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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脚步——连载之四

2018-08-08 18:0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二五”计划的实施

“二五”计划”实施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指1958-1960年，主要围绕“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展开；后一阶段是指1961-1962年，即对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阶段。

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社论提出了“全国大跃进”的口号。第二天（2月3日），《人民日报》紧接着又发表了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批评了“反冒进”的思想。 “大跃进”中提出的口号，诸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严重地脱离了客观实际。同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召开北戴河会议，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1150万吨。[1]一时间，各地竞相上项目，其中大中型项目从1957年的992个，一下子激增到1958年的1587个；小型项目更是在全国遍地开花。当时，为了确保中央确定的各项生产指标得以实现，在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领导干部集体办公的会议室里，都醒目地挂着工业主要产品的日进度表，如全国钢、铁、钢材、原煤、焦炭等的日产量，铁路日装车量等。李富春和薄一波等领导人天天看这些日进度表，看到产量逐日增加，心里才踏实；看到产量下滑，就立即分析原因，采取措施解决。李先念那里也不轻松，各地要粮的电话昼夜打来，不能不急事急办，不得不采取“拆东补西”、“抽肥补瘦”等措施，紧急调运粮食，帮助断粮地区度难关。

“大跃进”土法炼钢的小高炉

1958年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办法是土洋并举，但更多的是用土法“炼钢”。这年6月，当冶金部向毛泽东报告钢产量可以超过700万吨，努一把力可能达到800万吨时，毛泽东提出能不能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请冶金部同各省市研究。此时，李富春正在住院治病，当他出院时听到这个消息，吃惊地说：“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2]炼钢的实际情况是，在1958年最后的三个月里，现代化高炉炼出来的好铁仅能满足钢产量翻番的1/4，大部分炼钢只能在土铁上打主意。据统计，全国1-8月共建成小高炉、土高炉24万多座，参加人数有几百万人；9月份，经过进一步发动，全国有5000多万人分赴矿山和炉旁，建成的小高炉和土高炉激增至60万座。由于生产技术不合规格，炼出来的大都是废铁，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当时, 在国家计委大楼后面的锅炉房旁边也搭起了一座小高炉。时任国家计委综合局副处长的柳随年回忆，在大炼钢铁运动中，计委的干部把铁丝网剪成一段一段拿去炼，有些人甚至还把家里的铁锅等丢进炉火中，结果炼出来的都是一个一个的铁疙瘩，还绑上红布报喜，其实是把有用的铁炼成无用的铁。1958年秋，国家计委干部去河北徐水搞共产主义规划，问当地的老农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问了两次老农都不吭声，当问到第三次的时候，他才冲着地里戳着800斤的标语牌努了努嘴。又问：能产800斤吗？老农回答说：包括秫秸杆在内。[3]

1958年10月，印度尼西亚一个四人高级代表团秘密访问前苏联，回国途中要求访问中国。国务院有关部门指示国家计委负责接待，具体由委办公厅负责。时任办公厅主任高凤岐抽调了两名秘书，加上中央统战部派来的一名同志，带着代表团成员先参观了河北省徐水县的高产棉花田、社队村民的养猪场，然后又去天津参观水稻试验田，田里的水稻密密麻麻，当地接待人员介绍说，试验田的亩产量估计有几千斤。后来才听说实验田是假的，10多亩实验田里的水稻田是由另外27亩的水田移植过来的，由两拢变成三拢，中间系上竹竿，隔三、五米的竹竿上装一个灯泡，晚上参观时照得田间很亮[4]。

1958年10月，国家计委部分领导与印尼高级代表团在颐和园合影。前排左三为李富春、左四蔡畅、左七薛暮桥、右一高凤岐、右二王思华、右三王光伟

大炼钢铁开始后，国家计委重工业局钢铁处有一位工程师写了一份出差报告，如实反映了生产情况及小转炉炼钢出现的一些问题，诸如设备不配套、综合生产能力低、原材料消耗高、产品质量差等。重工业局把这份报告转报给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他看后写了批语：此件情文并茂，印报政治局同志参阅。情是指情况，文是指文章。

