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诡笔记｜蛐蛐：立秋之后的“千年斗局”

儿时我曾经长期住在位于虎坊桥的姥姥家，立秋一过，舅舅们就拿着手电筒，带我翻墙根儿逮蛐蛐。那时城南破烂得不行，尤其万明路后边那一溜胡同里，到处是摇摇欲坠的砖房，完全无法想象这里在民国时曾经是大名鼎鼎的“城南游艺园”之所在。野草长得有半人来高，蛐蛐的叫声此起彼伏，清脆得像刚从架子上摘下的小黄瓜，人的脚步一走近，它们就停止了鸣唱。可是尽管如此，经验丰富的舅舅们还是能将它们翻出并拿下……可惜我从小就害怕各种昆虫，所以听听叫声尚可，连走近了看都是不敢的。

北京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后，有几年的初秋似乎都听不到蛐蛐叫声了，反倒是搅拌机和砂土车的轰鸣声让那些酷热的日子更加焦躁难熬。近来京城的环境和绿化明显向好，于是晚上遛弯儿，走在小区的花园里，又听到蛐蛐们的低吟浅唱，不禁想起流沙河先生的名诗《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在我的记忆里唱歌，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

人到中年，其实听什么唱什么都是一样的寂寞，回到陋室中便打开电脑，蘸着寂寞写一篇关于蛐蛐的“叙诡笔记”，起笔既然要惊人，就从中国“促织学”的开山鼻祖——大奸臣贾似道谈起吧！

一、天子：明宣宗的一千只促织

初识贾似道，是在《上下五千年》里，写他的那一篇有幅配图，我迄今记忆犹新，贾似道蹲在地上跟几个貌美的侍妾一起斗蛐蛐，后面有个人正哭笑不得地拍他的肩膀……

这里描绘的是《宋史》中所载一事：“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台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唯故博徒日至纵博……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所狎客入，戏之曰：此军国大事耶？”襄阳保卫战这一决定南宋生死的大战打得如火如荼之际，贾似道却忙着跟群妾斗蛐蛐，客人问他：您这是在忙军国大事吗？少年时笔者只觉得这是讽刺，后来读书多一些了，才悟出这其中还有一层意思，是指贾似道曾经写过一本书，书中认为斗蛐蛐也是一种“治国之术”，此书就是中国第一部斗蛐蛐的专著——《促织经》。

中国斗蛐蛐的最早记载，见于宋人顾文荐所著《负暄杂录》一书：“父老传，斗蛩亦始于天宝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篓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其来远矣。” 蛩即蛐蛐，此句大意是斗蛐蛐这件事始于唐玄宗天宝年间，而且那时围绕此项娱乐制作的“周边”就已经非常高档。而到宋代，斗蛐蛐更成了市民最常见的娱乐活动，特别是南宋，举国上下斗蛐蛐成风，比现在的搓麻还要全民化。贾似道作为理宗时代的权臣，在治国上连业余水平都谈不上，但在斗蛐蛐上却是专业级选手。作为资深玩家，经验一多就难免想与别人分享，于是写下来一万四千余言的《促织经》，从“赋、形、色、胜、养、斗、病”七个部分总结了蛐蛐的选择、饲养和决斗的经验，其中序言部分有这么一句：“夫一物之微，而能察乎阴阳动静之宜，备手战斗攻取之义，是能超于物者也，甚矣！促织之可取也远矣！”大意是说从促织身上可以了解阴阳之变，领悟战略之道，确实值得好好向它学习啊！所以，《宋史》中的那位客人才拍着贾似道的肩膀问：“你这是在领悟军国大事之道吗？”

中国古人特别喜欢见微知著，赏花学做人，养虫学打仗，看个餐具都能知道国家兴亡……惜乎多半是胡扯，元军的铁骑到底是比蛐蛐的牙齿厉害，南宋还是亡了。但民间斗蛐蛐的风俗却丝毫不受影响，到了明代甚至更盛，尤其宣宗朱瞻基，迷恋到了发痴的地步，《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载：“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更有人给他取了个“促织天子”的外号。后来蒲松龄写《聊斋志异·促织》，开篇即云：“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亦可一证。

皇帝尚如此，百姓更积极。陆粲在《庚巳编》中记载了很多明人斗蛐蛐的趣事，有一篇写他自己的同乡张廷芳的。张廷芳“好此戏”，可惜每每斗输，这种比赛当然不是“五毛钱一把”的，导致张廷芳“至鬻家具以偿焉，岁岁复然”，终于落得个倾家荡产。他天天求神拜佛地祈祷自己能翻盘，夜里做梦梦见一个神仙对他说：“不要忧愁，我派黑虎前来帮你，他的化身就在天妃宫东南角树下，你赶紧去寻找。”一觉醒来，张廷芳飞奔到天妃宫东南角树下，“掘土获一蟋蟀，深黑色而甚大”，用它与别人的蛐蛐斗，无往不胜，“旬日间获利如所丧者加倍”。张廷芳欢欣不已，可惜到了冬天，黑虎死了，“张痛哭，以银作棺葬之”。

