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批评 | 高雨荷：《剩女》：中国女性身上待解的枷锁

中国女性身上待解的枷锁——纪录片《剩女》影评

作者：高雨荷

（文章所有图片来自互联网）

影片简介与内容概述

《剩女》（英文片名为Leftover Women）是由以色列导演希拉·梅达利亚及肖什·莎赫拉姆联合执导的纪录片，于2019年在翠贝卡电影节首映。这部长达85分钟的纪录片讲述了中国现代社会中广受关注及讨论的议题——“剩女”现象。整部纪录片没有使用旁白或添加任何具有叙事性的额外字幕，也没有任何采访的元素掺杂其中，只通过影片中人物之间的对话和经历来推进故事的发展。同时，导演所采取的是一种完全不在影片中显露任何拍摄痕迹、以纯粹的旁观者角度去记录的拍摄手法，增加了这部纪录片的真实性、客观性，但也意味着制作这部纪录片的高挑战性。这部纪录片上映以来便荣获多个奖项，其中包括第28届费城电影节最佳纪录长片、DocAviv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剪辑奖等，成为一部备受瞩目的女性话题纪录片。一开始未在中国境内上映的《剩女》自从在网络上传入中国后，便引起了众多中国观众的共鸣，一时间也收获了大量的赞评，更掀起有关“剩女”议题的讨论热潮。

通过对三位中国女性进行长达三年左右的跟踪拍摄，《剩女》这部纪录片讲述了这些到了所谓“应该结婚的年龄”却依然单身而被贴上“剩女”标签的女性们所面对的来自社会、家庭、自然等各方面的压力与偏见，以及她们因此所做出的选择与决定。影片中的三位女主人公分别是34岁的邱华梅、28岁的徐敏及36岁的盖奇。她们的共同点除了都是到了适婚年龄还单身以外，还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收入也相当稳定。邱华梅是一名律师，出生农村的她在家人频繁的催婚下，积极参与相亲活动，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选择伴侣的原则，因此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影片最后，邱华梅选择到法国留学，远离喧嚣。徐敏是一名电台主持人，出生名校、家庭条件优渥的她因为自己找到的对象总是无法满足母亲的要求而一直处于单身。到了影片的结尾，徐敏仍然未能“逃”出母亲的管控，依然为了母亲而继续去相亲。盖奇是一名电影学院的助理教授，三十岁以前的她认为自己要嫁给高学识、有车有房的男人。但36岁的她最终决定向现实妥协，选择与年纪比自己小5岁、来自农村的小伙子，在一年的时间里完成谈恋爱、结婚、生小孩三件大事。

“剩女”——对女性的符号化

“剩女”一词于最早源自于2006年《时尚Cosmo》杂志的一期封面，而随后于2007年被中国教育部正式收入汉语新词列表内，并被定义为：高学历、高收入、27岁以上仍然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的女性。换句话说，即指在婚姻市场中被“剩”下的女人。“剩女”一词的出现很快引来女性主义者的抨击，认为该词是物化女性的表现。随后在2012年《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的修订中，中国辞书学会会长以“不尊重女性”为由，拒绝将“剩女”一词收入新版词典。尽管如此，“剩女”一词的扩散与流传早已经一发不可收拾，这还必须“归功”于媒体对该词的频繁使用，使其得以大量曝光，并进一步强化高知大龄未婚女性与“剩女”标签之间的指称关系。

当然，这并不表示在“剩女”一词出现前，中国女性在婚姻方面就没有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但“剩女”一词显然已经在一开始就污名化了这一部分的女性群体。首先，“剩女”这一称呼是对女性的一种歧视。这种对女性的负面符号化过程无疑就是在告诉社会大众这个女性群体的存在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何谓“剩”？“剩”是指被选完后所遗留下来的，即大家不要的，放在婚姻中带有明显的贬义性质。而以“剩”形容女性就是往女性身上套枷锁，这个枷锁是对女性的束缚、也是对女性的审判——女性到了主流文化认为的“适婚年龄”却未婚，被视为是对主流文化的“反叛”，因此被“剩”下来就是一种惩罚。这显然是一种文化霸权的手段——当出现高知大龄未婚女性这种亚文化群体时，为其冠上负面标签则有助于主流文化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收编，借此巩固主流文化的地位。

