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伊丹十三电影中的某种危险

今年是日本导演伊丹十三诞辰九十周年，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也将呈献其作品展映，向这位“鬼才”导演致敬。

1984年，伊丹十三凭借导演处女作《葬礼》，获得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影片。其后更是佳作迭出。伊丹十三善于把丰富的“日常感觉”融入影片中，直视日本现实社会的思与言。在挚友大江健三郎看来，伊丹十三的总体构思和细节把握以及导演技巧，能够将现象背后最本质的东西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也是伊丹电影最危险的地方。

1992年公映的《民暴之女》是一部高质量的影片，讲述被黑道迫害的证人的故事，电影上映正逢日本开始实施《暴力团对策法》，虽然获得很大反响，但也让暴徒恼羞成怒，伊丹导演因此遭到报复，脸部等多处被刺伤。

暴力事件发生后，大江健三郎在文章《异人》中讲述了他对整件事情的看法，并剖析了伊丹电影的内在本质。他认为，电影中经过精工细作完成的情节构思充分达到了优秀的艺术作品所具备的理解关系，即影片具有不使接受者在接受作品过程中产生的情感泛溢到作品之外的某种保驾的东西。而最终导致暴力行为发生的原因，是媒体在影片放映前过于简单化的炒作的结果。

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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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大江健三郎人生成长散文”系列之一

《康复的家庭》(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

伊丹十三©︎ITAMI Production

这是早在十五年前的事了。那时候，伊丹十三还没有获得国际著名电影导演的声誉，我和司马辽太郎先生谈话的时候，听到他说了一些对伊丹充满深刻理解和勉励的话，感到格外高兴。

司马辽太郎(1923—1996)，原名福田定一，笔名司马辽太郎，取“远不及司马迁”之意。以历史小说著称，作品众多且频获大奖，被誉为“日本大众文学巨匠”，是最受日本国民欢迎的作家之一。

司马先生说：“他是个异人。”虽然司马先生没有具体解释，但我觉得这句话和我对伊丹的感觉完全吻合。从十六七岁开始我就和伊丹十分亲近了。

翻开手边的辞典，上面是这样解释的：

异人：① 与众不同的人，优秀的人。《椿说弓张月》后编云“我国每逢天皇治世，必有一异人降临”。② 其他人，别人。③ 会奇术之人，仙人。④ 外国人。(《广辞苑》第四版)

伊丹去司马辽太郎先生府上拜访，提出想要实况拍摄司马先生的文学创作情况的建议，征求司马先生意见。那时，伊丹首创了电视历史纪录片这种新形式，刚刚拍摄完大佛次郎的《天皇的世纪》系列片。

司马先生没有答应伊丹的要求，但在与伊丹的交谈过程中，深深感觉“他是个异人”。

伊丹一定熟读过司马先生的全部著作。伊丹在读书方法上具有与学者不同的集中读书性。在此基础上，他详细地向司马先生说明了自己拍摄纪录片的构思。司马先生听完之后或许感觉到某种危险，即对于伊丹独特风格的担忧。如果用伊丹的手法把司马先生创作的以幕末、明治时代为题材的著作拍成电视剧，那么它所表现出来的日本人的国民性、国家的特殊性等，势必超越一般的保守观念。

虽然我不具备对司马先生的整个创作进行前瞻性评论的能力，但从很早以前开始，我就是先生著作的热心读者之一。我还曾经为他的早期小说《神机妙算之人》写过腰封。我上过的高中（伊丹从该校中途退学，后来想复学，却被原先的班主任，也是音乐老师拒之门外。我和他一起去见老师时，他也不为自己辩解，倒是我拼命地在为他争辩，最后他对我说：“健三郎，算了吧，走吧。”伊丹的声音至今还留在我的耳边），其前身也是正冈子规上过初中的中学。司马先生有关子规的创作给我留下了特殊的回忆。

司马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叙述技巧，将虚无主义历史观的棱角柔和地包裹了起来。如果把有关明治、大正、昭和的天皇观问题直接展现在屏幕上的话，难免会引发麻烦的具体问题，尤其是伊丹拍摄出的充满鲜明想象力的画面......

