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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疯了，还是我疯了？

2023-07-05 16:2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作为仅有的获得奥斯卡奖所有五个主要奖项的三部电影之一，《飞越疯人院》展示出了人类普遍性的处境与情感，超越了时地限制，成为永恒的经典。

疯人院的护士长瑞秋是绝对的权威，她本人就是病院里的运行规则。当脆弱的比利因为她的威胁自杀，她只说了一句“现在要紧的是，我们要努力回到日常的秩序。”

麦克墨菲则是疯人院精神的对立面，他自由不羁，用各种方式争取观看棒球赛的权利，带病友们出海钓鱼，邀请“酋长”一起逃跑……然而迎接他的，是永远不得出院，在没有麻醉剂的情况下被电击，最终被切除了脑叶。

《飞越疯人院》剧照，麦克墨菲接受电击。

他不能思考了，也失去了自我，这就是不顺从的代价。豆友“城南草木深”关于这部电影的评论写道：“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将来，疯人院和护士长化妆成各种形状潜伏在我们周围，飞越疯人院就永远有意义。”

在“病玫瑰”系列新推出的《见证疯狂：精神病院的前世今生》中，作者通过梳理英国的伯利恒皇家医院的机构沿革，追溯了精神疾病及其治疗的历史。伯利恒医院的俗称“贝德莱姆”，在英语中已成为“疯狂”的代名词。阅读这本书，我们会发现，麦克墨菲的经历是疯狂史的一个缩影，千千万万精神病人与他有同样的遭遇。

下文内文及配图来自《见证疯狂》

18世纪 | 疯人院

病人们作为景点被参观

《伦敦精神病医院》,约1690年，罗伯特·怀特创作的版画，描绘了新伯利恒医院。

伦敦大火后，伯利恒医院搬迁到城市边缘，修建得十分豪华。“它的石制大门后面是绿树夹道、碎石铺路的大道，通向几何式庭园。庭园背后显露出装饰华丽的建筑外立面，仿照路易十四在巴黎的杜伊勒里宫建成，有科林斯式的柱子，皇家纹章雕刻在石头上并装饰以花环。中央带栏杆的台阶通往八角形的塔楼，楼顶盖有闪亮的穹顶。”

与外在的鲜亮不同，伯利恒医院内部却脆弱不堪，没有地基，墙面漏水，工作人员玩忽职守。从一开始，医院对病人的治疗就寥寥无几。院内并没有针对病人精神状况的特殊治疗，主要手段是放血、用催吐剂清理肠胃和用冷水洗澡，这些手段的基本原理是当时盛行的体液学说，此外还有管理者出于自己利益的考量：源源不断地进来新病人，大部分病人要在这里终老，工作人员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持秩序。

当资金遇到问题时，伯利恒甚至开放了公共访问。游客可以进入疯人院，参观病人。“许多访客是病人的亲属，为病人带来食物并陪伴他们，但更多的人完全是出于好奇心或看热闹的目的而来。特别是在周日和节假日，牢房中的景象可说是热火朝天、人声鼎沸。……一些游客嘲笑和模仿病人，或反复追问他们为什么被关在这里。许多病人都尽最大努力配合，表演自己的疯癫当作回应，唱唱小曲或画画，从而赚点小钱或酒作为报偿。”

威廉 · 霍加斯《浪子的历程》的最后一幕：最终的堕落。在霍加斯最出名的这套系列画作中，年轻的汤姆 · 雷克威尔继承了一笔财富，大肆挥霍，并因赌博被关入债务人的监狱。最后，他精神错乱、穷困潦倒，被关进了贝德莱姆——一个人所能堕落到的最低层次，让周围的参观者获得了心满意足的消遣。

"道德高尚的健康运动倡导者托马斯·特莱昂是众多不赞成这种展示活动的访客之一。在他看来，这种活动侮辱了与之相关的每一个人。……公众的参观破坏了医院的使命，还会挑起参观者最糟糕的本能。……那些醉酒的年轻男女的行为、大笑和起哄，将他们拉低到了和围栏另一边的人同样的水平：双方为彼此表演，放纵自己的傲慢和激情，牺牲了共同的人性。"

启蒙运动带来了头脑运作的理性解释，改变了人们对疯狂的认识。1793年，皮内尔被分配到比塞特收容所，他做了一件前任们从未想过的事情：询问病人的状况，并听取他们的回答。他认为放血和冷水浴毫无作用，应该找到精神困扰的根源，通过戏剧干预的方式来解决。同时，他还注意到，任何一家精神病院都具有“微型政府”的特征，被“渺小的虚荣心和统治的野心”所主导。

乔治·克鲁克香克的蚀刻版画，约1820年。詹姆斯·诺里斯是伯利恒最臭名昭著的虐待案例的受害者。他在这个装置上被铐了十年。

通过之后的改革运动，人们逐渐相信，“疯人并非丧失理智、只会对恐惧或惩罚作出反应的人，而是像奴隶、罪犯和穷人一样，是可以通过理性、正义和善意来救赎的普通人。”

