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赋格：中国电影中的劳动记忆

题图：电影《水库上的歌声》（1958）剧照

2023年5月28日下午，群学书院与梅园经典共读小组联袂举办线上读书沙龙，围绕“中国电影中的劳动叙事”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北京电影学院李啸洋老师主讲，云南师范大学教授谢晓霞、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创始人许金晶和多位书友共同参与讨论。

本文系沙龙发言纪要，由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志愿者周港庆整理。

中国电影中的劳动记忆

文 | 周港庆

讲座伊始，李啸洋老师指出，劳动文化不是由某一方主导，不是一蹴而就的产物。劳动是一个文化和权力共同建构的过程，是官方、民间文化和知识分子等各种话语、立场共同塑造的结果。《时间赋格》这本论著以劳动者身份的变化为切入点，来串联讨论中国电影史，探讨电影影像中劳动文化的变动。

随后，李啸洋老师以发表于《新青年》第8卷第4号的《劳工神圣颂》，带领大家回到1920年代劳动文化发生的历史现场：“劳动者和神一样，彻夜走动的。人虽瞧不着他的姿体，可是工场中高壁的那一边，生产的神的儿子们，正在那里为我们终宵纺织。/他是普照世界的神，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得见他的。地之下有凿坑道的矿夫；天之上有空中劳动者；海底有潜水夫。毒气中有背负着酸素吸入器劳动的；烈火中有飞走的消防夫。这样看来，劳动者实有与神灵一样的热心。”

李啸洋老师进一步指出，在当时社会启蒙的语境中，报刊媒介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自1915年始，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诞生了《劳动界》《劳动音》《劳动教育》等杂志期刊。吴稚晖提出的“尊劳主义”，蔡元培在著名演讲《劳工神圣》中对“劳工神圣”的泛化——抹平体力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异，引发了社会热议。除了赞美和颂扬声之外，质疑“劳工神圣”的声音也出现了。玄庐在《“劳工神圣”底意义》中认为，蔡元培的演讲词抹平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差异，“劳工”是对“精神劳工”的否认。吴啸天的《劳工神圣的反面观》，则从现实出发来描述车夫生活，用事实驳斥“劳工神圣”的口号。

《新青年》杂志出版的劳动节纪念号

接下来，李啸洋老师以两部经典的“左翼”电影《春蚕》和《渔光曲》为例，分析其中的劳动表达。电影《春蚕》和《渔光曲》分别描述农民和渔民的生活，但二者并没有停留在人物身上，而是指向更普遍的问题：劳动的人道与劳动公义问题。

电影《春蚕》剧照

而在1930年代中期“国防文学”运动的背景中，劳动更被赋予了“救亡”的意义。孙瑜的《大路》正是在国防文学和国防电影运动的背景下拍摄的。《大路》的剧情并不复杂，一群热血青年修筑军用公路，却遭到汉奸的破坏。筑路工人金哥抵制威逼利诱，毅然带领同伴为国继续修路。大路修好了，却遭遇敌机偷袭，金哥和工人们却牺牲了。幸存下来的丁香，继续拉着铁磙修路，她仿佛又听见筑路工人们唱起了《大路歌》。李啸洋老师指出，《大路》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导演为何会在剧情中让筑路工人转移到内地？虽然孙瑜将筑路队迁移内地解释为抗战反帝，但是这个理由似乎并不充分：劳动抗战作为严肃的事件，与电影中人物的微笑、河水中嬉闹的男性裸体和男女之间的爱情等情节并不匹配——劳工之苦与快乐主义难以在“反帝”的主题下并存。这或许与孙瑜作为诗人导演的作者化电影风格有关。电影中对于风景之描写，也为“十七年”电影时期劳动者与自然改造的关系埋下伏线。

电影《大路》剧照

1947年，黄佐临导演的《假凤虚凰》上映后，引发了大规模的劳工抗议事件。电影中，理发师杨小毛想要娶到有钱的富婆，女寡妇范如华想钓到“财”貌双全的金龟婿。男女双方均为下层人士，但都向往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相亲过程中，二人假扮富人身份捉弄对方，企图通过婚姻手段谋取对方财富。范如华假扮从美国归来的富商之女，杨小毛假扮公司秘书。但谎言很快被拆穿。撕下绅士与淑女的面具，两人婚姻就此告吹。后来二人幡然醒悟，互相体谅，从假戏真做结为真正的夫妻，范如华也跟随丈夫杨小毛在理发馆工作。该片引起争议的焦点在于，电影是否违背劳工神圣原则，是否丑化污蔑了理发师和理发行业。该片及其引发的社会争议表明，劳动正在构筑新的社会关系。劳动作为价值源泉的真理，以及劳动者与资本阶层的矛盾，如何与文化阶层匹配，如何与集体意志、工业效率、奉献精神等相契合，如何从道德伦理转向美学伦理，这些都将在“十七年”电影中徐徐展开。

