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老友记”：我们证明了全球友谊是存在的

本故事由导师指导完成。，邀请你来写下属于自己的个人故事。

“这地方真适合埋金子。我要在每一个让我觉得快乐的地方，都埋上一件宝贝。这样等到我又老又丑、满心绝望时，就可以回来，挖出宝贝，想起那些好时光。”

多年前读《故园风雨后》时，我只觉得这段话有趣，未曾想过有一天自己也将有这样的体会。就在最近，我重新回到七年前生活过的荷兰，和经历了疫情与战争、结婚和生子的老友们重聚，才知道原来当年留在这里的一切，都是命运为我埋下的“金子”。而这次故地重游，我就是那个挖金子的人。

故地重游

三月初，毕业五年来一向安静的硕士同学群，突然蹦出一条消息。

消息是西弗发来的：“我下个月要去意大利出差”，他说，“我会带着我妻子拉琪一起去，等工作结束想回荷兰和大家聚一聚。”

西弗是我的老同学，一个身材高大、头发不多的巴西男生。七年前，“伊拉斯谟”硕士项目把我们班来自十几个国家的20名同学聚在一起。我们先后在荷兰、英国和瑞典学习过，毕业后一些同学选择在荷兰工作，大部分则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我和西弗都属于后者。

去年，我因为工作调动搬来了伦敦，算是回到了欧洲。在荷兰的几个同学得知后很高兴，先后有几个人来伦敦和我碰面。我安顿好后，也开始办理申根签证，一方面为了旅游，一方面也希望能有机会去荷兰和老同学们聚一聚。没想到机会这么快就来了，除了常住荷兰的同学外，还多了一位从巴西远道而来的西弗。

在荷兰读书时，我和西弗住在一栋宿舍楼里，有时会一起骑车去上课。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长期用英文生活和学习，西弗比我年长几岁，对我的鼓励很大。他会在我聊天卡顿时很耐心地等我说完；宿舍楼里各国友人们一起开派对时，我往往社恐，而有他这个“社牛”在，就可以消解我的尴尬。

现在他重访荷兰，我也乐得加入。恰巧收到消息时，我的申根签刚刚办好。群里在荷兰的同学纷纷回复，会为西弗留出四月底的周末。看到一场聚会就要成型，我马上请了两天年假，并订好了同一周末的欧洲之星火车，周六一大早从伦敦出发，隔两天后回来。

从鹿特丹火车站出来，熟悉而陌生的荷兰语涨满了我的眼睛和耳朵。

我并不会讲“你好”、“谢谢”、“再见”以外的荷兰语，但我熟悉那些两个“a”连在一起的、一些词可以联想到英语的拼写，也熟悉荷兰人讲话时的“卡痰音”和语调。荷兰语就像一种很久没闻到的气味、一首很久没听到的歌，在重新感受到它的那一刻，与之相关的记忆突然之间卷土重来。

我发消息给阿虹：“我已经到鹿特丹换车了，半小时后到你们小镇的火车站。”

阿虹是我们班唯一来自台湾的女生，有着和台湾偶像剧里一模一样的口音，但日常说话却不会觉得她很夸张。她在读书时就决定要留在荷兰工作，现在已经在行业内一家有名的咨询公司干了快五年。

我此行住在她家。几年前，她发圣诞邮件给大家时，附上了自己和男友新买的房子的照片。在荷兰买房不需要首付，所以只要有贷款能力、决定长期在此生活，买房相比于租房稳赚不赔。不久前，她刚刚在伦敦和我见过面，并说欢迎我到荷兰住她家里。我也很不客气，很快就联系她说我真的要来了，可能要在你家借住几天。

我抵达阿虹小镇的火车站时，她和男朋友已经在火车站停好了车等我。天气很差，一直在下雨，我湿淋淋地爬上了车。“住在小镇就是需要有台车才方便，天气好时可以骑脚踏车，但荷兰经常天气不好。”阿虹和我说着，顺便介绍了她正在开车的男朋友。

