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投读书会·君住长江︱周琳：江湖中的重庆人与重庆城

作为北外滩上的一张人文名片，“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自2017年起，已推出了十季系列读书会，包含讲座、展览、生活节、沉浸式戏剧、城市行走等不同类型的文化活动近百场。根据读书会的内容，2020年出版了《江南纪》一书，2023年正开展《上海纪》的出版工作。

“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第十一季以【君住长江】为主题，选取了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南京，6座长江沿岸的、与上海“共饮一江水”的城市作为议题，邀请当地背景的学者，来到北外滩滨江的建投书局，与市民读者共同在上海阅见“长江文化带”，再以全新文化视角回望上海的城市之光。

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第十一季【君住长江】系列第一期，建投书局邀请到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公众历史作家周琳为读者们述说江湖中的重庆人与重庆城。

在清代，重庆被称为巴县，这次分享依照现在的习惯仍然使用重庆城这一说法。清代重庆城的面积非常小，长江和嘉陵江一起将这个城市切割出一个小小的半岛，这就是今天重庆渝中区的部分地方，我们所讲的清代重庆城实际上就是这么小小的一块区域。清代重庆整个城市是依水排布的，而今天基本上变成以四座平行的山来布局。无论是从称谓还是地理位置来看，这座城市已经与清代时期截然不同了。但抛开这些物理层面的变化，巴县与重庆仍然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联，这种关联是存在于文化、记忆、行为方式和心理认同层面的。正如重庆人发明出来的“母城”一词，将清代巴县小小的城池称作“母城”，体现着老城与新城之间特殊的关联。

1937年的重庆市区范围（依水布局）

《巴县档案》是研究清代重庆城的重要历史资料。清代巴县的县衙幸运地保存了从乾隆二十二年到宣统三年之间大部分的行政、司法文书，总计有11.3万卷。这套档案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可以追寻的线索，尤其是司法档案，使得衙门的运作方式、重庆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困境都有迹可循，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数据。

《巴县档案》——“城市实验室”的巨量数据

重庆这座城市近些年有了越来越多的标签，如魔幻、网红、山城等，它在不同时期里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不同的印象。然而清代的重庆是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就借《巴县档案》中的案件故事来聊一聊清代重庆这座城市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些案件的关键词是“消失”，在清代重庆一个人要消失可以有多少种方式？选择这个主题不是为了讲一些耸人听闻的故事，而是当我挑选出这些案件后偶然发现它们居然不约而同地呈现了各种各样的“消失”，这就是清代重庆城的居民真实的生存状态。

一、茶妹的消失与重庆的城市崛起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叫茶妹的女孩子，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消失了。当时，有一个名叫朱耀明的人，跑到县衙递了状纸，说他家里有一个蛮女叫做茶妹，是他从某一个地方买来的。茶妹一直在他和他老婆的共同管控下卖淫，已经两年了，突然有一天被人拐走。因此他来到县衙打官司，让官府帮他把茶妹找回来。用今天的常识来判断，这个故事中的一些情况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巴县档案》中“茶妹案”的相关资料

在清代，买卖人口也是犯法的行为，但是朱耀明可以把这件事情大模大样地写在状纸里面，县官也没有因此反驳他。还有疑点在于茶妹一直被朱耀明夫妇逼迫卖淫，突然之间就失踪了。文中还提及了“蛮女”身份以及“江北蛮营”这一地点。

借由这些线索一步步进行推理。首先“江北蛮营”很少有人知道，但仅有的一条史料告诉我们，它在今天重庆江北区紧靠长江的地带，是当时重庆最大的红灯区，生意非常好。因为这里的从业者许多都是非汉民族的男女，因此被叫做“蛮营”。这个群体在整个城市中是非常边缘化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固定的住所而居住于山洞，如今重庆也有一些被称为“蛮子洞”的地方。这一线索也对应了茶妹“蛮女”的身份，指茶妹是一名非汉族女性。

