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够知晓一切

本文选自《跨学科：人文学科的诞生、危机与未来》，犀利地讨论了美国知识界有关跨学科的话题。

人文学科本质上就是跨学科的，它关注人类凌乱、无边界、无算法规则的状态，没人能知晓一切。跨学科是一种必要的克服与超越，要求我们对知识有一种更开放的态度。

千言万语，仿佛又回到了苏格拉底的那一句——“我唯一的知识是知晓我的无知。”

在他的专著《废墟中的大学》中，比尔·雷丁斯对一些雄心勃勃的跨学科主张提出了挑战，同时也质疑了许多人文学科工作者对它不加质疑的接受。雷丁斯对跨学科的批判与他的一个总体认识相联系，即当代西方大学已经成为“跨国官僚公司”，它们只知道追求利润，围绕一个空洞的“追求卓越”的概念而被组织起来。他认为，“跨学科”这个术语的模糊性和可塑性意味着它可以很容易地被用于追求市场化大学的目标：“我们可以以卓越的名义跨学科，因为这样便可以保留先前存在的学科界限，前提是它们对整个系统不会提出更大的要求，也不会对其成长和整合制造障碍。”

换句话说，雷丁斯认为，跨学科研究既可能是出于大学管理预算和灵活应对市场需求的目的，也可能是为了知识对话与合作这样的可贵目标，因为将系别合并到跨学科规划中可以是一种精简和压缩成本的形式。霍尔·福斯特同样指出了一些大学管理者可以“把跨学科投资作为节俭成本的方案”。他认为，在试图超越学科知识之前，我们需要接受学科知识的必然性，否则很可能产生一种对所有人都免费的知识，而不是开创性的学术形式：

即使在20年前，也有非常严格的学科规范：学科警察说了算！现在不是这样了。今天，有太多声称是跨学科的工作对我来说似乎是非学科的。要想跨学科，你首先必须得进入学科——以一门，最好是两门学科为基础，在把它们互相比对之前，先了解这些话语的历史性。现在，许多年轻人在从事学科工作之前就从事跨学科工作。结果是他们常常陷入折中主义，在哪一门学科上也没什么作为；这与其说是一种学科越轨，不如说是一种学科熵。

雷丁斯和福斯特并非攻击跨学科，而是批判那种认为它本身就是激进的或创新的，并且可以超越大学作为一个经济文化机构的地位的看法。正如我在本书中试图论证的那样，不存在非学科的、非结构化的知识；因此，这些论点能够有效地吸引人们注意跨学科的机构投资，看看它如何与它所批判的学术等级制度相互牵连。

雷丁斯和福斯特都认为跨学科研究代表了大学的未来。雷丁斯认为，跨学科的知识和制度之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学科结构在市场需求的压力下正在破裂”。北美大学的近期前景将是“在一所由众多职业型学院组成的集群中，出现越来越跨学科的普通人文学科系别”，而这也将伴随一个不可避免的“美国化”过程而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榜样。这也是雷丁斯针对市场在当代大学中打破现有体制和政府结构方面所发挥作用的总体看法的一部分。但他低估了公立背景和当代大学中现有等级制度的存在。

雷丁斯关于“公立”大学在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即将倒闭的观点可能更适用于美国大学制度，而不是像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更受政府控制的大学制度，在那里，大学与企业的联系仍然不如与政府财政机制的联系紧密。但雷丁斯和福斯特都指出了一个重要方面，这也是本书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正面讨论的问题。那就是，跨学科不仅是一个知识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教学和学术研究并非出现在政治真空中。大学也是领地性的机构，在其中工作的学者经常与其他部门的同事进行“地盘争夺战”。注重学科专业院系利益的学者和管理层面的管理者之间也经常发生冲突，后者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在整个大学内平衡预算和创造收入。

在这个背景下，雷丁斯和福斯特的焦虑——大学管理者之所以提倡跨学科，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打破根深蒂固的学科等级制度和吸引学生“消费者”的好方法——现在也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被表达出来。比如，哈根担心“越来越频繁地要求跨学科和跨院系合作可能是大学管理层用来诱惑各院系和其他更大的管理单位参与其自己的马基雅维利式成本削减计划的塞壬之声（siren-songs）。”。

