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上海牌黑白电视机的一段缘分

我是1947年下半年在上海出生的，时值解放战争的后期。很快，政权鼎革，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不幸的是，朝鲜战争接踵而至，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本应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进程又被迫中断了。当年里巷中，小民的生活是很清苦的，那时家中有个华生牌的电风扇，就是值得炫耀的纳凉奢侈品。至于在家中看电视，则非普通家庭能够想象的高档享受了。记得50年代我上小学时，只有市、区两级的少年宫、少年之家才配备了电视机，看电视须有辅导员老师率领，预约时间，整队前往。1958年十一前夕，我得到一次去市少年宫看电视的机会，兴奋激动了好几天。那天看的是什么节目已经不记得了，但有段新闻短片，介绍北京城内尚健在的老太监的晚年生活，印象倒颇深。只见一群老者在阳光下喝茶聊天。他们的穿着和普通人没什么不同，就是下巴光溜溜的，均没有胡子。那时我还年幼，不懂这就是残酷的宫刑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印记。

过了几年，我已是初中学生了，电视机开始在社会普及。1962年，京剧青年演员李玉芙自中国戏校毕业，她是拜师梅兰芳的，前景被内行普遍看好的青衣、花旦“两门抱”的好苗子。她以实验京剧团的名义来沪巡回演出。听说上海电视台将直播她的一场演出，便去黄浦区文化馆购了电视票观看。文化馆的电视机安置在可容纳百人的大厅里，每位收费一毛钱，像电影院一般，对号入座，秩序井然。李玉芙那天上演的是新编抗辽名将杨排风的故事《雏凤凌空》，集闺门旦、刀马旦于一身，尽现宋朝巾帼女豪不让须眉的英雄气概。虽然电视机显现的仅仅是黑白两色的图像，观众却如在剧场里一样地看得出神，为宋军的胜利而高兴，也为李玉芙的成功表演而鼓掌喝彩。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舞台的戏曲演出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停止了。而电视则被利用为现场斗争走资派的转播工具。60年代的后期，我去了农场，远离了电视机，直到1976年的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大星落中天，四海波澒洞。终断一线望，永成千载痛”，赵朴初的悼诗说出了亿万民众的心声。第二天即1月9日的晚上，室外气温很低，但街道、里委所有的公家电视机都搬到了户外空地上，以便更多的民众观看向总理遗体告别的仪式。在凛冽的寒风中，大家默默地观看着，有的还不时抹一下眼泪。我已不记得电视解说员的名字，只觉得那天的现场解说是念得最好的，他深深地拨动了全国民众哀痛的心弦。擎天之柱已折，今后谁来为国解困，为民分忧呢？沉重的问题压在每个人的心头啊！

70年代的后期，久病的老母终于弃养归去。但老父犹健，一人独居，寂寞而感慨良多。父亲业余喜欢评弹与京戏，尤是梅派青衣，也爱看足球比赛。于是我们子女便决定用他在“文革”中被扣后发还的保留工资，为他买一台电视机，助他解闷。但那时电视机是紧俏商品，光有足额的人民币还不行，必须有工商业局特制的仅向本市户口的居民发放的计划购货券，方能完成“银货两讫”的交易。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有现象，是今天的年轻一代所不能理解的，但这就是当年活生生的现实！我们弟兄均一介布衣，一时无所措手足。恰逢一位友朋，要将一台刚购置的14寸电子管上海牌电视机转让，我们当机立断，决定买下，价格不菲，记得是1000元人民币，70年代的千元之数可算是巨资了。不是“文革”的“强制储蓄”，我们家是拿不出这笔钱的。

当这台上海牌电视机进入我们家门时，全家都很兴奋，只见它毫不客气地进入室内，大马金刀地居中而坐，似执帅旗而号令四方，不言自威。电子管的电视机启动较慢，需要一段预热的时间，但它的图像稳定，层次分明，音质醇厚，有磁性，连续工作多个小时仍然毫不懈怠，可谓忠于职守，当然耗电量也远大于同类的晶体管电视机，因而有“电老虎”的谑称。它给我们家庭带来的欢乐是无与伦比的。1978年，日本故事影片《望乡》与《追捕》上映而轰动一时，一票难求，我就邀请了大学同学来家看电视转播。直到1982年第12届世界杯足球赛阶段，我们都熬夜看球，欣赏意大利球星“金童”罗西连续进球，淘汰巴西、法国、德国，而捧起大力神杯的激动人心的场面。

然而，电子管电视机毕竟已过了黄金时代，走到了自己的尽头。永远不停止追求新的技术进步，永远怀揣理想去征服新的高度，是人类的永恒的目标。无论哪一个族群乃至个人，都无法拒绝科技进步的文明共享，科学无国界，以电视机领域而言，耗电高又只有黑白两色的产品怎及多色又环保节能的彩电呢？这是文明进步的必然选择。改开以降的上海大街小巷，彩电以西方发达国家都惊叹的速度迅速进入千家万户，普及开来。它见证了上海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与能力。

如今，上海广播电视博物馆成立并向市民开放，我谨以捐赠70年代上海出品黑白电子管电视机的市民身份而表示祝贺！我相信，有全体市民的支持，这座体现城市特色的博物馆，一定会办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