其次，朱耀明是从茶妹的故乡保县（今四川理县）将其买来。保县靠近都江堰，是都江堰再往藏区走的中间过渡地带，也是藏族、羌族及其他非汉民族居住的地方。乾隆年间有过两次金川战争，中央政权想征服藏区的土司，将其纳入中央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当时茶妹的家乡保县正好是金川战争的战火波及之地，今天这个地方叫做藏羌彝文化走廊。

那么所有的线索就都对上了。从这个案件的背后我们可以追寻到重庆这个城市在清代的发展轨迹。

首先是清代西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改土归流。清代以前西南地区与中央政权的联系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紧密，西南地区虽然是属于中央政权控制的地方，但很多时候还是需要通过当地少数民族的土司来控制。到清代，由于市场的极大发展及中央政权对于西南地区货币、长江上游矿物、资源的需求增多，中央政权开始对西南地区进行经济开发及直接掌控，包括改土归流废除了原来的土司制度，建立起一套和中央一样的行政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动，很多土著居民、少数民族人口被“甩”出了原来的生活轨道之外，就以各种方式流落到了其它地方。

其次在清代，重庆有一个很特殊的发展机遇即“水运革命”，它成为了长江上游的水陆交通枢纽。传统观点认为明朝和清朝的500多年，是经济和社会停滞落后的时期。但最近三十年的经济史研究表明，明清时期商业的发展其实是体量庞大、速度可观的。就运输业而言，清代的内河航运比其他任何时代发展得都快。当时有两条非常重要的水道：一条是长江水道，就是下面这张图中从东到西的蓝色曲线；另一条是从南到北的曲线，则是从隋代就开通的大运河。进入清代，长江上许多之前难以通航的水道都得到了疏浚和整治。长江从上游金沙江段开始，基本达到了全线通航，而重庆恰好位于长江上游多条水路和陆路交汇的位置。这样一来，重庆就迎来了一个和以往任何时代都不一样的发展契机。长江上下游有很多人口、资源都集中到了重庆，重庆也成为了人们寻求生机绕不开的地方。而无数像茶妹这样的男男女女，也因为各种机缘流落到这个码头。

清代的“水运革命”和重庆的崛起

总之，改土归流和重庆水路枢纽的区位，使得城市每天都在吸纳和释放大量无根的、彻底原子化的人口，清代重庆是一个流动性非常大的城市。再加上供求旺盛的人口市场，人口买卖在清代的重庆猖獗到一种难以想象的程度。有学者曾经统计，乾隆时期在《巴县档案》中出现的、与妇女和儿童相关的案子，有50%以上都是人口拐卖的案件。当时各级政府对于人口买卖是不作为甚至是纵容的态度，为什么？

中国传统的人口买卖逻辑和今天想象的是不一样的。近期出版的《清末民国人口贩卖与家庭生活》一书中，把中国传统家庭称为“交易型家庭”。也就是说，家族里面除了自己生孩子这样的事情之外，其他很多成员进入或离开家庭都伴随着金钱或者物品的交易。这个观点听起来令人很难以接受，也确实存在争议，但是可以确定的是，那个时候的人口买卖比我们想象的要普遍得多，是一件非常常见并且被普遍接受的事情。

同时，相较于城市中定居的人口，像茶妹这种来自社会发生了剧烈动荡的地区的人口更加容易成为被拐卖的对象。而且一旦被拐卖，就很有可能被反复地拐卖。有学者基于数千个案例进行的量化研究指出，在清代女性甚至就是一种“金融工具”，是家庭浮财（有流动性的财富），在非常时期的一种避险手段。虽然这种物化女性的说法令今天的人非常不适，但接触了大量的资料后居然发现这个逻辑很难“反驳”，这种情况在清代甚至20世纪初期的中国都非常普遍。

