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杀死了妈妈，但如果还有来世，我还想做妈妈的孩子。”

近日，日本一起令人震惊的案件在法庭开庭审理，一名81岁的男子藤原宏被控推入大海杀死自己79岁的瘫痪妻子。据报道，这对夫妻已经相伴了40年，丈夫宏照顾妻子的付出备受赞誉。然而，生活中的困难和沉重的护理负担最终使他不得不做出极端的选择。

在照顾了妻子40年后，被告藤原宏对未来越来越感到无助，长子提议将母亲送到养老院，但藤原宏表示反对，并说“自己会照顾到最后”。被告在杀害妻子后，向长子说明“自己也想跳进去，但是没能死”。

这起案件与每日新闻大阪社会部采访组所著《看护杀人》一书中的悲剧如出一辙。这里的“看护”并不是指护工，而是看护者，书中一般是被看护者的家人。事实上，看护杀人的悲剧在老龄化的日本社会时有发生。看护人才流失、社会福利支持不足，最终演化成家庭看护中的激烈矛盾。

多数看护杀人案件的加害者曾不分昼夜地看护家人，面临慢性睡眠不足的问题，于是渐渐身心俱疲，陷入了绝望。因看护疲劳所导致的抑郁状态等身心问题，很可能成为引发悲剧的诱因。夫妻、亲子之间理所当然的家庭看护模式逐渐走入绝境，没有尽头的持久战最终酿成人伦悲剧。

日本作家重松清说：“看护杀人究其根本，源于家人之间至深的爱。在看护杀人事件中，或许所有人都是受害者，这么说也不为过吧？”

在老龄化逐渐严重的当下，如何预防这类惨案的再度发生，思考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这或许是阅读《看护杀人》这本书的意义所在，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今天与大家分享一个每次读都会流泪的事件——龙一的故事。

下文摘自《看护杀人》

文：（日）每日新闻大阪社会部采访组

译：石雯雯

“想要再一次，成为妈妈的孩子”

2015年夏天，我们正在搜寻某男子的行踪。该男子正是在大约10年前企图与患有痴呆症的母亲共同自杀，后因承诺杀人被判有罪的山冈龙一（时年54岁，化名）。

龙一于2006年2月1日在京都市伏见区的河滩上将母亲君枝（86岁，化名）杀害，随后在同一地点自杀未遂。

位于京都市伏见区的桂川河滩。为寻求与母亲共同自杀，龙一带着母亲来到此处。

承诺杀人罪指的是得到被害者同意后的杀人行为。刑法第202条对承诺杀人罪及嘱托杀人罪进行了规定。后者指的是受被害者委托的杀人行为。依据刑法可对上述罪行判处6个月以上7年以下劳役或监禁，相较于最高可判处死刑的故意杀人罪而言，量刑较轻。

由于共同自杀行为并不鲜见，因此刑法第202条常用于对共同自杀中存活下来的一方的判决。然而，由于龙一案件的特殊性，案发后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人们纷纷为之动容。而这一切都源于对该案件的审判。

据悉，案件审判当时，不仅是京都地方法院的法官，就连起诉被告的检方都对龙一的遭遇表示了同情。法庭对龙一作出了缓刑的判决。

《每日新闻》于2006年4月，对该案的初审情况进行了报道，“检方详细描述了（被告）在全心全意照顾母亲的同时，逐渐力不从心，陷入走投无路境遇的过程”，“法官眼圈发红，哽咽得说不出话，狱警也不禁流下眼泪，整个法庭陷入寂静”。