电影《假凤虚凰》剧照

随后，李啸洋老师介绍了“十七年”时期（1949-1966年），劳动如何建构主体身份，构造人民美学。电影《桥》是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桥》为新中国电影确立了劳动叙事的元情节，其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劳动者遇到棘手问题，劳动化解危机，最终取得圆满结果。《桥》所搭建的危机叙事的框架，很快被复制到其他电影里，甚至从工业题材扩散到农业题材中。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间，出现了一大批工业题材电影，不论是炼钢、纺织、运输、开山、修路，都难出其右。《高歌猛进》《无穷的潜力》《帅旗飘飘》《女社长》《女司机》《在前进的道路上》等电影，都在不同程度地效仿、重复《桥》的叙事形态。《桥》中确立的工人阶级形象是大胆的、革命的、创新的，而知识分子被塑造为劳动实践中懦弱、胆小的一派。

电影《桥》剧照

此外，劳动使女性拥有了新身份：社会主义建设者。通过重塑男女婚姻，劳动仪式和婚姻景观的叠合，也是“十七年”电影时期的特点之一。

“新的女性，是生产的女性大众；新的女性，是社会的劳工！新的女性，是建设新社会的前锋！新的女性，要和男子们一同，翻卷起时代的暴风！暴风！”

这是音乐家聂耳为电影《新女性》谱的歌曲，它成为“十七年”电影中劳动女性的先瞻。1953年，《人民日报》刊发《新中国妇女的努力方向》，文章提出“妇女是生产战线上很大的潜在力量”，“劳动、生产、学习，保育后代，建设新中国，都是我们妇女人人应负的责任。”文章动员、鼓励妇女们走出家门，参加体力劳动：“妇女应该用自己创造性的劳动……以爱国主义热情和主人翁的劳动态度，争取进一步的成就。”劳动重构了私人领域，家务劳动也从家庭内部转向家庭之外的空间。家务、育儿等劳动不再是琐碎隐蔽的，而是走向公共空间，成为电影敞开的讨论区域。电影《卫家保国》（1950）、《马兰花开》（1956）、《柳湖新颂》（1958）、《万紫千红总是春》（1959）等，讨论了女性的做饭问题。女性形象的去主妇化、离开家庭、人格与思想的独立性描述，是“十七年”电影中一个重要维度。

电影《万紫千红总是春》剧照

李啸洋老师接着谈到，劳动塑造新婚礼俗，嫁女也可以树新风，新风新俗都与潜在的劳动表述有关。劳动生产新的社会契约，这种契约生产了婚姻模式，同时也生产出文艺的话语形态。劳动干预、影响、容纳了婚姻仪式和胜利仪式，对私人生活构成了积极的介入。严恭导演的《结婚》（1953）是一个“最后一分钟营救”故事。电影以田春生和杨小青结婚领证贯穿始终，并以男女双方拖延结婚日期作为叙事主线。男女青年的婚姻进程一再推迟：婚礼因为公社运粮而推迟了第一次；因小青去参加接生培训而推迟第二次；因小青要在医院里培养接生人才推迟了第三次；电影快结束时，又插入第四次的推迟：田春生和杨小青约定好去领结婚证，但在领证路上，田春生看到河坝决堤，于是临时组织人去修堤；杨小青也忙着给妇女接生婴儿，延误了结婚时间。当男女双方都惶惶不安地赶往登婚现场时，两人同时舒了一口气，原来对方和自己一样忙碌——他们都因劳动而迟到了。

电影《结婚》海报

劳动不仅发明了身份政治，也发明了时间政治，劳动构造了“社会主义时间”，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现今的劳动翻身，对过去时间进行重述，以突出现在、当下的时刻；第二，劳动与农令、新年相结合，改变既有时间的内涵；第三，将“半夜”神格化，“半夜”被描述为劳动者克服困难、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刻。第四，劳动竞赛中劳动者比拼速度，抢收、繁忙、快速等速度修辞形成全新的劳动节奏——劳动对于速度的追求，构成了新中国建设的现代性景观。