英国批判理论家托马斯·多切蒂（Thomas Docherty）也对这种新的市场主导文化心有疑虑，他认为“跨学科是……一句空话：就像‘现代化’一样，它虽然没什么意义，却依然有着巨大影响”。对多切蒂来说，不断要求更加跨学科的呼声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它认为学科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限制性的、惩罚性的或排他性的，正如其最常见的字典意义“纪律”（discipline）所意指的那样。在当时，有很多激进的言论要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认为它们阻碍了创造力和创新思维。

正如多切蒂所说，“就像20世纪60年代要打破一切传统，我们让我们的学科像一盏无政府主义的熔岩灯（lava lamps）一样相互渗透”。他指出，不管它表面上怎么辩驳，这种想法都“与那种认为做研究就是不断生产出无穷无尽的、可商品化的新思想和新奇事物的市场化方法互相共谋：一种熔岩的新形态”。对多切蒂来说，跨学科的紧迫性实际上在于政府想要控制学术界生产的观点和研究成果，使其可被市场化利用，而不是作为小圈子独占的艰深之物。多切蒂愤怒的矛头所指主要目标是英国政府资助的各类基金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为学术研究项目拨款，并不断谈论“跨学科”的好处。例如，艺术与人文研究基金会（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围绕“宗教与社会”“科学与遗产”“流散、移民与身份”和“景观与环境”等一系列跨学科主题进行招标，拨发了大量研究资助。在这些广泛的主题中，跨学科协作和相互促进的价值往往被简单地理解为不言而喻。

多切蒂明确指出，打破学科疆界的愿望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解放。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许多革命性言论已被吸纳进现代市场观念的人。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伊芙·夏佩罗（Eve Chiapello）也同样声称，他们所谓的“新资本主义精神”容纳了19世纪波希米亚城市文化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艺术批判”的要素，并在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中达到顶峰。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的管理文献进行考察，他们认为这种新的“联系主义的”（connexionist）资本主义强调灵活的实践和扁平的等级制度，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自由意志主义左派哲学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后者也重视自我表达和自我管理，而不是官僚制度下的循规蹈矩。

大学管理者所青睐的跨学科模式可以说是对现代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呼应，即不受监管的市场从根本上讲是平等和民主的，有助于扫除过时的等级制度和低效的官僚机构。这种跨学科模式当然符合现代商业的说辞，尤其是美国的人际关系管理理论，该理论更强调团队分工与协作，而非僵死的规章和等级制度。在现代大学中，就像在现代商业中一样，协同、合作和“创造性的伙伴关系”被视为毋庸置疑的好东西，甚至它们本身就是目的。英国各类研究基金会目前的一个流行词是“沙坑”（sandpit），即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小组被召集在一起，围绕一个特定主题进行几天的讨论，并鼓励他们建立跨学科合作伙伴关系，然后再竞标获得资助。一些学者认为“沙坑”一词明显太幼稚，它意味着跨学科研究将从好玩有趣的创造性互动中产生。

多切蒂正确地提醒人们，在这种新语境下，“学科”这个概念——无论是指狭义上的“学术”还是指更广义上的其他事物——并非本质上就是错的。事实上，学科对于所有优秀的写作、研究和思考都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危险是存在的，即，如果没有明确的理由或合理性，跨学科工作只会带来一种模糊、乏味的折中主义。同样值得指出的是，跨学科可能受制于人类智力上的局限。鉴于大多数人文学科的研究（即使是涉及合作的研究，如编写各种文集）仍由学者独立完成，这些人可能很难熟悉两个或多个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素材，同时又不致产生严重的知识漏洞。学科可能只是人为构建之物，但这种人为性是有原因的：没有人能通晓一切。

