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在谈的数字经济，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数字经济已成为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最主要的经济形态之一，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为活跃的领域。由于数字经济代表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总体发展方向，能够显著推动国民经济效率提升和动能转换，因此被国家视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重铸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决定性力量。

从国内视角来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相关资料显示，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连续多年排名世界第二；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为38.6%，规模已达到39.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速为9.7%，位列全球第一，远高于GDP增速。国际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2021年联合国数字经济报告》中指出，美国和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占主导地位，两国共占全球最大数字平台市值的90%左右、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50%、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的70%，以及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所有资金的94%。

随着数字经济在变革生产与治理方式、激发消费、拉动投资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经济后果，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投入关注。最近，就有两个学术团队围绕此主题开展了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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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多维符合影响

数字经济是否驱动了中国的城市绿色发展？答案是肯定的。绿色发展的本质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注重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绿色发展模式，是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数字经济具有先天性优势，极大地破除和解决了城市绿色发展中存在的各资源要素供需的矛盾、经济活动过程中空间的限制和公平效率时常不能兼顾的问题。

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中介变量。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加速信息的流动，加强关键要素与现有技术资源的深度融合，推动产业链中资源的非物质化替代，降低信息搜寻、流通交易以及技术转换、研发的成本；也会通过加速多样化思想传播、供需匹配交易等扩展绿色创新范围，激发开放式创新，加速新绿色技术的产生和匹配，从而促进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而绿色技术创新是绿色发展的根本动力，对节能减排、产业转型升级等绿色发展内容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创新型人力资本和绿色技术创新对数字经济助推城市绿色发展存在门槛效应。实证分析表明，二者的影响系数随着门槛变量的增大而在3个门槛区间中显著地增大。说明，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动态影响，存在绿色技术创新约束和创新型人力资本约束，体现为绿色技术创新的增强和创新型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助于释放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影响的积极效应。同时，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即符合“梅特卡夫法则”。

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空间依赖性和地区差异性。由地理距离矩阵、经济距离矩阵与信息技术距离矩阵下SDM和SAR的回归结果可知，数字经济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和两种空间计量模型下都对本地的城市绿色发展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能够显著地促进邻近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此外，分类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地区城市、不同规模城市以及“快带中国”试点和非“快带中国”试点城市中，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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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的城乡收入差距变动之谜

全国整体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整个“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在地域尺度上，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一马当先”，中部地区增速保持高位运行，西部地区虽相对落后，与东中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但长期向好特征明显。

不论使用何种指标来测度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变动之间均呈现显著的U形关系。同时，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数字经济这一特定技术应用和发展模式一方面可通过扩大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和改变城乡产业结构而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则能够自动矫正城乡劳动生产率分化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不良后果，减弱产业结构非农化变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涓滴效应”，具有一定的“技术中性”特质。同样，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分区域来看，东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变动之间的关系呈现近似的倒U形结构且正处于结构的右半段，即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变动之间表现为明显的U形关系且仍处于发展的左半段，即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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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何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的经济后果

上述两个团队虽然研究的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同经济后果，但给出了类似的对策建议。一是应当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是大势和时代所趋。加大对数字经济的投资力度，加快大数据模式构建、人工智能和5G应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网络效应；加快推动数字技术下乡或实施乡村数字化改革，并积极将之与高水平开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定的财政支农政策协同搭配。以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推动城市绿色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上的积极作用。二是准确评估各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施数字经济协调差异化战略。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地区的经济后果不同，因此各地在制定政策以利用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时，必须尽快摸清属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及数字经济总量家底，从而判断所处的数字经济发展阶段，以此有针对性地增强数字经济的积极影响或消除数字经济的消极影响。比如，对于中部各省而言，应当更加注重宏观经济政策与数字经济产业政策的相互协调，有效减少数字鸿沟风险，延续数字红利窗日期。当然，可以的话，应该加快建立国家统一、区域分类核算的数字经济统计监测制。

（资料来源：《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城市收入差距变动之谜》，载《数量经济研究》2023年第2期。）

张屹山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内容简介

《数量经济研究》（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Economics）是由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主办、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协办的学术文集。发表国内外学者在数量经济的理论与应用、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经济政策理论与评价、金融市场与金融风险、微观经济计量与经济模拟、博弈论与制度经济学等研究成果。文集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关注世界经济领域的重大学科前沿问题，并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深入的分析和阐释。以加强国内外交流，促进学术繁荣，为经济理论与实践，特别是数量经济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提供平台，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目录

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288个城市的经验数据 陶长琪 欧阳婉桦

数字经济发展的城乡收入差距变动之谜

——基于中国经验的再审视 段龙龙 赵天皓 裴廉睦

企业社会责任与CEO薪酬

——有效激励还是以权谋私？ 毛志宏 王司阳 林煜恩

人力资本质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分析 郭英彤 宋丽丽 李志玲

金砖五国生态足迹随机收敛检验

——基于长记忆分式单整模型的分析 吴锦顺 吴路遥

财政扩张、金融稳定与“双支柱”调控框架 李书 刘子玉 丁一

基于正态分布法确定阈值的会计舞弊风险指数构建和评价研究 李清 李烁

经济不确定性、货币政策和企业金融化 姜春艳 李杰 徐晓光

基于HW-EEMD-SVM模型的民航客运量预测 李轩 周新苗 吴晓峰

原标题：《人人都在谈的数字经济，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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