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与“梁中书”除罢之谜

古典小说《水浒传》第十二回，青面兽杨志一怒之下，杀死泼皮牛二，被开封府发配至“北京大名府留守司”，“那留守，唤做梁中书，讳世杰，他是东京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后来，小说《金瓶梅》中“梁中书”虽未正式出场，却有进一步的发挥。

“梁中书”的人物原型，应当是徽宗朝重臣梁子美。梁子美，字才甫，大观元年，除中书侍郎，“中书侍郎，旧称中书”，（赵与时：《宾退录》，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页）“崇宁二年，登进士第梁子美知大名府”，（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二九，《炎兴下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939页）政和初，梁子美再“知大名府”，“兼（知）北京留守司公事（即北京留守）”，这和《水浒传》中有关“梁中书”仕宦履历的描写若合符节，《金瓶梅》更将故事发生地设定为清河县，清河县隶属东平府，梁子美正是东平须城人。

梁中书影视形象

《宋史》（卷285）将《梁子美传》附于祖父《梁适传》后，含标点符号在内，仅275字，但足以塑造出一个备受诟病的梁子美的形象，“崇宁间，诸路漕臣进羡余，自子美始。北珠出女真，子美市于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捕海东青以求珠。两国之祸盖基于此，子美用是致位光显。”

《宋史·宰辅表》：“大观元年正月壬子，梁子美自中大夫、试户部尚书除尚书右丞。三月丁酉，梁子美自尚书右丞迁尚书左丞。六月乙未，梁子美加中书侍郎。”（《宋史·徽宗二》载：“六月己未，以梁子美为中书侍郎。”而《宋史·宰辅表》或有误，梁子美加中书侍郎当在六月己未，而非乙未）可谓“超擢”，但梁子美在崇宁、大观之间的“除”与“罢”，无不充满传奇色彩，且迷雾重重，他迅速“光显”，但不久于位，“（大观二年）八月丙申，梁子美自中书侍郎以资政殿学士、正奉大夫出知郓州”，前后执政不足两年。

《宋故少保梁公（子美）神道碑》（以下简称“神道碑”）于近年问世，目前，虽然尚未被有关著作收录，却为解开附着在梁子美仕宦生涯上的诸多谜题提供新的线索，详考梁子美在崇宁末、大观初的一系列“除罢”，似乎都源于他的交游和姻亲关系，却也因此卷入和蔡京集团的权力之争。

一

宣和元年七月，徽宗以郓州为东平府，而梁子美就出自东平世家大族梁氏，“山东故推梁氏为冠族”，尤以“二魁一相”、“三世尹京”而荣耀一时。（王安中：《南阳伯梁公（彦深）神道碑》，《初寮集》，卷十四，河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62页）

所谓“二魁”，是指梁子美的曾祖父颢及伯祖固分别在太宗雍熙二年和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考中状元，是北宋唯二的一对“父子状元”，“时论士大夫世俗之美而文誉之显者，以梁氏为盛焉”。（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五八，《屯田郎中知博州梁君墓志铭》，中华书局，1988年，第894页）后人更将梁颢夺魁一事写入“蒙学之冠”《三字经》中，“若梁灏”，“对大廷，魁多士”，其子孙世代登科，簪缨鼎盛，遂有“满堂笏，梁半朝”之称。

“一相”，指仁宗皇祐五年七月壬申，梁子美祖父适“自参知政事加礼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登庸拜相，是为“集贤相”。梁颢、梁适父子都曾知开封府，而崇宁五年，梁子美“兼知开封府事”，（王偁：《东都事略》，卷六六，《梁子美传》）因此徽宗称赞梁氏“三世尹京”，为“搢绅盛事”。（《神道碑》）

“梁氏典学”，但梁适和子美祖孙更以“干才”著称，不过，《神道碑》“为尊者讳”，对世人屡以诟病的“进羡余”、“献北珠”二事，却只字未提。据郭凯冉考证，对“进羡余”及“献北珠”二事，最早且记录最详尽的史籍文献是《东都事略》。（郭凯冉：《宋故少保梁公神道碑》疏证——兼论梁子美与北宋晚期政局》，上海大学2022年硕士论文）

