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观察｜欧方一份没有新意的文件，以及如何调整中方对欧政策的思考

6月30日，欧洲理事会峰会公布结论文件，涉及俄乌冲突、欧盟经济、防务、对外政策等七大部分内容。该文件专门就欧盟对华政策做了一个概括，依然将中国定位为“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坦言需要和中国继续发展经贸关系和就国际治理问题进行合作，但强调对华“去风险”，以及在东海、南海、台海和涉疆等话题上进行干涉。

基于此，未来欧盟对华政策是否还有调整可能？中国对欧政策是否应有所改变？中欧未来关系前景如何？围绕上述问题，“复旦欧洲观察”学术共同体（由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青年学者自发组成的一个团体）部分成员和特邀嘉宾就此进行了研讨，并发表各自观点如下。

“复旦欧洲观察”学术共同体专家简介：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严少华：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员

姚旭：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

特邀嘉宾：

原航：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波兰与中东欧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

没有共识的共识？

严少华：今年以来，中欧之间在外交上延续了回稳的趋势，高层互动也明显加强。同时，欧盟内部围绕是否需要“重塑”对华关系的问题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以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战略自主论”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去风险论”为代表，欧盟内部在对华政策“重塑”的问题上存在不同的愿景。6月底欧盟峰会通过的涉及对华政策的决议为欧盟对华关系“定调”，意味着持续一段时间的对华政策讨论也告一段落。

相较于冯德莱恩4月发表的中欧关系演讲和欧盟刚刚出台的《经济安全战略》，欧洲理事会决议的涉华措辞明显有所缓和。根据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的说法，欧盟成员国首脑们很快同意了决议中涉华部分的内容，表明欧盟在对华政策上存在一定的共识，这种共识可以归纳为几个关键词：

首先是“三重定位”。欧盟重申了对华政策的多面性，并维持了对华定位的“三分法”；其次是对华“接触”（engaging）。欧盟强调“接触”适用于对华政策的所有三个层面，而不仅仅是气候变化与全球健康等需要合作的领域；最后是对华“去风险”。理事会决议强调欧盟无意脱钩，而是在必要和适当的情况下“去风险”和多元化。这表明在G7峰会之后，冯德莱恩发明的“去风险”概念在欧盟内部也获得了更多的认可。

原航：关于欧洲理事会对华结论文件，从历史维度看，所谓多维政策方法（multifaceted policy approach）是2009年之前在以伙伴为主、对手为辅的二分法定位基础上，2019年增加了竞争者而形成的三分法，这反映了欧盟对当前中国快速发展的忧虑。

从欧盟内部共识形成看，仍是容纳了各方意见的大杂烩，内涵无新意。这似乎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从定位性质看，对中国的伙伴、竞争者、对手定位似乎是非敌非友、又敌又友，在国际关系中这种定位通常是不稳定的，具有过渡性质。要过渡到哪个方向最终取决于三分法的哪一个定位占了上风，而这又是由欧盟内部博弈以及国际层面的因素，特别是美国影响，共同决定的。

姚旭：中欧关系已开始影响中美关系。欧盟近年来愈发强调战略自主，其对华政策甚至开始对美国产生外溢影响。从话语体系上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迅速引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的“去风险”概念，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甚至将阐释美方版本“去风险”作为重要议程。在这种外溢影响下，美欧在对华具体政策上有了更多协同性，为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和其他科技产业同盟的构建提供了政策协同基础。

简军波：欧洲理事会峰会结论文件其中涉华部分是专门一节，且其国别政策中只有中国被单列一节，可见欧盟对华重视程度不同一般。纵观该结论文件对华政策表述，未发现其对华政策整体内涵较之前有重大调整，大体在重复旧说，也反映欧盟对华政策大体方向已经确立。同时有一现象值得关注，欧盟在谈论对华政策时，日益强调双方差异和矛盾，而合作则谈得不多，至少基调如此。