阿虹的男朋友是荷兰人，考虑到他的感受，我在车里不好意思直接讲中文。不过讲了没一会儿英语后，阿虹突然很自然地和我讲起了中文。大概是每天在家都不能讲母语太累了，能和我讲一会儿非常兴奋，阿虹问了我在伦敦的近况如何，然后讲起荷兰的中餐没有英国那么多，自己在小镇生活更是没什么选择。当晚我们要去海牙和同学们相聚，她和我说：“吃饭的地方还没定，我们来提议吃中餐吧？海牙有几家还不错！”

车行十分钟，我们到了阿虹的住处。阿虹家很宽敞，一楼是客厅和厨房，连着室外花园，有一个小小的客卫。二楼是一间卧室、一间工作室和浴室。三楼就是阁楼了，也是我借住的地方——面积差不多是我在伦敦卧室的两倍，只不过屋顶是三角形的罢了。

得知我还没吃午饭，阿虹带我回到一楼，从冰箱端出自己煮的一碗面条，让我不要嫌弃。“我在家最常做的就是面条！”她拉开橱柜，给我展示了一整柜各种各样的泡面。我看了哈哈大笑，表示非常理解。在中国，廉价的外卖几乎已经取代了泡面，我似乎很多年没怎么吃过泡面了。但当我们来到中餐和外卖都有些昂贵的欧洲，童年时期的各类泡面又重新回到了生活里。

阿虹在同学群里告诉大家，我已经和她顺利相会，并顺势提出了吃中餐的想法。荷兰同学们纷纷投出了赞同票——“中餐好啊，之前阿虹带我们吃过的就特别好吃。后来我们还想去，但自己又不会点菜！”

海牙东北菜

西弗比我提前一天到荷兰，带着妻子一起住在邦尼和波文家里。

邦尼和波文是一对荷兰情侣，也是我们班唯一的“班对儿”。他们刚刚在海牙一起买了一套带花园的公寓，可以接待客人。很多人不知道，虽然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的首都，但海牙是荷兰的行政中心。荷兰的国王和首相都常住在这座城市，重要的政府机构也均设于此。著名的国际法庭则坐落在海牙市郊的和平宫中，和平宫门前的花坛边缘刻着各种语言文字的“和平”，当然也包括中文。

西弗带着拉琪住在了海牙，我们的第一场聚会也顺理成章地选在了海牙。荷兰很小，阿虹的男朋友带着我们一路驱车，大概四十多分钟就到了邦尼家门口。

敲开邦尼家的大门，我们尖叫着轮番拥抱起来。——邦尼和西弗是上学时对我最友善的两个人，在我刚开始的社恐时光里都给过我很多耐心和鼓励。他们紧紧地拥抱了我，一边念叨着“这感觉太奇怪了，我们已经五年没见了吗？”西弗和阿虹也是多年没见，互相拥抱后介绍了彼此的家属，然后热热闹闹地嚷起来要先吃晚饭。

阿虹毫不客气地说出了今晚的目的地——海牙唐人街。

和伦敦相比，海牙的唐人街过于小而冷清了，但也意味着不用担心被偷手机和钱包。“这里一共有两家不错的中餐，但我只吃过这一家。”阿虹指着一家名叫“满月”的中餐馆告诉我，“他们家好像主要是广东菜。”接着，她又介绍另一家给我：“要不要带我们尝尝你的家乡菜？”我抬头一看，竟然是家东北菜！

我摩拳擦掌，决定带领大家一起试一试，顺便也比一比，我在伦敦吃的东北菜和海牙的东北菜，哪个更正宗？

走进店里，荷兰人和巴西人们安静落座，把菜单扔给我和阿虹，部分人提出了素食请求，然后就全权交给我们两个决定。我和阿虹开始用中文热烈讨论起来，阿虹对东北菜不熟悉，我先给她介绍了一番特色：锅包肉、大拉皮、地三鲜一定要尝尝！

“噢，我好久没听到你们讲中文了。我很想念这种感觉。”西弗笑呵呵地对我们说，然后开始在我和阿虹说话地间隙点着头插话，假装自己听得懂中文：“嗯……嗯！听起来不错！点吧！”

