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印象记︱唐日安：办公室贴“福”字的中国基督教史专家

初见

十月的上海，正处于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丹桂飘香，余味尚存。天气不燥也不热，不湿也不冷，颇适合户外游玩。2016年的国庆假期尚未结束，我便乘前往加拿大中部省份阿尔伯塔省的省会埃德蒙顿（Edmonton），开始了在此地为期12个月的学习生活。

到达此地的第二天，我遇到了两个惊喜：一是晨起之后看到外面的漫天大雪和地上厚厚的积雪，这是意外之喜，毕竟在上海住久了，见到雪颇感新奇，更不用说如此大的场面；另一是在此雪天要至阿尔伯塔大学，与我此次在加学习的学术接待人（Academic Host）唐日安（Ryan Dunch）教授会面，这是早已约定好了的。

上一次见到他还是在2015年11月的上海。那一次，他在上海大学历史系做了两场讲座，也提供了我受国家留基委资助赴加学习的机缘。没有他的邀请，我是无法申请奖学金并成行的。唐日安曾于2008年至2015年间任该校东亚系主任，后回到他1998年初至该校的历史与古典系任教授。卸下行政管理职务后，他专注于教学和研究写作，据了解他每个学期平均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三门有关中国历史的课程。

虽然前一夜的落雪不少，自行车和人行共用的通道则已被市政打扫得干干净净，虽然住处旁边即可乘坐三站地铁直达大学，我还是选择步行前往位于北萨斯喀彻温河右岸高地的校园。欣赏了四十余分钟的街景后，来到如开放公园般的大学校园。敲开唐日安办公室的门，再次看到他笑容可掬的面庞。一米八多接近一米九的身高，让他的办公室显得更为逼仄。在狭小的空间内，一整面墙摆着一张放满了书的书架，其他角落上则层层叠叠摞了近半人高的书箱。

学者的生活果然是以书为伴的。定睛再细看，书架上的中文书不少，且大多与福州有关，这些应是他早年研究福州基督教历史的参考资料，保存至今，可谓难得。唐日安在寒暄中不为抱歉地说放在办公室里的书太多太乱，没时间细细整理，并突然用中文说，“没办法，太忙了”。对此，我只能报以理解的微笑，并奉上临行前在天钥桥路买的盒装上海点心作为见面礼。

坐定下来，合上门时，才发现门后挂着鲁迅先生赠瞿秋白的一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想必这是唐日安教授的某位中国友人送给他的纪念品。联句立意或也表明了他自己对待朋友的心志，而他的脸上总是带有颇具感染力的真诚笑容。

聊了一会儿各自近况，他建议我选修他的几门课程，多来听课，当然如时间紧张也不勉强每节都来。又告知我，他最近有一部书稿在“赶工”，教学和科研都比较繁忙，并约定每周固定时间在办公室会面交流。聊天间隙，他随手取出从家中带来的午餐边聊边吃。午餐很简单但又丰富：一个三明治，一瓶饮料，一个苹果，一个橘子，更说明了他日常工作时间的紧张。原来，他下午还有课要去上。聊了不多时，我便告辞，前往行政楼办理注册手续。

教学

晚上回到住处，我查阅了历史与古典系（History and Classics）的当季课程安排。该系按照不同的学分等级为全校各学科专业本科生、研究生提供了较多主修和辅修课程。唐日安教授的三门课分别是：1500年前的东亚史（中国、日本、朝鲜等）、1500年后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近现代史。选修课程的学生可以在选课系统上，查看教学大纲、每周的授课内容、阅读材料以及授课教师每周上传的电子课件。学生除上交课程论文外，还要做研究报告，以及参加期中、期末的两场考试。为了保证教学效果，学生必须提前熟悉大量的阅读材料。在图书馆自习期间，也常能看到唐日安教授为学生扫描电子版阅读材料的身影。

在唐日安为本科生开设的课上，绝大多数学生是中国留学生，他们多是以商科和管理为主修。一门有30余人的课，教室中非华人学生可以个位数计。中国留学生或许是在初高中阶段接受国内教学模式熏陶过久，或是对所学内容比较熟悉（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在课堂讨论环节中也不甚积极。反是几个占少数的非华人学生发言踊跃，他们或许有更多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渴望，而中国留学生辅修这些课程则或有觉得这些课程容易过关的“动机”在里面。

在与唐日安的日常课后交流中，也能感受到他对中国留学生的关切。在加拿大的各级中国留学生日益增多，不少学生独自留学，也有些小留学生由父母陪读。唐日安当然理解这种现象出现的社会原因。在日常交流中，他也偶尔论及此话题，他认为中国留学生为了追求学业，也必须融入当地社会，以融入不同族群的社会文化中。记得在他课上有一位发言比较积极的女中国留学生，课后时间里，不仅在社区做志愿者，也在大学校园餐厅里兼职。一次和唐日安同行午餐时，偶遇这位女生正在工作，唐日安竖起大拇指予以称赞。在他看来，这样的留学生活才是高效且愉快的。这是他对在加拿大读书的中国留学生的建议。在他的课堂上，也常能感受到他对中国留学生的鼓励和帮助。