案件自发生以来，虽已过去10年有余，仍然以“让法官为之落泪”“整个法庭泪流不止”等新闻标题被人们铭记，并被翻拍成电视剧，改编成漫画和戏剧，在网络上不断引发讨论。

京都伏见杀害痴呆症母亲案件，因而成为了最为人所熟知的看护杀人案件。审判记录及新闻资料所展现的龙一和君枝的故事，让所有人动容。

《妈妈！》剧照

拂晓的京都气温只有5度，寒冷刺骨。

2006年2月1日早晨6点，坐在轮椅上熟睡着的君枝睁开了眼睛，此时她与龙一正在京都市伏见区桂川河滩上的大树下。

为与母亲共同结束生命，龙一在前一天深夜带着母亲来到此处。但是龙一内心充斥着恐惧，什么也没做，就这样静坐到了天明。

早晨，龙一望着醒来的君枝说：“我已经活不下去了，就在这里结束吧。”

君枝喃喃道：“还是，下不了手是吗……”

随后用异常坚定的语气轻声说道：“龙一，我们一起吧。你也一起吧。”

龙一哭泣着不住向母亲说着“对不起、对不起”。

君枝耳语道：“到这儿来。”遂轻轻将自己的额头抵在龙一的额头上：“你是我的儿子。我很欣慰。”

母亲的这句话让龙一下定了决心。坐在轮椅上的君枝无法动手。那么只有自己了……

龙一走到轮椅后，用毛巾将母亲的脖子勒住。君枝的身体不住地抽搐。于是，龙一将菜刀刺入了母亲脖子的左侧。

“真的对不起，对不起……”

龙一将背对着自己、坐在轮椅上的母亲紧紧抱住，此时君枝已没了气息。随后，龙一尝试用刀刺入自己的脖子和腹部，并打算用绳子在树上自缢，然而由于绳子没有系紧，并未成功。龙一渐渐丧失了意识。

上午8点左右，路人发现龙一并报了警。龙一因此得救了。

《妈妈！》剧照

龙一出生于京都市内繁华的河原地区，是家中独子，其父是京友禅名匠。京友禅是京都传统染色技艺，以华丽的纹样著称。

1950年代至1960年代（昭和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使用京友禅技艺染色的高级丝绸制品相当畅销。龙一的父亲收入颇丰，家庭富裕。

亲戚无不羡慕嫉妒。

“住的房子租金真高啊。龙一爸爸只喝昂贵的酒呢。龙一想要什么都给他买呀。”

然而，父亲只不断告诫龙一一件事：“不能给别人添麻烦。即使自己生活拮据，也不应问别人借钱。”

为继承父亲衣钵，龙一在高中毕业后就开始为父亲打下手。自那之后15年，龙一也成为了一名染色技匠，然而此时市场对和服的需求却开始逐渐减少，1980年代后期，这一行业正式走向衰败。

为谋生计，龙一也曾做过酒店保安、电器厂工人。父亲于1995年因病去世，而当时70多岁的君枝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我家的故事》剧照

君枝有时会边说“老鼠会出来哦”，边用扫帚敲打天花板，渐渐地，君枝无法独自购物了。不久，君枝被诊断为痴呆症。

母子俩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1998年，龙一被公司裁员，无奈向亲戚举债二三十万日元以维生，并以市场价一半（每月3万日元）的价格租住在亲戚所有的伏见区的公寓内。

此后，龙一成了京都府八幡市的一家厨房工厂的派遣工。而君枝的病情则逐步进展，时常会在深夜作出异常举动。有时只要一到半夜，君枝每30分钟至1小时便会起身，嘴里嘟囔着“上厕所”，甚至还会独自外出。

2005年春天，君枝无法正常睡眠的时间增加到每周三四个晚上。渐渐地，龙一饱受长期睡眠不足之苦。然而无论多疲劳，他还是必须一早就出门工作，晚上下班后，龙一仍要继续操持家务、照顾母亲。这样的生活周而复始，让人喘不过气来。

《桃姐》剧照

同年6月下旬，在龙一工作期间，君枝独自外出迷路，被警察护送回家。

此时龙一意识到：“如果继续放任母亲独自在家的话，会给他人带来麻烦。”

