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生命去影响生命，学者共话“大学教育与知识的未来”

论坛“大学教育与知识的未来”现场

6月30日，“思想构筑未来——三联学术论坛”（第08－12期）首场论坛“大学教育与知识的未来”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店二层举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刘思达、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田晓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田耕参与讨论。论坛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王利平主持。

安德鲁 · 阿伯特（Andrew Abbott）

今年年初，著名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的著述《大学教育与知识的未来》由三联书店推出中文版。书中作者提出，“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首次认识到自己永久的不完整性，并下决心不断努力去克服它。没有任何经典，没有一份可穷尽的书单能标志着受教育本身。”作者旗帜鲜明地表示：大学教育与未来的人生是否成功没有必然联系。教育不只是获取专业知识和智力训练，不只是培养综合的认知能力，也不只是获取所谓的批判性思维，当然，教育更不是一门生意，一种职业，或一套政治体系。

大学教育与知识的未来  [美]安德鲁 · 阿伯特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1月

那么大学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怎样才叫“受过教育”，有哪些基本条件？通专之别是价值两立还是殊途同归？在知识过剩、价值悬浮的AI时代，什么是“唯有人可做和唯有人可教”的？我们还能培养出既有理智德性又有道德感的“好人”吗？还会生产出不能被复制的、有尊严的知识与学问吗？在文化多元的时潮下，如何帮助学生养成一种对他人和他者文化真正的尊重和理解？

在本次“大学教育与知识的未来”的论坛上，各位学者从各自不同教育系统的实践、现状和问题出发，探讨和分享以上的诸多话题。并对阿伯特的知识与教育理念、芝加哥大学深厚的通识教育传统展开讨论。值得一提的是，今次与会学者刘思达、田晓丽、田耕、王利平都曾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毕业，某种意义上讲也都是阿伯特教授的学生。

“世俗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你在大学的学习”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王利平

王利平在发言时回忆说，在通识和专业的问题上，阿伯特教授认为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认为我们必须带着钻研的态度去阅读通识，同时也要带着体验漫长工作偶有结果这样的热情去看待专业。“他认为大学是磨炼我们理智力量一个最重要的场所。同时，他也认为大学是在理智教育之外，可以在道德和情感上能够成就人的教育。他指出全世界范围内的精英学生追求的都是同一种生活方式：崇尚野心和远见，看重精湛的认知技巧，重视个人的适应能力。但是又有多少人思考过这样一种价值观和我们各自所在的文化根基间有多少的关联？失去文化根基的教育，在多大程度上还能让人真正尊重他人和异文化？”

刘思达介绍说，在《大学教育与知识的未来》一书中，阿伯特教授将大学教育比作一条河，从学生的生命里流淌。“而大学老师的工作应该像是在河上耕作的农夫——我觉得其实更像是摆渡人，把学生从上游摆渡到下游。”

“但现在教学中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比如在互联网碎片化阅读时代，学生甚至老师的阅读能力都在直线退化。原来学生们读几百页的英文原著没有问题，但现在他们恨不得只想去读一篇文章的二三十页就觉得够了。同时，大家读的经典、原典越来越少。很多社会学系的大学生甚至博士生在毕业的时候，连《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都没有完整地读过一遍。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田晓丽此次线上参会。她介绍说在阿伯特教授的《大学教育与知识的未来》一书中，不止一处谈到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不管学者对知识的生产还是师生之间的关系，这种日常互动，人际的互动都是非常重要的。道德教育或者情感教育在大学里面很难以课程的形式来呈现，师生之间包括学生和学生之间更多的接触，更多面对面的互动则会起到这样的作用。然而在今天的大学里，还有多少能够让师生进行这种有意义的互动空间呢？真的可以做到让生命去影响生命吗？”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田耕（右）

田耕在发言时提出知识的“社会生命”这一观点。“这个‘社会生命’的核心就在于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人和人之间心领神会的方式。这个方式今天我们只能以学术史的语言记录，但它的本质在于你需要把学者非常日常的状态，非常细微的状态牢牢记住。我觉得这才是知识本身非常有活力的地方，而且只有这种知识才不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渠敬东回忆说安德鲁·阿伯特曾到访中国，并在北京大学做演讲。“他提出教育最大的魅力和最大的麻烦就在于教育是不可预见的，而一个人具体的成功程度是他离开大学之后职业选择的结果。我现在也经常同学生说，世俗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你在大学的学习。”

