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生意，不一样的奢华：从江南到两广，盐商的权术与品味

生活在18世纪江南的徽州盐商如何编织他们的奢华之网？旅美学者吴玉廉新近出版中译本《奢华之网：十八世纪的徽州盐商、社会阶层和经世之道》（以下简称《奢华之网》）给出了别开生面的答案。

《奢华之网：十八世纪的徽州盐商、社会阶层和经世之道》

最初吸引吴玉廉的是徽州歙县村落之间田野之中一座座精美的牌坊，当视线转向这些牌坊的主人盐商，更多的奢华之物被她“看”到。她将这些奢华之物放进宫廷与江南、盐政与盐商、盐商与皇帝、盐商与士绅等经纬中，条分缕析徽州盐商的编织之术，一张交织着18世纪中国最富有的商人、士绅乃至最有权势的皇帝的奢华之网呈现在读者面前。

《奢华之网》引言有近四十页，作者梳理多条学术史脉络，综述西方史学和汉学相关前沿成果。第一条学术史脉络是“物与人”互动、“让物活起来的人类的交易和计算”的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交融的新文化、新艺术史研究，作者受此启发研究徽州盐商与奢华之物的动态互动。第二条学术史脉络是将明清中国商人描述为渴望成为文人精英的士商阶层谈判的研究范式，作者批判这一范式忽略了商人在士商竞争之外所具有的“证明、理解和愉悦自己的可能性”。第三条学术史脉络是新清史转向和江南盐业专卖制度研究，作者批判以往的研究没有关注朝廷和江南盐商的联系如何运作和构建，忽视了商人的角色和他们的声音。第四条学术史脉络是16至18世纪商人的奢侈品消费研究，重点评述明代艺术社会史研究、西方近代早期的物质文化研究，作者认为18世纪清朝消费型社会研究还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作者试图打破传统商人研究和物质文化研究畛域，通过考察徽州盐商编织的奢华之网对18世纪盛清社会提出新解。

贯穿全书的线索就是盐商的编织之术，或者说，是奢华之物的编织权术。定宜庄和梅尔清（Tobie Meyer-Fong）分别撰写的序值得推荐，呈现了阅读本书的不同视角，有助于理解本书的旨趣。全书三部分共五章，分别从清廷与江南盐商、寻物江南和造物徽州等三个部分，探讨徽州盐商如何由旗人盐政、总商制催生而来，如何在江南为清廷置办贡物、如何为皇帝和为自己收藏、如何构建宗族、节孝物质文化等五个论题。

第一章讨论江南盐商如何利用两淮、两浙盐区的旗人盐政、总商制两项新政策建立与清廷的联系。清朝两淮、两浙盐区食盐专卖制度上承自明后期专商世袭卖引纲法，纲法制给予盐商在特定行盐区的销售垄断权，从而形成新的政商关系。清朝两淮盐区淮南分区的盐商以扬州为中心，向朝廷每年提供全国占比28%-35%的盐税，盐利最为丰厚。作者引用杨久谊等学者的观点，指出“引窝”制是扬州盐商崛起的关键原因。清代两淮总商多为明后期富有囤户的后裔，总商的盐务被视为公务，是盐政的左右手。总商多来自徽州的歙县，特别是歙西的一些村庄。作者分析乾隆朝两淮总商江春个案，江春深受乾隆帝青睐，他的家族与其他盐商家族联姻，捐输乾隆帝平定金川等军费，斥巨资接待巡幸江南的乾隆帝，由此获得朝廷嘉奖和丰厚的盐利。尽管部分两浙盐商身份不太明了，仍然可找到大部分居住在杭州的两浙总商来自歙县。清廷任命旗人尤其是包衣为盐政官员，将皇帝个人网络植入两淮、两浙盐政制度，而盐商正是利用这项新政策，巧妙地与盐政官员、清廷两方面建立联系。作者利用内务府档案中江菼和喀通阿一案犯罪供词材料，分析乾隆初期盐商与内务府、官员的关系网络，内务府深度介入总商任命，而总商须与盐政保持良好关系，总商、盐政、内务府三者达成平衡的背后是家庭、师生、同僚关系的运作。作者梳理复杂的政商关系网络，为后四章徽州盐商与奢华之物互动的论题提供制度背景。