2006年，玛乔瑞·嘉伯（Marjorie Garber）在就任现代语言协会主席发表的演讲致辞中也提到了这其中一些担忧。现代语言协会是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文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专业协会。她以一个问题开始了她的演讲：“为什么今天‘仅仅’研究文学是如此可疑的？”嘉伯注意到，那些只聚焦于单个作家、按照传统方式完成博士论文的毕业生很难在文学研究领域找到学术性工作。

相反，她看到有很多博士论文 “在讨论小说、戏剧或诗歌时，只是把它们视为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它们是一扇窗户，我们透过它可以看到文本之外的世界，比如文化欲望、动机、焦虑或偏见的症候等等”。她认为，无论目前的跨学科文学研究如何，“有一门学科显然是缺失的，而这就是古希腊人所称的诗学（poetike）”。嘉伯认为，文学学者往往不愿意讨论他们正在研究的广泛文本的文学性质，这让人觉得很奇怪，因此“将当代文学研究者所从事的主要活动称为其他学科的（other disciplinary）而非跨学科的可能更为准确”。

然而，嘉伯以乐观的看法结束了她的演讲：“一个幽灵仍在学术界游荡，那就是文学的幽灵”。她认为，文学研究的根本内核不可能如此轻易地被抛弃，文学学者最终会回归他们最初的诗学学科：

我们这些教授文学的人可能会发现，我们的专业知识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现在是时候相信最初把我们带到这个领域的文学本能了，同时也是时候去认识到我们需要的是在我们自己的学科中进行更多理论的、历史的和批判性的训练，而不是贪恋追求其他学科，那些学科之所以看上去有些诱人的异域情调，只是因为我们并未真正去实践它们。

在许多方面，这些怀疑的声音是对斯坦利·费什（我在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结尾处曾做过讨论）所提出的论点的改写，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再次呼吁文学评论家去教授分析技能和专业化知识，而不是把自己塑造成“道德学家、治疗师、政治顾问和全球变革的推动者”。

现在的区别是，这一论点是由批评者提出的，他们并不像费什一样曾被描述为政治保守派，他们过去的工作也不像费什那样是无可争议的跨学科。嘉伯是视觉和环境研究以及英文研究教授，她最近从擅长的莎士比亚研究中走出来，转而去研究变装、双性恋和不动产等多种话题。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的作品范围也很广，基本不大可能被指责是纯文学研究，他在《如何阅读诗歌》——书名本身就暗示了一种回归基础的方法——一书的开头就做出了和嘉伯相似的举动。他写道：“我最初想到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意识到，最近我遇到的文学专业学生几乎没有一个人练习过我自己曾被训练过的那种文学批评。就像盖草房或跳木屐舞一样，文学批评似乎成了一种即将消亡的技艺”。伊格尔顿表示，如今，学生们倾向于只对文本进行“内容分析”：

他们描述文学作品，复述其中发生的事情，也许还加入一些评价性的议论。为了在技术上与语言学相区别，他们将诗歌视为语言，而不是话语……如果只阅读这些作品内容分析，我们很难想象它们原本应该是关于诗歌或小说的讨论，而不是关于现实生活中所发生事情的讨论。被忽略的是作品的文学性……他们对待这首诗就像是诗人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选择了一行行地写下他或她对战争或性的观点，而这些诗行却没有结尾。也许电脑卡住了。

应当指出，伊格尔顿并没有把这种情况归咎于跨学科；像任何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资本主义才是他批判的对象。他认为，“它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套抽象的观念，这才是罪魁祸首。给我们的语言敏感性造成破坏的是无深度的、商品化的、即视易辨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包括其肆无忌惮的符号使用、计算机化的信息交流和对‘经验’的光鲜包装”。虽然伊格尔顿没有提到“跨学科”这个词，但这里与多切蒂的论点有相通之处。两者都认为，现代市场规律鼓励创造一个模糊的、缺乏学科性的知识大杂烩。如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言来说，商品资本主义是一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世界，那么我们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些深思熟虑、一些严谨、一些规范。

文字丨选自《跨学科：人文学科的诞生、危机与未来》，[英] 乔·莫兰 著，陈后亮、宁艺阳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

编辑 | Sophie

原标题：《没有人能够知晓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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