《万紫千红总是春》（1959）的第二十七分钟，上海弄堂女工人王彩凤犹豫要不要参加生产互助组。这时，时间指向了午夜十二点。钟表响了，已经是夜里三点，王彩凤回想起自己童年遭遇：她遭到主人遭毒打，刘大妈让她挎着篮子去逃命。紧接着，电影用“篮子”进行转场，当彩凤手里再次挎着篮子时，已经是解放时期。她去迎接丈夫和婆婆，街道上挂起“庆祝上海解放”的红色条幅，四处彩旗飘扬。

电影《万紫千红总是春》海报

“和时间赛跑，与洪水争先”，这是1958年的电影《水库上的歌声》中壁报上出现的一句话。“十七年”电影里，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紧迫的时间想象，宏大的时间的运作和劳动速度之“快”，成为特定时期的时代症候。电影围绕“时间紧迫”这个主题，衍生出迷恋快速、崇尚忙碌、反对闲暇等命题。电影对“快”的迷恋与崇拜，可以从1958年电影的名字看出来：《20天革个命》《一天一夜》《一日千里》《快马加鞭》……不论是工厂劳动中的“抢时间”和“抢活”，还是农业劳动中的“抢收”，比拼速度、展开劳动竞赛，电影台词中总能找到“提前”“赶超”等表征“快速度”的话语形式。

电影《水库上的歌声》剧照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李啸洋老师为我们展示了人工劳动景观生成的风景政治。“十七年”电影中有诸多自然风景，风景多以“事”作为主体。电影对于风景的咏叹，不仅是自然风物层面的赞美，同时也包含了对劳动事理的认同。

郭沫若在其《颂十三陵水库》中歌颂劳动：“改变自然面貌，造成湖水山腰。高堤大坝锁长蛟，不准龙王乱跑。勇士堂堂十八，光荣榜上名标。英雄人物看今朝，十万大军欢笑。”1958年，《红旗》杂志刊登了这样一句话：“人类的文化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劳动人民应当成为自然的主人，也应当成为文化的主人。”电影《水库上的歌声》（1958）讲的便是劳动者建设北京十三陵水库的故事。

1958年，中央号召修建十三陵水库，毛主席曾亲自到水库修建现场参加劳动。1958年至1960年的新闻中，十三陵水库以社会主义劳动奇迹、国内与国际的政治性地标的面貌而出现。围绕十三陵水库的报道基调，包括社会主义建设、义务劳动、防洪增收等等。十三陵水库曾发动30多万人参加劳动，引起社会各界的响应。参加劳动的人员有国家领导人、机关干部、解放军、工人、农民、学生、诗人、画家、演员、歌唱家等。十三陵水库一度成为标志性的政治地标，成为中国对外宣传劳动文化的标志性空间。苏联、朝鲜、蒙古、越南、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的政府代表团或驻华使节，也曾参观十三陵水库。

在电影《水库上的歌声》（1958）和《十三陵水库畅想曲》（1958）中，风景的自然美、野性美被隐蔽，风景的历史维度取消，自然功能被弱化。风景的重心发生了偏移，风景反衬的是人定胜天的人生哲学。山成了有待劳动征服的对象，是劳动实践和强调的主题。北大荒、南泥湾、红旗渠等是新中国重要的劳动景观，这些劳动景观都在电影中有所展现。与此同时，风景勾连出记忆、神话与全新的现代想象。《柳湖新颂》《抗旱曲》《十三陵水库畅想曲》重构了风景传说，赋予传说以劳动的意义。

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剧照

此外，电影也将劳动进行升华，劳动与丰收庆祝、表彰和庆典仪式结合在一起，凝聚、深化了劳动认同。劳动口号、劳动民歌、劳动广播等为电影构建起一道声音景观。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劳动与卫国”条例，劳动与卫国的主题，在电影《桥》《农家乐》《创业》中得到展现。当时的新闻《旅大农业劳动英雄李绍德 全家开会反对美帝侵略》是“劳动卫国”的典型想象：李绍德是劳动英雄，他动员全家人反对美帝国主义。报道中，李绍德六十二岁的老母亲是这样进行“劳动卫国”的：

