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尼尔谈人类的目的与历史的进程

《全球观：征服者、灾难和群落》汇集了威廉·麦克尼尔在1979年于克拉克大学为布兰德·李系列讲座所做的报告、1982年于贝勒大学为埃德蒙森系列讲座所做的报告、1986年于普林斯顿大学为亨利·斯塔福德·利特讲座所做的报告。在该书的前言中，麦克尼尔指出“本书的核心议题是历史学家如何解释人类自觉的目的与超越人类意识的历程之间的关系”。

人类自觉的目的曾经是历史学家唯一关心的主题，而超越人类意识的历程或许还未被它们所影响的人类所认知。目的与历程之间的关系对于普通人来说仍然是一个谜，因为精心设置的计划和仔细准备下展开的行动往往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结果——有时是灾难性的，有时则无关紧要，另一些则是有意外收获的。

我们继承了关于期待和真实经历之间持续不一致的两个强有力的解释。首先，《圣经》中阐述过的神意告诉我们人类的目的有时与上帝的全能意愿符合，有时却与之相背，因此人类的目的总是在实践中被扭曲或者改变。其次，古典希腊作家——剧作家、历史学家以及哲学家——认为无论众神还是人类都服从于命运。希腊作家所描述的命运有时被拟人化为三位命运之神，有时则被描述为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一种类似于自然法的存在，至少在他们的著作中被描述为像定律一样的存在。如果是像定律一样的存在，那么或许人类可以解码其中的奥义，这种可能性使雅典的悲剧作家以及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着迷。尽管通过寻找人类狂妄行为和所导致的灾难来解析命运的努力，产生了以上两种有力的历史叙述，但却无法解释希腊化时代的政治，以及罗马的兴起。罗马的兴起打破了一切温和适度的原则，因为其狂妄的行为在若干世纪中都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当罗马最终开始衰亡的时候，犹太—基督传承之下的神意说法才又成为理解其历史的唯一充分解释。

命运三女神

在牛顿提出宇宙和地球运行的新观点之前，将人类的目的作为决定历史进程中一个从属因素的观点，对于欧洲人来说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因为人类的意愿只是上帝用来实现其高深莫测旨意的手段。但当牛顿关于机械论世界观的优美数学公之于众时，神对自然世界的干预这样一种解释开始变成一种对神的亵渎。此外，如果上帝避免遵循他为宇宙创设的运行规律来创造种种神迹的话，必然有别的规律掌管人类事务。因此关于目的和历程如何结合起来创造历史的问题再次开放给人们进行思考，这个问题时至今日并没有得到答案。

19世纪，人类希望将研究社会的学科发展成类似于物理学以及天文学那样的科学的想法导致了社会学的出现。在19世纪末期，尽管人们一直盼望的关于人类社会的规律尚未被发现，但是这种学术追求被制度化了。历史学家则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这很大原因是因为历史学在19世纪初成为一门学科（至少在德国），当时对法国大革命中所展现出的无神论的对抗势头正劲。因此，兰克以及其他所谓“科学的”历史的先驱们，肯定了上帝在某些终极层面上执掌历史的观点，即使上帝神命的高深莫测常常意味着上帝对人类事务的进行干预的具体证据往往难以追踪。他们不再苦苦追寻人类事务中神意的踪迹，而是转而提出易于被界定的，并可以给出“科学的”答案的问题。他们希望通过阅读各种书面记录，对这些记录进行比较，以及根据他们的理解梳理违背人类或自然可能性的种种事项，理清人类历史中所发生之事。

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66）

事实上这些方法已经取得了很多成绩。德国的研讨班最终催生了关于中世纪以及近代早期的欧洲历史的详尽叙述，主要是在政治史方面。这种学术方法在19世纪末传入了美国，并用来解释美国以及欧洲的历史。这是20世纪30年代我的老师们试图传授给我的学术传统。在那个时候，我对于他们的观点和方法都不是完全满意，因此常常试图探索我的前辈们不关心或者被遗漏的那部分人类历史。

首先，也是最明显的一点，这意味着拓宽历史学的考察范围，也就是要考察被我的老师们心照不宣地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的五分之四的人类。对我的老师们来说，只有欧洲和美国的历史是值得进行研究的。从欧洲中心论到全球史观的转变尚在进行之中，但是可以看到这种转变正迅速在我们学校中占据领地。这一转变是在少数几位专业历史学家以及教材书写者的助力下进行的，这些研究者试图向年轻一代提供人类在地球上活动的多样模式。