我带着一点不好意思地回忆起来：多年以前，是因为认识了西弗和班上的两位巴西女生，我才知道，原来巴西是讲葡萄牙语的。诚然，我学习过世界历史，知道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曾经是海上霸主，殖民四方，但南美洲太过遥远，我只在美剧里看到过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因为有喜欢的作家，我还知道阿根廷和哥伦比亚也讲西语。——这似乎就是我对南美语言的全部认知了。巴西这个面积几乎和中国一样大、和中国同属“金砖四国”的国家，我当年对它几乎一无所知。

我翻着白眼回复了西弗一句：“Obrigada!”这是葡萄牙语里女性说的“谢谢”，也是当年西弗教我的两句葡萄牙语之一——另一句是句骂人话，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点好饭菜后，大家开始选择酒水。让我惊讶的是，土生土长的荷兰同学丽诺点了一罐王老吉凉茶。她解释说：“我每次去中国超市，都会买一样自己以前没尝过的东西试试。我试了凉茶还不错！”紧接着她又对我说：“我到现在都很爱吃汤圆！”

丽诺第一次吃汤圆是在我家。有一年春节，我请她和邦尼来家里看春晚、吃饺子和汤圆，并介绍彼时我最喜欢的小明星给她们。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丽诺在春晚里看到成龙时很兴奋：“Jackie Chen！他这个（喜庆的）样子好好笑呀！”在她的印象中，成龙是电影里功夫了得的硬汉，突然穿着一身红色和蔼地笑着唱歌，让她直呼有趣。也是那天之后，她喜欢上了吃汤圆，在中超里看到时，总会买上一袋。

丽诺现在在一家新能源电力企业工作，近期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处理脱欧后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输电的一些协议内容的更改。为此，她经常坐欧洲之星到英国出差，也在伦敦和我见过。“过去一年电价飞涨，我们公司赚了太多钱了。”她和我讲道。我每个月在英国交100多镑的电费，深知当前的电价有多离谱。更离谱的是，英国的电力一直按照旧规矩，锚定天然气价格来定价，导致虽然电力供应并没有短缺，价格却跟着天然气大幅上涨，让成本已经很低的新能源电力公司赚得盆满钵满。显然，丽诺的东家也是受益方之一。在任何苦难里，都有人在发财。

东北菜分量大，上菜也很快，打眼一看好像吃不完的样子。没想到众人用自己不甚熟练的筷子使用技术，风卷残云般了结了这顿盛宴，最后只剩了一点茄子和豆角。

其间，邦尼好奇地指着一盘菜里用做配菜的荷兰豆，问我：“这种蔬菜你们经常吃吗？叫什么？”

我眼睛一亮说：“你肯定喜欢这个——我们叫它Dutch Beans！”

邦尼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我们在荷兰的确经常吃这个，没想到中餐里也能遇到。”我也有些惊讶，惊讶于荷兰豆竟然真的是荷兰蔬菜。因为实在见过太多被误会来源的菜肴，我没指望荷兰豆的名字竟然真的有点准确。

晚餐结束，阿虹请各位投票选出今晚自己最喜欢的一道东北菜。锅包肉、地三鲜、芹菜粉和大拉皮都榜上有名，最后大拉皮以微弱的优势胜出，成为了当晚冠军。

考拉表情包

星期日的行程定在乌特勒支。大家计划中午在咖啡店集合，下午一起找一家桌游吧打桌游——学生时代，我们聚会经常一起打狼人杀、Bang（类似三国杀），桌游也算是我们最快乐的回忆之一。

聊起当年玩狼人杀的情景，阿虹突然问我，当年是不是在看一个叫PandaKill的综艺，里面有“金水”、“银水”、“查杀”、“警徽流”这些黑话。我好奇问她怎么知道，结果她和我说，现在这个综艺在台湾火了起来，她正在看。而在我心中，PandaKill已经是时代的眼泪，当年每集必追，现在已经开始嫌太累。标准的12人局狼人杀也已经过气，最近流行的是“鹅鸭杀”。