此部纪录片就以“剩女”、“Leftover Women”作为标题，简单明了，却也直接粗暴。“剩女”确实是整部影片所讨论的主题，导演通过展示达到“剩女”标准的三位中国女性的生活经历，赤裸裸地向观众揭露她们所面临的困境、成为“剩女”的原因、以及她们对于“剩女”标签的反抗或妥协。在纪录片的最后，三位主角的阶段性结局都不同：盖奇选择妥协、徐敏继续挣扎、邱华梅决定反抗到底。导演并未对影片做出过多的主观修饰，旨在以一种不介入其中的、“他者”的角度讲述故事，以启发观众进行个人的思考与反思。而笔者相信导演拍摄此纪录片的意图是善良的、具有批判性的，希望中国社会对“剩女”现象进行关注、理解，甚至改变既有的传统观念，从而解放这一部分的女性。然而，从笔者看来，以“剩女”二字作为纪录片的标题难免有失偏颇。如果影片的目的之一是希望为女性撕去“剩女”的标签，那么以“剩女”为标题不仅违背了这一初衷，反而只会更加具象化及强化中国“剩女”的形象，也就是把这一标签贴得更牢固。

另外，影片中也经常出现“剩女”一词，且都出自于主角们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人之口。这个词在许多人看来也许是个玩笑之词，但在被给予这样的称号的女性看来是极为讽刺的。同时，从影片中也能看到，社会大众看待“剩女”的眼神是多么地理所当然地带有戏谑性，如邱华梅在影片开始到某婚恋中心进行咨询时，工作人员毫不客气地直接就是对她进行一番负面评价：“说实话，你也不是美女，年纪也很大了，”；“你觉得你的年纪在婚恋市场还是很好的吗，这只是你自己觉得的，自欺欺人。你真的年纪很大了。；“就算是以最快的速度结婚，生孩子也是高龄产妇了。”；“你的性格有点硬，你要柔一点。” 邱华梅听着这些刺耳的评论之词，明显表现出不舒服，但也没有做额外的辩解，只能照单全收。徐敏的母亲也把“剩女”一词挂在嘴边，有意无意地提醒自己的女儿再不结婚就迟了，从而使徐敏由衷为迟迟找不到结婚对象感到焦虑。

“剩女”身上的三重枷锁

一、女性天然的生育条件

相比起男性，女性的生育能力天然地受制于年龄，医学上规定35岁以上的孕妇就被列入高龄产妇群体，但男性即使到了七十岁都还具有正常的生育能力。而伴随着高龄生产所带来的后果是令许多女性感到担忧且惧怕的，包括出生婴儿患有先天性畸形的概率翻五倍、女性生产风险增高等。显然，女性身体的天然构造是无法被改造的，而这也是打击众多“剩女”的关键元素之一。影片中，盖奇选择了结婚后，第一件要事就是生宝宝，因为她已经36岁，再拖下去生产的风险也许是她与家人都无法承担的。

邱华梅就是影片中想挣脱生理条件束缚的女性。如果是生育能力下降的问题成为大家对自己逼婚的理由，那只要选择不生育，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场对战。虽然拒绝生育是一种不该被提倡、不该形成主流文化的想法，否则将加速国家的老龄化现象，阻碍国家发展，但无可否认的是，生育确确实实是一件女性比男性需承担更多风险与代价的事。如果女性被视为生育机器的时代早已过去，那么女性拒绝生育的想法就应该在当代被尊重、体谅与包容。然而，当邱华梅对婚恋咨询师提出的相亲对象条件之一是希望男方尊重女性不想生育的想法时，换来的却是对方一句“你想要男士接受你不要生育的想法吗？那你结婚做什么？”邱华梅回到家，姐姐认为女人结婚、养孩子才是真正的幸福，并因为不认同邱华梅不想养孩子的想法与其大吵一顿。可见，把女性与结婚、生育绑定，是当代中国社会仍然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

当然，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冻卵技术的发明在一定程度上部分解放了女性在生育上所受到的约束，允许女性将35岁前的卵子冷冻保存，以保障卵子的健康，拓宽女性生育的年龄范围。在纪录片里，邱华梅就曾向妇产科医生询问有关冻卵的服务，但遗憾的是，中国境内还未有冻卵的技术，只能到美国、乌克兰等少数几个国家才能接受冻卵服务。再者，冻卵服务的费用高昂，并非每一个女性都具有足够高的经济能力来承担该费用。在另一部题材类似的纪录片《“炼”爱》中，其中一位女主人公谈婧作为高收入的创业女性，就选择远赴美国接受冻卵服务。而从该纪录片也可以看到，冻卵并非一个简单的过程。女性除了必须服用大量的药物，还得在短期内承受无数针头向卵巢部位刺入的疼痛。无论是费用方面还是身体方面，冻卵对女性而言都是一项巨大挑战。邱华梅就是中国“剩女”中的绝大部分，在与女性自然生理条件的对抗中束手无策。