所谓“羡余”即地方日常“上供”中央之后的财政盈余，“进羡余”始于唐代，北宋自真宗时就已开始，仁宗时期，“三戎”问题加剧，叠加与西夏连年征战，中央财政更加入不敷出，“进羡余”更加普遍，而熙宁变法以来，“进羡余”愈演愈烈。（吴妙婵：《宋代“羡余”问题研究》，河北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

梁子美“进羡余”的背景更为具体。崇宁四年，徽宗下诏修建明堂，“仍令胡师文、梁子美各于本部出材，本处据合用造成熟材般辇上京”，（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五，崇宁四年十月己巳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82页）可见，“进羡余”也是梁子美分内之职，执行朝廷诏令，与刻意“以出剩为功”，“以羡余邀幸”，（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秋七月戊子条，中华书局，1992年，第5472页）既不可等而视之，也恐难苛责。

“北珠”是相对“南珠”而言的，品质优良，产自当时辽朝控制下的女真，却为北宋上层社会，尤其是后宫妃嫔所钟爱，于是，辽朝迫使女真进贡“北珠”，再通过辽、宋边境的榷场贸易，转售给宋朝。辽朝显然受益于和宋朝的“北珠”贸易，因此，对女真“责供尤苛”，求之无厌，“女真不胜其扰”，“于是诸部皆有叛意”。（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七，《四裔考四》）这被视为女真起兵叛辽，进而灭宋的重要原因。

崇宁年间，梁子美担任河北都转运使，又称“漕臣”，“（都转运使）掌经度一路财赋，而察其登耗有无，以足上供及郡县之费。”河东、河北、陕西三路地处沿边，都转运使尤为显要，需两制以上重臣资序方可为都转运使，且“令自辟属，各二员”。（《宋史》，卷一百七十六，《职官七》）

宋真宗以后，相继在河北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置四大榷场，和辽朝开展边境贸易。（《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下八》）宋朝虽有专门的职能部门管理榷场，但梁子美既为河北都转运使，作为监司，同样负有管理职责。（《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二八》）由其主导包括“北珠”在内的榷场贸易顺理成章，而且，“北珠”很可能也属于河北路“便宜蓄买，以待上令”的“上供之物”，是“在京仓库之数所当办者”，一言以蔽之，亦属梁子美的职责范围之内。

当然，“北珠”贸易的始作俑者还是徽宗及后宫嫔御们的私欲和奢侈，“当中国崇宁之间，漫用奢侈，宫禁竞尚北珠”。（《三朝北盟会编》，卷之三，第20页）史载，徽宗出行“头冠皆北珠装结”，（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十，《驾宿太庙奉神主出室》，中华书局，1982年，第240页）“太妃及中宫（即皇后）”头冠也“饰以北珠”。（李廌：《师友谈记》，中华书局，2002年，第17页）

二

传世文献大都将“进羡余”、“献北珠”视为梁子美晋升执政的进阶之路，此自是一方面的原因，但绝不仅止于此，详考梁子美在崇宁、大观之间升迁及除罢宰执的时间线，和赵挺之、刘逵一党起落几乎亦步亦趋，而梁子美和刘逵妻族蒲城章氏同样关系密切，梁子美很可能因此依附赵挺之、刘逵一党，并因此得以迅速进入朝廷中枢，但很快蔡京复相，随即残酷打压赵挺之、刘逵亲族及其余党，迫于形势，梁子美也黯然离场，转而经略地方。

《神道碑》载，梁子美长女嫁朝奉大夫章援。章援，字致平，元祐三年进士，高中“省元”。章援出自蒲城章氏，是章惇第四子。史称，“宰相郇公、申公、枢密秦公仍世为宰相，高牙巨毂，尊显三朝，百余年间，章氏之有籍于朝廷者，或以文章擅天下，或以才能任事于时，比比有为。”（孙觌：《宋故左朝奉大夫、提点杭州洞霄宫章公（綡）墓志铭》，《鸿庆居士集》，四库全书本，卷三十三）郇公，即仁宗朝宰相章得象，封郇国公，章惇是哲宗朝宰相，徽宗即位之后，封申国公，随即因“定策事”被逐，枢密秦公即章楶，是刘逵岳父。

