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土生土长的沈阳人，是不会有关于“第一眼沈阳”的记忆的；一个南方人呢？当他第一次走进这座城市，会觉得它非常“东北”，但还是会对中国人所共有的元素熟视无睹；如果是一个不谙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他的“第一眼沈阳”会是怎样呢？下面这四位外国人，用笔和相机记录了他们的对沈阳的第一眼印象，或认真或谐趣，或褒或贬，都或多或少会触动一下我们地道的沈阳人。
曾根俊虎（そねとしとら），日本兴亚家，“兴亚会”创立者。曾在海军省供职，多次被派往清国刺探军事情报。1875年赴清国后将所收集情报编成《北中国纪行前编》，书中详细描述各地风貌，尤其关注地方军事布防情况。他还绘制了完整的盛京城立体图，但他却把昭陵的石牌坊画成鸟居的模样。
“九点十分，抵达盛京城外的南大门。如通常的驿门一样，门有二堡，向门的左右两边延伸。想来这大概是城外的一个市场，进入里面，市肆栉比，越近城内，则移步换景，街市容貌大不一样。既而来到城门，城门上写着‘德胜门’三字。城门洞的厚度有一二十米，门楼的中间已经毁坏，外门城墙的厚度有十米左右，左右两边有入口。进入里面，前行二三百米，在右侧小巷的三益老店住下。……吃过午饭去小南关拜访法国牧师施神父。出南门时，一位官员追来要看通行证，因为没带在身边，只得返回寓所取了交给那位官员看。那官员要求把通行证上的内容笔录下来，就让他抄写了。仅仅六七十个字，可那官员竟用来将近一个小时，运笔之拙不待多言。虽把文字抄写了下来，然他不能自己阅读，让店主人给他读了一遍。问其姓名，他就从长筒靴中取出一张名片给我，上面写着‘镶红旗骁骑校尉勤杭阿’几个字。”（摘自《北中国纪行》，中华书局，2007）
夏目漱石（なつめ そうせき），日本作家，曾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著有小说《我是猫》。他于1909年应满铁邀请赴中国满洲地区和朝鲜旅行，回国后在《朝日新闻》上发表《满韩漫游》，其中记录了他在沈阳几日的活动。那时，奉天驿才刚刚修建，满铁附属地还没有形成规模，夏目一行是住在古城内钟楼附近的满铁奉天公所。 “旅馆的马车到车站来接我们，同样是那种从泥土里挖出来、在太阳底下晒干后、已经褪色的马车。行李和人同乘一辆车，刚一离开车站，车夫就疯狂地扬起了马鞭。车夫驾驭马车的做法比翻山越岭的乡下公共马车还粗鲁。行驶在大马路上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明显，随着马车逐渐接近城区，刚才还同原野一样宽的大路逐渐被夹在左右两边的店铺当中变得越来越窄，而且，铁道马车行驶在其中。尽管如此，激烈的鞭影每隔一分钟必定会在我们头上闪动，马不顾一切地奔跑。因为这里是奉天，街上的行人不断地在马车的前后左右走来走去。”
夏目漱石来沈所住古城内的满铁公所 “不久我们来到一个大门前，记得在奉天前后逗留的四个昼夜期间，不止一次地经过这个门。多次听到过这座门的名字，可是，我竟然忘记了。其建筑的形状也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印象。但是，我们刚到奉天市区从落满灰土的房顶，高高地仰望这座大门的时候，受到了震撼，那时的印象至今没有消失。我和桥本一起到这座大门旁边的一个小店买笔和墨时的情景，作为一个久远的经历还清晰地记在心里。当时，桥本跨过门槛走了进去，我跟在桥本的后边半个身子已经从房檐进入屋里，但是，中国房子里固有的一种臭味忽然钻到了鼻子里，使我退出一两步，在街上站住了。刚才提到的门就矗立在离我十几米的十字路口。我把鸭舌帽的帽檐儿抬起来留出一个很高的角度特意仰望过去。已近黄昏时刻，太阳光既没照在瓦上也没照在房顶上，也没感到局部令人晃眼，整个城门令人感到在喧闹的十字路口的上方萧索地泰然处之。从色彩上看，这座门除去能勾起人的怀古之情以外，没有特别的花样和色调。木头、房瓦、墙土几乎是同一个眼色，只有风铃灵活地显示出绿色。我看到从破损的瓦缝中长出高高的青草”（摘自《满韩漫游》，中华书局，2007）
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英国探险家和游记作家，007系列小说的作者伊安·弗莱明（Ian Fleming）的哥哥，毕业于牛津大学。1933年，26岁的弗莱明以《泰晤士报》特约记者的身份来到远东地区，写作了游记《独行中国》(One's Company: A Journey to China in 1933 by)。书中，他用一个年轻外国人的眼光观察了被日本人占据的中国城市——奉天。那时，他可以住进沈阳最高档的大和旅馆，在楼顶的阳台上了望风景，还欣赏了由日本人编排的防空演习。 “奉天没什么特点，很难描述，而且非常乡气。在这里，那种不协调的东西方情调的结合使它变得毫无特征可言。在奉天城墙内，这座城市的热闹几乎无人注意，如动物园般遗世独立。日租界宽阔的街道，漂亮的高楼，与环境格格不入，都是人造移植之作，其不调和性就连他们自己也难称赞。在外表上，这座城市死气沉沉，不伦不类。”
“在奉天，人人都很友善，但没什么事可做。游泳池、壁球场、小马驹——对于一个特派记者来说，这些都不是什么正经事。我曾经骑马去过北陵墓地，那儿有许多喜鹊，十分安静。毫无疑问，以下这个告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告示
一、 禁止打鸟
二、 禁止采摘
三、 禁止钓鱼或打猎
四、 禁止喧哗或吵架
五、 禁止点火
六、 禁止从高处掷物
七、 禁止赤膊
八、 禁止随地小便
钦此
在我看来，第四条规定在全满洲遵守得太好了。”
（摘自《独行中国》，南京出版社，2006）
奥戴丽·朗宁·托平（AudreyRonningTopping），美国摄影记者、自由撰稿人、纪录片制片人，长期从事中国事务研究。她的父亲曾任1945年加拿大驻华大使，后为推动中加建交作出巨大贡献。1971年，她作为《国家地理杂志》摄影记者来华访问，发表专题报道《回到新中国》（Return to Changing China）。如今看这篇报道，让人难以想象，当时美国的主流媒体会对“红色中国”有这般溢美之辞。 “在满洲的第一站是沈阳（旧称奉天），它是辽宁省省会。在飞机上鸟瞰沈阳郊区，有大片的如海一般广阔的水稻田。你能相信吗？这里在二十年前才开始引种水稻作物。同样不可思议的是，这里是中国重要的工业中心。”
文革时期的红旗广场
“在沈阳，下班的自行车队伍在黯淡的夕阳下川流不息，他们经过巨大的毛主席塑像，奔向回家的路途，马路上只有公交车在行驶。中国各地，无论工人、农民，还是政府官员，都依靠自行车出行，私家车是极端的奢侈品。中国人因祸得福，避免了汽车尾气带来的污染。周恩来总理认为，中国迟来的工业化进程可以避免困扰其他国家的污染问题。”（摘自《NATIONAL GEOGRAPHIC》，Dec. 1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