毫无疑问，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值得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获得一席之地，但是很难决定哪些事项是真正重要的。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学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太多我们可以知晓的部分。我们应该忽略哪些问题的论述以使过去的历史更为清晰呢？

一个简单的答案是通过从过去选取数据来增强群体意识。无论是在德国大学中“科学的”历史学出现之前还是之后，这都是大部分历史学家所选择的路径。民族国家史学是第一代专业的科班历史学家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果。那些民族国家之内次一级群体的集体意识（常常在历史中受到伤害的群体）近来成了学术的优先关注点。但是，据其定义来说，世界史家很难通过在任何既存的人类群体之中培养自我意识来获得很大进展。

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可能而非现实存在。但是正如地球上大多数民族国家先由各种政治事件创造，并进而在历史学家帮助下产生共同意识那样，我认为要形成这样一个人类的共同意识，要先由各种政治和经济进程创造一个密切联系的人类共同体，所有的人类和政治体都被迫以从属的身份参与到全球体系当中。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我们并不缺乏这样的条件，而世界史家们如果能够为此提供合理的解释，那么他们就会像民族史家之于19和20世纪兴起的民族国家，抑或二战以来专门史家之于少数亚群体那样，为全人类共同意识的形成做出贡献。

全球化进程与人类共同意识

如果真能这样的话，我认为世界史家则不得不去回答关于目的和历程之间关系的这个难题，这个超越我们前代学者一般思考范围的难题。重要原因之一是世界历史的重要变化往往超越政治边界，并且不受任何人的精密控制。这就将目的和历程之间持续的矛盾推到了最显著的位置上。只要历史叙述的重心仍然是政治叙述（就是民族史家过去做的那样），目的和历程之间的矛盾就可以简单归结为国内和国外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结果。这使历史学家可以将上帝以及其他终极解释抛诸脑后。他们可以舒舒服服地满足于解读自己的史料，同时忽视那些当代人常常意识不到的重要因素。

但是当历史学家试图解释整个世界的历史时，仅仅关注统治精英言行的历史叙述则不再具有解释力。即使是过去的那些大帝国，精英意识也只是一种地方意识，然而那些联结国家和各种群体之间的关系已经将他们都纳入了所谓的世界体系。我所说的世界体系是由人类社会组成的集合体，不同社会间各种思想、货物、疫病、粮食以及科技的流通将它们充分联系起来。在船员们能够跨越海洋之前，在世界各地散落的世界诸体系围绕着一些拥有高技术的中心区域发展起来；慢慢地欧亚世界体系的发展超越了其他世界体系。

从1500年开始，最初内部各个社会彼此密切联系的欧亚体系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世界体系。与之相应的变化是，以前不受历史记录者和官员注意的跨文化史或世界史开始变得越来越显著。这样的发展使得无视全球性的纠葛去讨论民族国家历史变得不再可能。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最新出现的世界体系的历史根源和历史发展进程的话，仅仅依靠整理、比较和考证存世的文字资料不再是一条令人满意的路径。历史学家需要转而去寻找那些有关大规模、长时段历史进程的证据。这些证据在官方史料中即使不是完全没有，数量也很少，但它们却是偶尔的，甚至有时是以一种剧烈的方式改变着人类生活。

交通和交流网络无疑改变了各种新兴事物在过去世界体系中进行扩散的方式。无论在何处发生的交通运输方面的重大突破都会改变原有跨越文化和政治边界的相遇模式。工具、艺术形式，以及其他物质技术的扩散（以及在各地的调适）通常有迹可循，正等着历史学家去敏锐地发现它们。另外病毒以及其他微生物在新环境中的扩散也影响着人类历史，有时是以至关重要的方式起着作用。欧洲以及非洲疾病的输入在美国土著中造成的蹂躏破坏，就是一个证明新的交通联系可能带来巨大影响的例证。更近的一个例子是一种来到欧洲的真菌在1840年代侵入并破坏了马铃薯植株的叶子，进而引起了1845年到1846年间的爱尔兰饥荒，这场饥荒给英国、美国乃至世界历史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爱尔兰大饥荒，俗称马铃薯饥荒

