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身边 | 一个“天赋”型选手的10年运动生涯

一个“天赋”型选手的10年运动生涯

作者 | 廖羽 李易蓉 格桑卓玛 扎尔达·恩特马克

一

“记得很清楚，那是四年级的春季校运会。我被班委推荐报名参加了60米跑。当时我们班同学都在给我加油，小朋友又都很喜欢争第一。枪响后我就拼了命地冲出去，本以为赛况会很焦灼，但最后我却以很大的优势拿了第一。田径队老师看我在运动会上表现出色，就直接把我选进去了。”就这样，2010年四年级第二个学期，昕予正式开始了长达10年的田径运动生涯。虽然此时的昕予似乎也不太清楚这样的转向意味着什么。

昕予属于天赋型“苗子”，按身高排队的时候，她总是排在队伍的末尾；每次跑步的时候，都能看到她迈出比男生还大的步幅；在一次次的跳跃中，跟腱的先天优势让她跳得比所有人都高、都远。田径队也渐渐地成了她逃离老师说教和家庭悲伤的地方，在这里她不用听老师说她“不像个女孩”，不用感受父亲患癌母亲日夜照顾的压力和苦楚，她可以和朋友一起玩耍、一起训练、一起放纵。尽管有时会受到教练的训斥，但是教练严肃的神情中总是透露着些许的温柔，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有人陪她一起吃苦和欢笑，一起分享悲伤和快乐，她可以自由地做自己。

二

2013年9月，昕予凭借着优异的体育成绩以特长生的名义进入了第一中学——全市最好的初中之一。初一的时候父亲离世，母亲变得消颓，对昕予的管束也越来越少。第一中学虽是市里排名靠前的中学，但是学校对田径队的重视程度一般，初中教练也是以一种“散养”的方式进行教学，甚少出现在田径场中。

这群被散养着的青少年运动员逐渐聚拢到了“三不管地带”，以训练为借口应付学校老师、以上课为借口应付教练、以上课和训练为借口应付家长，他们一起打游戏、一起抽烟、一起聊天、一起文身，探索着寄居于个体的三重身份之一——“社会人”的身份与角色，尝试着那些在旁人眼里看来十分“越轨”的事情。“那个时候特别贪玩，特别想玩，我们那边田径队的氛围也是比较爱玩的”，她回忆道。每天在快速练完计划后，昕予会和几个“好兄弟”一起在校外的小吃街、网吧等等地方游荡，就算后来教练和老师都知道了，也还是管不住她。就这样，昕予逐渐成了旁人眼中的“社会青年”。虽然不怎么注重学业，但是按时上课和完成作业似乎是昕予对自身“学生”身份的最后坚守。

老成是另一所学校的老师，会经常带着自己的队员到第一中学来训练。渐渐地，昕予和他熟络了起来。老成偶尔也会带她训练，教授她适合自身的训练方法，告诉她为人处世的道理。昕予说，遇到一位优秀的教练是老天对运动员的一种馈赠。在田径道路上老成给予了她许多帮助，这种无心插柳式的训练方法对她来说极其宝贵，因为这是她开启体育生涯以来最称心、最科学的一套训练方法。“天时地利人和”，昕予在初一下学期就达到了二级运动员的标准。

初二下学期的一次常规训练中，昕予大腿后群严重拉伤，她错过了进入市重点高中的竞赛机会。严重的伤病和不甚理想的学业成绩迫使昕予做出了留级的决定。后来，在“初四”的市运会上，她顺利跑出了二级的水平。虽然比赛成绩已经达标，但市里的教练多多少少对这位社会青年式的天赋型少女有些许的成见，似乎都不太愿意接收她。这时，老郭却向她抛出了橄榄枝。