大量的人口流动和市场供需使得重庆地区的人口买卖相较于其他地区更加严重。除了获得财富外，为什么长江上游大量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会被贩卖？改土归流时，很多民族地区的人无法安置，因为他们是属于前面一个时代的人，他们所熟悉的那一套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都和国家所期待的不一样。所以要如何安置这些人？还有那些抵抗者的家属要怎样处理？当时的执政者想到了一个非常令人发指的方法，就是把他们卖掉。那个时候《大清律例》中提到，如果去贵州和云南这些地方去买卖人口是可以的，但是要在地方官府登记，一次不能卖超过5个人，也就是说这是合法的事情。既然从总体上讲已经合法了，你就没有办法控制是卖5个人还是50个人甚至是500个人，有很多人通过这样的渠道进入了重庆。这就是“茶妹案”背后的大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时代变化了，城市崛起了，但是有多少人成为了发不出声的牺牲品？这是所谓“盛世”不妨卒睹的另一面。

二、陈程氏的消失与清代女性的命运

这个故事发生在道光十六年，当时重庆城太平坊有一个妇女陈程氏，在家庭纠纷中去世了。从档案资料上看，整个过程非常匪夷所思。这天早晨夫妻两个人因为一条手帕发生了争吵，在争吵的过程当中陈程氏手里拿了一把刀。她的婆婆可能是怕她砍了自己的儿子，所以就上去夺她的刀，夺刀过程中反而砍伤了陈程氏。陈程氏头上受了伤后就回了娘家，回去不久她的父亲又把她送回婆家，陈程氏非常痛苦和悲伤，很快自己上吊自杀了。

清代巴县各坊的位置，红圈标记的太平坊是本案的发生地，本图由北京大学凌鹏老师整理并惠赠

案件发生后，首先娘家宣布不再追究也不要求验尸，事情就当没有发生过；婆家也表示此事与他们无关，是陈程氏耍泼不讲道理。因为出了人命 ，这种案子不是县衙能够独自处理的，所以县衙也制作了好几份“通详”文书向上级衙门汇报，文书中把一些非常关键的情节全部进行修改。包括陈程氏一开始受伤是因为被她的婆婆拿菜刀砍了头，这个情节就没有了；在第一次的验尸报告中，陈程氏的腿上有被火烧的疤痕，不禁让人想象她平时可能也遭受了家暴，这个情节也没有在通详文书中出现。还有婆家参与案件的一些人，全部都从报告中抹去。很快上级官府批准了这个报告，就把她当作自杀，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所以我说这是一个“不必存在”的死亡事件。

想想陈程氏当时的处境，真是彻骨的绝望。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被砍得头破血流，受了伤也没有人理睬她。她把娘家当作最后的“安全岛”，可是娘家人又是那样对待她。就在被娘家人和婆家人推来搡去的过程中，她失去了活下去的最后一点念想。这个生命的消失太轻、太随意了。

如果去翻阅清代司法档案，会看到很多莫名其妙的女性死亡事件，甚至还有很多女性比陈程氏更加冤屈。比如在家庭纠纷中，一个女性突然之间死去了，不管是被伤害死去还是自杀，人们无法解释原因或想要遮掩什么的时候，就会将她的死归结为“遇邪”“遇秽”或平时行为不检点。这让我想起人类学家王明珂先生的一本书《毒药猫理论》，他讲在很多社会当中，像女人、弱势群体还有社会边缘人通常会被视为是有毒的、有污染的，或者是潜在的叛徒、破坏者，当发生意外事件的时候，他们最容易成为这个社会或团体的代罪羔羊。

《毒药猫理论》王明珂著

陈程氏是一个再卑微不过的清代女性，但她的死却折射出清代非常普遍的一些情况，和当时整个中国的情况相贴合。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案件，但由于巴县档案中详细的记载，很多细节向我们呈现出来，所以让人非常难过和震惊。有一本写重庆的书叫《饥饿的女儿》，讲上世纪60-80年代的重庆，主人公六六形容她自己是“饥饿的女儿”。我仔细地思考了一番，觉得这种“饥饿”或许包括身体上的饥饿、情感上的饥饿，还有最重要的是权力和社会制度的饥饿，生存资源的饥饿。这种“饥饿”从清代的重庆到当代的重庆从没有消失。