二、原生家庭的束缚

在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中，家庭伦理是中国人极为重视的。比起西方社会，中国人的家庭关系更加紧密。父母与儿女之间普遍存在强联系，而这种强联系也体现在父母对于孩子人生的过度干预。影片中徐敏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相貌甜美、声音迷人、性格和蔼可亲、毕业于名校且家庭背景优越的她，理应不大可能会沦落到需要为找不到婚恋对象而焦虑发愁。而导致徐敏需要积极参与相亲活动的直接原因，就是家庭因素。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因此讲究门当户对。徐敏的母亲就特别执着于女儿结婚对象的条件，比如说对方必须是北京人、家庭经济条件良好等等。若徐敏心仪的男生未达到标准，徐敏的母亲都会毫不犹豫并坚决地将其拒之门外，且没有留给徐敏任何商量的余地。由于从小就在母亲强烈的控制欲下长大，徐敏已经养成了对母亲言听计从的性格，在寻找结婚对象这件事上，以“满足母亲的要求”为首要任务。在一次相亲活动中，徐敏好不容易遇见一位合眼缘、有留学经历、工作稳定的男生，却被母亲以“不是北京人”为由直接一票否决。从徐敏的情况来看，她结婚已经不是为了自己，而更像是在完成母亲所派发的任务，或是在为家庭尽女儿的本份。当徐敏接受心理医生的建议，尝试与母亲进行沟通，希望能改善情况时，最终两人却只以不欢而散收场——徐敏埋怨母亲对自己生活的过度干涉，母亲斥责女儿不懂得知恩图报。徐敏作为“剩女”的压力和焦虑，主要都来自于原生家庭，而原生家庭恰恰是难以被摆脱的——至少从儒学道德而言。

另一边厢，邱华梅也因为适婚年龄已到却迟迟未结婚而承受着来自原生家庭的巨大压力。邱华梅出生于农村家庭，一直生活在乡下的父母和姐姐们在思想上较为传统，都认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家中唯一上了大学、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了好长时间的邱华梅在不知不觉中早已与家人产生了观念上的分歧。每当邱华梅假期回家时，她总是逃不过家人铺天盖地的斥责与唠叨。父亲为邱华梅大龄未婚而感到丢脸；姐姐骂她自私，责怪她不结婚让父母蒙羞，还说她读书把脑子“读坏”了；妈妈则说自己年级不小，时日不多了，在临死前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结婚。邱华梅无法理解家人的忧虑，问道：“如果我不结婚，一切都没有价值了是吗？”姐姐所回复的一句“不结婚再幸福都不叫幸福”便足以成为压垮邱华梅的最后一根稻草，让她崩溃大哭。她深知自己如何努力也改变不了家人固化的思维，却也无法挣脱家人套在她身上的绳索。家人的感情勒索是令人感到窒息的，它让大龄女性对“女大未嫁”感到愧疚且焦虑。

三、社会的歧视与偏见

当进一步探讨中国社会中这种所谓“剩女”现象背后的机理时，就能发现这是国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解放妇女劳动力后，一种必然的社会发展趋势。当女性得以接受教育、得以依靠自己的双手实现经济独立，“结婚生子”就已经没必要占据人生目标的首位。相较于过去的年代，现代女性推迟结婚年龄也情有可原且合情合理。可笑的是，在“维护女权”、“解放女性”的口号被喊得响彻云霄的同时，歧视女性、束缚女性的“剩女”标签却满天满地地飞扬着。正如纪录片的导演希拉·梅达利亚所说：“中国知识阶层的女性成长起来时，她们如果想要获得成功，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不仅要成为同阶层里的佼佼者，同时还要面对成为‘剩女’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也源自于中国社会对大龄未婚女青年的歧视与偏见。在中国社会主流观念中，男性的优秀与否与结婚没有直接联系，但女性若到了适婚年龄却没有结婚对象，则会被认为是她们自身存在问题——或是性格有问题，或是眼光过高。影片中，邱华梅的相亲对象听说了她的年龄和家庭背景后，就表露出一种高傲的态度，对婚姻提了许多要求，只因为他认为邱华梅作为一名34岁的女性，在相亲对象里已经“没有市场”。