三

那是昕予“初四”市运会结束的第二天下午，昕予准备去学校训练，正当她拿出手机看时间的时候，一个老头骑着老式自行车突然在她旁边停下，对她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现在初三是你的关键时期，怎么还玩手机呢！以后不准玩！你要是来我队里，我就把你手机砸了。”昕予一下子呆住了，还没反应过来，那老头儿已扬长而去。不久后，她接到二中（重点高中）的老郭点名要招她的消息。试训时她才发现前两天莫名其妙骂她的那个老头就是老郭。昕予了解到许多“运动天才”都在老郭队里：小尹是800米天才少年，他初一就拿了省运会第二名；田姐和天哥是老郭带出来的运动员，都考上了市里的211大学。虽然老郭的队伍和昕予的专业不对口，但是能有一个重点中学愿意接收她，昕予就已经很满足了。

老郭眼睛小小的，每天骑着一辆老式自行车上下班，穿的衣服也很是老派，乍一看很难把他跟“能说会道”联系在一起。老郭是二中长跑队教练，他并不关心队员的专项是什么，每周的训练计划一成不变，总是：周一20个400m，周二10,000m，周三5个5000m，周四8000m+7000m+6000m，周五40个200m，周六10,000m，每天的训练量几乎是在昕予初中的训练量末尾多加了个0。老郭会根据每个人的个人能力把控时间长度，甚至精确到毫秒。没有达标？——或加圈罚跑，或直接罚款。在昕予印象里，有师姐甚至被加罚到过80圈。老郭是个很严格的人，他的计划向来都是风雨无阻。昕予记得很清楚，那是她初四的时候，来试训的一个周二。那时市里刚进入5月，到了梅雨季节。虽然天气很舒服，但那天突然下起了暴雨。老郭却还是让队员按照原计划进行10公里训练。昕予说，那天的雨大到看不清前面的路，却已经没有力气抬起手拭去不断流进眼睛里的雨水。大家其实都没达标，但是因为雨太大，而且离目标秒数差的没有很多，大部分人都只是被罚了款，没有继续罚圈，只有一个初二的女孩儿状态不好，跑得太慢，在还剩2圈的时候又加罚了5圈。跑到倒数第三圈的时候，昕予看到那女孩儿细得像杆一样的腿上不仅有透明色的雨水，还有一趟接着一趟的红色流了下来。即使是这样，那个女生还是没有被叫停，她跑完最后三圈后，被几个师姐用衣服裹着去卫生间了。后来昕予一打听才知道，那是那个女生第一次来例假。老郭的训练一直采用高强度、高频次的模式，甚至还会要求受伤的运动员坚持训练和比赛，这种情况很容易对运动员的身体造成永久性损伤。不得不提的是，运动员本人似乎也已对“受伤”二字免疫了，权益被损害的事实在频发的状态下被忽略，甚至被合理化。一次市运会中，老郭坚持要求崴脚的小尹缠着绷带上场比赛，赛后小尹的脚伤越来越严重，六个月后才恢复正常行走。

“老郭是我见过的最会给别人洗脑的人。”他要求家长尽量来陪训，会把自己天花乱坠的计划和构想描述给她们听，收取不知名目的队费来团购营养品更是常规操作了。学业成绩不理想的队员会被推荐到师母那里去补习文化课，昕予自己也去那里上过一节课，但她发现师母啥也不懂：“那天他老婆问我哪科成绩不好，我回答说物理和化学不好，她就在iPad上查找物理化学的重难点，之后让我全部抄下来，抄了整整一个本子。后来我回家跟我妈说再也不去师母那了。其实她那里就像个托管，中国式的家长就是对老师教练义无反顾地相信，小孩子的话有几个会当真。她那不仅学不到东西，还贼贵，一天一个人能收300-600的样子，这个收费标准还是我初四的时候（2015年）”。

似乎在教练员的视角下，青少年运动员总是以饱满的“社会人”的身份角色与他绑定着密不可分的利益关系，毕竟教练不像老师那样有“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样的头衔。

四

昕予真正不学习也是从高中开始的。那时候刚进学校，班主任就问清楚了昕予和她身边的那几个朋友——臭猴、小尹、大熊都是体育生。刚开学的时候他们常常“集体出动”逃课，老师也会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数落他们：“你们现在不学习，以后还能干什么？你们骗教练骗老师骗家长，以为我们都不知道？”虽然老师有时候说的是事实，但是他略带轻蔑的语气换来的不是悔过，更多的是愤怒和反抗。

