅是尝试和过渡，地位极其关键。

中文打字机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出版业和性别平等都多个领域的历史进程。比如商务印书馆曾专门成立中文打字部门研发这一技术并投入使用，打字员也成为当时的新兴女性职业，让更多女性有条件走出家庭，进入新闻和金融等普遍应用中文打字机的领域。

在中文打字机的研发进程中，曾经遭遇世界的种种嘲笑和非议。墨磊宁显然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他甚至将之视为自己写作《中文打字机》一书时面对的最大难题：

“假如我们最终与鸿沟中的大量物品（例如各种奇异的编码和设想出的机器）相遇，我们是否有能力正视它们，而不是将其简单视为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对应‘本体’的拙劣模仿？比如，当我们知道20世纪30年代一个普通中文打字员一分钟所能打出汉字的数量时，我们是否会不由自主地将其与当时利用雷明顿打字机和安德伍德打字机所能达到的速度相比较？当我们看到中文打字机的机身时，我们的美学意识是否会不自觉地将其同奥利维蒂公司发明的外形优美、赏心悦目的莱泰拉22型打字机（Lettera 22）相提并论？当我们首次听到中文打字机的声音时，我们能否抛开头脑中由QWERTY键盘嗒嗒嗒”（rat-a-tat）的节奏构成的现代韵律，不抱成见地去倾听？问题不在于中文打字机能否说话，而在于当它说话时，我们能否听到。”

第一台中文打字机的诞生，来自于美国人谢卫楼。

谢卫楼发明的中文打字机▲

谢卫楼于1841年8月13日出生于纽约，曾做过教师，也曾在美国内战期间从军，此后致力于传教事业。1869年，他与妻子开始在通州定居，日子并不宽裕，有人回忆道：“他不过中年模样，看起来却像法老梦中的第二群母牛一样瘦削，而且丝毫看不出他书桌上的这台机器蕴含了当时世界上最丰富的成果。”

墨磊宁写道：

“谢卫楼新发明的装置与其说是一台机械式打字机，不如说是一套可以迅速上墨和压印汉字的技术……威妥玛爵士于1859年创立了一套罗马化拼音系统——北京话音节表，谢卫楼即是根据这一系统，按照字母顺序将他制作的木活字排序，如此，他就能够以较快的速度逐一定位、上墨和压印汉字了。谢卫楼在相关文章中写道：‘通过实践我发现，利用这种列表排印和活字压印系统，我在印字时可以做到像中国文人写汉字一样快，五年来我一直用它写作。’”

有人用近乎热切的文字记录了谢卫楼的印字流程：

“发明者转向他的活字盒，带着天才素有的骄傲气质，仿佛凭其才智已然洞见自然之奥秘，他用带有魔法般的手触摸这些汉字，完整优美的中文句子便款款流出，汉字排布齐整划一，犹如列队的士兵。”

谢卫楼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有着相当开放的心态，并无任何霸权心态。他在思考将印章般的中文活字改造成一套整体的机械装置时，深知以西方打字机的系统来设计中文打字机是行不通的，但他并未像当时主流西方人那样对汉字报以嘲笑，反而进行了反思，认为“这反映出西式打字机在向中文语言改适时所面临的基本难题，因为每个汉字都是独特的表意文字。”

不过，谢卫楼的主观判断有些问题，在他看来，中文打字机打出来的“不应是字母或文字的部件，而应是完整的文字”。但这个前提就制造了巨大难题：如何将数万个汉字纳入同一台机器？

最终，谢卫楼只能用“精挑细选的常用字”，总数为4662个，其他数万个汉字则被排除。这台打印机看上去像个“小圆桌”，上面密密排列着30圈汉字。他为4662个汉字编了4个分区，第一个分区包含726个“最常用汉字”，第二个分区包含1368个“常用汉字”，第三个分区包含2550个“次常用汉字”，第四个分区则包含162个特殊的“表外汉字”。有趣的是第四个分区，它特指对谢卫楼及其传教工作比较重要的汉字。书中写道：“这种可在单一固定位操作的打字机标志着谢卫楼发明了一种中文技术语言机械的新形式，操作者可以稳坐不动地灵活操作。谢卫楼成为历史上首位‘中文打字员’。”

不过，谢卫楼的发明并没获得预期反响，连自己的中国雇员都没能打动——“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外国人总是在想办法节省时间。他们有大把的时间，一些学者宁愿悠闲地用手抄写几十万字的书，也不去买一本。不过世界在不断发展，所幸中国已经与世界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可惜的是，谢卫楼未能看到自己的发明发挥作用，它仅仅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1913年，72岁的谢卫楼去世，他的打字机也下落不明，至今成谜。

1912年，留美工程师周厚坤发明了一种索引式中文打字机。1919年，商务印书馆的舒震东在周厚坤打字机的基础上，开发了“舒式华文打字机”，后来又改良为“改良舒式华文打字机”。随着批量生产运用，商务中文打字机成为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的打字设备，“官署、学校、公司、工厂不可不备”。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还能在出版社找到它的身影。

而在此后中国人发明的中文打字机中，名气最大的当属林语堂于上世纪40年代发明的明快打字机，这也是第一台具备打字机键盘的中文打字机。林语堂通过将打字过程转化为搜索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机械书写的运作方式，它在历史上首次将“搜索”与“书写”结合起来。这个创举堪称如今人机交互输入模式的预演，也是其最大意义所在。

不过，林语堂为了这项发明投入了大量精力和物力，也因此欠下巨债，而明快打字机也没有获得商业量产的机会。

正如书中所言，中文打字机的发明史伴随着一次次失败和失望。它之所以被轻视，是因为它并未能成为改变中国机构运行方式的创造。即使它进入了企业和政府部门，但始终没能形成大规模量产，更加无法改变中国人日常的信息传输。

但中文打字机的探索史仍然是可贵的，正如墨磊宁在书中所写的那样：“输入的兴起绝非顺水推舟，它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沉重。输入的诞生，源自一段长达150多年辗转反侧、忍辱负重，当时，生活在中文信息环境中的人们从不允许溜入即时性的美梦中，就像生活在字母文字世界的人们那样”，可就是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下，许多人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沟通中文与现代文明。而在这个过程中，中文打字机也依托于它的文化属性，被赋予了更多技术之外的意义，比如殖民与反殖民、霸权与反霸权、西方中心与边缘世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