于是同年7月，他向派遣公司提出了停职申请。接着他申请了护理保险服务，君枝被认定为“护理3级”，即具有中级护理必要。每周能够享受5天的日间护理服务。

原本在派遣公司工作时，龙一的月薪为15万日元左右，失去了这份收入后，每2个月领取的5万日元的君枝的退休金成了母子俩唯一的收入来源。这样下去的话，护理服务的自付部分也要负担不起了。

一筹莫展之时，龙一拜访了伏见区政府的福利办公室，向工作人员讲述了自己的情况，并询问在自己复职之前，能否领取生活援助金。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否定的，“你具备劳动能力，请努力工作”。

沮丧的龙一无奈之下联络了看护援助专员。专员遂向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对方却未说明无法给予生活援助的原因。

《妈妈！》剧照

看护援助专员向龙一介绍了社会福利协会的贷付金制度。然而，由于该制度的实施需要提供担保人，龙一以“不愿给亲戚朋友添麻烦”为由拒绝了。

君枝夜不能寐的生活仍在继续，龙一心想，这样的话即使自己复职也无法正常工作。9月，龙一正式从派遣公司离职，从10月开始的3个月时间内，龙一依靠失业保险金维生。

离职后，龙一又一次拜访了福利办公室，表示“自己想在家对母亲进行家庭看护，能否领取生活援助金”，对方却以目前龙一已领取失业保险金为由，再一次拒绝了龙一的请求。

为节省开支，君枝接受日间护理服务的频率由每周5天减少为每周2天，护理服务的自付费用被控制在每月1万日元左右。与此同时，龙一前往就业办公室，试图寻找能够兼顾看护的工作，却没能如愿。

到了12月，失业保险金的发放时限也到了，龙一无法继续领取。此后，他便开始使用信用卡贷款，君枝的日间护理服务也中断了。年末的时候，龙一勉强凑出3万日元支付了一个月的房租。

此时的龙一感到内心绝望，自己已无法再筹到更多的钱了，除了一死别无他法。

然而，当龙一把这个想法透露给君枝的时候，母亲却表示：“我想活下去。”

《比海更深》剧照

因此，龙一坚持着过完了12月，新的一年开始了。

2006年1月下旬，龙一收到了上个月日间护理的账单，共需支付3 600日元。龙一使用信用卡贷款的1万日元支付了费用后，剩余的钱加上龙一身上的现金总共只剩7 000日元左右了。这样一来连2月份的房租都付不起了。

“已经无法继续在这个家住下去了。我只能带着母亲离开这里去寻死了。”

现在住着的房子是亲戚们以便宜的价格租给自己和母亲住的，龙一万念俱灰之下，给亲戚们留下了遗书。

1月31日早晨，和往常一样，龙一买了面包和果汁，和母亲一起吃着早餐。那时候，龙一为了节约，自己2天才吃1顿，而君枝每天吃2顿面包和果汁。

随后，龙一想着，结束生命之前，最后再带母亲去一次充满着家人幸福回忆的地方看看。龙一把刀和绳子装进背包，随后拉下电闸，便带着君枝出了门。母子俩出发前往河原町一带，那里正是龙一出生长大的地方。

龙一和君枝坐着京阪电车到了三条站。下车后，龙一推着母亲的轮椅，到游人如织的新京极街散步。途中经过了从前全家人每月会光顾一次的电影院。还经过了电影散场后，全家人曾一起吃晚饭的餐厅。

《我家的故事》剧照

龙一与君枝兴致勃勃地追述着往事，母子俩都由衷地感到高兴。龙一心想，这样的快乐能再持续一会儿就好了，如果能活下去的话就好了啊……此时的商店街熙熙攘攘，人来人往。龙一低头注视着母亲，默默地推着轮椅，始终无法正视路人洋溢着笑容的面庞。

晚上7点左右，君枝对龙一说：“我们回家吧。”