第二章讨论徽州盐商如何在江南为宫廷置办贡物。江南是宫廷贡物的主要来源地之一。两淮盐政是宫廷指定的办贡人，扬州盐商则是置办贡物的具体承办人。玉贡一案表明总商江春与新疆玉石买卖商人、扬州玉石古玩商人的密切联系。除了买卖贡物的商人和工匠，盐商还广泛结交擅长评估古董的鉴赏家，并为潜在贡物建立仓库，徽州盐商为办贡设计了一套基于私谊、行之有效的系统。乾隆朝扬州盐政李质颖为长春园蕴真斋所制内檐装修个案表明宫廷奢侈物品的生产同样由内务府、盐政和盐商合作完成。朱批奏折显示皇帝、内务府通过沟通机制监督并严格控制宫室装修过程，盐商也是这一过程的实际监督者。《四库全书》编纂为盐商提供了一个特殊办差的机会。江南藏书家享有盛誉，乾隆帝通过盐政和总商在扬州寻找书籍，他在谕旨中明确提到“因亲及友，广为访借”之法，盐政李质颖挑选了8名总商来完成这项工作。置办贡物和贡物制作的活计通常属于宫廷常规预算，盐政主动进贡也应由他们自己的俸禄承担，然而实际上总商常常自掏腰包采购贡品、为活计买单，他们不仅想赢得皇帝的青睐，也能从中获得经济利益。通过置办贡物，徽州盐商的艺术品味影响了乾隆朝宫廷的艺术品味，从而发生朝廷与江南奢华艺术品味的互动。

汪氏小苑，扬州保存较好的清末民初盐商住宅

第三章聚焦于两浙徽州盐商汪启淑的收藏，讨论盐商如何为皇帝和为自己从事书籍、书法、绘画等文化艺术品收藏。作者认为18世纪商人热衷收藏并不是以模仿文化精英为唯一动机。明末奢侈品消费的热潮带动了收藏文化，培养了学者和商人的文化艺术品味，“品味”开始作为衡量社会地位的指标。18世纪乾隆帝对收藏的热情促进了收藏文化蓬勃发展，“收藏家”逐渐成为新的社会类别，收藏对象也从书籍、绘画、书法扩大到多样材质藏品，考据学推动了收藏品学术研究。江南一些徽州盐商因其收藏享誉全国。马氏、黄氏、程氏、鲍氏、汪氏等等徽州巨室的藏品赢得鉴赏家津津称道。盐商的收藏部分充当潜在贡物的储备，当然他们也从对皇家收藏的贡献中获得好处。盐商的私人藏品与宫廷藏品连接起来，提升了盐商收藏家和鉴赏家声誉。鲍廷博在家中设赐书堂、汪启淑在家乡修建御书楼，公开展示自己与帝王的关系，得到包括朝廷官员在内的士人精英的认可。汪启淑通过珍本藏书维持与纪昀的私交，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汪启淑还以收藏印章闻名。他痴迷印章、编纂印谱，精心构建了印章收藏家的社会形象。海量的印章收藏与考据、出版印章目录、印谱，使汪启淑巧妙地摆脱玩物丧志的负面收藏家形象，构建了正当的、以金石学研究为目的印章收藏家身份，赢得了士人精英的认同。