姚旭：在欧洲理事会对华结论文件的“涉华政策决议”中，欧盟对华三种身份定位与此前并无变化。这三种定位之间有其自相矛盾之处，界定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模糊性，且这样的定位表述将中欧关系拉入了浅层次的语义辨析当中。同样似是而非又引发歧义猜测的，还有近几个月以来尘嚣甚上的“去风险”。可以在任何情境下、依照任何人的喜好、被任意解读的政策概念都无助于中欧关系健康发展。

严少华：欧盟目前对华“三分法”定位，主要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设定了与中国合作、竞争与对抗的各种条件，并没有给中国留下多少谈判的空间和话语权。即使合作的层面，也更多反映欧盟的诉求和欧盟内部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合作诉求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体现。如果欧盟对华定位“三分法”要在实践中落地并持续下去，长远来看仍然需要得到中国的认可，并合理反映中国所关注的合作议程。

对欧政策需因时而变

简军波：比较而言，中国对欧政策的文字表述往往以强调双方合作与共识为主，且表述内容多年来未曾有重大改变，比如一直强调双方战略伙伴关系，不存在地缘政治冲突，尊重联合国权威，是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等等。中欧双方针对对方的政策在表述方面的区别——欧盟强调差异与冲突，中方强调共性与合作——反映了处理双边关系的思路截然相反：中方希望通过求同存异寻求合作空间，以此降低冲突风险；欧方希望通过正视问题，为问题的解决寻找机会，进而为可能的合作奠定基础。

面对这一差异，为稳定和继续推进中欧关系发展，可能双方需从各自的处理思路中各退一步，以寻求真正公约数，即欧方强调差异的同时应重视双方合作空间，而中方可适当回应欧方对差异的强调，尤其考虑到国际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可适当调整对欧政策表述，适当正视双方差异和矛盾，以适应形势的巨大变化。

严少华：当前欧盟对华以“三分法”取代原来战略伙伴的定位似乎已成定局，这也给中国对欧政策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中国对欧定位和政策是否需要调整？

对此，中国的选项不外乎三种，坚持原来的定位、提出新的定位或者接受欧盟的定位。其实不管最后采用何种定位，某种程度上都难以概括中欧关系的全貌。欧盟对华定位“三分法”看似复杂全面，但难掩其自相矛盾之处；中国对欧“战略伙伴”定位看似清晰明确，也不改中欧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有显著差异的现实。

因此，中欧都不妨“避虚就实”，不必过分纠结于定位的文字游戏，而是从具体的问题和议题入手，设定合作议程，并为合作设立“护栏”，防止其他领域的分歧绑架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合作议程。如果有这样一种护栏，那么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也许可以避免目前被制裁问题所绑架的命运。

原航：关于中国对欧政策调整，整体上似可考虑将从上而下路径转化为从下而上的路径，即淡化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降低战略预期，而转向务实，以效果为导向，让市场机制和主体发挥应有作用。

面对欧盟的三分法，中国似可借鉴欧盟的一种通常做法，即issue linkage （议题连接）。这种做法通过连接不同领域的议题，而使在某一单个领域易被忽略的、无力解决的议题因与其他议题连接而得到重视，从而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例如，一方要在气候变化领域寻求另一方合作，另一方提出连结相关的议题如推动经贸领域的某一谈判，从而有助于清除该谈判面临的障碍或困难。

简军波：就我国对欧政策的具体行动而言，有两个领域可以做起来：一是，在处理欧方“去风险”方面可有所作为。“去风险”是欧方故意模糊对华政策空间的策略，以保持对华关系处理的灵活性和主动权。在此方面，欧方难以满足我国要求其明确“去风险”边界的诉求（即清晰的双边关系“负面清单”），也不存在双边讨论空间。但若着眼合作领域，双方可通过谈判和协调确立合作“正面清单”，这将为抵御欧方“去风险”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做好准备。