徽宗初年，梁子美就曾因和章惇的姻亲关系，遭右谏议大夫陈次升弹劾，“（绍圣中）顷缘章惇之亲，擢使湖外”。（陈次升：《奏弹梁子美》，《谠论集》，卷四，中国书店，2018年，第190页）受此舆论影响，梁子美由地处京畿的京西路“（远）徙成都路”，但很快，又“改河北转运副使”。转运使、副均为差遣，而梁子美由京西路“徙成都路”，大概发生在建中靖国元年五月六日至十月十日之间。原因在于，梁子美是因办理“钦圣、钦慈二皇太后山园陵事”得力，而升为京西路转运副使的，钦慈皇太后于五月六日始移葬永裕陵，十月丁酉（即十日）为天宁节，也就是徽宗的生日，在此之前，陈次升已被罢去言职，改任辽贺“徽宗生辰初使及境接伴使”。（陈安国：《谠论集·原序》，第10页）

同一时期，宰相曾布尚在位，因“定策功”而权倾一时，彼时，白时中和赵挺之同为曾布“门下士”。（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八，中华书局，2004年，第658页）白时中，字蒙亨，安徽寿春人，《宋史》（卷三百七十一）有传。白时中是《神道碑》的作者，和梁子美有姻亲关系，据白时中自称，“绍圣中，先子奉使湖南，与公同僚，相得欢甚，故以二女归公之子”。而“绍圣中”，正是陈次升弹文中梁子美“使湖外”之际，梁子美由成都路改河北路，或许就有白时中的居间运作，但《神道碑》将其归功于梁子美因才干卓著而获徽宗赏识。

宋徽宗

另据《神道碑》，梁子美再因接伴契丹泛使得力，随即“拜户部尚书”。契丹泛使入宋，在崇宁五年三月。（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七，中华书局，2006年，第689页）是年，正月甲辰，“刘逵自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加中书侍郎”，同一时期，赵挺之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和刘逵分别为中书省的正、副长官，而梁子美“拜户部尚书”，势必经过二人之手，而这是由元丰改制以来三省的权力结构所决定的，其中，或许就有刘逵的提携。

元丰改制之初，“中书出令，门下审驳，尚书施行”，但元丰五年六月丙辰诏：“自今事不以大小，并中书省取旨，门下省覆奏，尚书省施行。”（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八，中华书局，1996年，第496页）中书省成为唯一拥有“取旨权”的机构，取旨范围就包括重要官员的除授，甚至包括梁子美后来所任尚书右丞、尚书左丞及中书侍郎等执政官的选任。（田志光：《北宋中后期三省“取旨权”之演变》，《河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六期）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中书省》引《神宗正史·职官志》：“中书省掌承天子之诏旨及中外取旨之事，凡职事官，尚书省自员外郎，门下中书省自正言，御史台自监察御史，秘书省自正字，寺监自宗正、太常丞、博士，国子监自正录，侍从官自待制，带职官自直秘阁，寄禄官自中散大夫，宗室自防御使，外任官自提举官、藩镇节镇、知州，内命妇自掌计，东宫自庶子以上除授皆主之。”

梁子美“自中大夫、试户部尚书除尚书右丞”，其中，“中大夫”为寄禄官，职事官为“试户部尚书”，职事官前带“试”字，意谓职事官高于寄禄官，但无论是中大夫，还是试户部尚书，都属于中书省除授范围之内。尽管哲宗元祐以来，这一制度暂时被打破，但崇宁之后，徽宗致力于恢复元丰法度，虽未有明确史料确证这一点，但赵挺之、刘逵结党，且二人作为中书省正、副长官，势必对梁子美“拜户部尚书”享有绝对发言权。