1959年初，国家计委提出1959年钢产量为2000万吨，粮食产量为5250亿公斤的庞大计划。有一次，薛暮桥和宋劭文去见陈云，希望他向毛泽东谈谈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的想法，陈云说：“现在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热，全国许多领导都热，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5]

“大跃进”的狂热引起党内一些老同志的思考。例如，时任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朱理治曾向党中央、毛泽东写过调查报告，提出“计划指标相互间必须有一定的比例关系”，“不能每个省都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强求一律，必须根据资源、人力和原有基础发展各省经济”。他还向陈云写过报告，提出：“目前全国建设的摊子铺得过大，因此许多重点项目反而得不到材料，不能早日投入生产”，“我国的工业建设是应该这样大大小小一齐上马，互相争夺原材料，结果使大家都完不成计划呢？还是应该首先保证重点，让现代化的大企业尽快建成投入生产呢？显然，后者是比较正确的。”[6] 王光伟、安志文、欧希哲、贺光辉等人也纷纷上书李富春、彭真，反映基建项目多，规模大，战线长等问题。

1959年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专列上同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

贾拓夫对于将1959年钢产量指标定为2000万吨心里没有底，他在计委内部布置，让时任国家计委委员兼年度综合计划局局长的廖季立等人另外测算，安排两个更低一些的计划方案，一个是1800万吨，一个是1600万吨或者更低一些，以备原计划执行过程中发生困难时，拿出来进行调整，避免出现被动局面。他一再强调：“ 国家计划委员会心要热，脑子要冷”，鼓励计委的同志们要多到地方调查研究。他的几任秘书都说，贾拓夫始终把调查研究当作一件必须做的事情。他在外出调查时，常常带两个本子，一个用于随时记录调查情况，另一个用于将调查中想到的问题做些简单札记，以便回来后整理加工。[7]贾拓夫在国家计委一般是上半年安排到基层调查，下半年在机关内计算、分析、研究。根据秘书赵家梁的统计，贾拓夫在计委工作的五年间，出差开会和下去调查约18次，历时约32个月，行踪所及20个省、市、自治区，40个城镇，近百个工厂和合作社。他每到一处，话不多，但看得仔细，做到对各地的经济状况心中有底。[8]

1958年贾拓夫（前排左二）视察甘肃玉门油田和“铁人”王进喜（左一）等合影。

事实上，“大跃进”开始不久，一些问题就暴露出来：计划实施混乱、投资效益低下、产业结构明显失衡等，而纠正过程却几经反复仍然不力，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批评“大跃进”的万言书被印发、批判后，会锋转向反对右倾。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贾拓夫在山上散步时遇到了彭老总，向他作揖说：“你代表我们讲了心里话！”结果，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贾拓夫面对政治斗争的压力，并没有反悔，而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一再对自己的秘书说，我不能对毛主席说假话。

1960年，“反右倾运动”导致“大跃进”的狂热持续不退，其直接后果是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失调，尤其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由于人民公社吃“大锅饭”，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生产连年下降。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为3400亿斤，比1958年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了600亿斤，而当时因浮夸风盛行，却被高估为5400亿斤，以致当年征购粮食1348亿斤，超过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一。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为2870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了530亿斤，跌至1951年的水平。棉花产量也跌落到1951年水平，油料产量则跌落到建国时的水平。[9]

1960年3月30日，李富春在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作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二五”计划后三年（即1960至1962年）的补充计划。这次会议实际上对三年来的工作作了初步总结。会上，针对“大跃进”中只强调“多、快”而忽视“好、省”的问题，李富春发言指出：“我们的老观点，多快好省就是搞多一点，搞快一点，但是实际经验表明，搞得多，搞得快，可能有些方面我们做得不好，反而少慢差费。”对计划，李富春强调，应当“留有余地，留有机动，留有后备。”[10]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正面前排左二为李富春）

