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社会︱双面DIY音乐人：情绪化抗争和生存妥协

《明日之子》、《中国新说唱》、2018《中国好声音》等音乐综艺节目轮番开播，又将一批独立音乐人带入大众视野。蔡维泽、七修远、Lamp猴子、Tiger谭秋娟等人成为媒体和网友故事中的主人公。

自2005年以来，东亚独立音乐的人气大幅增长，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这种趋势鼓励独立乐队在各地地下音乐场景中追求自己的DIY事业。2012年至2017年间，台湾学者简妙如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进行了民族志研究，并对两岸的DIY音乐实践作阐释和比较。

简妙如表示，两岸有着重合的华语流行音乐市场，在她观察和采访的音乐人中，中国大陆的P.K. 14和台湾地区的透明杂志两个乐队被视为DIY实践的典范，他们信奉DIY伦理并在其中创造自己的文化。同时她也指出，虽然两个乐队以不同的形式抵制主流文化，开辟了保留音乐自主权的可能性，DIY的职业道路仍然受到不可持续的市场、融资短缺以及大型音乐公司平台持续主导市场所带来的挑战。

在追求DIY的职业道路上，音乐人除了得到“解放”外，更面临种种矛盾的境遇。

远离摇滚音乐的商业化环境

简妙如对P.K. 14的描述是“北京地下音乐的传奇乐队”。P.K. 14是public kingdom for teen（青春公共王国）的缩写。这支后朋克乐队于1997年在南京成立，两年后转移到北京成为中国新兴地下音乐的代表性力量。

据简妙如了解，20世纪90年代孕育了新一代的年轻摇滚乐手，他们明确区分自已与以崔健为代表的前一代偶像摇滚乐手。新一代摇滚乐手大多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并作为蓬勃发展的“打口一代”进入音乐界。同时， Nirvana（涅槃），Smashing Pumpkins（碎南瓜）和Joy Division等西方摇滚乐队的作品通过打口碟逐渐风靡市场，成为中国摇滚青年的精神食粮。随着国际摇滚音乐成为中国摇滚青年音乐创作的新参考点，“后崔世代”很快就在中国的地下摇滚界形成。

在过去二十年中，P.K. 14发行了数张受欢迎的专辑。2008年，《时代周刊》将他们评为亚洲最优秀的五大乐队之一。此外，P.K. 14也是少数获得国际音乐评论家关注并吸引西方制片人拍摄纪录片的中国乐队。

尽管如此，P.K. 14对于大部分中国民众而言依然不为人知。

独立音乐制作通常意味着一种更波西米亚式的生活，但简妙如调查发现，P.K. 14乐队却走了一 条“务实创业”（pragmatic entrepreneurship）的路。乐队的四名成员并不认为音乐是一项全职工作，他们在白天是工薪族或自由职业者。这种方式使乐队受益，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音乐就完全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中。

简妙如指出，由于音像制品受到监管，真正的DIY实践很难落地。诸如摩登天空（Modernsky）和兵马司（Maybe Mars）等音乐公司会根据乐队不同的发展阶段选择合作形式，双方签署的合同也仅用于录制唱片和发行唱片，并不包括整个的经纪和管理过程。

当时，摩登天空和兵马司还没成为中国有名的音乐公司，他们更接近流行文化学者艾伦·奥康纳（Alan O’Connor）在《朋克唱片公司与自主斗争》（Punk Record Labels and the Struggle for Autonomy）一书中描述的“商业朋克厂牌”（commercial punk labels），将音乐出版视为一桩重要的事情。 与这些厂牌签约的音乐人几乎不知道自己唱片的销售情况，版税也寥寥无几。但是，对于新生代音乐人而言，选择与这些独立厂牌合作是克服融资难题和公司高门槛的一条捷径。

P.K. 14乐队的DIY实践也和主流商业运营模式有所区别，比如乐队很少在节日进行表演，只愿意参与那些由志同道合的人举办的活动。乐队主唱杨海崧在采访中向简妙如解释：“ 有些节日活动只向知名乐队支付巨额演出费，小乐队基本什么都得不到，所以我们向来也不支持类似活动……比如说，我们不在MAO Livehouse上表演，因为他们只选择叫座的乐队，而刚出道的新乐队很难获得机会。”

在巡演中，P.K. 14总是用“DIY or die”的口号敦促粉丝支持本地音乐发展。

杨海崧非常关心北京乃至全国各地的独立音乐培育。据简妙如了解，2006年，杨海崧成功说服移居北京的美国投资人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创建了独立厂牌兵马司。目前，兵马司签约的新乐队和他们的唱片让兵马司在国际上被视为传播“中国青年声音”的里程碑之作。此外，杨海崧还帮助摩登天空成立了House Party音乐制作计划，致力于寻找北京外优秀的新乐队。

