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丨郭旦夫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编者按

我们将为您带来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的亲历者的口述史。他们的殷殷回忆和生动描述，为我们勾勒了五卅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英勇悲壮的场景以及革命前辈的英雄形象。希望以此重温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的峥嵘岁月。

△图为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工人驱车进行战斗

准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我们曾经在大连湾路电车工会里开过一次活动分子会议，时间在旧历新年。

正在开会时巡捕房来抓人，来了 1 个外国包打听、1 个外国巡捕和 3 个中国包打听。他们看见我们里面有四五十个人，外国包打听和巡捕就回去叫车，留了 3 个中国巡捕在现场，其中一人在门口，两人在楼下。我们的会议是在楼上一间厢房里开的，由汪寿华（又名何松林）主持，看到这种情况，大家从前厢房走到后厢房，关起门来，在那里放着年锣年鼓，我们一面打起锣鼓，一面想办法脱身。我走到窗口，看到开会的地方是这条弄堂的最后一家，对面有一条竹篱笆，四周没有人。我就对汪寿华讲：“可以从窗口跳下去逃走。由我先跳，如果可以跳，那你们也跟着跳，如果我跌坏了，那大家不要哄起来，别惊动了巡捕。”我当时穿了长袍，外面还有一件大衣，往下跳时很不巧，腿擦在竹篱笆上，淌了很多血，痛得站不住。我振作了一下，把大衣往身上裹紧，把帽子压得低些，拿出一支烟来抽着，往四周看没有人注意我，就走了出来。

到弄堂口，遇到了一个上海总工会的交通，问我是不是开会的人都走了，我把跳楼的事情对他说了一遍，他替我从提篮桥叫了一辆黄包车。我回到家（宝山路宝山里）后，也不敢上医院去看，怕被人家问出毛病来。我爱人在商务印书馆里做工，由她到病房里去要点药水来涂涂。过了一两个星期，腿上的伤还没有好，党就派我到店员总工会去做组织工作，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去时不能走，是坐了车子去的。

问

那次其他开会的人有没有逃走？

△图为汪寿华照片

走了不少，汪寿华等都是这样跳窗逃走的。后来有一个人跌伤了，大家就哄了起来，给巡捕发现了，以后就没有人跳下来了。这些没有跳下来的人都给抓了进去，不过听说当夜就放了出来。因为这次事情是由怡和纱厂的大班告密的，说怡和纱厂的工人在开会商量罢工，所以巡捕房来抓人了。后来一查都不是怡和的工人，而且又没有什么证件，因此就放走了。

当时店员总工会没有固定的地方，联系工作是在江苏旅馆。后来借在白克路北一个小学校的厢房里。有一次，我除了在店员总工会开会外，还要出席一个华洋布业的会议。正在开会时，外面有人打门，声音上听起来很急促，一定是包打听来了。我们马上把台子上放的报纸、宣传品等东西都抛在夹弄里。包打听进来后把我们24 个人抓走了，大家分坐在两部香港车上，有的人上了手铐，有的人被缚了绳子，而我却没有被铐，也没有被缚。在走出来时，一个巡捕还对我说：“你们这批人是政治犯。”我想他大概是暗示我，我身上还有些钱，假如送给了他，大概我可以不进去。但又想到我走了以后，这余下来的 23 个人怎么办呢？这些人中只有李瑞生、甘泉和我 3 个人是党员，其他都是群众，而且李和甘又是新党员。我不能脱身，一定要一起进去。

在车子里我要大家不要急，把口供对好，说这里不是工会，是俱乐部，负责人在他们来抓我们时出去打电话了。另外一部车子里的人不知道我们对口供的情况，大家下车以后设法每人通知一个。到了巡捕房后，果然每人都通知到了，大家把口供对好了。审问时，开始十几个人很顺利，问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时，这孩子说不清楚。我急了，虽然明知代答问题要挨打，但也顾不得这些，大胆地代答了，结果吃了几个耳光和几脚，但是我的答话提醒了那个孩子，口供又取得了一致。

△图为提篮桥监狱

关到看守所以后，我们开了一个会，大家谈了一下情况。第二天，看守所里有泥水木工来修理房子，我们和其中一个工人打通了关系，让他替我们送信，去通知我家里和党组织。我有一个堂哥在鸿元祥洋货店当店员，要他去和店里的经理说好，如果有人去调查，就说我是那里的店员。外国人想把我们引渡到华界去，党组织设法通过闸北商团的一个负责人和会审公堂联系上，让他们不要引渡（引渡过去性命就难保）。后来我们被关到了提篮桥，里面的人都是已经判决过的，只有我们没有判过，每天早上可以放风，大家可以见见面。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我们在里面听到枪声，很开心。过了没有几天功夫，总工会派了汽车来把我们接了出去，由济难会招待沐浴吃饭。

△照片：左二为刘少奇

我没有坐汽车，而是直接到上海总工会以前工作的地方去，在天潼路，进去一看，只有一个娘姨，她知道我还没有吃饭，就做了蛋炒饭给我吃，小菜是韭菜炒肉丝，这顿饭可吃得真香，因为吃了好久的洋铁罐饭了。她告诉我上海总工会已经搬到湖州会馆去了。我到湖州会馆遇到了汪寿华和刘少奇，那时刘少奇担任组织部长，他们要我好好休息，我说已经休息了好多天了，要求马上工作。第二天我就做了交际部副部长，但时间很短，部长是赵虎臣（赵子敬），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员，他在“四一二”以后由于肺病去世了。我接洽内部的事情，他到外面去打交道。

到正式成立店员总工会时，党又调我去工作。在我被捕的一段时间里，店员总工会的工作是由章郁庵代替。店员总工会成立后，开了代表会议，选举了执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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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峥嵘岁月丨郭旦夫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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