1960年，李富春（中）与周恩来、李先念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院内

7月，中央召开北戴河工作会议，李富春本着对“大跃进”的问题进行总结、反思的思路，提出来关于整顿工业企业的“整顿、巩固、提高”六字方针。会后，他把整顿工业企业的这“六字方针”，推及为制定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在国家计委党组讨论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李富春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着重解决配套、补缺门、前后左右和品种质量问题，以便取得主动。”周恩来十分赞同李富春的意见，并且给 “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增加了“充实”二字。后来又把“整顿”改为“调整”，最终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1]他还对“八字方针”的含义作了具体解释：“‘调整’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扩大再生产；‘巩固’，是为了再前进；‘充实’，是为了搞好配套，使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提高’，就更容易懂了。”“执行这八个字的任务是很紧张的，绝不是轻松的，问题是我们要主动的有秩序的有计划的紧张。”[12] 1960年9月，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时提出，1961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要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960年12月24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八字方针。在这次中央全会上，邓小平代表书记出宣布成立“10人小组”，负责组织经济部门和工交战线落实中央确定的八字方针。“10人小组”成员有：薄一波、谷牧、王鹤寿、张霖之、吕正操、赵尔陆、刘澜波、彭真、陈正人、孙志远。开始由薄一波负责，不久薄生病了，“10人小组”由谷牧组织负责。周恩来专门在中南海北门对面养蜂夹道为“10人小组”安排了办公室。白天，部长们各自在本机关工作，晚上到这里集中办公。“10人小组”担负的是全国生产建设的总调度。当时物资匮乏，经济运行极其紧张。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图为大会会场。

它所处理的问题无一不涉及生死攸关的民生大事。如一次上海的煤只有两天库存、鞍钢行将停炉等。种种紧迫的情况，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更棘手的是，当时钢、煤、机械等方面问题成堆，形成怪圈。谷牧后来说：“要保钢的产量和质量，冶金部门就要求保煤炭的产量和质量；要保煤，煤炭部门就要求保采掘、运输设备的供货和质量；要保煤炭生产装备，机械部门又要求保证钢材供应的数量和质量。如此循环，就形成一个难以理清的‘怪圈’。工作难度非常之大。”这期间，“10人小组”工作成员经常是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下紧张地工作。后经周恩来批准，部长们晚间加班后，每人可免交粮票、钱吃到一碗面条。每晚会议，周恩来都派秘书顾明来听，以便及时掌握情况。有时听了汇报，对有些问题还要连夜追询。常常是谷牧深夜到家，刚吃安眠药睡下不久，案头的红机子电话响了，一接，是周总理打来的。再看表，已是凌晨两三点了，复又饥肠辘辘地投入工作。[13]

九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直接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也分别到湖南、河北、四川、北京等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李富春在广东调查，他一边调查，一边指示国家计委负责人组织好计委的干部下去调查。1月31日，他写信给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程子华、顾卓新以及计委党组成员，指出“我们的调查研究是复杂的，不仅要解剖基层的小麻雀（一个工厂，一个矿山，一个商店，一个车站，一个码头，一个学校，一个工地），而且要以此为基础逐步上升，了解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专署，一个省，一个中央局，一个部（其特点、资源、劳动、工农业的布局、交通等情况），要立体式的宝塔式的逐层了解，才能使计划落实。”[14]1961年，陈云到上海郊区搞调查，他不住宾馆饭店，就住在当年做地下工作时老战友家中，每顿饭就是两小碟素菜。薛暮桥回忆，“我随陈云在青浦调查了一个月，目睹上级的瞎指挥，深感这是造成三年困难的根本原因。青浦农民的生活确实很苦。其他许多地方已开始取消公共食堂，而青浦农民还被迫在公共食堂吃饭，一个农民一日三餐，每餐一大碗稀粥，实在吃不饱。农民听说陈云同志来了，很高兴，以为一定能够增加口粮。陈云同志经过一个时期调查后，召集几个他熟悉的老农民谈话，告诉他们，全国粮食歉收，许多地方还不如你们，现在国家还没有力量增加口粮，只能自己想办法，如少种一点双季稻，增加一点自留地（养猪户给饲料地），多养猪，多打鱼等；这样明年每天吃一顿干饭，后年吃两顿，大后年吃三顿。农民点点头说，只能如此，不能一步登天。[15]

