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田野笔记：新左翼政府与和平进程

一、哥伦比亚迎来首个左翼政府

2022年，我在哥斯达黎加大学结识了挚友Ana，她来自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5月，她在哥伦比亚总统大选海外投票站担任计票志愿者；6月，当左翼联盟“历史公约（Pacto Histórico）”赢得选举时，Ana和她在投票站的同事们高兴得相拥哭泣。

图1：2022年5月30日，在哥斯达黎加境内的哥伦比亚公民前往投票站投票

作为拉美重要经济体，哥伦比亚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左翼政府，也由此和巴西、智利共同成为拉美第二次粉红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哥伦比亚为什么能在2022年迎来历史转折？这不仅是哥国社会矛盾激化、左翼全面联合的结果，持续数十年的哥伦比亚内战也和这一转折紧密相关。

激化的哥伦比亚社会矛盾

和智利、秘鲁等拉美国家一样，哥伦比亚作为金属及矿产品等大宗商品出产国，受益于21世纪前10年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周期 ；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拉美在中国经济拉动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下迎来“初级产品繁荣” 。然而，在2013年繁荣期结束后，哥伦比亚和该地区其它经济体一样逐渐陷入困局，社会与政治不稳定性增加。

在新冠疫情的进一步冲击下，2021年，哥伦比亚GDP达到10年内最低点 ；2022年4月，哥伦比亚持续走高的通货膨胀率达到9.23% 。经济衰退导致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而政府的紧缩政策进一步引发不满，经济危机由此迅速传导致社会与政治领域，右翼执政党的公信力崩塌。

图2：哥伦比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13年登顶后下跌（来源：countryeconomy.com）

在21世纪初经济繁荣时期，哥伦比亚的新兴中产阶层快速扩大。至2020年，中产群体已占总人口的32% 。正如亨廷顿所言，新兴中产不同于被视为“社会稳定器”的传统中产阶级 。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同时，中间阶层的位置并不稳固，而受疫情进一步冲击后，中低收入群体大规模“返贫”，导致新兴中产的政治诉求更加激进。

同时，哥伦比亚社会的不平等未随经济发展得到改善。自2010年以来，哥伦比亚最富有的20%人口始终占有超过54%的社会收入；2020年，其收入占比升至十年内最高点58.3% 。在高“返贫”风险与狭窄的上升通道面前，不满的选民不再相信传统右翼精英，于是推动了政治生态变革。

左翼政党的全面联合

新任总统佩德罗（Gustavo Petro）自上世纪80年代起从政，是成熟的左翼政治家。2011年，他成立人道哥伦比亚党（Colombia Humana）并率其赢得波哥大市长竞选。

2016年，哥政府与左翼游击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EP，简称“哥革武”）签订和平协议，数十年内战后的和平进程终于开启。2017年，哥革武注册为合法政党共同党（Comunes），依据协议，在8年转型期内，他们在两院内分别固定占有5席。在2018年总统大选中，人道哥伦比亚与个别左翼政党组成了小规模联盟；但是，由于不想面对保守选民采取过于激进立场，此时的佩德罗拒绝了共同党的合作邀约。

然而，2021年，他牵头人道哥伦比亚、共同党、哥伦比亚共产党在内的20个政党，组成左翼联盟“历史公约”，在次年的国会选举中拿下两院最多席位，并最终赢得总统大选。尽管社会基础是其上台的根本原因，但广泛的左翼同盟直接强化了各党政治力量，与一轮大选中各自为政的新自由主义政党形成了鲜明对比。

和平进程的停滞助推左翼联盟上台

哥伦比亚内战是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军事冲突。2016年，主导和平协议签订的桑托斯总统（Juan Santos）因这一成就而获诺贝尔和平奖。然而，协议签订后，政府未能巩固其在偏远农村的行政力量，哥革武的前占领区转而被其它军事组织占领，民众依旧生活在冲突之中 。

2018年，杜克总统（Iván Duque）上台后，加强与美国禁毒战争合作；为强制清除古柯作物、切断反政府武装经济来源，他重启非法的草甘膦喷洒，严重侵害原住民健康权。暴力镇压激化了武装冲突，甚至引起部分前哥革武成员重返战斗。根据联合国数据，仅在2021年，在哥伦比亚境内因武装冲突而流离失所或被监禁的就有11万人。

由于政府治理能力向外围递减，哥伦比亚南北与西部边境省份是发生武装冲突和贩毒等有组织犯罪的主要地区；其中，临海省份能为毒品贩运等活动提供海运便利，所以更是军事组织与贩毒集团的重点活动区。相比中央地区，直接受冲突影响的边境居民更支持和平进程（见图3）。