老师和他们这群“体育生”彻底闹掰是因为高一上学期大熊和老师的一次争吵。那段时间大熊父母离婚，心情十分低落。那天年级主任一时兴起在楼层巡逻，大熊班里体育生们的“专座”——最后一排全是空座，年级主任一生气狠狠地批评了大熊班主任。大熊下训后吃了点东西就回到了班上，刚好碰到班主任在气头上，对大熊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昕予也不知道班主任说了什么，只记得在班主任骂到一半的时候，大熊突然指着班主任的鼻子说：“你他妈凭什么骂老子？你懂什么你就在那说，你说我练完出去玩，我他妈累得像狗我有病？你凭什么说我有辱家门？你是老师，这种话你说得出口？…….”后面还说了什么昕予也不清楚，只知道大熊父母后来去找学校领导求情，让大熊当面跟班主任道歉。大熊最后没有被开除，只是领了处分，但他再也没有上过晚自习，班主任也不再过问任何有关体育生的事了。学校的老师们可能也搞不清楚到底要如何看待这群人，是不思进取的学生，还是专业的运动员，抑或是浑浑噩噩的社会青年。昕予说：“班主任不喜欢我们来班上，我们也不喜欢去学校，当时觉得学习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忙着工作，昕予母亲也不怎么过问昕予的事情，她觉得没有必要像普通学生家长一样监督她学习，更不可能，也没能力督促她体育训练，只知道昕予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去学校上课，晚上十点多下晚自习回家。事实上，昕予并没有去上课，早上到网吧打游戏，下午训练，之后会在奶茶店和朋友们聊天吃东西，晚上到点了就回家。昕予和她朋友们的身份似乎处于一片死寂般的混沌之中，困惑围住了所有人。

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两年，昕予训练成绩一次比一次差。高三第一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昕予在最后一场能达级办证（二级证）的比赛中连决赛都没有进，她的成绩离二级水平差了0.5秒。0.5秒听起来只是一眨眼的时间，但在100米项目中是7米，这7米在赛场上是8个名次，在考学中是二本大学的报名条件。她输掉比赛的那一刻，昕予突然意识到，靠专项考大学已经没有希望了。雪上加霜的是，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一切计划，昕予不能出门，被困在家里两个月没有训练。对于一个田径运动员原来说，别说两个月没训练，两天没训练恢复起来都很累，两个月没有训练就相当于前面两年都白练了，一切归零。也许正是在家的这两个月空档让昕予有了时间去回首自己过去的9年运动生涯。因为训练不能停，她已经9年没有过过寒假，没有出去旅游了。马上就要高考了，现在没有二级证，连参加大学测试的资格都没有。昕予当即决定放弃练了9年的100米，转练“五项”、恶补文化。“五项”是一个全能项目，其中包括100米、800米、铅球、两级蛙跳、五米折返跑或三角障碍，最终成绩按照“体育分的75%+高考分数的50%”来算，对体育和文化都有一定的要求，但要求不高，它是对应能报的学校很少，却也有很多一本二本大学。昕予知道，自己现在就算再怎么努力，光靠文化成绩不可能四个月的时间考上本科，她只能转练五项，恶补文化，搏一搏本科院校。“那个时候的转变确实很突然，没有想过会不会遗憾，只知道自己一定不能读大专，读大专了就全完了，真的就想给自己一个交代。”