不过我还是很开心。我们从小听台湾歌手的歌，台湾的电视剧和综艺风靡大陆，这次听说狼人杀时隔多年竟然输出到对岸了，我感受到一种分享自家宝藏的单纯快乐。华语文化多么美好，华人的游戏多么烧脑，我们又是多么有趣的人呀。

大概中午时分，我和阿虹一起抵达了乌特勒支。乌特是我在荷兰最喜欢的城市，它有比阿姆斯特丹更多、更美的运河，城市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鲜花。它还是米菲兔的故乡，有一个街口的红绿灯小人被换成了米菲兔，有一处街头站着一座米菲之父的兔子雕塑。在我心中，荷兰的具象大概就是：一辆自行车停靠在运河上方的小桥上，小桥的栏杆上或者车筐里有一大束明亮的鲜花。而这幅画面我在乌特勒支总能看到。

我们顺着同学分享的定位走到了一家咖啡馆。中午的阳光不错，我们坐在室外。今天聚会的人多了一位：莉娜加入了我们。

莉娜也是巴西人。和西弗不一样的是，莉娜一毕业就申请了荷兰的找工作签证（Search Year Visa），然后通过工作留在了荷兰。莉娜瘦瘦的，一头黑色的卷发，五官很精致，但生活很马虎。西弗一见到她，就问她最近有没有丢东西。因为上学时，她经常会把重要物品弄丢，包括但不限于手机、钱包、证件……

“不过，嘿，我也活下来了。”莉娜耸耸肩说：“我现在成熟多了，没那么丢三落四，也很少喝醉了。”不过她随即话锋一转，开始向我们控诉西弗：“我就知道他一定会问我最近丢东西没！我在路上就想，这人不会放过我的！”

莉娜是吐槽专家，永远能逗得我们哈哈大笑。虽然英语是她的第二语言，但她讲话语速奇快，而且语气总能充满讥讽。同样是抱怨的话，内容也平平无奇，可能别人说会令人气愤，但她说出来却令人发笑。这会儿，她在乌特勒支街头的咖啡馆桌子上，端着一杯咖啡亲切问候了工作里遇到的“洗绿”商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以及脱欧和战争。她整个人眉飞色舞，一边吐槽一边挥舞着双手，我们剩下的人偶尔插上几句，但大多数时间都被她逗得前仰后合。

这些年来，只要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聚在一起，吐槽的往往是仇恨和歧视。战争的背后是仇恨，脱欧的背后也同样是敌意和歧视。对立正在撕裂世界，也撕裂曾经对彼此好奇而友好的人们。五年前毕业时，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们证明了全球友谊是存在的！（We proved global friendship exists!）而今天，我们对着这句话偷偷感伤。

聊到未来，莉娜表示不要想太多，混过一天是一天。我看着她脸上丧丧的笑容，掏出手机分享了我常用的表情包给她——一只在山火中眯着眼睛的考拉说：早上坏，糟糕的一天又开始啦！她听了我的翻译，哈哈大笑，说天呐原来你们也有这种幽默，这个表情包太像巴西人会用的了，为什么没有葡萄牙语版本！说着，她扭着身子唱起了经典老歌“staying alive”。

语言大乱斗

我们离开咖啡馆时，已经快下午四点了。中途我在手机上和先生老K聊了几句，他问我和同学们在一起玩儿什么呢，我回他：“什么都不做，纯纯聊天。”

“和很久没见的朋友一起畅聊就是最开心的！”老K替我总结。

这话没错。从咖啡馆离开，我们沿着运河慢慢地走向桌游店，路上依然在聊天。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都聊了什么？记不清了。唯有那种不掺杂质的快乐情绪留存在大脑里。