二、宠姬：跟贾似道的女人斗蛐蛐

不知道《聊斋志异·促织》现在在语文课本上还有没有，至少笔者上学那会儿是有的，此篇大概可以算是古代笔记小说中有关斗蛐蛐最知名的篇章了，其实另有一篇在清代也很有名，只是近世以来渐渐被人遗忘，那就是长白浩歌子所著《萤窗异草》中的《斗蟋蟀》。

“促织之戏，肇自宋明，沿及近世以来，遂流为赌具，日出为市，好事者多从之，醵钱合斗，恒至数十缗不止。”

京城有个姓杨的，靠着斗蛐蛐发了大财，他有个儿子，“颇聪慧，貌且秀美”，姓杨的也不督促儿子念书，天天带着他到街市上斗蛐蛐。杨子长大成人后，别无所长，唯独对怎么养蛐蛐斗蛐蛐知道得门儿清。正好有个在杭州做官的人，亦酷好此戏，请姓杨的跟他一起去杭州帮他养蛐蛐，姓杨的年老体衰，便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儿子。杨子与那官员“往居杭”，有一天听说灵隐寺等地方有上好的蛐蛐，便跟官员告了假，“往觅之”。他带着两员小吏，携罩持筒，在茂林芳草间寻找蛐蛐的踪迹，薄暮将归，却一无所得，正缓步于白沙堤上，忽见一肩舆缓缓而来，后有二婢从之。等到了杨子面前，舆中人突然掀起肩舆挂着的帷幔问道：“虫伯乐竟在这里吗？”

杨子一看舆中人，乃是一貌美至极的女子，“神魂顿失，蚩然木立”。一个婢女对他说：“我家娘子姓顾，家住清波门外，嗜好斗虫，恳请先生前往一观。”杨子半边身子都酥了，哪里会拒绝，遣那两个小吏回去，自己兴冲冲地跟在肩舆之后。没多久，来到了清波门外，天已向晦，杨子见眼前一座高门华屋，虽不甚修整，而宽广异常。有很多的奴仆，都穿戴着圆帽青衣，看上去不像是当世的装束。“杨子心颇骇异，不得已而随婢入。” 

“庭后高屋五楹，花竹绕砌，遥闻喓喓之声，清如戛玉，即所蓄之大蟋蟀焉。”顾娘子延请杨子进屋，对他说：“我听说你家传挑选、饲养促织的方法，又来自京城，见多识广，所以想邀请你来谈谈心得。”这时天已彻底黑了下来，“遍室皆燃巨烛，辉煌如昼”。杨子四下望去，不禁目瞪口呆，“四壁皆以文楠为架，异锦装璜，上列细泥陶器数百具，制绝精工，皆虫也”。顾娘子一声令下，侍婢们铺红毯于地上，设锦裀，置斗盆，斗盆以瓦为质而饰金于外，刻镂雕文，更极匠巧。于是杨子挑了一只蛐蛐，与顾娘子所选蛐蛐开斗。

数局下来，杨子的蛐蛐连连告负，他年轻气盛，说自己去院子里逮一只，结果还真的捉到一只“锐喙劲足，铁背金头，昂昂然真英物”的蛐蛐，顾娘子看了看笑道：“咱们这局赌一把吧，你要赢了，我把这锦裀和斗盆送你，你要输了送我什么？”杨子一听大囧，因为他身上并没有带任何值钱的东西，拱手说自己一无所有，顾娘子羞答答道：“你若输了就把自己送给我吧！”

杨子一听，肠子都悔青了，暗想早知如此就应该逮一缺胳膊少腿儿的蛐蛐来，谁知一较之下，杨子的蛐蛐还是输了。接下来当然是相携入房，解衣宽带了。

事毕，顾娘子含泪对杨子说：“其实我是鬼不是人，我生前本乃贾似道的宠姬，他喜欢斗蟋蟀，我也陪他一起娱乐，直到身死国灭，你看到的这些斗蟋蟀的器具，都是他的故物，昨天见你风流玉立，才做一夕之欢，就此别过……”

杨子大惊失色，眨眼之间，便见高门华屋俱已不见，“略一回顾，则荒坟三处，屋宇杳然”。他吓得好久才能迈开腿走路，踉踉跄跄地奔走了半天，才回到官员的官署之中。

这则笔记，前面清新，中间情色，收尾诡异，与《聊斋志异·促织》的风格与情愫大不相同，但有一点是殊途同归，那就是对权贵阶层沉溺于游戏而给国家、百姓带来巨大灾难和痛楚的控诉。

三、将军：斗场里的“变幻大王旗”

