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的价值如何生成——新文学的历史现场和逻辑起点

2023年5月28日，“新文学的壮流与回澜”工作坊在中间美术馆顺利举办，这是中间美术馆“中国作为方法”系列学术活动之一。与会嘉宾有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姚玳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联芬、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姜涛、中间美术馆馆长卢迎华、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季剑青、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李浴洋。他们在姚玳玫新著《垒建新文学价值的河床（1923-1937）》基础上，围绕新文学价值生成的历史现场与逻辑起点、从作家到文体：新文学价值生成的细节建构、对于新文学价值的反观与反省、新文学价值在当下的可能性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主持人李浴洋首先介绍了策划此次工作坊的缘起。新文学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形式背后有丰富的价值意涵。姚著致力于考察的即是新文学价值从“五四”之后到抗战以前如何落地生根的过程。上中下三编分别对应作家主体与文学观念的确立、经典范式与文体规则的生成、文学知识与文学教育的构建三方面内容。他认为，这几乎是所有从事现代文学研究者都必须直面的问题，值得深入研讨。

姚玳玫的引言对其新著的写作背景、问题意识、理论资源诸方面作了介绍。这本书起步于1999年，这年她参加黄修己先生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撰写工作，开始搜集1928-1937年新文学史料，走进这段历史的深处。她认为1928年的革命文学运动对于新文学是一场根基性的撼动，“人的文学”遭到革命文学倡导者理论上的全盘否定。将新文学放在这种被连根拔起的发生重大价值扭转的背景下来考察它日后的价值生成情况，特别有意思。而这种价值扭转其实应前推至1923年。这一年《中国青年》创刊，创刊号上发起对新文学的批判，开启了以革命介入文学和以文学动员革命的历史进程。之后，新文学如何走？它会奔向何方？本书经由对这一时段新文学群体与个人的关系、新文学的经典化生成与文体规则确立、新文学的知识图谱构建和落地生根情况等多层次、多块面作考察，梳理出这一时期新文学价值实践的主次交汇、多元共生景观，指出其特点：一是新文学的自我生长性；二是新文学在多个目标奔赴中的多元共生景观；三是新文学在多方角力中的共同规则确立。这其中，“人的文学”观念和艺术审美规则是新文学价值构建实践中最为根基性的部分。她强调，这本书做的是新文学价值实践的历史现场和逻辑起点考察，而不只是做文学价值论意义上的讨论。

杨联芬把当代史与个体生命史的背景带入到对于新文学价值的讨论当中。她从书名谈起，指出姚著用“新文学”而不用“现代文学”大有讲究，这代表着作者对于“五四”价值的坚守与申张。因为“新文学”是指五四新文化意义下的文学，而“现代文学”对应于新民主主义文学。此种立场与她们在1980年代文明开化的进程中得以形塑自我的成长经验相关。她总结，姚著的学术史意图在于对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以及从1990年代末延续至今的对于重写文学史的反省的一种对话。此外，她以第二章关于《语丝》与《现代评论》之间的论争等内容为例，指出姚著试图破除以往研究中启蒙与革命、五四文学与革命文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但某些论述也陷入到这种思维惯性里。关于革命文学与五四文学的关系，姚著认为革命文学强势扭转了新文学的发展方向，她则认为革命文学是从五四新文化中比较激进的一支延伸出来的。

王风将姚著的写作特点概括为谱系学的研究策略、个案研究作为研究方式、以审美为价值取向三个层面。他指出，1928年是全书最为吃重的部分。前三章的论述以1928年为皈依，后面的内容都是由1928年生长出来。针对杨联芬提及的“新文学”与“现代文学”问题，他认为“新文学”是指文学革命为起点，以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文学，“现代文学”则指现代时期的一切文学，包括旧文学、通俗文学等，故“新文学”是“现代文学”的一支。他最感兴趣的是为何要以1923年为起点，他认为1923年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周氏兄弟失和。五四之后，《新青年》的核心人员仍以新文学为核心工作的是周氏兄弟，兄弟参商，相当于《新青年》阵营的再分化。且他们与青年有紧密联系也是从此时开始。针对周氏兄弟的经典化问题，他以为除了外部评价，还应关注周氏兄弟的自我塑造层面，这在两人如何编自己的文集上有体现。关于《新文学大系》的编纂及其导言，他认为从历史叙述上说，文学革命的历史叙事战胜了革命文学的历史叙事。

姜涛认为“河床”在书中有两层含义：一是新文学的自身发展脉络，二是关于新文学的历史叙述与新文学知识图谱的形成。针对1923年的起点问题，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新文学在1923年受到国民革命的冲击。与此同时，新文学进入了全国性的普遍的文学时代，大量文学社团涌现。茅盾将此比喻为“尼罗河的大泛滥”。大水泛滥的结果是新文学趋于类型化、同质化、空洞化，面临自身的危机，所以《中国青年》对于新文学的批判不是孤立的，此时的新文学正在进行一个整体性的调整。此外，1923年以后“河床”开始形成，新文学逐渐变得秩序化、制度化。鲁迅倡言再起思想革命，正是出于对新文化批判性活力被削弱的担忧。他强调，新文学的壮流最核心、最可贵的，不是老实地回到规则中去，而是不断突破，拓宽河道，重新定义，打开边界。规则与反规则，是我们理解“壮流”与“回澜”的重要层面。他还以30年代大学课堂对于新诗历史的讲述、“人的文学”的复杂性等为例，提醒新文学一旦形成稳固的历史叙述，就一定程度上把“壮流”与“回澜”当中的可能性与复杂性给遮蔽了。