回到案件本身，还有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背景。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在清代女性自杀之后，丈夫和夫家的亲属往往是倾向于报案的一方，因为报案之后可以推卸责任；阻拦报案的往往是娘家亲属，因为觉得这是很丢人的事情。在丈夫和家庭长辈的观念中，女性在生活中遭受的委屈是不值一提的，因这样的小事而自杀，常常是他们始料未及而且无法理解的事情。这就更加印证了我们刚才讲到的清代女性“在权力和制度上的饥饿”。所以陈程氏的案子其实没有那么“重庆”，更多的是清代女性生活状态的一个折射，而这样的案件在当时也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女性默默死去，不被理解，不被纪念。

《饥饿的女儿》虹影著

三、帮派江湖与权力、制度的贫困

第三个故事是脚夫李鸿义的死亡案件。同治四年，李鸿义所在的脚夫帮派叫做茶帮，是从湖南的茶陵到重庆来做脚夫的这些人组成的帮派，他们和川帮的脚夫发生了一次冲突。这次冲突事件造成了恶性后果，李鸿义因出力较多被官府拘押。其实茶帮和川帮在此前发生冲突已经一年多，但李鸿义被抓后两个帮派突然停战。当年五月初一，李鸿义被茶帮保释，五月初六茶帮突然向县衙禀报李鸿义回到家就染病身亡了。五月初七日，县衙要求到李鸿义家验尸，而茶帮说尸体已经臭了所以就埋了，请求不要验尸，县衙就很爽快地批准了。从这些情节可以看出，这个案件是存在蹊跷的，李鸿义的生死不得而知，但他的的确确从这个城市消失了。

《巴县档案》中“李鸿义案”的相关资料

李鸿义为什么必须“死”？首先是向对方帮派传递休战的信号，我们这边都死人了，不要再打了。其次是向对方帮派讨要“命价”，由于重庆商业的发展和崎岖的地势，有大量的货物需要挑进挑出，也催生了不同脚夫帮派之间激烈的竞争。茶帮和川帮的冲突由此而来，而茶帮以死人作为要胁，川帮大概率会出让一部分地盘和利益。

清代重庆城的脚夫

为什么脚夫必须依靠帮派，无法独立谋生？当时的重庆已经和我们所想象的传统社会完全不一样了，更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城市。这个城市里有大量原子化的个人，摆脱了所有的社会关系，他们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自由”，但更多时候需要面对这种生活的巨大不确定性。他们在这个陌生的、处处暗藏危险的城市中必须抱团取暖，否则很难在这个城市里独自生存。另外，商业、搬运业在当时是法律的盲区，一旦出事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办，所以必须要加入人多势众的群体。最后，官府对于脚夫的事情基本上是不作为的，脚夫不能够指望来自公权力的庇护，只能指望社群的庇护。

换句话说，清代时期政府是不能匹配整个社会的发展的，政府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几乎就像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说的那样，“在很多层面上都近乎于盲人”。而且当时的政府规模还特别小，处理不了那么多事情。所以当时许多人必须要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依靠社群的力量谋求自己的生存。

脚夫的工作空间——码头与船

那么脚夫为什么一定要打架？可不可以文明地工作，文明地在这个城市存在？其实不大可能。首先这个群体非常不稳定，工作的机会具有很大的随机性，所有人随时随地都在竞争、淘汰、追赶节奏，没有从容协商的空间；其次街头工作竞争对手之间没有秘密可言，大家都守在街头等待机会与竞争，低头不见抬头见，这成为群体暴力的催化剂。最后，这种暴力是脚夫这个群体唯一能够掌握的、生存或者博弈的资源。所以街头斗殴并不是一种随机的人类行为，也不是说某些人群道德水平比较低、热衷于暴力，而本质上是一种秩序的博弈，同时也是一种权力和制度的贫困。权力和制度的贫困，我们在这次分享中会反复地提起，这大概就是清代重庆的城市生活和人们面对的命运背后最基本的逻辑。