《斗蟋蟀》一文提及的杨子身在京师而于促织之道见多识广，也确是实情，明清两季的北京，已经将斗蟋蟀发展成一种全体市民无不参与的文化，“斗盆筒罐，无家不贮焉……壮夫士人亦为之”。崇彝所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所述，晚清北京内城玩蛐蛐“应以后马家厂（旧鼓楼大街后马厂）杨氏为首，且历数十年不衰败”，杨氏为内务府汉军旗人，又是河督钟祥的后代，人称“钟杨家”，算是名门望族。而参与斗蛐蛐者，除了贩夫走卒，牵车引浆之流，还有谭鑫培、余叔岩这样的京剧艺术大师，盐业银行总经理岳乾斋、中南银行经理郑润生这样的金融大鳄和收藏家郭世五等人。

明末的刘侗、于奕正二人一起撰写的《帝京景物略》，写北京人捉蛐蛐多在清明节上坟时，“或制小袋以往，祭甫讫，辄于墓次掏促织，满袋则喜，秫竿肩之以归”。不过这时的蛐蛐还不能斗，而要养，养到七八月间再将他们投入“战场”。清末富察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引用乾隆年《日下旧闻考》的史料“永定门外五里胡家村产促织，善斗，胜他产”，这则记录其实已经‘过时’，清末民初，京城盛产蛐蛐的地方早就不止胡家村一地，西山福寿岭、寿安山、黑龙潭南北二三十里以内、关沟、苏家坨、十三陵一带，都盛产好斗的好蛐蛐，每到立秋，上述地方聚满了各路玩家去“掏蛐蛐”。

老北京斗蛐蛐，分上中下三等。下等就是三五个小孩抱着粗制瓦罐或搪瓷茶缸，蹲大槐树底下斗，赢者弹输家的脑门儿，至不济赔上俩玻璃球仨洋画。中等多是在自己家中“雅斗”，以点心、水果或一元大洋为输赢，纯属消闲取乐。

上等的规矩可就大了去了：白露前后“开盆”，设局的地方要选在大院落，先发大红请帖请参加者莅临，然后设司秤、记账和监局三人。司秤的负责给蛐蛐过秤——这跟拳击比赛一样，分清轻中重量级，同级别的选手才能较量。记账的把重量写在条子上交给蛐蛐的主人，蛐蛐的主人携带相应的蛐蛐参加相应的“重量级”的斗局。而斗局正式开始前，由监局人与双方商议赌注的大小——北京的赌注最多不超过百元，一般几十元，少者五至十元，一旁的观战者可以随彩（行话叫“跳井”），其实就是押注。

两只蛐蛐在斗盆里一搭牙，监局的便大叫“搭牙”，意思是战斗开始。蛐蛐相斗，也分不同的风格，有的是见面就掐，叫“快口”；有的是任你怎么用探子醒盆也纹丝儿不动，然后出其不意地突然发起袭击，这叫“智咬口”；还有上来用腿踢对方，等对方抵挡时声东击西，咬住其要害的，这叫“奇巧口”；最可怕的有一种蛐蛐，凶狠个儿大，任对手怎么挑逗都不反应，抓住时机一口咬住头或脖子等要害，胜负立见！监局人恣要是一喊“提”，就是通知双方已成定局，请马上把各自的蛐蛐提出，结束战斗。

这种斗局，众目睽睽之下，作弊很难，唯一的机会就是在领到记账人给的条子之后，偷偷以小换大，就是把重量级选手派到轻量级赛场上去，不过行家里手往往不用秤量，一眼就能看出蛐蛐的大小轻重，所以此种作弊的成功率很低，一旦被识破，肯定要身败名裂。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纵使京城百姓也叫苦不迭，袁世凯称帝之时给很多武将加了将军的封号，偏偏斗蛐蛐这一行也好给蛐蛐封个“某某将军”，所以哪路军阀斗败，斗局中便会出现与之封号相称的“将军”，如张勋复辟失败后一堆蛐蛐叫“定武将军”，张作霖离开京城后，斗局上又出现好多全须全尾的“盛武将军”，一旦这些将军在斗局中败下阵来，往往叫好声和哄笑声响成一片，京城百姓总是能从各种角度表达他们对时局的真情实感。

今天的京城，已经极少见到斗蛐蛐的场景了，纵使在城南一些尚存老北京风貌的地方，也是遍地棋牌室，不闻斗局声，排除娱乐方式的选择越来越多，斗蛐蛐这种“纯天然”的游戏已经和抖空竹、滚铁环一样少人问津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让蛐蛐无处生息……所以当再一次听到它们的叫声时，便觉得分外的珍贵和难得。杜甫写《促织》：“悲丝与急管，感激异天真。”百年来我们失去的天真还有多少，恐怕已无计可数，亦无迹可寻。

本文发表于《北京晚报》，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