此外，根据惯例，“诸侍从官授讫三日，举官一员自代。”而户部尚书属“侍从官”序列，《摛文堂集》保留有慕容彦逢撰《试户部尚书刘逵转官制》，（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七，中国台北汉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0年，第244页）考慕容彦逢拜中书舍人在崇宁三年以后，距梁子美“拜户部尚书”相去不远，因此，刘逵举梁子美自代同样也在情理之中，而梁子美正是自试户部尚书除尚书右丞，从而晋升执政的。

三

当然，梁子美除尚书右丞时，刘逵已罢中书侍郎，并出知亳州，但这并不妨碍继续主政中书省的赵挺之引梁子美为执政以自助，就在同一时期，赵挺之纳傅察为婿。傅察，字公晦，而傅氏同样出自东平须城，和梁子美是名副其实的同乡，其伯祖傅尧俞和梁焘，在神宗时即为同僚，哲宗初期，二人俱属“司马光党”。（《宋史》，卷三百四十一、三百四十二，《傅尧俞传》、《梁焘传》）梁焘属梁子美伯祖梁固一支，与梁子美大约为从兄弟，后来，梁焘再投入刘挚阵营，而赵挺之也被指为“刘挚党人”。

今存《忠肃集》，保留了傅察写给梁子美的一封贺启，其中有“某久辱眷怜”之语，可见傅察和梁子美之间交游已久，据晁公休所做傅察行状，因父亲曾任卫州幕职官，傅察“屡试河北路转运司”，（晁公休：《宋故朝散郎、尚书吏部员外郎、赠徽猷阁待制傅公行状》，《全宋文》，第158册，第106页）卫州隶属于大名府路，其时，梁子美恰为河北路都转运使，河北路都转运司驻司北京，即大名府，（滕子赫：《北宋河北路转运使制度研究》，河北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傅父也可视为梁子美属官，而且傅察和东平梁氏的往来远不止于此，傅察和梁子美的兄弟及子侄辈也有诗文唱和及书信往来。（张瑞：《北宋傅察<忠肃集>校注》，山东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由此，梁子美与赵挺之之间或许也早已暗通款曲。

但是，崇宁五年（1106）十二月戊午，刘逵罢执政，出知亳州；大观元年（1107）正月甲午，蔡京复入相；三月丁酉，赵挺之罢相。“京复相，（刘逵）再责镇江节度副使，安州居住。”（《宋史》，卷三百五十一，《刘逵传》）所谓“居住”，即“谪居”，朝廷指定某人在某州居住，不得随意迁移至它州。由此，蔡京开始打击和报复赵挺之与刘逵的亲族和余党，而这是蔡京对付政敌一以贯之的行为和处事风格。

徽宗即位之后，曾布因“定策功”拜相，极力排挤和打压蔡京，甚至不惜和垂帘听政的皇太后顶撞，也必欲将蔡京逐出京师。（曾布：《曾公遗录》，卷九，中华书局，2016年，第236页）崇宁元年七月戊子，蔡京拜相，崇宁二年四月丙戌，“刑部、大理寺以开封府勘鞫曾布之妻魏氏并子纡、练等交通请赇，具狱来上。”（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一，2004，中华书局，第743页）汪藻在为曾纡所作墓志铭中对蔡京一党的罗织和锻炼有进一步的细节描述。（汪藻：《浮溪集》，卷二十六，《右中大夫、知宝文阁、知衢州曾公（纡）墓志铭，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49页》）

“五月八日，前承奉郎曾纡特送永州编管，承奉郎曾缲特除名勒停，曾布特责授廉州司户参军，依旧衡州安置。时连坐编管、勒停、降官、赎铜者一百五十余人，以开封府奏勘到纡、缲为父任宰相日，受人赂遗钱、银、犀、玉等，为人请求差遣故也。”（《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黜降官五）“勒停”即革职，而“除名”俗称“贬为庶民”，亦即取消士大夫身份，“编管”则是在勒停、除名之后，进一步监视和管制，“安置”意为监视居住。

蔡京此举，显然意在将曾布及其亲属和党羽彻底连根拔起，以斩尽杀绝、斩草除根，决不允许他们有朝一日卷土重来，继续威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又兼杀一儆百，预先警示那些潜在的挑战者。