五

4月，市里已经解封，但学校还未恢复正常秩序，昕予也没有接到教练归队的通知，只能自己去学校旁边的江滩训练。到江滩之后，昕予意外地发现学校里其他训练队早已开始恢复训练，且已经恢复训练快一个月了。看到除了自己队伍外的其他所有队都在江滩训练，昕予觉得有些不对劲，便给老郭打电话。结果是怎么打都没人接。她又给师弟师妹发短信询问。通过和师弟师妹的交流，她发现除了自己和小尹，其他队员在两周前就接到通知恢复训练了。昕予当时犹如晴天霹雳般呆呆地坐在那里，本来她对自己还抱有希望，因为疫情原因，她最不擅长的项目800被取消，自己的文化成绩也一点点在进步，但现在她犹如无头鸟一般，没有教练带，自己根本不知道如何练好这些不熟悉的项目。全能队的教练老盛看昕予和小尹自己训练，觉得可怜，便让队里的副教练小韩有空带一带他们，但这说好的“带一带”却好像也只是停留在了口头上。

那天距离测试还有20天，小韩终于想到了昕予和小尹，通知他们四点半到沙坑场地，教他们练跳远。昕予和小尹提前半个小时就到场进行热身，却始终不见小韩。直到一身汗的衣服在10度的温度下被风吹干了，小韩都没有出现。后来昕予打电话给小韩，小韩才匆匆赶来，解释自己刚刚有事。他非常随意地给昕予和小尹测了一个跳远成绩就走了。昕予当时坐在地上，边换鞋边哭。昕予知道小韩刚刚应该是在带老盛的队员训练，但如果小韩老师很忙不能来，也不应该耽误自己和小尹的时间。毕竟马上就要高考和测试了，时间对昕予和小尹来说就像是金子，连刷牙洗脸都要算好，一分一秒都不敢浪费，今天却因为小韩的一句话，白白耽误了3个小时。当时昕予和小尹坐在冰凉的地上，看着已经落下黑幕的天，觉得再也没有人愿意管他们了。昕予闭上了眼睛，直接躺在了细沙和污泥之中，似乎连同这个世界一起，被无尽地黑暗吞噬。

这种“被遗忘”不仅体现在训练上，更体现在学业上。除了“遗忘”，在这个领域更多的是“不公平”与“歧视”。马上高考，疫情原因老师也不能返校，只能采取线上教学的方式，学校便将每个班班内又分成了AB两个班，老师在两个班根据学生情况轮流线上讲课。昕予在的文科班也被分成了AB班，但不同的是，B班里全是艺术生和体育生，老师不会单独为B班讲课，而是将A班讲课的声音录下来，在B班课上放，让B班听A班的课。这种情况下B班连PPT都没有，只能纯听话筒的声音。除了上课，所有考试也改为线上进行，老师建议所有人家里买打印机以方便资料打印，昕予也开始跟着大家一起复习。由于昕宇妈妈是公务员，疫情期间要给外来人员做疫情检查，昕予的妈妈单位有打印机，所以昕予得到老师同意，第二天的材料会在前一天晚上提前发给昕予，昕予妈妈下班后在单位打印完成带回家给昕予。有一次考试班上几个同学考的分数很高，老师怀疑昕予把卷子提前给班上同学看了，便在上课的时候“阴阳”昕予，间接警告昕予要讲诚信，不能利用自己对她的信任。昕予很生气，因为疫情之前昕予很少去班里，班上的体育生和普通学生互相之间并不熟络，昕予连那几个高分的人的脸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怎么可能提前给他们看。昕予自己也做了那套卷子，卷子不难，只要背了就能考得不错。后来还有一次考试，昕予考了400多分，其实那个已经是昕予两个多月努力后能保持的正常水平了，老师却事后在班上问其他同学有没有给昕予抄卷子，甚至直接在全班人面前质问昕予有没有抄袭。昕予无奈地回忆说：“我摆烂的时候他们不管，我开始努力了又怀疑我作弊”。谁都在试图让问题清晰起来，谁都在时时刻刻做定性的区别，可是谁都始终处于困境之中。