这群朋友是我的快乐港，和他们在一起我完全处于放松状态：我们都不是英语母语者，沟通时没人在意彼此的英语是否精准，有时还可以因为不准确但彼此听懂了的表达会心一笑。我们不在一起工作，没有任何利益冲突，除了这一班级外，再没有其他的共同好友，聊过的所有事都停留在这一个小群体里。我们深知彼此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事先就带了百分之二百的包容心面对彼此。没有人带着评判的眼光，我们努力理解彼此的世界，并在找到共同点时觉得惊喜。

有一会儿，话题不知怎么聊到了围棋上。

西弗：“中国是不是很多人玩GO？”

我：“什么GO？”

阿虹用中文对我“翻译”说：“围棋。”

西弗学着阿虹说：“围——棋——”

邦尼问围棋怎么下，西弗解释道：“就是那些黑色和白色的……叫什么？Checker？”

拉琪用葡萄牙语问了西弗一句，是不是想说棋子。

邦尼一脸疑问地看向博文。博文用荷兰语说：“棋子吧。”

一瞬间，中文、荷兰语和葡萄牙语轮番上阵，在两两人的组合中飞速冒出又消失，最终切换回英语时，大家已经在一种神奇的默契中笑作一团。

相比起荷兰语和葡萄牙语这些字母语言，中文和英语的差距显然更大。西弗和邦尼都和我一样喜欢读哈利波特，多年前我们就有过讨论：虽然他们也是用母语读的翻译版本，但所有的咒语、人名、神奇生物的名字等等都会直接保持英语词汇的拼写。西弗第一次得知我读的中文版需要把这些“专有名词”全部翻译成中文后，还吃了一惊。当然，他很快就想明白了这种翻译的合理性。

“你们学英语一定很难吧。”西弗对我和阿虹的敬佩多了几分。在英美强势文化主导的世界里，非母语者把英语说得很好已经司空见惯，人们往往忘了这背后学英语的人付出了多少心血。很多英语母语者，只会讲这一门语言，世界的大门就为他们敞开着，而他们还要对英语不够完美的外来者挑三拣四。但如果一个人认真地学习过另一门语言，就更容易理解我们这些人。我们就带着这样对彼此的共情，越走越近。

其实当年我们班里，还有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同学，莎莎。她也是全班唯一英语母语的人。在荷兰和瑞典上课时，曾经有教授的PPT上用错了一个英语单词，但几乎所有人都没说什么——我们都以为只是这个单词我们不认识而已。只有莎莎理直气壮地举手说：“That's not a word.”

不仅课上如此，她在同学对话时也经常被我们弄的啼笑皆非。有一次，莉娜在群里说道某小组作业的话题可以再讨论一下，用了“discussable”这个词，然后自我怀疑地接了一句：“这是个词吗？”后面大家纷纷回复“应该是个词吧，很合理”云云。莎莎看不下去了，发了一串“NOOOO！”然后告诉我们，不存在“discussable”这个词，可以说“up to discussion”。

不过，时间久了，莎莎也放弃了对“正统英语”的执着，任由我们胡说八道，甚至跟着说起来。本来嘛，世界各地的语言一直在用自己的逻辑和故事影响英语，就像来自中文逻辑的“long time no see”如今已经被英语母语者广泛使用——只要是让人理解的表达，就不必纠结“对错”。

以伊拉斯谟之精神

西弗和我都是周二离开荷兰。离开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六七个人在海牙街头轧马路，突然听到电子音乐的声音。寻声前去，原来是一个在街头面包车里打碟的DJ。

虽然是几近深夜的街头，音响声却放得很大，节奏快鼓点重，一下一下撞击着我们的耳膜，心脏的跳动也好像和鼓点同频了起来。面包车旁围了很多人，有人尖叫，有人跳舞，有人用双手打着节拍。我们一行人也忍不住加入，拍着手跳跃着扭了起来。

一切好像回到了从前，回到了读书时在酒吧的音乐里蹦蹦跳跳的夜晚。我虽然不怎么喝酒，但却很喜欢跟着音乐摇摆。但在我成长的岁月里，那个喜欢摇摆的小人儿似乎一直被禁锢着——我知道自己晃起来并不好看，于是提前自我凝视，兀自尴尬。这样的尴尬随着年纪渐长逐渐褪去，最早可能就是因为遇见了这群来自五湖四海的爱扭的朋友——他们实在扭的也很一般，甚至很好笑，但是大家一起扭起来就会莫名地快乐。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动物似乎的确没什么区别。