我是在芝加哥大学历史悠久的卡德兰古尔俱乐部的一间屋子里，回想起与司马先生的这番谈话的。今年是芝加哥大学成立一百周年，从六月中旬开始举办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我要在其中的日本研究所举办的百年庆典上演讲。第二天，要和来自美国各地大学的理论家开一整天研讨会，我对此很感兴趣。听众不太多，主要是大学教师和研究生，不过个个都是以一当十的口才，滔滔不绝地向我发问。

我在上午的研讨会上，没能具体引述一位日本思想家的有关文献，便利用午休时间，用大学发的临时借书证，到开架图书馆去查找。这时，该校的电影研究俱乐部来人找我，告诉我说，伊丹导演在日本遭到三个黑社会暴徒的袭击，脸部等多处被刺伤。

我从卡德兰古尔俱乐部给东京打电话，向妻子了解情况，妻子是伊丹的妹妹，她似乎已经从惊恐中恢复了镇静。我回国以后，她把那几天的日记（长期以来她每天都在写）拿给我看，写的是“丈夫在美国，我可以自由地支配时间，去探望哥哥”。

日本各个媒体都对此事做出了反应。我在美国，从《洛杉矶时报》上看到经过认真核查事实的严肃的评论。我发现这些报道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并不是把评论的重心放在地痞流氓对伊丹施行暴力这一行为上，而是提出下面这个问题：伊丹导演的电影被称为“社会派”，但是，他真的是“社会派”吗？是否是受到国税厅和警察厅大力支持的“社会派”呢？

据我迄今为止的观察，伊丹的脑子里恐怕根本没有“社会派”这样的自我意识吧。他倒是认为，一般被称为“社会派”导演的电影，虽然不能说全部，但大多数没什么意思。

伊丹想要创作出有意思的电影。他的总体构思和细节把握以及导演技巧，能够将现象背后最本质的东西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就是伊丹电影最危险的地方，而司马先生从电视纪录片的构思中就已经看出了这一点。

几年前，岳母查出患有肺结核，住院那天，伊丹亲自开着他那辆豪华小汽车送母亲去医院。伊丹是个爱车如命的人。这次遭到暴徒袭击，就是在他正从自己心爱的英国宾利车后座上拿东西的时候。如果车子也遭到破坏，一定会让他更加痛心的。他这种“日常感觉”的有趣之处与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感觉有所不同，犹如《葬礼》里笠智众扮演的和尚乘坐劳斯莱斯轿车出来那样。我和他好久没见了，那天我们在舒适的医院病房里谈了很长时间。

《葬礼》，1984年伊丹十三首次执导的电影，导演本人因此一鸣惊人。

和伊丹见面的那天，我因为岳母的病受尽责难，伊丹倒是悠然自得，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事情是这样的，岳母的肺结核病已经相当严重了，我们却一直听之任之，没带她去医院看病。我作为户主，在办完住院手续之后，被女咨询师狠狠训斥了一顿。她说这不仅是对岳母极端的不关心，也是对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里的子女以及社会的犯罪。我无法使为岳母看病的医生相信，虽然岳母表现出高雅的修养和社交性的举止，其实她几乎病态般地厌恶医院。

此时，伊丹仪表堂堂地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也不为我说一句好话。那位女咨询师好像对电影演员兼导演的伊丹十分熟悉，甚至还是他的影迷，所以我想她大概是满怀强烈的使命感，要替伊丹谴责我这个一直虐待岳母的女婿吧。伊丹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还以心理分析的口吻说：“和这种性格的母亲住在一起的人都是受虐狂。”他的言论使我的那些美国朋友觉得很郁闷......

伊丹埋头研究心理学的时期——他甚至和研究弗洛伊德、拉康的学者一起出过书，由于小时候受母亲过分呵护，现在与曾经压制他的母亲在心理上已分道扬镳。他说的是与这种特殊性格的母亲共同生活的人，所以并没有对我和妻子进行人身攻击的意思。

岳母去有关科室接受各种必要的检查时，在她的病房里，伊丹对我谈起他的电影导演规则。美国的优秀电影肯定都要遵守这种规则，而日本电影几乎没有这种规则，他自己打算彻底遵守电影的规则。

他讲得很有意思，我想这规则大概可以和如何思考小说创作里的情节等同起来。最近我正好陪休假的女儿看了一部WOWOW集中播放的美国花巨资拍摄的大片——我已有十几年没看美国大片了。

我们看的是《回到未来》三部曲。该片的显著特点是对故事情节反复推敲，精益求精。第一部的构思已经具有很高水平了，第二部又在此基础上，集思广益，向更高的水准前进。第三部则更上一层楼......