蔡京

崇宁五年十二月戊午（二日），刘逵甫一罢政，蔡京一党便故技重施，掀起“苏州钱狱”，对此，章楶孙婿孙觌在为章楶第三子綡撰写的墓志铭中写道，“中书侍郎刘逵，秦公（即章楶）婿也，（蔡）京怀之未发”，“未几，公弟綖以飞语闻，章氏一网尽矣。”（孙觌：《鸿庆居士集》，四库全书本，卷三十三，《宋故左朝请大夫、直龙图阁章公（綡）墓志铭》）

接下来，一大批和刘逵及章氏一族往来的官员被连坐，遭惩处：

（崇宁五年十二月）八日，朝奉大夫、司勋郎中周彦质罢送吏部，王云追夺逐次所推恩例，毛滂、翟汝文、元时敏并送吏部与监当。皆以章綖盗铸连坐也。十五日，金部员外郎范域、秘书省著作佐郎王寀，并与在外合入差遣。以言者论域、寀出入刘逵之门，内为腹心，外作羽翼，故黜之。

大观元年二月十八日，吏部侍郎白时中降一官。以言者论其申请废内外辟举之法，兼阳借元丰之名，阴排绍圣之政故也。（《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黜降官五》）

三月丁酉，赵挺之罢相。“蔡京怨刘逵，会苏州盗铸钱狱起，京欲陷刘逵妇兄弟章綖”，“（九月）丙申，刑部奏，苏州重行制勘所勘到承奉郎、西安州签判章綖盗铸事。诏章綖除名勒停，刺面，配沙门岛。”（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七，中华书局，2004年，第918页）

五月九日，责中大夫知亳州刘逵为镇江军节度副使，安州居住。……朝请大夫、直龙图阁、知应天府张询落职，添差监高邮军盐税。询……不觉察章綖载盗铸钱入境故也。

（大观三年正月）十日，十日，翟汝文落直龙图阁，以臣僚言附会刘逵，迹状显著，众所愤疾也。（《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黜降官五》）

白时中、毛滂、翟汝文、张询等人，罪名不一，但毛滂、翟汝文同属刘奎阵营，（《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六，第898页）翟汝文很可能还是意在中伤蔡京的“张怀素狱”的主使者之一，而张询是章惇妹婿，属章氏亲族，而白时中相继被黜责，应该也与刘逵有关，只是名目不同而已。另外，尽管尚未有史料证实梁子美和翟汝文交游，梁子美和翟汝文有着共同的朋友圈，即和翟汝文一样受知于苏轼的慕容彦逢，今存《摛文堂集》中，慕容彦逢和翟汝文、梁子美都多次唱和，梁子美与翟汝文交游亦在情理之中，因此，从种种迹象来看，梁子美和赵挺之、刘逵一党关系密切，势必为蔡京一党所知。

四

大观元年三月丁酉，赵挺之罢相；五月癸丑，赵挺之卒。（《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七，第914页）七月，追所赠司徒、落观文殿大学士。史称，“始，挺之自密州徙居青州，会蔡京之党有为京东监司者，廉挺之私事，其从子为御史，承旨意言挺之交结富人。挺之卒之三日，京遂下其章，命京东路转运使王旉等置狱于青州鞫治，俾开封府捕亲戚、使臣之在京师，送制狱穷究。”（《宋宰辅编年校补》，卷之十二，第738页）

尽管在针对赵挺之、刘逵亲戚、余党的“苏州钱狱”等疑案中，因附丽赵挺之、刘逵而获执政的梁子美暂时躲过一劫，但时隔不久，一系列针对梁子美兄弟及其他亲戚的弹劾案，便接踵而至，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逼退梁子美才是蔡京党人的最终目标。

“（大观二年）八月十五日，诏梁子挺、子直、子恕、子博并罢见任，以臣僚言其兄弟资序未及，皆除监司、守倅，未闻绩效而骤进故也。

二十六日，开封府工曹参军宋彧复换西京作坊使，大理寺主簿程贻孙送吏部与监当差遣。以言者论彧为梁子美鹰犬，陵骜不逊。彧，子美妻之兄弟之子，初不亲文墨，自小使臣换文资，二年之间官至朝散郎。〔贻〕孙以父事子美，母事子美之妻，自称曰末男。子美妻死，为制服行丧，违犯律条，事在不齿。故皆黜之。”（《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黜降官五》）

