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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休，是让现代人最痛苦的发明吗？

2023-06-26 14:4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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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后第一天，有多少人昏昏欲睡、不想上班。

虽然下次放假要等到十一，但好消息是——最近不用调休了！

如果调休让你感到痛苦，不妨来看看这本《关于痛苦的七堂哲学课》。2015年“人文学希特奖”得主、TED励志演说家斯科特·塞缪尔森将带你回顾几千年来关于「痛苦」的思考。

明天和苦难不知哪个先来，所以不如，让我们做好准备！

[美] 斯科特·塞缪尔森｜著

张佩｜译

未读·思想家｜出品

根除痛苦：约翰·穆勒及其功利主义悖论

1826年秋，一个名叫约翰·穆勒的20岁小伙子，陷入了抑郁，企图自杀。

约翰·穆勒的父亲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是现代性的坚定信徒。在他的严格指导下，他的儿子5岁就精通古希腊语，9岁便能流畅阅读拉丁语，理解最难的代数，11岁时写了一篇文章，细数罗马法律的历史，15岁时，约翰·穆勒已经完全掌握古典文学、哲学、法学、历史学、经济学、自然科学以及数学，当他申请在剑桥大学就读时，遭到了拒绝，因为那里的教授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他的了。

穆勒接受的教育旨在让他有能力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人，一个能够实现边沁的功利主义理念的人，即扫除前现代的各种信仰，为尽可能多的人带来尽可能多的好处的人。

1826年秋天，约翰·穆勒20岁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已经修炼成一台博学的计算机器了，而他的情感生活未及结果，就枯死在了藤蔓上。

这个含蓄内敛的英国年轻人精神崩溃了。

穆勒漫无目的地在生活中游荡，当时他主要投身于自由主义新闻事业中，他的内心被一种巨大的空虚感攫住。当他向图书馆书架上的老朋友求助，想从中寻求安慰时，他发现连他最喜欢的历史和哲学书都变得索然无味。他努力为改变社会而奋斗，可是他的心思并不在这上面。

他仿佛真的成了一台功利主义的机器，只是其中住着一个想要自杀的灵魂，甚至连音乐都不能安抚他的灵魂。

1826—1827年黑暗的冬天过后，几欲自杀的穆勒偶然发现历史学家让-弗朗索瓦·马蒙泰尔（Jean-François Marmontel）的回忆录。当读到作者讲述他儿时失去父亲的故事时，穆勒哭了起来，他的泪水令他生出一种矛盾的幸福：“我不再绝望了，我不是一块木头或石头。”

感情生活的种子在萌芽。接着，他探索了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们的作品，尤其是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作品，这些作品进一步滋养了他的内心。

他开始重新燃起了生活热情，不过，穆勒用了好几年才从抑郁症中走出来。他意识到，如果他改善人类命运的功利主义梦想真的得以实现，某些永恒的美好就会保留下来：自然之美、我们对他人的同情、宁静的回忆——这些是华兹华斯最优美的作品中的精华。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诗歌救了穆勒的命。穆勒的问题是他被幸福和意义撕扯着，这在本质上也是人类的问题。我们渴望痛苦不复存在，渴望能获得一种纯粹幸福的理想状态：穆勒接受的教育，让他能够朝着这个目标迈进。

问题是，我们所渴望的这种状态，没有人能达到。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减轻痛苦。如果你头疼，那就吃片止痛药；如果你得了绝症，那就上手术台；如果我们的政治系统造成了不公，那就投票让它下台。

简言之，这就是功利主义。

然而，这种思维方式虽然具有诸多绝妙而直接的好处，却让我们失去了诗意。也就是说，抹去了赋予生命意义、使其歌唱的挣扎与矛盾。

作为纯粹的现代性产物，穆勒感到，这一困境就像一颗肾结石。穆勒的传记阐明了人性的这种深刻矛盾，他的哲学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崇高的尝试之一。

如果历史上有一位哲学家主张我们应该消除无意义痛苦，并且令人信服，那位哲学家就是约翰·穆勒。

然而，尽管他的功利主义思想具有人道的一面，而且受到崇高理想启发，还是被普遍认为不可信。

哲学的高尚目标，能与诗歌中的原始人性相容吗？我们可以活得有意义、死得有意义，不去接受甚至拥抱无意义痛苦的某些无法根除的方面吗？

拥抱痛苦：尼采与永恒轮回

在尼采13岁时，父亲早已因身患疑难的脑疾病去世。早熟的他，写了一篇探讨恶的文章，这是他的第一部哲学作品。

多年后，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一书中戏谑地回忆道：“至于我当时提出的那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我将这一荣耀赋予上帝，因为只有这样才公平，我认为他是恶之父。”

尼采在彻底堕入精神错乱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当他看到有人在都灵广场（Turin piazza）鞭打一匹马时，他拥抱了那个可怜的动物，并为之哭泣。

三十年中，他从未停止追溯恶的根源，并张开双臂拥抱痛苦。

伯特兰·罗素说，尼采的所有哲学思想都可以包含在《李尔王》的几行台词中：“我干得出这些事情——至于怎么干，我还没想好，不过一旦干出来，它们将会让全世界都吓得发抖。”