对于当下大学生阅读能力普遍下降的问题，渠敬东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人生就像是一部长篇电视剧，每个人都是如此。如果你没有长的阅读习惯，你没有长的叙事习惯，没有同厚重的经典文本共同演绎的习惯，那么你能够很耐心地过自己的生活吗？我们现在所有的痛苦来自于对生活没有耐心，没有习惯和能力把自己的生活像一个哲学或者思想文本那样拉长，耐心地体会和琢磨。”

渠敬东也对当下大学生的人际交往与相处模式提出了自己的观察。“我们今天的大学里缺少彼此更多的相互交往、交织的生活，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活动，很少有两个人甚至几个人共同实现的而非任何单个人能实现的生活。而十几年前的大学生，他们在大学生活中可以交很多朋友、喝好多顿酒，而情感和社会道德的认知与完善，某种意义上是从这样的生活中来的。”

“知识工具化是早就已经发生的事情”

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作为一种知识革命的形式出现后，给大学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大学教育与知识的未来》成书之际虽然还没有遇到人工智能革命的切近挑战，但阿伯特其实在书中就已指出每一次知识革命的到来都有源头可溯。

“他举了图书馆的例子。十九世纪时，大学里并没有大型集中式的公共图书馆，每位学者都有自己的私人图书馆。在那样的时代，学者研究和学习的方式，令知识可以穷尽，他们大可利用自己的私人藏书完成自己的著述和职业生涯。但到二十世纪，随着出版、期刊、知识信息电子化的出现，其实没有一个学者可以穷尽他所在领域所有的知识。今天我们回过头再看人工智能的挑战，其实在大型公共图书馆建成的时候，就已经预示了知识工具化是早就已经发生的事情。” 王利平说。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刘思达

刘思达就此回忆了阿伯特在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之前的时代知识是稀缺的，现在则是知识过剩。同时，他指出在使用ChatGPT的几点体会：“首先是翻译做得特别好，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很多翻译以后要失业；其次润色语言特别好，写英文论文用ChatGPT润色后，完全像是一个native speaker；最后就是大学老师常常被推脱不开的推荐信搞得不胜其烦，推荐信有很多是官话、套话、夸别人的话，这方面我真没ChatGPT写得好。”

“这也说明，未来越标准化、重复性越强的东西越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但原创性非常高，或者说在一个学科甚至一个领域的知识体系中核心的东西还是非常难取代的。这两年国外的大学有个明显的趋势，本科生选理工专业的越来越多，选文史哲的越来越少。但我觉得很多同学一窝蜂报理工科专业，往数据科学方向走，可能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些专业知识的重复性、被标准化和被取代性有多强？”刘思达说。

刘思达还引用了渠敬东的一个观点：大学教师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培养学生与书籍间的亲近感。“人和书之间的对话或人和文本之间的对话，其实是有道德意含和情感意含在其中的。我往往在第一课时就跟学生讲，在读经典的时候你要想象作者就站在你旁边，你需要跟他对话，不管这个人是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还是马克思·韦伯。教育其实是人跟人之间沟通、互动的过程，即使读书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意识。”

渠敬东总结道：“好的教育要教会学生同自己身边的人和事打交道。现在大学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在抹杀身边的人，好像他们没有价值，不会给你提供有用的东西，他们只是你的竞争对象，这种蒙蔽性会造成非常可怕的结果。我们中国人讲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首先就是要学会处理和身边人的关系。”

“我也是从求学阶段走过来的，回想起同自己的老师、前辈们打交道，常有如沐春风之感。学生和老师间的这种亲近感，不同于同父母兄弟姐妹间的血亲，而是来自老师的学养知识将他成就为一位令你值得钦佩的人。如果当下的学生意识不到这种关系，那么老师可能就成了你的‘敌人’，是那些权力的拥有者。同理，好的书籍就像是老师，学生要学会如何同它们建立亲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