如果不是遇到街头DJ，这次重逢还算是一场蛮“稳重”的聚会。不到三天的时间里，我们只去了一次酒吧，而且是安静坐着聊天的那种酒吧。这和读书时大有不同——那时大家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几乎每周都要出去喝酒，莉娜和阿虹都是当年最能喝、也最能嗨的女生。“几年不见，大家真得都成熟了很多。”阿虹刚刚过完30岁生日，和我感慨道：“就连维罗妮卡都在戒酒了！”

维罗妮卡是我们来自俄罗斯的同学，现在也在荷兰工作，平时和大家往来很多，只是这次刚好不在荷兰没能和我们聚会。她是我们班年纪最小的人，其次是我。因为年龄相近，家乡文化也有些共通之处，读书时我们就很亲密，唯一的不同是她继承了俄罗斯热爱喝酒的传统，经常烂醉如泥，而我虽然是东北人却几乎滴酒不沾，总是清醒地听她喝醉后反复念叨“我好爱你们！”

我搬来伦敦后，维罗妮卡来找过我一次。和阿虹说的一样，她成熟了很多，几乎不再喝酒，事业发展得很好，还刚刚和男友订婚了。“其实也只是五年，但发生了太多变化。”维罗妮卡和我说。我们掐指一算，自打毕业后，几乎一半的同学在过去五年里结了婚，其中三个同学生了孩子。而更令人唏嘘的是，回到各自家乡的同学都经历了什么：维罗妮卡从去年2月至今没有回过俄罗斯见家人朋友；住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同学曾有一阵子要不停地和我们报平安；有一位伊朗同学倒是和我们断了联系，只是偶尔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着自己岁月静好的生活——因为他很幸运，是个男的。

更不要提，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我们都经历了新冠疫情，经历了这一场浩劫带来的病痛，离别，争吵，歧视，贫穷和封锁。当聊天触及到疫情时，大家好像已经疲于探讨。也许是几年来已经抱怨过无数次了，那一刻我们只需要微微的叹息就懂得了彼此的心情。

蹦了几首歌的时间，DJ收摊了。夜已深，告别的时刻还是来了。过了今夜，赶路的人要赶路，上班的人要上班。我们从忙碌生活的缝隙里淘出的一点黄金时光，就这样飞速走到了尾声。西弗依次拥抱了我们，说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去巴西找他玩。莉娜带着一丝忧愁看着西弗说：“记得把我的爱带给咱们那片美丽的土地。”

第二天，西弗早早去了阿姆斯特丹机场，而我从鹿特丹离开荷兰。

鹿特丹这座城市，与我们就读的“伊拉斯谟世界计划”（Erasmus Mundus）颇有渊源。伊拉斯谟（Erasmus）是一位中世纪时期的荷兰学者、教育学家，文艺复兴时期著作《愚人颂》的作者。虽有争论，但相传他的家乡是鹿特丹，而茨威格有一本书就叫《鹿特丹的伊拉斯谟》。

15世纪时，伊拉斯谟曾经辗转欧洲各地的修道院学习，所以后来，欧洲内部的国际学生交换计划就被命名为“伊拉斯谟”。再后来，这样的项目开始向全世界开拓，就有了Erasmus Mundus计划。“Mundus”是拉丁文“世界”的意思。

在鹿特丹火车站赶车时，我第一次看到电梯口处有一句荷兰语：“Ruimte scheidt de lichamen niet de geesten”，落款是“Erasmus”。查阅过后，我得知这句话的意思是：“空间分隔了身体而非心灵。”

我把这句话拍下来，和我们这几天的合影一起发到了社交媒体上：

“感恩这场重逢，以伊拉斯谟之精神。”

原标题：《荷兰“老友记”：我们证明了全球友谊是存在的！|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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