而今天烙印在重庆人性格中的火爆、强悍、好勇斗狠，至少最初是来自于生存资源的匮乏，权力和制度的贫困。

《最后的棒棒》纪录片

四、周大顺、董登明的消失——原子化的个人与无法浪漫化的城市生活

乾隆年间的周大顺叔侄死于一场暴雨造成的房屋垮塌，而董登明则因为饥饿和生病而自杀。他们都是从外地来这个城市讨生活的贫民，一场暴雨、一场可能并不大的病，就要了他们的命。甚至他们死后，街坊邻里、房东都不太认识他们。

这些都是被传统社会“甩”出来的原子化的个人。一说到“传统社会”我们可能会想到一个被关系包裹的乡土社会。人们按照“差序格局”形成涟漪一样向外辐射的关系，嵌入宗族、乡党、里甲、会社等社会组织。我们可能会觉得这种关系是很束缚人的，甚至有时是令人窒息的、吃人的。

但是在重庆这样的城市里，常常不是这样的，许多人已经彻底被原子化了。但是这个社会并没有给他们基本的福利和保障，城市里谋生的机会也不见得比乡村更多。所以，与董登明、周大顺叔相比，那些能稳定地嵌入在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可能反而是幸运的。对于董登明、周大顺这样完完全全的城市贫民，城市化很难说是一种福音还是一种噩运。

清代的重庆城拥挤、肮脏、危险，火灾、塌方、溺水都是家常便饭。而且因为城市太小，人口增加太快，有限的空间很快就被挤满。现化城市的许多“城市病”，在清代的重庆城就已经显现出来。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升级加速，这个城市变得越来越光鲜亮丽，养成了极为独特的气质。但是在从清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这个城市的面貌和日常生活完全不是这样的，实在不算是一个舒适、宜居、浪漫的城市。

晚清时的渝中半岛

五、一个拒绝消失的人

这是巴县档案中非常独特的一个人，名叫秦氏，她通过坚持不懈地打官司为自己争取活下去的机会。乾隆五十三年，湖北一名叫徐以仁的男子在四川找了一房妾，即秦氏，他返回湖北的时候想把秦氏抛弃，在秦氏穷追不舍下签了分手协议。也许是不满意其中的赔偿条件，秦氏跟随徐以仁来到湖北。不久之后，他们又上了法庭。这一次秦氏输了官司，之后还被徐以仁贩卖。秦氏就以徐以仁卖人为把柄反复敲诈徐以仁。最后徐以仁实在受不了又逃回到四川，可是秦氏仍然紧追不舍。最后两人在巴县衙门打官司，县官判定两人离婚。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这两个人官司打了好几年，就是为了得到一个离婚的判决吗？是的，得到离婚判决就是秦氏反复闹上法庭的重要目标。因为秦氏一开始只是徐以仁的妾。在《大清律例》中，只规定了“妻”是什么，可“妾”是什么呢？没有明确的交代，唯一明确的就是“妾不是妻”。所以在秦氏和徐以仁几年的拉扯过程中，秦氏是处于绝对劣势的，她在要求赔偿或权利的时候从法理上说是没有立场的，她和这个男人之间只是一个契约关系。

但是秦氏绝不认命，她死缠烂打地和徐以仁纠缠，上得了台面和上不了台面的手段她都用上了。而且即便在湖北的时候，面对的是徐以仁非常强势甚至很暴力的宗族，她也没有怕过，一点一点地扭转自己的劣势。最后通过在巴县衙门的这场官司，被法官认定为徐以仁的“前妻”，白纸黑字地写在了结案文书里面。这下子，她如果今后生活不下去，徐以仁就有义务接济她，这是法律和礼俗都支持的。所以这个案子里，秦氏凭借坚韧和智慧，发展出来类似律师的职业技能，硬生生地扭转了自己的身份，为自己赢得了身份的重大变化和活下去的机会。她就是那种“强大到把自己活成了混蛋的人”。