19世纪 | 疯人收容所

仁慈让疯病蔓延

约翰·帕斯，彩色版画，1814年，描绘了萨瑟克区圣乔治田的新伯利恒医院。

新时代的伯利恒大楼不似往日宏伟，简朴而严肃，更像是一座营房或者是行政大楼，坐落在泰晤士河南岸的一个贫民窟地区。尽管与老伯利恒相比，食物的条件有所改善，但那时工作人员的腐败与渎职依然如故。“病人们渴求看守的青睐，看守则让病人互相争斗以供消遣。警卫们对毒打病人毫无愧疚，即使造成病人死亡，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掩盖真相。其结果就是“对人性的全面摧残”。在这个体系中，掌握权力的人致力于使权力绝对化，而没有权力的人则成为永久的受害者。”

此时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形式，就是约克静修所，塞缪尔·图克受约克郡糟糕的收容所条件刺激而创设。图克从皮内尔那里借鉴了“道德疗法”，“道德疗法是针对病人整体的治疗，而不是针对某种所谓的精神缺陷。它提供了个人护理，以代替放血和清理肠胃，旨在通过有益的日常活动和宗教仪式来培养稳定的人格，从而使患者能够回归正常社会。”

与皮内尔模式相同，两种模式都认为专业机构比家庭护理更有效。与皮内尔不同，将约克静修所作为蓝本的改革者们，认为医学是问题本身而非解决方案。当时医生们陷入自我辩护的境地，需要为治疗提供证据。随着19世纪经济与文明的发展，收容所成为社会进步的象征。

1845年，沙夫茨伯里勋爵向议会提交了两项法案，旨在让旧监狱体制完全变为历史。《疯人法案》规定所有公共和私立收容所必须进行登记以备检查，并且必须拥有一名常驻医师（尽管不是专门治疗疯病的医生）；继之通过的是《郡收容所法案》，规定每个郡必须建立一个公共收容所。这些法案是文明改革的里程碑，是可以与废除奴隶贸易相提并论的对历史野蛮章节的终结。

约克郡韦克菲尔德市西赖丁疯人收容所病人的照片，其中有头被看守固定着的第9743号囚犯，以及被绑在犯人椅上的男性病人。

这两项法案直接的影响就是收容所扩张、收容人数增长、疯狂蔓延。新建立的大型伦敦汉威尔郡立收容所，聘用了一名叫约翰·康诺利的常驻医师。他提倡的无约束运动，强调收容所不应该成为暴行和玩忽职守的代名词，收容所的医生要“融入和参与到病人日常生活的所有事务”中，同时要求管理者热情高扬，富有献身精神。

康诺利的人道主义理念，让病人获得了更多的尊重。但遗憾的是，收容所经营状况和病人治愈率却每况愈下。仁慈让疯病蔓延，“在汉威尔，接受康诺利悉心治疗的患者一直在增加，直到将近一千人挤进了一栋为五百人设计的大楼中。……收容所就是他的世界，并逐渐成为他处理所有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他眼中，收容所能造福的人群越来越多：乖僻古怪的人、不讲卫生的人、酗酒者、不诚实的人、脾气暴躁的人、不服管教的人。……完美收容所的逻辑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整个世界都应该变成一个收容所。”规模越大，理想主义者越难把控，汉威尔收容所所在郡的治安长官，被汉威尔的运营成本震惊，强迫康诺利退休。

雷焦艾米利亚的圣拉撒路精神病院艺术室和教室照片，1931年。

20世纪 | 精神病院

“疯子”现在是“病人”

位于蒙克果园的新伯利恒院址的鸟瞰图，用理事们的话说，这是一个比萨瑟克院区，“空气更新鲜，更令人愉悦的场所”，给予了“无限的平静与安宁之福”。

伯利恒在20世纪的化身是一个超现代设计的建筑群，融合了斯堪的纳维亚风格和包豪斯风格的元素。这是在有意识地与萨瑟克的营房式收容所风格拉开距离，正如后者与前一个世纪的巴洛克式疯人院拉开距离一样。

1930年的《精神治疗法案》终于抛弃了对“疯子”的一刀切式单一归类，转而支持病人在治疗中重新拥有适当的选择余地。病人们被分为“确证的”、“暂时的”、“自愿的”三类。“收容所”一词被正式弃用，取而代之的是“精神病院”，以强调精神病学治疗方法的首要地位。“疯子”现在是“病人”：他们的病情不再是宿命般无法改变的，而是可以治愈的。

年轻一代精神科医生的职业生涯，是在旧收容所那些无药可治的病人中开始的，因此他们带着强烈的道德使命感去倡导这些新疗法，“不伤害病人”是这一代精神科医生的誓言。但是也有一些激进派，他们认为精神疾病是一个必须战胜的敌人，问题过于紧迫，获得患者同意并保留病例记录只会妨碍科学进步。

人们发现在太阳穴施加高压电流会引发癫痫，当时的人们认为这样可以减轻精神分裂的情况。1938年，意大利神经病学家乌戈·切莱蒂为这一做法创造了“电击”一词，据称他是在罗马的一家屠宰场目睹了这种技术后想到的。在进行第一次人体试验时，电压不足以引起癫痫发作，患者坐了起来，说：“我一秒钟都坚持不了，要死了！”切莱蒂置若罔闻地调高了电压，继续试验。根据他的病例记录，该病人的病情很快得以改善，并在11次治疗后“彻底得到缓解”。