北京实验音乐人朱文博在2015年的采访中向简妙如这样评价杨海崧的乐队：“我们是P.K. 14的铁杆粉丝……杨海崧是个天才，他制作了许多新乐队的第一张专辑。他和他的录音室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由于这些努力，近年来中国各地有不少新摇滚乐队已经进入市场。

迂回抵抗摇滚精神的变化

为了避免被认为是政治异见者，大多数摇滚乐手更喜欢在大众议题上进行创作。然而，这并不影响中国摇滚乐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被民众视为反叛象征的事实。然而，摇滚形象在21世纪的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乐评人张晓舟认为，中国摇滚正在步入资本主义的洪流当中。在政治环境和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它已经从一个“神圣的摇滚”转变为“粉红色的摇滚”。2013年，崔健在热门电视选秀节目中担任导师，节目给予可观的报酬，再次引发了对摇滚与市场激励之间关系过近这一问题的讨论。

P.K. 14的音乐吸引了许多喜欢国际摇滚音乐及其音乐情感的年轻粉丝。他们向简妙如描述，在听P.K. 14的歌曲时，通过自身对歌词的探索和歌词中的批判性思维，会产生一种代入共鸣而获得心灵自由。

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象征着中国崛起为全球化体制中的重要力量，专辑《城市天气的航行》则描绘了奥运会期间大都市变化中的不安情绪；2013年的专辑《1984》采用了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同名小说的名字；2015年，P.K. 14即兴创作了专辑《金蝉脱壳：为展览而作的音乐》，据杨海崧向简妙如解释，专辑中的“金”、“蝉”、“壳牌”、“托洛茨基”四首歌曲隐晦地表达了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多个方面。

简妙如指出，P.K. 14的DIY实践走的是曲线之路，表达了一种“拒绝式”的反抗。一切“自己动手”意味着拒绝成为商品，拒绝融入现实世界。在此意义上，就不难理解为什么P.K. 14很少参加官方批准和组织的节日演出，而只参加志同道合的表演活动。

2010年，P.K. 14在台湾地区巡演时，为其提供本地支持的是台湾乐队透明杂志（Touming Magazine）。

不沾染恶习的次文化倡导者

透明杂志从2007 年开始活动，2010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我们的灵魂乐》。由于与日本独立艺术家之间建立合作网络，乐队吸引了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日本和其他亚洲地区的粉丝。透明杂志还通过美国一家独立七寸黑胶唱片厂牌发行过两首单曲，因此在美国也有追随者。

简妙如表示，透明杂志的音乐鼓舞人心，尤其是对台湾地区的青少年和青年歌迷。他们的歌词不再叛逆和愤怒，而是像电影场景中的小插曲一样描绘生活体验，比如平庸的校园生活以及青少年经历的情感高潮和低谷。

歌曲“凌晨晚餐”就展现了高中生的生活快照：“时间三点钟……完全没有睡意……放下手中漫画，听着窗外的猫们……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天空如梦似幻的灰蓝，穿上外套我准备离开房间，往学校的方向走去。”粗略的歌词描述了一个台湾青少年的忧郁，他们单调的学校生活仅限于家庭和校园。

另一系列著名歌曲则表达了年轻摇滚爱好者的共同感受，比如《时速160公里的吉他、贝斯和鼓》和《Young Heart Guitar》。

透明杂志的现场演出总是充满活力。参与者加入舞池并经常因此受伤，西方朋克音乐会的情况也是如此。演出结束后，他们津津乐道地数着狂舞时留下的伤痕。简妙如认为，这是一种仪式化的幸福状态，将痛苦和快乐融为一体，成为透明杂志粉丝的特色。

透明杂志一直坚持自己的DIY 精神，但与许多台湾地区大学或独立乐队不同的是，多数透明杂志的成员没有精英大学的毕业证书，他们的外表也不同于传统的朋克形象。这主要是受美国非主流乐队Fugazi倡导的不沾染恶习的次文化（straight-edge subculture）的影响，美国作家、音乐人麦克尔·阿泽拉德（Michael Azerrad）在他的书《我们的乐队可能是你的生命》（Our Band Could be Your Life）中将这种次文化描述为“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动手”，也是为了“做正确的事情”。

透明杂志的成员不吸毒和少沾酒精，选择了一种更积极的处事方式，因此他们被业内人士誉为“时髦的朋克”(smart punk)。同时，他们带动了新朋克乐队社区的形成，吸引了其他四个乐队加入。

2008年起，这个有粉丝、朋友和其他独立音乐人参与的朋克社区网络创立了多个音乐厂牌、发行了专辑，两年后合伙成立了一家独立唱片店Waiting Room （取自Fugazi乐队的曲名），2015年设立了在线广播频道Room Radio。此外，他们还举办了多个线下音乐活动。

简妙如了解到，大多数乐队成员都保留了全职或兼职工作，以将生活成本降到最低，这与P.K. 14的情况相似。这些乐队同时成为新兴国际化朋克社区的文化中介。他们从不说“请购买我的专辑”，而总是敦促粉丝“去组建自己的乐队，创作更多的表演”，或者“经营自己的社群”。