如何理解其中的复杂性？这里收录的文章以一种初步和不完美的方式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在这里给出的答案并不能完美回答在全球以及地方范围内事情为什么会如此发生。我并不期待能够给予读者完美的答案，鉴于当今气象、恒星的诞生与灭亡等领域中对混沌历程的理解，我不期待考察人类社会的领域能够成为一门进行预测的科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够对嵌有人类目的的历程有更多的理解。

特别是1963年当我发表了自己在世界史领域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时，我更加认同人类的历史是被嵌到一系列影响整个生物圈的事件中去的。这是我在克拉克大学主要阐释的观点，即副标题所说的从生态和历史的角度考察人类状态。同时我对于人口激增和锐减在人类事务中发挥的作用也更为敏感。这一观点为我关于大边疆的讲座提供了大框架：我认为边疆地区多种多样社会的崛起是对以下两种并列现象的一种回应，即世界上已经对某些疾病免疫的人口出现了激增，而那些之前与世隔绝的人口因为遭遇新疾病而出现灾难性的锐减。

近代沿着大边疆展开的一系列生物和文化接触的互动所引发的巨变，因此可以看作人类经验一般模式中一个近期的且特别引人注目的例子，这也成了我这本集子最后一篇文章中所阐述的主题。正如我在那场讲座临近尾声时所得出的结论，人类事务处在各平衡系统的层级结构之中：这些系统包括物理—化学系统、生物系统，以及符号学系统。这一层级结构的一个特点是某个层级的变化会侵入并改变其他层级的平衡，有时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实现的。比如说，地球上的生命发展现在已经被认为改变了大气层的化学结构，而人类通过使用各种符号组织起大批人的共同行动也一直不断地改变着我们周遭的生物和物理—化学平衡。

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平原发生的尘暴

在这样一个平衡系统中，人类的目的和计划常常表现得既具有决定性又十分脆弱。它们具有决定性，是因为基于有意识的目的和计划的人类行为在整个系统中都是最具有改变力的因素，它们不断将变动纳入这个系统，因此不断给符号的、生物的以及物理—化学的平衡带来冲击。但与此同时，人类的目的有时是如此的脆弱，因为从未完全掌控它们所希望影响的各种环境。很多时候它们只是一个引子，触发了一系列它们的实施者们都难以预料的结果。我认为这会继而引起一些更有能力的人去改变自然平衡来适应他们自己的需要，但这通常隐含着更大的灾难因素。

这样一个结论对于解答历史为什么会如此发生并没有太大帮助。不过这一结论仍然值得一提，以提醒我们对于自己的行为所可能引发的结果依然愚昧无知。我们知道的以及试图去理解的越多，我们就越能意识到人类历史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由于难以预见最终的结果，我们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行为。我们仍然处在始于大爆炸（可能如此）的演进历程中，这一历程通向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未来——这一未来蕴含这样一个系统，物质和能量在其中展开，恒星形成又最终解体，太阳系形成但最终也会解体（不过生命会在那之前就消失），人类社会在地球上产生、演进，而其结局现在还未知。而且由于我们使用语言和象征符号来解释我们周遭的一切，那些奇特或者出人意料的结果就是我们知道了（或者我们自认为知道了）大量关于事情是如何发展至今的——这包括对人类及其无数子群的现状的理解。

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学变成了一门真正无所不包的学科，它可以包含其他所有一切，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整理和分析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远比研究民族国家历史的前辈们所依赖的档案材料庞杂得多。没有人可以将所有的知识都整合成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解释，但是我们仍然要试图去理解。这就是人类思想对待我们所处世界的方式，即通过给出解释，归纳经验，并将自己的想法（当然是由符号表达的）投射到整个宇宙来理解这个世界。

人类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我在这里的反思、思考和考察只是人类习惯中一个近期且另类的例子。我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拣选他们已知的东西，挑战和改变我的观点来适应他们的需要，进而构建他们自己的一套历史的世界观。这样的一项事业代表了人类最深处的冲动之一，即通过将我们日常的细节与真正紧要之事联系起来去理解我们的世界。

-End-

原标题：《麦克尼尔谈人类的目的与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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