但秦氏的生存境遇并未因此好转，她的人生仍旧是悲惨而贫困的。她在8年中，最少被卖了2次，最多被卖了5次，她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期间还被徐以仁等人打上了最恶劣和不堪的道德标签，她的艰难大概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当然，秦氏使用的很多手段都不是那么光彩的，比如死缠烂打，敲诈勒索，嘴里没有一句实话等等。但是一个在权力和制度上贫困到几乎一无所有的个体，你还能期待她温文而雅、宁可饿死也不失节吗？总之，世界狠狠地对待她，而她也没有饶了这个世界。

晚清重庆的市井照片，极少看到女性

在我看到的几千份巴县档案当中，有很多像茶妹、陈程氏、周大顺、董登明这样被生活波涛卷走的人，但是拒绝被生活波涛卷走、一次又一次地回来宣示自己还活着的，只有秦氏这样一个。徐以仁、徐以仁的家族、县衙、甚至她自己的亲人，都不断地打压她，但她坚决地拒绝被打压，为了生存无所不用其极。我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是形容重庆的：

这个城市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卑微，所以人们不用放下身段、委曲求全。

这就是从开始崛起到今天许许多多重庆人生活的逻辑。但是在我的阅读经验和生活经验当中，像秦氏这样顽强又这样聪明，能够豁得出去的人，我大概就看到她这一个。

六、何为“江湖”

这次分享的一个关键概念是“江湖”。像海盗、匪帮、秘密社会、黑帮，这些组织是“江湖”，像城市、街道、码头、茶馆也是江湖。其实在江湖之中，不是没有规则，相反江湖中的规则有可能更严格、更细致，哪怕违背一点都要被驱逐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只是江湖的规则是野生的、缺少话语权的，甚至有时候是不能被清晰表达的。

为什么会有“野生”的规则？因为社会巨大变化释放出的大量原子化个体，他们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进而创造出一些野生的规则。这些野生的规则覆盖了正式制度中涉及不到的情况。这就是所谓的“江湖”，是一套和正式规则不能兼容但必须共存的一套规则和体系。江湖在清代中国是普遍存在的，只要正式制度覆盖不到的地方，江湖就一定会产生。而在重庆，因为这个城市变化太快，也因为它留下了非常翔实的记录，所以我们有更多的线索和证据去了解“江湖”是如何生长起来的。

《袍哥》这本书讲述的就是川西平原的“江湖”

因此我将江湖的归纳为：

基层民众通过复杂的互动、博弈创生出的社会空间和社会规则。这个空间和规则并不是完全野生的，它和正式制度并存，有的时候也向正式制度学习和妥协，但它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完全驯服的。

当然了，这样文绉绉的概括本来就很不“江湖”。“江湖”是要诉诸于感受，诉诸于具体人的经历的。它的关键词既可以是漂泊、动荡、原子化的个人、匮乏、粗糙、草莽、残酷，也可以是创造力、生命力、包容、多元、不拘泥、某种程度的自由。

重庆的昨天和今天，大概就是所有这些东西揉杂交织在一起，就像煮火锅一样，煮出了一个魔幻的、不知该怎么形容的城市。你在今天的重庆和重庆人身上，也能看到这些复杂的、复调的底色。斑斑驳驳、光怪陆离、迷离交织，这种感觉就是所谓的“江湖气”吧！

最后我还想说，选择这些案子与大家分享，并不是因为这些案子有多曲折离奇，反而是因为它们太常见了。这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代表着当时重庆城里的一类人，他们的命运是这一类人的共同命运，他们的困境也是这一类人的共同困境。这些最早踏入重庆城市“江湖”的人，他们付出的代价可能远远大于收获的机会，他们享受不了今天这个城市的光鲜和美好，他们多数人的生命都是“易耗品”。看到这些案卷，我会从心底里心疼他们。所以我要讲他们的故事，让他们的生命不要白白消失！（整理人姜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