二是，我国可就如何支持欧洲“战略自主”提出更具体方案。这并非易事，因为欧洲“战略自主”包含制衡中国的意味（如“印太”战略），我国支持欧洲战略自主显然不能包括制衡中国。然而，欧方对我国支持其独立性以制衡美国的诉求也不感兴趣，故而我国过分强调反美一面会让欧方最终拒绝我国支持，丧失更多合作空间。因此，我国对欧洲战略自主的支持可从美国与中国关联性不强的领域着手，以最终助其实现独立自主并成为可抗衡美国的一极力量。为此，我国在多边主义、数字、全球治理、规范塑造等诸多领域，可对欧方的战略自主进行支持，并以此拓展双边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俄乌冲突后中欧关系向何处去？

原航：整体上，欧盟近年来逐步强调地缘政治维度，这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台后强调的“地缘政治委员会”，即让欧盟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地缘政治参与者有关。欧委会作为技术官僚机构日益强调政治立场，似乎在对华立场上推动欧盟机构从原有的平衡朝着更加政治化的方向发展。三分法的定位中关于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的方面将会受到更多强调。

其中一个结果是近期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对华“去风险”方向。一、该口号得到美国呼应，在西方似乎有成为“政治正确”的端倪。一旦这个方向确立，“去风险”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欧盟和美国的对华立场。二、这也是国际话语权的博弈，具有规范性力量欧洲（normative power Europe）的意涵。欧盟将中国贴上“风险”的标签，而掌握着风险的定义权和解释权，事实上在构建一种欧盟所希望的“政治正确”，不仅为欧盟对华政策调整提供了合法性，也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构建施加了所谓的“规范性”压力。

未来，中欧关系整体上可能是“政冷经热”的状态，政治与经济在两条轨道上相对独立运行。一方面，在低端产业领域，经贸关系仍会维持，这是最基础的经济相互依赖。在高科技领域、关键战略性产业上，欧盟可能与美国的对华立场趋同。另一方面，经济相互依赖恐难影响政治关系，反之政治关系也难影响最基础的经济相互依赖。“经贸关系是压舱石”这种判断的适应性在过去几十年里得到验证，而未来将可能受到越来越多质疑。

姚旭：从去年底德国总理朔尔茨访华至今的半年多时间里，欧洲各国、各层级领导密集访华，体现了欧洲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中国总理上月访欧，得到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取得了丰硕的外交与经济产业合作成果。疫后全球产业链条脆弱、经济复苏不达预期，需要良好坚韧的中欧关系，需要中欧在各层面上进一步深化合作。但横亘在中欧合作中的影响因素依然凸显，需要中欧双方相向而行，探索重构合作发展的共识与路径。

中欧双方需要真正下定决心将搞好中欧关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欧洲对华关系考量当中还有俄乌冲突、台海问题等因素，欧洲对华的期待在有些问题上并未考虑实际情况与中方一以贯之的立场，需要中欧双方进行更坦诚、更充分、更全面、更频繁的沟通。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加压对华外交、经济、科技产业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有真正的扭转点，欧洲作为美国的“高价值盟友”对中国意义重大。事实上，中欧双方亟需的务实合作和增进信任，其基础是中欧双方真正下定决心。中欧只有将彼此关系真正放置在更高的优先级上，才可以寻求破除各种桎梏。

简军波：展望未来，中欧关系依然谨慎乐观。俄乌冲突期间，欧洲十分忌惮中国与俄罗斯结盟，因此在此期间不会采取极端政策过度刺激中国，以免将中国彻底推向俄罗斯。俄乌冲突结束后，无论俄罗斯结局如何，欧盟和欧洲不会垮掉，由于它不再担心中国的对俄立场，因此在采取激进对华政策方面会更加大胆。但由于中欧在经贸与国际治理层面的合作依然不可或缺，因此未来中欧关系将会在复杂性高位上坎坷前行。

“中欧观察”是复旦大学的欧洲研究学者的专栏，立足中国本位，聚焦中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