“别看我老，对付美帝也当一个，我把猪（一百五十斤）从五遍喂到六遍，喂到腊月卖了钱买一头牛。都说秋天不能抱（孵）鸡，我要研究抱他一窝小鸡和一窝小鸭，还要把办法教给别人！”

李绍德的父亲也希望通过劳动来支援国家，多打粮食，为国家准备粮草。

在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1961）中，劳动是进行国家动员、青年支援边疆建设的一种方式。彝族少女达吉有两位父亲：一位是汉族生父任秉清，一位是彝族养父马赫。电影回避了两父夺女的情感纠纷，而是将其升华为崇高感情，两位父亲都为对方着想。达吉与生父在劳动过程中建立了情感联系。生父任秉清帮助达吉设计图纸、测量路线，在劳动中帮助她，成了达吉的精神父亲。李啸洋老师指出，电影隐蔽地设计了这样一条叙事路径：达吉和任秉清先有精神认同，再有血缘认同。劳动过程中的帮助，正是精神认同的路径。马赫和任秉清的和解，不仅是两位父亲的互解互谅，也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团结的象征。劳动不仅是崇高叙事的牵引，也让叙事得到了升华。

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海报

在评议环节，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的谢晓霞老师与李啸洋老师展开对话。谢老师高度评价了李啸洋老师的著作，认为李老师的著作呈现出一种深厚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与“唯杰作论”的电影史研究传统相比，李老师的著作充分揭示了“社会文化机制产生了电影，电影中的劳动又表现了社会文化机制”这样一种电影与社会的联动效应。作者选用“劳动”作为研究概念非常巧妙，其动态性能够涵容劳动的主体、客体、效果，劳动的时间、空间等元素，而这些元素会不断地变化，这样就使研究范畴具有很大的弹性和相当的延展性。“劳动”作为一种研究中国电影的视角是一种非常具有创新性的选择。相比之下，之前学界充斥的是大量静态性元素的研究，如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知识分子形象、农民形象等。

谢晓霞老师认为，李老师的著作具有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此书采取的是“社会学+美学”的研究方式，以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借助了不少社会学的理论。与此同时，又将对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借用一定是建立在艺术本体研究这一牢固的基础之上，从而避免了被指认为脱离艺术本体的批评。不同的题目带来的研究的重点、路径是不一样的。在这本书中，相应的研究社会文化机制层面的比较多，心理层面的研究，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角色的心理，相关研究自然就比较少了。

谢老师指出，该著作采用了一种移动聚焦式的结构安排，在多元语境中完成对电影中劳动的剖析。每一章所用的理论工具相对独立，各章相对完整，但总体上仍然具有一致性和系统性，其中原因在于研究对各时期电影内在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把握。此外，研究者还会采取一种跨时空的联结与对比中来研究劳动记忆，比如说在书的第四章第二节“劳动之重：重回肉身叙述”，把1934年的《渔光曲》2018年《路过未来》放在一起，论述其中劳动之苦与疾病的关联，形成一种危机叙事，也呈现了劳动之于中国电影意义和价值的永恒性。在论述的语言风格层面，总体上文风朴实、明白晓畅。相比现在许多作者故弄玄虚的晦涩，也可以说有一些“老派作风”。

在问答环节，书友韩立提问，香港导演怎么去在内地电影当中发挥作用。李啸洋老师认为，香港积累了很成熟的工业经验，但我们也不应忽视香港很多感人的电影都是拍小人物、拍底层的，比如周星驰的《喜剧之王》。香港的经验或许能为我们这个时代劳动电影注入一些新的内容。

书友村远向两位老师请教，小镇乡村成长的孩子应该如何去接触电影。李啸洋老师推荐了戴锦华老师编选的《给孩子的电影》。谢晓霞老师认为，现在学生会流行跟着课本去旅游，也可以跟着课本看电影。有一些电影它和课本上的内容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比课本更深刻，比如《城南旧事》。

最后，梅园经典小组创始人许金晶老师对本次沙龙进行总结。许老师指出，这本著作正如谢老师所说，在兼顾电影本体的批评的基础之上，有很好的社会文化史方向的关照。非常难能可贵的是，该书点出了新中国历史前30年跟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之间内在存在的一种微妙的张力，体现出作者独到的问题意识与治学情怀。

THE END

原标题：《时间赋格：中国电影中的劳动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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