同时，随着婚姻越来越商业化，从婚恋相关的商业机构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城市的角落，到地铁站里写着“今天你要嫁给我”几个大字的广告牌，中国社会充斥着对结婚的强烈鼓吹，婚恋机构甚至有意地传达出“婚礼必须筹办得隆重”的信息，如“平淡婚礼留不下深刻的记忆”、“结婚，我们可以更浪漫”等随处可见的婚庆公司的宣传语。加上为了能够凸显机构的专业能力，许多婚姻机构都会有意贬低上门咨询的大龄单身女性，以营造出一种机构正为女性解决结婚难题的感觉。无论是女性对浪漫婚礼的憧憬，还是对大龄未婚女性身份的焦虑，都与婚恋机构脱不了关系。

“剩女”们何去何从？

在纪录片的最后，三位女性都走向不尽相同的阶段性结局。选择向现实妥协的盖奇，降低要求“下嫁”给了来自农村，收入不高，且小自己五岁的男友，并很快成为了一个小孩的妈妈。结婚当天，盖奇表现得相当平静，也许所缺少的兴奋感是她内心中透露出隐约的不甘所仅存的证据。而当盖奇在一个有关女性主义的观影会中被一名学生问道“你为什么言语之中会对婚姻透露出它是一个成功的结局”时，盖奇回答道：“在我没有结婚之前，我的生活很有趣，而结婚之后的生活，很多时候真的很无聊，但是，更幸福了，更美好了一些……你肯定是要舍弃一些东西的。”对于盖奇，她在这场与“剩女”符号的抗争中选择改变心态，接受世俗的幸福。严格意义上来说，她的抗争不算成功。

徐敏在这场“剩女”抗争中，最根本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母亲。到了影片的最后，徐敏的婚恋情况没有任何进展，真正的问题也还未被解决，但至少徐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徐敏在影片结束后，可能会有两种结局，它们分别是：一，向母亲妥协，继续寻找符合母亲期待的结婚对象，结婚成为一项任务；二，成功说服母亲对自己的婚姻减少干预，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对象，实现结婚自由。

邱华梅是影片中反抗得最激烈的女性。即使承受着来自亲友及社会给予的巨大压力，参加相亲活动努力想解决“剩女”难题，但她始终没有妥协，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底线。然而，当邱华梅发现自己为了解决“剩女”难题而感觉到生活已经开始失去平衡，精神也严重受影响时，她找到心理医生，倾诉着自己被这些物化女性、羞辱女性的声音所淹没的痛苦。邱华梅既愤怒又委屈，认为自己原本完全可以过着精彩的生活，但是不结婚却让她过着一边战斗，一边逃亡的生活。最终，她决定到法国留学，以逃离这个让她感到窒息的地方。从邱华梅的例子来看，她将抗争进行到底，尽管最后选择了逃走，却也从未选择妥协。纪录片拍摄结束后，法国留学毕业后的邱华梅去到德国工作，并且几年后终于遇到了她满意的结婚对象，获得了圆满的婚姻。笔者认为，邱华梅对“剩女”身份的抗争，是成功且励志的。

结语

作为一部由西方导演执导、上映于西方电影节的一部中国题材的纪录片，《剩女》在外国所掀起的讨论热度说明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剩女”现象无论是在西方导演或是西方观众的眼中显然是一种奇观——并非大龄单身女性群体在西方国家不常见，而是女性因为这个身份而遭受到来自家人逼婚的压力及世俗的偏见这件事本身在西方社会是少见的。导演通过这部纪录片，希望让中国人反思这种病态思想，以解放女性，让她们享受应有的结婚自由。每个女性都应该被赋予决定是否结婚、几岁结婚、与谁结婚的自主权利，正如邱华梅在影片中所说的那样，“不是说我要一辈子单身，而是说单身无所谓！”

参考文献

[1]关子陌. 高分纪录片《中国剩女》：那些大龄"剩女"们，到底在坚持什么？[EB/OL].(2020-04-30)[2022-06-05]. https://www.163.com/dy/article/FBFCEL780548B6OL.html.

(本文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必修课《专题片及纪录片创作》2022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2年优秀影视评论”）

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本期编辑 | 刘瀛蔚

图片来源于网络

原标题：《纪录片批评 | 高雨荷：《剩女》：中国女性身上待解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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