唐日安授课的一大特点是，充分为学生提供多层面的知识来源。有一次课讲到一半，他从讲台旁的书包中拿出数本与当堂课内容相关的书籍，分发给学生浏览。不少书是他淘来的珍本，这种对教学的投入无疑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2017年春季学期，唐日安教授又为研究生开设了一门宗教与中国社会研讨课。课上同学主要为该系研究生，以讨论的授课形式促进学生对相关研究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同时结合跨学科的方式借鉴宗教学、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通过这门课，无疑有利于扩展了研究生们的理论知识和学术视野，了解学界最前沿的学术动态。而在他的讲解和讨论中，这些研究生则更好地理解了中国国内的宗教发展状态以及目前的宗教政策。

唐日安的本科生教学课程以中国历史为主，他曾在接受加拿大一家媒体采访时，呼吁加拿大教育主管机构应加强相关课程的教育投入，鼓励正面传播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知识。可见他希望借助教学来促进加拿大青年增进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正确认识和理解，这无疑对减少整个加拿大社会可能存在的对中国和华人社会的误解有正面作用。此外，随着在加拿大出生的华人后代的增加，他们也需要在受教育过程中进一步理解自身的文化之根。而据我观察，原先代表和保存了中国文化，特别是粤港地方文化的唐人街，正在日渐衰败，逐渐沦为流浪汉的聚集地，留下来的多是年迈的高龄华人。由于华人社区政治声音的薄弱，合法的毒品注射亭也一度被安置在唐人街的街道上，加速了这个社区的衰败。然而也看到了一些希望，新的华人移民群体也组织游行对此事发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这都是题外话了。

随着中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有关中国的教学和科研活动在加拿大各个大学和科研机构中也日渐兴盛。唐日安教授所在的阿尔伯塔大学也新近成立了一所中国研究院（China Institute），定期举办有关中国的讲座和展览活动，并与中国国内学术界保持密切联系，而且也为中加两国学生提供奖学金和互换交流的学习机会。唐日安以及该校与中国研究有关的各学科学者都是该院学术成员之一。该校中国研究院也逐渐成为加拿大科研机构中中国研究的重镇。在唐日安的指引下，笔者在加学习期间，也多次参与该院组成的学术活动，进一步认识了加拿大中国研究的状况。

研究

论起加拿大“汉学”研究（或者中国学研究），论者尝以“北美”二字将之与美国学界合二为一加以论述和探讨。这种划分主要基于北美教育和学术体系的相通性，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素。

在加拿大汉学家的中国研究内容中，中国历史和宗教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如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 1993）一书，欧大年（Daniel Overymer）有关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等等。

唐日安教授的学术研究重点则集中于近代中国社会和在华基督教史研究。1962年出生于百慕大地区的他，1987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获得东亚研究本科学士学位，1991年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卑诗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1996年从美国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唐日安教授在交流时曾向笔者介绍说，他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欧大年是他们的授课老师之一，他彼时对中国宗教和社会产生研究兴趣，与欧大年等人的教学和指导有关。而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他的指导教授是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唐日安回忆说，史景迁的研究涉猎范围广泛，他自己很少做重复的研究，他门下的博士研究生选题也比较多样。就他自己而言，他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多是出于自己的学术兴趣。在选定题目后，史景迁没有过多的干涉，但总是能够在讨论论文时为其提供富有洞察力的指导意见。

唐日安1992年至福州参加一场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相关的研讨会时递交了一篇与近代福州中国基督徒有关的文章，随后逐渐发展成他的博士论文选题。1993年至1994年间，唐日安在福建师范大学邀请下作为访问学者至福州搜集相关资料，以为撰写博士学位论文。

在此期间，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也在福州生活。在搜集资料期间，他受到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省图书馆、福建省档案馆等机构的协助。国内学界在这一领域的先行者章开沅、林金水等学者也都提供给他很多帮助。笔者在与之闲聊时，常能感受到唐日安教授对在九十年代初中国生活的怀念。他的女儿也起有颇为典雅的中文名，且特别倾心于中国文化，而这么一个“洋娃娃”在当年的福州街头曾吸引了众人的围观。

唐日安有关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最终成果是《福州新教徒与现代中国的形成：1857—1927》（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一书。该书基于他的博士研究论文，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可以说是北美学界在中国基督教史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专著。