在巴黎圣安妮医院进行电休克治疗的场景，此时在治疗中还没有开始使用麻醉药或肌肉松弛剂，病人经常因抽搐遭受身体伤害，包括四肢关节脱臼和脊柱骨折，这些症状最常见于多次接受治疗的病人。

同一年，葡萄牙神经科医生埃加斯·莫尼兹声称，通过在颅骨钻洞并注射酒精破坏大脑额叶，可以治愈精神疾病。他还获得了194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939年，美国神经科医生弗里曼和他的同事切除了精神分裂症病人的额叶，第二天病人就笑着走出了他们的诊室。弗里曼后来进一步简化了脑叶切除术，“可以在几分钟内独立完成手术：先用电击使病人短暂进入昏迷状态，然后用槌子将一个冰锥从眼睑下敲进去。他开着一辆面包车——他将其命名为“脑叶切除车”——在美国各地的精神病院巡回手术，每次手术收费25美元。”

1948 年 7 月，在华盛顿州斯泰拉库姆堡，沃尔特·弗里曼使用一件类似冰锥的工具进行了脑叶切除术，他将工具从病人的上眼睑下插入，切断了大脑额叶的神经连接。

虽然脑叶切除术在当时就受到怀疑，但是比起其他出路，这还是人道主义的先进的解决方案。“在美国，许多州的精神障碍者都必须接受强制绝育；在英国，优生学会那帮可敬的科学家坚持认为，携带精神缺陷基因的人都应该被绝育，无论他们是否表现出任何特征；……纳粹时代末期，约有二十万被诊断为精神病患者的人遭到有计划的谋杀。”

这些剧照来自纳粹宣传影片《没有生命的存在》，片中展示了精神和躯体残障人士的图像，并建议对他们进行安乐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约有20万被指为“精神不健全”的人被灭绝了。

新药也在源源不断地被发明，氯丙嗪、眠尔通、安定剂等治疗精神症状的药物都大获成功。它们不是强镇静剂，而是促成了一种平静、超脱的状态，使患者摆脱了剧烈的情绪波动。药物减轻了精神科医生和护士的负担，他们无需再对病人进行约束和禁闭，但是病人却因此失去个性。药物的副作用很明显，头晕、嗜睡、肌肉僵硬……病人开始沉默寡言，双眼防空地躺在床上或椅子上，消极地等待着下一次进餐服药。

关于“疯狂”的理论也和生物医学一样突飞猛进。戈夫曼的《收容所》提出，收容所为工作人员利益服务，病人是囚徒。收容所的内部逻辑系统性地剥夺了囚徒的个人资源，使他们无法在外界生存。

萨斯在《精神疾病的神话》中写道，“病了”是一种隐喻，精神病学是一种现代的神职者权术。他热心提醒读者，19 世纪的医生曾为坚持不懈逃跑的奴隶创造了一个名为“漂泊狂”的病名。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提出，理性成为一种文化垄断；皮内尔和约克精修所领导的19世纪收容所革命看似人道进步，但不过是一种强迫疯人工作和遵循社会规范的更有效的手段；精神病学语言是一种凌驾在疯人头上的话术，坚持只能用理性语言来对疯人进行讨论。

在大众认知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夹击下，过去时代的收容所被并入综合医院，公立精神病院以惊人的速度关闭。精神病院的病床数量减少了一半，但是精神疾病并未消减，经济条件不好的病人很难负担私营的费用，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提高病床的周转率，精神病院从“仓储”变为“旋转门”。

21世纪 | 后收容所时代

精神疾病与药物畸形共存

在后收容所时代，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贝德莱姆。精神疾病发病率激增，药物也越来越多，抗抑郁药成为最赚钱的药物之一。精神药物与针对的疾病之间，存在畸形的共生关系。

泡罩包装药物，内含 20 毫克百忧解，又名氟西汀胶囊，在美国每年开出的百忧解处方约有 2500 万张。

精神病人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群，在精神病院之外，另有一个充满各种药品、技术和疗法的市场，可以帮助人们恢复思想和生活的意义与平衡。现代与传统的疗法共时流行，药物、心理学、占星术、冥想……

如果说医学方法有其局限性，那么社会和社区疗法也未能达到它们所宣称的最佳效果。“民主精神病学”的口号是“自由即疗愈”，但是关闭收容所并没有使所有人恢复理智，而“社区护理”则常常成为忽视的代名词。激进分子声称疯病仅仅是精神病学或压迫性社会所制造的标签，疯病的顽固性不被承认，麻烦的病例被扫入监狱系统，而收容所原本是为了解救这部分病例而设的。

精神病人可能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他者”，如何认识疯病，也是如何认识我们自身。《见证疯狂》对于精神疾病历史的梳理，让我们认识到，通过每一时期的理论与实践的先行者，人们才越来越尊重精神病人的主体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