母子俩坐上电车回到了伏见区。下车后，为寻找自杀的地点，龙一在附近徘徊了好一阵。

途中经过自家公寓，望着一片漆黑的屋子，龙一突然生出“想要回家”的念头，然而他还是强忍住泪水，离开了公寓。

随后，母子俩便来到了桂川的河滩上。

审判时，检方陈述了龙一的如下供述：“虽然我亲手夺去了妈妈的生命，但如果还有来世的话，我还想做妈妈的孩子。”

对此，检方甚至站在了被告人的立场，向法官表示：“听闻被告的犯案经过和作案动机，不得不令人同情。”

审理该案的男性法官在被告人提问环节提到，目前看护杀人案件屡见不鲜，就这一现象的缘由询问龙一的看法。对此，龙一表示：

“如果想要尽可能不给他人添麻烦努力生活下去，那么必须舍弃一些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如果自己也已走到极限，那么除了舍弃生命之外就别无他法了。”

《比海更深》剧照

2006年7月，法官宣布，判处龙一2年6个月有期徒刑，缓期3年执行（求刑为3年监禁），判决得以最终确定。

法官对缓刑判决的理由进行了说明：“我们相信，被害者对被告人抱着感谢的心情，而绝非怨恨。可以推测出被害人并不希望被告人被施以严惩，而是希望他今后能幸福地生活下去。”

宣判后，法官对当前家庭看护的现状提出了意见：“本次接受审判的绝不仅是被告一人。同时还应追究我国护理制度和生活援助制度的责任。”

随后，法官对龙一说道：“就算是为了你的母亲，你也要努力，幸福地生活下去。”

龙一抬手拭去脸上的泪水，答道：“谢谢您。”

媒体对该案的审判情况进行报道之后，许多人对君枝生前最后的时光及龙一的境遇表示了同情。然而，审判结束后的龙一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依旧不得而知。

相信在案发近10年后的现在，龙一能够更加冷静地回忆当时的情况吧。现如今，因看护导致的悲剧不断重演，与过去相比未见任何改善，就这一现象，我们也想听一听龙一作为当事人的看法。

我们的报道以看护杀人案件为主题，能够实现对龙一的采访对于取材来说是相当有必要的。相信很多人都想听一听作为案件当事者的龙一的想法，也想进一步了解他在案件结束之后的生活。

现在的龙一，究竟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呢？2015年7月初，我们首先与当年为龙一辩护的男性律师取得了联系。

律师这么答复我们：“说实话，案件结束后，我就再没和龙一先生见过面、交谈过了。”律师的工作很忙。即使是受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审判结束后，律师的职责就已完成，多数律师便不再与当事人继续保持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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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接到媒体的采访请求时，我都会将采访的主旨等内容写在信里寄给龙一先生，但是从未收到过回复。一年前，电视台联系我，表示想对龙一先生进行采访，于是我又写了信向他说明情况，然而信件却因收件人不明被邮局退回了。”

律师猜测也许龙一大约在一年前搬家了吧。他告诉我们自己并不清楚龙一现在的住处。

这次我们试着寻找龙一的一位亲属，这位亲属的名字曾出现在案件的资料中，他目前居住在京都府内。我们设法得知了他的住址，登门拜访时，迎接我们的是一位老年男性。当告知他我们是记者的时候—

“关于那件事，我已经全都忘了。没什么可说的。”他这么说着，作势便要关门。

我们赶紧把住门：“请问龙一先生现在住在哪里呢？我们想要和他谈一谈。”

随即我们表明了此次采访的主旨。

老人闻言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采访他是不可能的。”

然后便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又说道：“龙一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他去年就死了。得了病死的。”

“龙一先生真的已经去世了吗？”

“我现在也正在整理自己的心情，想要把那件事彻底忘记。我不想再说了。”

“案件发生后，龙一先生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龙一一直生活在自责和悔恨中，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比海更深》剧照