五米折返跑其实只要掌握了方法和技巧就能拿满分，但是因为没有人教，昕予在最终的测试中失误连连，最终该项目只有70分。铅球这个需要技术和方法技巧支撑的项目也成了昕予的失分点，测试时只得了30分。在100米和两级蛙跳这两个与昕予曾经的专项密切相关的项目中，昕予都完美发挥了自己的实力，全部满分。在高考中，昕予也发挥出了自己的最好水平，拿到了472分的优异成绩。五项和高考的综合分数过了二本的分数线。成绩出来的那个晚上，昕予一直辗转反侧，时不时地登陆网站查询自己的分数。终于在凌晨4点查到了自己的分数。看到分数后，昕予高兴地跑到妈妈房间，激动地喊道：“我有大学读了！”妈妈和后爸被昕予欣喜的声音吵醒，烦躁又敷衍地应了一声便又睡着了。她说，“他们本就不太在乎我考没考上，可能认为我读不读书都是那个样子，没什么好高兴的。”

六

“我每次看到短跑队跑30、60、90米，我真的好羡慕啊，因为我本身就是练短跑的，所以我真的很想跑短跑。老郭对我们的影响不仅仅在训练上，他还对我们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打击。除了语言攻击，一次次比赛的垃圾成绩都让我们很自卑。高考那段时间我真的好恨他，一点都不负责，我高考考完了他甚至连一条微信都没有。但现在我其实不怪老郭，毕竟我初升高他也给了我一线生机，我以前怪他也只是怪他自私、不管我们，我们当时感觉就像是被爸爸抛弃一样，我和小尹当时都哭了，感觉像被家人抛弃一样，后来一想也释怀了。毕业了有几次碰到过他，我们两个对视了也没有打招呼。我不想跟他打招呼，他也没给我打招呼。收钱这个事情，好像在体育老师里很普遍，我其实觉得收钱挺好的，拿了钱帮你办事，你也不欠人情。但是老郭是拿钱不办事的。我感觉老郭不像一个老师，像是个商人，他在市里有两套房子，都是两三万一平的，女儿也被送去美国读书了。其实细细盘算能发现，老郭招学员的标准从来都不是运动成绩和运动天赋，他带过的队员家庭条件基本都在小康以上，很多都是家庭条件优越的孩子。在这些孩子中，有的天赋异禀却最多只能保持初时的训练成绩，这也会成为老郭吹嘘自己带队水平的噱头。他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高中毕业后没有学上，或者是靠自己还没有放弃的文化成绩考到大专或职校继续学习，而这一部分人仿佛从来没有在他的队伍里出现一般，被他和田径圈彻底遗忘，留下的只有老郭本子上的圈数和秒数。我和小尹很明显，就是这“大部分”人里的两个。我不会后悔，因为我确实这么多年都没有好好训练和学习，但是小尹可能会吧。他真的很优秀，也特别能吃苦，对老郭也言听计从，如果不是因为受伤再加上伤没好被要求比赛，形成了旧伤，他也不至于练五项，总是会心有不甘。感觉大家都会有遗憾吧，但是现在只能把握好现在，然后好好努力去改变这个现状。”

后来，昕予上了一个二本大学，不再练田径了，这次是她自己做的决定。大学一入学昕予就找了个男朋友。他对她极好，但是正当两人处在热恋期时，男生却因为意外去世了。一个每天都在身边的、对自己极好的人就这样突然永远消失了，让昕予一度消沉，甚至因此患上抑郁症，只能靠药物入睡。后来昕予遇到了现在的男友，他的阳光和积极像是一束光温暖着昕予灰暗的人生，给了她很多的鼓励。昕予也接触了“健身健美”这项运动。昕予说，“自从我开始健身、进入一段新的恋情之后，我感觉我的人生走向了正轨。有一种伤害在逐渐被治愈的感觉。”

回看昕予的田径生涯，昕予和田径就像是两条相交的线，短暂停留过后便各自为路，得意又失意。一声怒吼在交织的瞬间爆发，不知是谁发出的、谁为谁发出的，只知道这怒吼却又似乎仅是一种自说自话的喃喃。

本文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2年《影视文化与批评》课程作业，获得“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优秀作品。

原标题：《重拾身边 | 廖羽 李易蓉 格桑卓玛 扎尔达·恩特马克：一个“天赋”型选手的10年运动生涯》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