伊丹对自己导演的电影也是千锤百炼，精益求精。这不仅体现在他的《马尔萨的女人》等系列作品里，在他后来制作的影片中感觉更加鲜明。伊丹属于具有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和才华的导演类型——虽然他原本是个普通的知识分子，而不是那种专业理论家。因此，他讲的那番话似乎被我简单化地理解为“情节第一主义”了。

《民事暴力之女》

《民事暴力之女》是一部高质量的吸引人的电影，即使是我印象中与伊丹在感情上敌对的评论家也承认这一点。为了给这部投资巨大的电影进行必要的宣传，伊丹亲自在各种媒体上发表谈话。例如参与《杜绝民事暴力的导向与对策》之类的节目。这样的节目确实给我们市民提供了有用的知识，并且是经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得出来的。当伊丹还是随笔作家的时候，他的文章中最有意思、最有益于社会的还是各类采访记录。虽然在他成为电影导演之前，走过很长曲折的道路，却积累了日后属于他自己的知识与方法的资本。

伊丹为了宣传电影而在电视上露面、演讲有关民事暴力的问题，所以被人简单化理解也在所难免吧。其实，伊丹为如何将自己的电影推荐给第三者的确下了一番功夫，可是，有时仍难免会使人简单化地误解导演拍这部电影只是为了图解民事暴力。即使不是民事暴力，这类图解式电影也很多，所以误解多于正确理解是很正常的。然而，伊丹的电影具有多面性的特点，是不能如此简单地理解的。评论家们难道不应该写出有别于媒体炒作这种简单化水平的、真正评价电影内在本质的文章，介绍给观众吗？

有人认为，暴徒看过这部电影后大为恼怒，所以袭击了伊丹。我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实际上，导致暴徒犯罪的不正是媒体在《民事暴力之女》放映前过于简单化的评论宣传吗？优秀的艺术作品只能引发接受者在接受作品过程中的情感，也就是说，具有不使这一情感泛溢到作品之外的某种保驾的东西。伊丹电影中经过精工细作完成的情节构思应该充分达到了这种理解关系。

“真的，对我来说，没有猫的人生无法想象”《猫》一九七二年

我在美国的最后一站是到瓦胡岛和夏威夷岛的大学去演讲。那边比起美国本土来，更能及时得到日本方面的消息。好几个人跟我说了伊丹的伤势情况、会见记者的谈话内容。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伊丹说到自己拍摄的电影主题是自由，今后还要继续表现自由的题材。我从这句话中感受到与简单化丝毫不沾边的真实。

我和伊丹初次相识是在高中二年级，当时他对学生必须穿校服的规定非常反感。对他来说，日常着装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后来，他发现有的校服纽扣不是金色，而是黑色的，才强忍了下来。我发现他最近在欧洲会见记者的照片里穿的是立领中国服，不禁想起了四十年前他穿校服时的模样。

与自由相对立的东西，是压制、顽固、苛刻，等等，可见伊丹曾经受到过这些东西怎样的折磨啊。倘若高中时那个教音乐的班主任能够重新接纳伊丹，他就能和我们一样准备高考，就能考上大学，遇到他喜欢的好老师，使他天性好学的愿望得到满足。可是，他高中毕业后就进入了社会，做过绘画、插图等各种辛苦工作。毫无疑问，这一切经历都成了他日后做电影导演的养分，然而，他本来可以更顺利更幸福地施展其才华的。

伊丹的所有随笔都真实地体现了他的个性，因为当时能够发表的地方大多是通俗读物，所以想必他在文章的写法上着实费了一番苦心，尽管不至于妥协，却也徒增了许多辛苦。可想而知，伊丹在成为电影导演之前，和当时的许多苛刻制度进行了多么顽强的斗争啊！他那自由高于一切的思想又是多么的深刻而又沉重啊！

伊丹很快出院了，没有留下后遗症，然后立刻投入到了下一部电影的素材搜集工作中。不光是亲朋好友，许多不相识的人也都给他送来鲜花表示慰问。才华出众的女演员信子把其中一部分花分赠给了我们。她和妻子谈起有人背地里用卑鄙龌龊的语言攻击我，但是攻击者不是地痞流氓，而是艺术院会员。她说：“阿由，让我们女人来保护男人吧。”性情稳重的妻子听了，只是含蓄地微笑着。

伊丹的康复不仅给他的家庭，也给我的家庭带来了活力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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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大江健三郎 著｜竺家荣 译

《康复的家庭》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随笔集。以残疾孩子“光”为中心的日常生活，如清澈溪水，自作者笔下缓缓流出。光的智力障碍常使作者感到苦恼，但光的天真又时时给家庭带来微笑与感动。光会因为父亲的不体谅而闹别扭，又会在事后尽量找机会和解，加上其他家庭成员的微笑旁观与适时调解，原本辛苦的生活因此活泼生动起来，充满温暖的亮色。而当光借助鸟鸣走进音乐世界，并终于写出豆芽菜一样的音符，开始音乐创作，那份纯然的情感流露，让人心灵震撼。书中还介绍了音乐大师小泽征尔、文学大师井上靖等人的轶事，并且旗帜鲜明地反对战争，充满人性关怀。

“大江健三郎人生成长散文系列”丛书(全四卷)

原标题：《大江健三郎：伊丹十三电影中的某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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