唐日安的这本专著，有多个优长之处：一是大量使用了新发现和搜集来的中文材料，特别是福建师范大学陈增辉先生当年积累下的史料。这就与多数西方学者依赖西文资料相比构成了材料上的优势，同时与中国学者相比，又有兼具熟悉西文史料的优势；二是，将研究对象集中于中国基督新教信众，考察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历史状况和他们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作用，此一思路类似柯文（Paul Cohen）提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也即尝试“在中国本土新教徒群体中发现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三是，除了新的整体性视角外，唐日安的研究也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特别关注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他的研究说明了福州信徒爱国者的身份，回应了“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的观点；四是，在考察这一群体的过程中，始终未离开对他们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关注（详细论述参见，陶飞亚，杨卫华主编《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研究入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以上几点都提供给中国学界某种启示。

唐日安的这本专著国内尚未有中译本。笔者在与他交流时，曾问此事。他坦承地说，有不少中国学者提议翻译此书，但目前尚未有进一步动向。再者，他颇为谦虚地说，此书已经出版十余年，似乎跟不上学术更新了。此外，版权在耶鲁大学出版社手中，拿到翻译版权是非常难的。最后一点，无疑是带着点玩笑的豁达之言。

唐日安教授的一篇学术文章在中西方中国史研究学界，特别是中国基督教研究领域影响颇大。近数十年来，海外学者持续关注中国基督教研究中的范式转移问题。他的《超越文化帝国主义：文化理论、基督教传教使团与全球现代性》（ “Beyond Cultural Imperialism: Cultural Theory, Christian Missions, Global Modernity”, History and Theory, 2002:4；中译见《国际汉学》2016年第1期，史凯译）一文，则是对此问题的思考和回应。该文指出了“文化帝国主义”视角的内在逻辑矛盾和学理性缺陷。文章提出了超越“文化帝国主义”的学术理论框架，认为“方法论的关键在于焦点的转换，从传教士与本地文化相遇时的传播者转向接收端的本土能动性”，从“全球现代性”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历史和现实问题。这无疑是西方学术界在自身传统中的理论总结和转换。该文受到西方学界的广泛转载。中文学界也日益关注此议题（参见，王德硕：《北美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唐日安教授继续在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领域引领着学术研究的方向。2017年北美亚洲研究协会（AAS）年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唐日安组织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中国学者形成一个专题讨论小组，将该计划上报至年会会务组，并成功申请到参会资格。

该专题讨论组主题为“战争与革命时期中国社会中的基督宗教研究新视角”，重点利用非西文的资料考察非西方的角色在中国基督宗教领域的作用。2011年由唐日安指导完成博士毕业论文的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青年学者包克强（John Barwick）、唐日安教授的另一位中国留学生博士研究生、澳大利亚奥克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华人学者廖慧清以及笔者作为该专题讨论组的报告人，并由美国杜克大学神学院（Duke Divinity School）华人学者连曦教授担任评论人。我们六人在多伦多聚齐后，在街头寻觅了一个安静的餐厅，边吃午餐边商议讨论组的报告规则，并互相了解各自情况，以确保报告活动顺利进行。

在参加北美亚洲研究协会年会时，唐日安教授活跃于其他专题论坛，凡是与中国有关的他皆感兴趣。而他在促进中加文化交流方面也颇愿贡献其力。2012年埃德蒙顿孔子学院举办大学生汉语桥比赛，时任阿尔伯塔大学东亚系的唐日安教授参加了该项活动，认为学习和掌握中文非常重要，并鼓励学生从中寻找一种乐趣。

中国情结

唐日安教授与中国学术界联系密切。2013年至上海大学参加“汉语文献与中国基督教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介绍了自己关于晚清来华传教士中文出版物的整理与研究，并讨论了同上海大学进行相关合作的可能性。2015年又至该校做了两场学术讲座。2017年经申报国家外专局成为上海大学高端访问学者。相信双方未来还会有更多合作与交流。

笔者2016年10月由上海大学研究生院派出至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访学一年，在唐日安教授的接待下，受益良多，深切感受到这位“汉学家”平易近人的作风和感染人的性格，以及对后进青年学者的提携。他不仅在寻找研究资料的过程中为笔者提供线索，且积极牵线搭桥，帮助笔者联系欧洲学界前人，也鼓励笔者参与北美亚洲研究协会年会的学术活动，且为笔者争取了参加此次会议的旅行和住宿补助。

从这些具体的细节中，可以感知唐日安教授为人为学的真诚和朴实。此外，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无疑也是推动他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力之一。笔者在作客唐日安教授府上时，观察到其家中摆设有颇多中国文化元素。2017年春节期间，他甚至在办公室门外贴上红纸黑字的倒“春”字，以取“福到了”之意，成为整座教学楼的独特风景。从中也可看出他对中国文化的喜爱。

拉拉杂杂随记了一些有关唐日安教授的印象，仅作对在加学习生活的回忆，以感念这位师长的帮助和提携。除了这些印象外，笔者在回国临行前，在埃德蒙顿旧书店淘到了一本唐日安教授的专著，并请他签字留念。这本书是笔者从埃德蒙顿这座与哈尔滨结为姐妹城市，且比哈尔滨有更漫长冬季的城市带回的最具温度的纪念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