“梁子挺、子直、子恕、子博”皆梁子美兄弟辈，这些案件的矛头所向，宦海浮沉多年的梁子美自然心知肚明，形势所迫，自己主动求退无疑才是明智之举。“八月丙申（十九日），梁子美自中书侍郎，以资政殿学士、正奉大夫，出知郓州。”只可惜，梁子美除罢宰执的所有制书，俱已不存，今人再也无缘从中一窥其中究竟。

当然，梁子美之所以能全身而退，似乎还是和姻亲有关。据《神道碑》，梁子美第三女嫁给苏辙长子迟。清道光四年，郏县知县李虎臣为苏迟妻梁氏重立墓碑，另外，康熙二十三年《郏县志》（日本内阁书库藏本）收录苏迟所撰《安定梁氏墓志铭》记载，“中书（即梁子美）娶翰林学士宋公白之曾孙”，（转引自刘继增、于海峰、刘彩平：《子瞻不保其丘墓乎?——苏轼侄媳梁氏墓志铭的久佚与再现》，《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10期）而《神道碑》仅称，“公之配文安郡夫人宋氏，赠福国夫人，先公十七年卒。”这一点，也可由上引“（宋）彧，子美妻之兄弟之子”间接证实。

但据笔者考证，《郏县志》所收《墓志铭》明显有误。罢政后，梁子美先出知郓州，改定州，政和初，再知大名府时，苏轼门人王安中入其幕府，和梁子美时有唱和，并为梁子美叔父梁彦昌撰写神道碑，在《（代梁帅）祭宋龙图文》中，称“夤缘及我，早从公游。姻娅通家，情文相投”。（王安中：《初寮集》，卷十四，河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69页）因知大名府，同时兼大名府路安抚使，安抚使又称“帅臣”，因此，祭文称梁子美为“梁帅”，而祭文中的“宋龙图”显然出自梁子美妻族，但从开篇“昔元宪公暨其仲氏，鸿笔大典，焜照一世”，可知此“宋氏”决非彼“宋氏”，梁子美之妻宋氏其实是宋庠之曾孙，而非“宋白之曾孙”，事实上，娶“宋白之曾孙”的另有其人，即梁子美的伯父梁彦回。（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五八，《屯田郎中知博州梁君墓志铭》，中华书局，1988年，第894页）

宋白，字太素，初谥“文宪”，后改“文安”，《宋史》（卷四百三十九）有传，而宋庠，初名宋郊，字伯庠，入仕后，改名宋庠，更字公序，谥“元宪”，《宋史》（卷二百八十四）有传。宋庠状元及第，仁宗皇祐元年拜相，和弟宋祁俱有文名，合称“二宋”，宋祁更以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被誉为“红杏尚书”，只有“二宋”才符合祭文中“昔元宪公暨其仲氏，鸿笔大典，焜照一世”的描写。进一步考证可知，祭文中的宋龙图，实为宋庠之孙、宋充国之子宋乔年。宋乔年，字仙民，曾以龙图阁学士、知河南府，“女嫁蔡京子攸”，（《宋史》，卷三百五十六，《宋乔年传》）而梁子美之妻宋氏很可能是宋乔年的侄女。

或许，因为梁子美和宋乔年，进而和蔡京的姻亲关系，以至于梁子美虽遭罢政，但毕竟全身而退，可他的女婿章援却没有如此幸运。大观四年六月，“章惇死党”张商英拜相，很快，章惇便获朝廷追赠，但其子章援，也就是梁子美的女婿，随后却因言获罪。“（大观四年八月）十五日，知湖州章援除名勒停，时父惇追赠观文殿大学士，援表谢乃曰：‘先臣辅政于元丰之间，前后六年；当轴于绍圣之初，始终七载。神宗皇帝立子以长，故守死以奉凭几之言；哲宗皇帝爱弟惟均，故条陈以听东朝之命。’其言多文饰，故有是命。”（《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黜降官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