面对我们对龙一去世时的情况的询问，老人拒绝进一步回答。一周后我们再次拜访了老人的家，得到的仍是同样的答复。

至此，采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据目前所知，我们已无法与龙一直接对话了。并且，龙一的病情、临终前的情况均无从得知。

为了解龙一生前最后的时光，我们来到了龙一过去居住的位于伏见区的公寓，对公寓周边和龙一的熟人进行了走访。但是，没人知道龙一的消息。

自开始对案发后龙一的生活轨迹进行调查以来，已过去10天有余。就在那时候，我们拜访了居住在京都市内的一名与龙一相识的男子。我们告知他龙一已经去世的消息后，他沉默不语。从这位男子口中，我们得知了龙一在案件审判后所生活的住址。

一系列的悲剧

位于滋贺县西南部的草津市，是一座人口约13万的小城。此处坐临日本第一大湖琵琶湖的东南部。在JR京都站坐电车约20分钟就能抵达草津市。

7月14日上午11点左右，我们顶着炎炎夏日，从JR草津站出发坐车大约10分钟，便到达了目的地。此处一幢陈旧的四层公寓楼便是案发后龙一的住处。

此时楼体四周架设了脚手架，停车场内停着许多施工车辆。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由于建筑物老旧，正在对此处进行翻修。

龙一曾经居住的地方就在这幢公寓楼的三楼。我们在一楼看到了用油性笔写着“山冈”字样的信箱。山冈正是龙一的姓氏。

我们依次走访了公寓的住家。其中，一名70多岁的妇人说的话，让我们一下震惊不已。

“山冈先生去年在琵琶湖自杀了。”

《妈妈！》剧照

据该妇人介绍，2014年8月，警方曾来到公寓走访调查龙一的生活情况，她也是在那时得知了龙一自杀的消息。

据邻里所述，龙一大约9年前搬来此处居住。恰好是审判结束的时候。龙一居住的公寓面积大约6张榻榻米大小，内有一间狭小的厨房，月租金约22 000日元。

龙一每天一大早就外出工作，傍晚时分才回家。龙一平时和街坊邻里几乎没有交往，大家也都不知道龙一便是当年看护杀人案件的当事人。

随着在公寓周边走访调查的深入，我们得知曾经照顾过龙一的某个亲戚目前正居住在滋贺县内。据悉，在龙一去世后，该亲戚曾来公寓处理后事。我们从邻里口中获知了他的姓名。

随后，我们在滋贺县内的电话簿中找到了本田弘幸（化名）的名字，他正是我们所要寻找的龙一的亲属。两天后，一个阴沉多云的日子，天空飘着细密的雨丝，为拜访本田先生，我们来到了某个小镇。

在一处独栋住家门前，我们按下了对讲机，玄关的门随即打开了，迎接我们的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就是本田先生。

当得知我们是为了解龙一的事情而前来拜访的时候，

本田露出了不耐烦的表情：“龙一已经去世了，我不想再提过去的事了。”

“我们听说龙一先生自杀了，感到非常震惊。我们想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闻言，本田仿佛有思想准备一般，走出玄关，来到门前。只见他停顿了片刻，随即点着手上的烟，深深地吸了一口：“那是去年8月1日早晨的事……”

他缓缓向我们讲述起当时的事情，眼神深邃，不时凝视着远方。

《没有养老的资金》剧照

2014年8月1日早晨八九点钟的时候，本田接到了滋贺县警察署的通知。警方告诉他，龙一的遗体在琵琶湖被人发现，并且在琵琶湖大桥附近还找到了他的电动自行车。据悉，琵琶湖大桥位于大津市与守山市之间，将一湖之隔的两座城市相连。

据当时正在附近散步的目击证人所述，一名可能是龙一的男子从琵琶湖大桥的高处一跃而下，落入湖中。

“在龙一随身携带的腰包中发现了一张小小的白色便条纸，似乎是遗书的样子。上面写着‘希望能与自己和母亲的脐带一同火化’。腰包中还有一个四方的盒子，里面有两段脐带。”