季剑青认为，姚著可当做一本文学史来读，但又没有一般文学史著那种高头讲章的气息，而是通过一个个细部的个案的“深描”，呈现了中国新文学1920至30年代的一种动态、充满各种对话甚至斗争的文学史图景。关于新文学的价值内核，在姚玳玫看来是“对文学自由性、独立性的认同和尊重”。季剑青则强调要区分两个视角。一是从历史当事人的角度看，“人的文学”价值基点包含两方面的张力：一方面是文学的审美自主性，另一方面是社会实践性。当事人如胡适在总结新文学的历史经验时还不断产生对于新文学自身的“价值焦虑”。1930年代左翼对京派作家的批评，抗战时期关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都反映了这种焦虑。二是从后来研究者的眼光来看，普遍认为新文学在整体上艺术价值不高。他提示，当我们提出新文学“经典化”的问题时，是不是也体现了我们自身的某种“价值焦虑”。

袁一丹作了题为“落伍者的自觉——当五四青年步入中年”的报告。她认为，当我们回顾五四新文学的流变时，“青年”与“中年”的对峙，无论从社会运动、思想论争，还是文学修辞的层面，都确乎构成某种动力机制。她以鲁迅和周作人为中心，考察青年与中年、革命与没落的对垒。具体而言，她是通过细读俞平伯、周作人与革命文学家、左翼青年交锋的文章，包括思想、态度、修辞等内容，横向勾连鲁迅，纵向引及朱自清、丁文江、沈从文等人的相关论述，呈现了1930年代前后叠加于代际问题之上的各种“时代意识”。在问题与方法上，主要回应了姚著的第一章《“青年”与革命文学运动》与第八章《周作人的经典化构建》。她总结，所谓“壮流”与“回澜”构成了一个时代动态的、二律背反的统一性。因而我们要同时关注青年与中年、革命者与落伍者，关注前浪和后浪之间的引领、转移、压抑。只有将各种对立的政治取向、思想主张、情感诉求，视为试图掌握统一命运和伴随而来的问题的努力，才算真正理解了一个时代。

姚玳玫对上述五位学者的发言作了回应。关于将《语丝》与《现代评论》之争视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之争是否合适的问题，她补充，如果将两刊的冲突，置于1923年科学与玄学之争的背景下看，会更清晰。留洋归国学者的科学主义的现代大学管理意识，与本土人文学者对家长制、传统卑尊秩序的人文主义的反感之间，是有矛盾的，双方各有自己的正当性理由。她认为，以1923年周氏兄弟的失和作为观察新文学变化的一个节点，很有意思。她的确未能关注鲁迅的自我构建问题，却关注了周作人的自我构建。关于《新文学大系》导言的历史叙事，她说即便到了1930年代中后期，“五四”那一段仍是强势叙事，这也说明新文学价值的稳定性。她认为姜涛对于1923年《中国青年》创刊的历史情境，以及当时社会对于新文学的不满和新文学自身也在自我调整的情况，阐述到位。她也认同规则化的形成可能反倒阻碍了新文学的成长。针对要将历史当事人视角与后来研究者视角分开来看的观点，她回应，新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价值并不很高，但创作同仁对审美规则的尊重和自觉遵守，却是其时的一种共同做法。对于袁一丹的主题报告，她说书中处理的还是1928年及之前的青年问题，而袁则把它延伸到1930年代之后，经过相关文献的梳理，此问题更为活生生地呈现了出来。

在圆桌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就姚著及相关话题各抒己见。关于新文学、旧文学与通俗文学问题，杨联芬指出曾朴不应被视为鸳鸯蝴蝶派，《真美善》值得再注意。王风认为新文学、旧文学、通俗文学在现代文学阶段是并置的关系。且新文学刚开始时是很弱的，1923年新文学泛滥，一个很主要的心理动因是认为新文学门槛低。姜涛补充，当时很多人到北京找不到工作，或考试考不上便从事新文学写作。如沈从文，但这个起点也决定了他一直想成为一名纯文学作家的理想。姚玳玫提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不是一种自然的过渡，还可再斟酌。王风提醒，所谓“革命”可以作泛化处理，因为当时不管是国民党的青年，还是共产党的青年，都在谈革命，甚至被认为是“没落”的一群有些也是从“革命”出发的。周作人的隐退其实是一种反抗的姿态。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若从代际角度看，本质上是弑父。姜涛则认为，革命文学与国民革命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国民革命，可能就没革命文学。袁一丹认为，周作人、俞平伯等人与左翼青年的隔膜，很大程度上跟他们的表达方式，如饶舌、夹杂、文抄公体等相关。周作人、俞平伯有意用这种表达方法，也许是有意与左翼文化术语拉开距离。俞平伯他们此时要拉拢胡适，可能是看到了胡适的表达能力与舆论号召力。

在问答环节，针对艺术审美规则能否在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中占一席之地的问题，王风提醒要认清文学史的作用，要分清其中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观点。姚玳玫回应，文学研究有从历史角度进入或从具体作品进入的两个类型。季剑青则以法国文学史家居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的《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文学的第三共和国》为例，提醒文学史可以不是教材，或有头有尾的新文学叙述，而是一个向各方敞开的空间。李浴洋也指出，近五年现代文学领域能供专业之外的读者阅读的有《许子东现代文学课》《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钱理群新写的《钱理群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姜涛认为此问题可大可小，小一点说，是个人如何面对文学研究。大一点说，可能反映了我们这个学科的内在危机。他由此抛出一个问题：20世纪中国是否有一个如布鲁姆所指出的，可以成为伟大经典的序列，为后来的社会展开提供活力？季剑青回答，如果说我们需要把现代文学当做一个能够为我们精神世界提供滋养的对象，可能恰恰要回到历史里面去。对他而言，现代文学与历史连接的部分是最有吸引力和最有感召力的部分。姚玳玫赞同季剑青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