时任王光伟的秘书于永平回忆，三年困难期间，周恩来在辽宁省调查，省委向他汇报农村吃粮困难情况，为了得到真实的第一手情况，周恩来当即打电话让王光伟赶到沈阳，并指示他了解农村缺粮困难的程度。省委决定到盘锦县。工作小组共有六人，进村后分成两个小组，记得全村有26户人家，工作组进村后，看不到一个人，全村鸦雀无声，没有一头猪，没有一只狗，也没有一只鸡，马路两旁的榆树皮全被剥光。他们挨家挨户查访，发现断粮问题十分严重，食堂停办，农民家中也是颗粒无存，农民因为饥饿全都在家里有气无力地躺着，无一人能够下地干活。记得有一户一个女孩瘦得皮包骨，孩子妈说，因为吃不饱饭，先浮肿后消瘦。甚至有的人家里死了人，都无人能够帮助掩埋，困难程度难以形容。工作组六人在两天调查中，仅仅吃上一顿用半斤苞米面煮的稀汤。调查完往回走时，几个年青人已经饿得走不动路了，王光伟带头走在前面，鼓励他们快走啊！回县招待所吃饭啦（就是把高粱米磨成面，合着菜根做成的黑呼呼的团子）。王光伟要求省里尽快调拨一点粮食救济，回京又面见总理如实作了汇报。[16]

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柴树藩的夫人回忆，一次，柴树藩外出进行实地考察，临近春节了，还没有回家。思儿心切的老母亲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天天盯着墙上的日历，每天一大早就撕下一张，压在床褥底下。当柴树藩风尘仆仆地回到家后，老母亲叫着他的小名“三儿”扑上前去，顺手炒起一把小苕埽在他身上打了几下。高出母亲一头多且年过半百的柴树藩知道母亲为自己担心，便一动也不动，由着她责打[17]。

60年代初期周恩来在农村调查

1961年4-5月，周恩来到河北邯郸就农村公共食堂、供给评工记分等问题进行调查。图为周恩来在调查期间记在台历上的工作日程安排。

1961年4月，刘少奇在家乡调查研究

1961年4-5月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和宁乡就社员家庭副业、自留地、集市贸易等问题进行调查。图为刘少奇召开座谈会时作的笔记。

1961年6月至7月，陈云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作农村调查，图为陈云与公社干部的合影

“三年困难”期间，有的省来北京汇报工作，带来一些农产品给李富春主任，李富春同志不收，让秘书送给幼儿园的孩子们。当时，市场供应奇缺，计委在昌平、大兴县办起小农场，机关干部们轮流到那里劳动半个月，自己种菜、养鸡、养猪，生产的蔬菜、鸡蛋和猪肉，主要用来补充机关食堂。

程子华回忆，“1961年我到国家计委当常务副主任，我过去从来没有做过国家计划工作，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这一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关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的提议，少奇同志提出，基本建线要退够。当时，我连基建项目如何制定都不清楚，却要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工作，感到工作中会出现失误，只是希望不要发生大的过失。是年夏天，在北戴河研究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时，我联想到，部队打仗，遇到敌人过于强大，需要撤退，退却目的是为了退到有利地方，以便消灭敌人，不是无休止地逃跑。同样道理，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亦需要研究出缩短到多大限度。经国家计委研究，得出结论：退到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建设规模确定为43亿元人民币。按这个规模执行的结果，第一年就能创造出剩余价值，第二年即可扩大再生产，这样，就有助于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此事报告了富春同志，他表示同意。”[18]

11月18日，李富春在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上，分析了三年经济工作的情况和问题，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出不能只重视工业而忽视农业，发展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经济建设不能片面追求速度而忽视了各部门按比例协调发展；工业生产不能只注重抓产量而忽视了质量和品种；安排基本投资计划要贯彻全国一盘棋的方针，不能搞层层加码，等等。国家计委对1961年一些主要产量指标作出下调，例如，钢产量由2300万吨降为2010万吨；煤炭产量由5.2亿吨降为4.25亿吨；施工的大中型项目为1200个，比上年减少了300个。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央召开了两次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指出：现在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着急，十分急了办不成，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向前发展，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19]

原国家计委工业生产综合局局长、国家计委委员余建亭后来在谈到中国工业增长速度的问题时说，“大跃进”前后，在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领导的会议上，国务院领导同志多次提出“中国工业的增长速度究竟应该如何考虑才适当？”“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学费”。