罗素这样说时，想的是尼采作品中的一些段落，譬如：“如果一个人从自身找不到力量或意志以承受巨大的痛苦，他又能成就什么伟大的事情呢？能够忍受痛苦是最基本的事情……而当一个人在承受巨大痛苦，并听到这种痛苦导致的哀号时，依然不会因为内心的痛楚和不确定而意志消沉，这才是伟大的，这才属于伟大的事情。”

或者：“‘恶总是能对自身产生巨大的有利影响。自然是恶的。因此，让我们自然一些吧。’那些掌握恶最大有利影响的人，暗中就是这样想的，而他们常常被认为是伟人。”

穆勒认为，即使是最糟糕的人类行为，在自然灾难面前，也相形见绌。而尼采认为，最伟大的人类行为，要达到与自然灾害同样的力量。

他呼吁我们直面痛苦，从反面思考恶的问题。现代性将我们抬升至上帝的位置，套用尼采的术语，即超人的位置，我们必须满怀热情地甘愿拥抱痛苦，甚至成为新的痛苦之父。

我们应该停止逃避无意义的痛苦，我们应该转身拥抱它！我们应该与之共舞！

为痛苦负责：汉娜·阿伦特与平庸之恶

根据最古老的神话，我们离行使上帝的权力，只有一颗石榴种子的距离。

而其中最家喻户晓的故事，讲的是最初的男人和女人，因为吃了一口让他们“像上帝一样知善恶”的果子而被惩罚。

不过，还有其他许多古老的神话，比如潘多拉（Pandora）或吉尔伽美什（Gilgamesh）的故事，将我们天生的好奇心与苦难和死亡的必要性联系起来。人类最巨大的创伤，似乎是人类的觉醒。

一个微不足道的动物，突然能够思考世界及其自身，认识到自己必将死亡，渴望超越自己命运的东西。

人类诞生的痛苦造就了我们存在的全部语法：语言、艺术、技术、宗教、哲学——在我们的愿景中，所有试图想象或重塑世界的方式，都超越了自然赋予我们的。

美籍德裔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在她大部分作品的开头都指出，人类刚刚经历了一场与我们蜕变成理性动物类似的创伤。对于这种新创伤，阿伦特所举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有大屠杀、原子弹、极权主义和太空旅行。

不过，阿伦特认为，这场危机甚至比这些划时代的事件还要严重。这种新经历的创伤是对我们最古老的创伤的一种实现。

尤利乌斯·罗伯特·奥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在原子弹首次引爆成功时，找到的唯一能表达自己的一句话，是印度古代史诗中描述混沌时代开端的“我正变成死亡，世界的毁灭者”。

就像是我们又想方设法回到了伊甸园，又偷偷咬了一口禁果，只不过这次，是从生命之树上摘下的果子。

到了20世纪中叶，经过深思熟虑的人，已经不能再说出约翰·穆勒在19世纪晚期所说的话：“与飓风和瘟疫造成的不公、破坏和死亡相比，无政府状态和恐怖统治又算得了什么？”

和奥斯维辛的悲剧相比，里斯本地震又算得了什么？和广岛的悲剧相比，流感肆虐又算得了什么？奥斯维辛和广岛，这两个名字本身，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苦难，一种由人类自己造成的巨大痛苦：人类对人性的清除。

我们并不是只在这些极端情况下，才对自己的物种释放巨大的力量。我们有能力延长生命、操纵出生、改变地球的大气层。我们将自己当作小白鼠来研究，不断地希望重新设计我们的行为。我们站在地球的卫星上，拍摄我们的星球。我们研发“智能”技术，代替我们自己的工作，或者让我们成为其仆人。

所有这些激进的变化，即便让我们中有些人的生活变得更加容易，也会让我们充斥着阿伦特所说的“独特的孤独”（peculiar kind of loneliness）——流水线工人的孤独、宇航员的孤独、囚犯的孤独、小白鼠的孤独，以及许许多多虽过着舒适的生活，却要终日穿梭于官僚化的工作、高度协调的社会生活、安逸的娱乐之间的孤独——年轻的功利主义者约翰·穆勒的孤独，尼采最后的人的孤独，以及他的超人的孤独。

这是一种特殊的痛苦，感觉就像是被我们的人性抛弃；这是一种普遍的孤独，很多人都曾经历。

阿伦特的首部重要作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写成，她在其中指出：“仿佛人类已经在将自己分成相信人类无所不能的人……和认为无能为力是其生活常态的人。”

然而，我们既不是神，也并非兽；我们既不是讲求实用的超级计算机，也不是尼采所谓的超人。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始终是人。

虽然阿伦特没有为我们的问题提供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但她提醒了我们，作为人，意义何在。这是我们当前经受的创伤导致我们不愿去想的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她的哲学作品证明了，我们的语言依然具备引导我们做人的能力。她让我们回溯“劳动”（labor）与“工作”（work）、“行为”（behavior）与“行动”（action）、“暴力”（violence）与“权力”（power）、“私人”（private）与“公众”（public）等词语的清晰含义。

阿伦特向自己发问，身处在我们巨大的创伤之中，“什么还在？”（What remains?）她的答案是：“语言还在。”（The language remains.）她的哲学使命就是编纂一部关于做人的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