图3：边境居民更支持和平进程（来源：Indepaz）
左：1996-2012年因武装冲突流离失所的40万哥伦比亚家庭来源地（红-大于1万户/市，黄-小于1万户/市）
右：2016年哥伦比亚赦免哥革武和平协议公投结果（绿-支持，红-反对）

在2022年大选中，相较对非政府武装态度强硬的右翼候选人埃尔南德斯（Rodolfo Hernández），左翼联盟将战后重建与和平进程作为主要分议程之一，提倡尊重与完善和平协议、建设和平年代、打击经济不平等、积极进行战后重建与整合。

支持“历史公约”的地区与在2016年公投中支持和平协议的地区高度重合（见图4），在数个边境省份，“历史公约”甚至压倒性得到超过80%选票，可见，其获胜的重要原因是顺应了冲突区国民对和平的强烈诉求。

图4：支持和平进程的选民更支持左翼联盟
左：2016年哥伦比亚赦免哥革武和平协议公投结果（绿-支持，红-反对）（来源：Indepaz）
右：哥2022大选二轮选票分布（红-佩德罗，黄-埃尔南德斯）（来源：CNN Español）

二、内战中的结构性暴力

2022年7月，在哥伦比亚独立日前夜，我来到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旅行。如前文所述，武装冲突集中在边境地区，城市居民在生活中并不会直接察觉它的发生。哥伦比亚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在2016年已经突破80%，而首都波哥大也是一座繁华的都市。

图5：从缆车上俯瞰波哥大夜景

但是，数十年内战已经改变了哥民族的社会记忆。在与朋友们和数位Uber司机交谈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即使在繁华的波哥大，许多人也背负着个人与家庭在内战中留下的伤痛记忆。因此，他们虽然在理性上理解达成最终和平的必要，但在感性上无法接受对前游击队成员的赦免。由此回溯2016年和平协议在全民公投中因微弱劣势遭否决（公投不具有法律效力，而国会依然批准了和平协议），这一挫折虽然部分归咎于政党斗争，但一定程度说明了哥伦比亚国民在和平进程中面临的立场困境。而更加分裂的社会立场，也是结构性暴力的因素之一。

在直接暴力之外，内战与结构性暴力——哥伦比亚社会的高度不平等——紧密相连。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3年的报告，以基尼系数衡量，在过去十年中，哥伦比亚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收入差距第二大的国家。而哥伦比亚内战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迟迟未得到解决的土地分配不平等问题。而从结构性暴力中诞生的直接暴力，不仅只有战斗方的交火，还包括仇恨犯罪等行为——在1985年至2018年的内战中，发生了45万多起与内战相关的谋杀，其中12%是政府方造成的。

但相比直接暴力，这种结构性暴力更隐蔽，贫富差距、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都是它的表现形式。例如，杜克政府为切断反政府武装经济来源，对可能的古柯种植区非法喷洒致癌的草甘膦，其受害者主要是哥伦比亚边境的原住民、少数族裔和农民等在社会经济等层面处于弱势的群体。

三、结语

自上任以来，新政府将“全面和平（La Paz Total）”作为主要战略，大力推动在2016年签署后未得到贯彻的和平协议的实施。2022年10月，新政府开始实施农村土地改革；截止2023年2月，政府已与十余个武装团体达成停火。然而，“全面和平”也受到了一些质疑。例如，美国右翼舆论怀疑哥政府是否有能力通过非暴力手段在十多个武装团体之间取得平衡；一些内战受害者也要求更多地获得合法补偿。

正如在本文开头激动落泪的Ana，在我所接触的哥伦比亚年轻左翼同温层中，大家都对选举结果欢欣鼓舞；但其中一些人也对我表达了担忧：凭左翼民粹主义上台的新政府，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哥国社会结构性问题，就可能面临同样强烈的民意反弹。

图6：波哥大街头壁画

诚然，“历史公约”带着和平理想登上哥伦比亚的历史舞台，但在4年任期之内，他们能推动多少结构性变革依然未知。在本文撰稿前，佩德罗政府的《国家发展计划2022-2026》刚刚获得哥伦比亚国会通过，其中，除了将和平进程作为优先议题外，新政府更是大力推广作为国民意识形态的和平理念，关注环境和平等非传统和平问题，并积极促进人权保护与南南合作。除了历史的伤痛，新政府还可能面对分裂的国会、美国等方面干涉等种种阻碍；但纵然前路漫长，他们已经为和平进程的重启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作者：李思齐，北京外国语大学2019级本科生，西班牙语语言文学专业（拉美政治方向）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