透明杂志对粉丝影响深远，比如资深粉丝黄尖2013年在台北开了一家次文化漫画店Mangasick，在过去几年中为活跃当地次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尖向简妙如表示，乐队主唱经常在BBS上谈论漫画书、音乐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粉丝开始想象一种新的年轻生活方式——“我不只是在下班或课后参加演出，我一边听音乐一边研究漫画、小说、电影和滑板。”

安静的反叛：拒绝成为商品

简妙如指出，与大陆的情况相似，由于台湾地区独立音乐的普及，演出和音乐节已经变成有利可图的业务。许多来自地下音乐的场馆经营者和节日组织者却越来越多地采用主流的商业运作模式，而当地不少独立乐队都认为这种模式具有剥削性。

透明杂志和其他一些乐队经常在在线广播节目中讨论这一问题。他们强烈拒绝在主流音乐节上表演，并倡导所有乐队要为合理的演出费展开谈判。他们深知，在目前情形下，在线平台、线下场地或节日演出仍由少数几家大型企业集团控制。独立音乐家和乐队要么被选中，要么永远保持边缘。

乐队成员在采访中告诉简妙如：“老实说，一个人自己推广音乐真的很累......我在电视上看到脱口秀节目中有很多独立乐队，感到很震惊......观众、消费者、甚至乐队本身都没有明确他们到底是独立乐队还是商业乐队……很多粉丝都认为透明杂志同电视上的那些乐队毫无差别。他们只知道我们没有同任何唱片公司签约，不会细究我们和那些主流独立乐队在运作方式上的细微差别。”

从这个角度来看，简妙如认为，对于DIY的坚持是某种明确的“政治”，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真正的替代品。

简妙如还发现，近年来台湾地区政府补贴流行音乐的政策也似乎成为一个问题。类似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文化与创意艺术学院教授马丁·克洛南（Martin Cloonan）在其所著的《英国的流行音乐与国家》（Popular Music and the State in the UK）一书中提出的“促销型政府”（promotional state），台湾地区政府自2007年以来实施的补贴政策使政府成为台湾最大的唱片公司和投资者。

这样导致的结果是，许多乐队只关心如何撰写提案以获得补贴。所谓的“另类思维”或“自主创作”最终成为没有任何目的的口号。当地艺术家高俊宏对此表示，虽然补贴政策是为了解决当地过去十年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问题，但其真正的效果仍然令人怀疑。

在这一背景下，透明杂志拒绝申请政府补贴。虽然他们没有想通过这看似叛逆的姿态逞英雄，但由于“反叛的摇滚”在台湾地区被包装成商品，对摇滚“改变世界”的信念也成为了一种受欢迎的口号和新观念。愤怒、抗议或反叛已经模糊地融入到商业化和消费的洪流中。

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极端事件让最初热情参与的透明杂志成员冷静下来，他们发现英雄主义、极端言论和愤世嫉俗充斥着在线论坛。乐队成员从起初与粉丝在Facebook上讨论问题，到后来放弃与大众沟通。他们告诉简妙如，现在的主流观点是另类思维可以被当作商品售卖，我们越在意大众的想法，自己的力量就越弱。

情境化的抗争和生存妥协

通过对两个案例的比较分析，简妙如认为P.K. 14和透明杂志代表了DIY职业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两种生存方式。

P.K. 14的DIY实践是合作式的，乐队与独立厂牌联合制作发行。不过，由于乐队并不试图从音乐事业中谋利，所以乐队自主性得以维持。P.K. 14通过拒绝在音乐节等活动中演出，回避了审查和向音乐公司不必要的妥协，也远离了中国蓬勃发展的现场音乐表演市场。

相比之下，透明杂志则遵循了典型朋克DIY实践的轨迹。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影响了许多在本地独立音乐场景中发展起来的草根DIY运动。这些运动已经转变为台湾地区各种相关的独立文化，如音乐厂牌、书店、个人出版、DIY艺术和书展。

但简妙如也指出，我们应该避免过度庆祝DIY职业的浪潮，如果没有适当的审查，DIY职业可能会成为一种不知不觉的新自由主义阴谋——只强调个体的个性化发展，鼓吹年轻人接受并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环境中，走向过度的自我剥削。

此外，DIY职业的有限规模、财务问题以及主流音乐平台的主导地位仍然是DIY音乐事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事实上，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P.K. 14和透明杂志的DIY音乐事业实质是一种情境化的抗争和生存妥协，并不意味着一条浪漫的“解放”之路已经明灯闪烁。

[以上内容整理自学术文章“东亚DIY音乐职业的生存斗争和抵抗——以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为例”( The Survival Struggle and Resistant Politics of a DIY Music Career in East Asia: Case Studies of China and Taiwan)。文章刊于学术期刊《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首发于SAGE Journals平台。许中波对本文亦有贡献，在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