第四章和第五章以物的视角讨论徽州盐商的宗族礼仪建构。第四章又以《清代徽州商人鲍氏的奢华义举与社交网络》为题发表在《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一辑（2018年）。尽管前人对徽州宗族制度有较多研究，但由商人资助的宗族工程表现在物的形式和形成过程上缺乏细节性研究，对其特定效用和社会影响也缺乏探究。第四章通过棠樾鲍氏宗族义举所衍生的实物，分析族谱、祠堂以及义田碑及其衍生品的制作过程，指出盐商与宗族相关的义举实质是能为道义所接受的奢侈消费。总商鲍志道斥巨资重修家乡的祠堂，重金邀请著名画家、石刻师为祠堂作画、制作石碑；选择优质材料并聘请著名刻工制作鲍氏支谱；围绕捐赠义田的义举邀请著名学者撰文，并请大书法家誊抄，衍生出一批以鲍氏义田为题的文章、书法作品。第五章重点分析徽州盐商修建的贞节牌坊，讨论盐商宗族节孝礼仪的物化过程。盐商修建贞节牌坊，宣传其道德名声与商业财富，当地村民与这些牌坊互动，使盐商在家乡维持了家族和谐和社会秩序。相对其他各章丰富的历史文献，本章资料主要来自于作者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所获，体现作者“回到历史现场”的研究特色。通过第四、五章的讨论，作者富有创见性地指出盐商的宗族礼仪建构是在一个联络了高官鸿儒、江南名师名匠的跨区域社交网络中进行，盛清的徽州盐商巧妙地编织了这张网并生活其中。

本书首版为英文版，作者也是以西方汉学和史学界同仁为主要阅读对象，中译本的个别术语读来不免有隔膜之感。如“士商社会阶层谈判的传统分析范式”的英文表述在海外汉学的背景下容易理解，译成中文则较为生硬，如以“贾而好儒”“富而好礼”来讨论盐商的策略（参见王振忠的研究），相信中文读者阅读体验会更顺畅。

广州鸟瞰图（乾隆时期彩绘）

《奢华之网》展现了18世纪江南徽州盐商编织的奢华之网，读者若将视线转移到岭南，会发现广州的商人们绘制了另一幅大相异趣的奢华之物画卷。18至19世纪，广州新城和西关、河南岛一带居住着洋、盐大商人。梁嘉彬先生广东十三行研究最早让世人了解一群生活在广州专擅对外贸易的行商，他们的贡物模式颇似徽州盐商，通过海关监督与内务府、皇帝建立了联系，自鸣钟、象牙雕等奢华贡物大多出自这些行商。或许与他们的行业有关，行商们在“贾而好儒”“富而好礼”方面没有盐商那么热衷。他们的海外网络与国内网络似乎同样重要，因此精心准备贡品的同时，也创造了从平价到奢华无所不包的外销艺术商品。近年研究表明，广州大盐商的活跃迟于徽州盐商。清代广州盐商多来自督抚、盐运使身边的幕僚、家人，幕僚也多来自江浙地区，呈现出两广盐政的“江浙现象”。18世纪康熙朝官帑收盐、乾隆朝改埠归纲系列盐政改革，乾嘉之际大盐商们登上广州历史舞台，始称总商。嘉道时期两广盐区总商经营份额占比约75%。著名的总商聚居于广州新城高第街、濠畔街，与卖麻街的总督署毗邻，也与西关聚居的行商们毗邻，构成洋、盐商毗邻共处的广州城市空间特色。广州盐商亦“贾而好儒”“富而好礼”。晚清梁廷枏盛赞梁、许、金、孔等总商家族科举之风：“近日文风翔盛，每秋试发榜，泥金报帖几满门墙。其中懋迁子弟十之三。总商中如梁家香浦孝廉衣钵传家，诸郞既联步木天，余亦翩翩白袷。许宾衢员外则少年科第，踊跃从公，词赋一门，步武者方将踵接。余如金家群季桂续芹香，孔氏门庭梓承乔荫，是皆席先世之业”。19世纪广州盐商在珠江边修建名园名馆，作为他们与高官、名士交往应酬之地。天字码头附近的太平沙总商别墅云集，已知有许氏袖海楼、孔氏岳雪楼、烟浒楼、梁氏遂初楼等，督抚、士绅们登临名楼“俯瞰珠江”“弦诗读画”。盐商的名园别馆也以珍藏善本、名碑名帖著名。孔氏岳雪楼、烟浒楼专藏宋元珍本、明清善本。集洋、盐商于一身的潘仕成海山仙馆所藏金石古籍、古帖古画海内知名，号称“粤东第一”。18、19世纪广州的洋、盐商人与18世纪江南的徽州盐商交相辉映，在清朝物质文化画卷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