为了恢复农业，让农民得到休养生息，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决定把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相当于初级社规模），停办公共食堂、恢复自留地、允许发展家庭副业和手工业、开放农村集贸市场。中央还决定1961年减少粮食收购、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增加农业机械生产的比重。然而，由于一些领导干部害怕被当成右倾，戴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帽子，不敢大胆调整，给当年的经济调整造成不利影响。1961年七、八月工业生产出现严重下滑，煤炭生产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0%，大批企业因动力供给不足而停产，国民经济实际上处于半瘫痪状态。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工业问题。会议决定把工业生产和基建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强调“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坚决退下来”。会议结束后，国家计委对1961年计划指标作出较大调整，将基本建设投资由167亿元降为87亿元，钢由1900万吨降为850万吨，粮由4100亿斤降为2700亿斤。当年年底，计划执行的结果与这些指标大体相符。

1962年的新年刚过10天（即1月11日），中央、中央各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县、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领导干部，就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动员全党坚决贯彻调整方针。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数共有7018人，成为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被称为“七千人大会”。会议一共进行了28天，会前组织了一个有十几人参加的班子起草文件，决定由刘少奇作报告。为着发扬民主，毛泽东提议把报告的初稿发给大家讨论。报告对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虽然作了一些检讨，但为了避免给“三面红旗”抹黑，对困难的原因仍然说主要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这种说法引起了与会干部的不满。后来又由刘少奇主持，组织了21人的起草委员会，写出了书面报告第二稿。会上除印发书面报告外，刘少奇又作了口头讲话。他指出：目前我们在经济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困难，这两年不仅没有跃进，反而退了许多.....关于造成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是由原国家计委研究室主任、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财经组组长梅行在起草报告时坚持要写进去的。毛泽东在总结这一阶段的工作时指出：对于社会主义我们还缺乏经验，还有很多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在没有认识到客观规律之前，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毛泽东主动承担了“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20]

（左起）朱德、周恩来、陈云、刘少奇、毛泽东、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在一起交谈

刘少奇在七千大会讲话提纲手稿

2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发现经济形势的困难程度要比七千人大会的估计严重得多。据此，周恩来提议，要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这一提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同意。陈云同志在会上建议：“第一点，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现在无论农业或者工业，都需要有一个恢复时期。农业的恢复大约三年到五年；工业在三五年内，也只能放慢速度，只能是调整和恢复。”“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四个字。”[21] 刘少奇很器重陈云，亲自到陈云家里请他出来挽回经济危局。

思想认识统一了，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在举国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先是农业生产开始回升，这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200亿斤，比上年增产250亿斤。农业总产值也比上年增长6.2%，结束了三年连续下降的状况。然而，1962年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当年出现30亿元的财政赤字，国民经济元气大伤。1962年11月27日，国家计委长期局写出《十年计划工作经验总结》讨论稿，指出“‘二五’时期的前三年，对形势估计错误，生产指标过高，基建战线过长，职工和城镇人口增加过多，欲速不达。而且没有做好综合平衡，错误地认为留有缺口才是积极平衡，以重工业特别是钢铁为中心安排计划，从而导致了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

薛暮桥回忆，到1963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好转的形势，但问题仍然不少。国家计委在讨论1964年计划时，对于是否还要继续调整的问题，出现了不同意见。国家计委委员吴俊扬等主张继续调整，经过讨论并报经中央同意，决定把1963-1965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继续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包括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大幅度降低工业生产发展速度；大力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这三年没有列入五年计划期。国民经济经过前后五年的调整，经济发展比较顺利，所取得的成就是明显的。以1962年为基期，在 1963年到1965年的三年中，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7.9%，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由于1962年的基数太低，后三年的经济增长带有恢复性质。

“二五”计划期间完成的部分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郑州黄河大桥（1960年4月21日通车）

兰青线（1958年动工，1959年通车）

包钢一号高炉（1959年10月15日建成投产）

首都十大建筑（1959年建成）

十三陵水库（1958年6月30日完工）

大庆石油会战（1960年2月开始）

参考文献

[1] 苏星著：《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422—423页。

[2] 参阅：薛暮桥：《怀念卓越的经济工作领导者李富春同志》，摘自《薛暮桥文集》第14卷，第149页。

[3]参阅：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3页；柳随年、吴群敢：《“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6 页。

[4] 高凤岐自传《我的一生》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