原来，龙一并不是病故的，而是自杀身亡的。审判结束后，龙一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案件审判结束后，亲属们聚在一起商量龙一今后的生活安排。龙一当时连个去处都没有。因为许多亲属居住在滋贺县，因此大家决定带龙一到那儿去生活。大家为龙一在草津市找好了公寓，并为他安排了木材公司的工作。当时我是龙一的身份担保人。”

本田曾多次拜访龙一的公寓，同他一起喝酒。公寓内的佛龛上供奉着龙一父亲和君枝的牌位。

一开始，本田总是鼓励龙一：“就算是为了你的母亲，你也要振作起来，好好生活啊。”

然而龙一绝口不提案件相关的事。

龙一在木材公司勤勤恳恳地工作着，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的样子，安静地过着每一天。公司的同事这样评价龙一：“他非常认真地默默工作着。”其他同事回忆起龙一，这般描述道：“以他的实际年龄而言，龙一显得格外精力充沛，对于自己熟悉的机器设备，总是很细心地教我们使用方法。”

有时候，龙一还会在休息日和同事一起外出钓鱼。然而，2012年，龙一到了退休的年纪。虽然与公司签订了续聘合同，但是2013年初，由于经济不景气，公司无法再与龙一续约了，他只得离开木材公司。

“我被公司解雇了。”

告知本田这一消息时，龙一显得非常低落。

《明天，妈妈不在》剧照

公寓的一位女性居民这样描述道：“龙一离职后，表情也变得黯淡起来，整天闭门不出。”

渐渐地，本田等亲属打来的电话龙一也不接了。2014年春天，公寓的管理人与本田取得了联系：“7月底租房合同就到期了，必须与住客本人确认此后是续约还是解约。”

“那以后，我去了好几次龙一的公寓，但是都没能见到他。有时候还能看到屋内亮着灯光。大概是6月份吧，龙一隔壁的住户让我进了房间，我顺着阳台向龙一的屋子里望去，只见窗户紧闭，屋内没人。那时候连电闸也被拉下了。屋里还堆放了许多信件。”

本田感到很担心，于是向警方提出了搜索申请。然而没能找到龙一的下落。大约2个月后，龙一的遗体被发现了。

龙一去世的时候身上的现金仅有数百日元，积蓄也已用尽。

“从龙一离开公寓到8月1日为止的这段时间内，他到底去了那里，做了什么，警方的调查也未能得到准确的结果。手机的通话记录和银行账户的存取款记录也未留下任何信息。然而可以确定的是，龙一对租房合同在7月底到期这一事实是清楚的。当时的他失去工作、经济窘迫，还即将失去住所。也许正是这一系列的打击把他逼入了绝境吧，因此他选择在8月1日自杀。”

也许本田的推测不无道理。龙一在河滩上将母亲杀害，并寻求与之共同自杀的日子，正是当年2月份的第一天。龙一因为无法支付2月份的房租，心生绝望，便在1月31日带着母亲离开了家。

《比海更深》剧照

“审判虽然结束了，但对于龙一而言，案件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还未消散。虽然我为龙一的死感到懊悔，但我认为在龙一的心里，想与母亲重新团聚的想法是相当强烈的。”

在庭审的被告人提问环节中，龙一曾流着泪坚定地承诺道：“我会连着母亲的份一起活下去。”然而龙一最终未能遵守他的承诺，纵身跃入湖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因看护而引发的案件，往往能博得人们的同情，然而这些案件并未在审判结束后就画上句号，而是在未来的日子中引发新的悲剧。

龙一案件究竟向我们传达了什么呢？当龙一的生活陷入困境的时候，究竟遭遇了怎样的阻碍呢？我们就此向本田询问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开了口：

“我国并不是缺乏对生活困难的人们的救助制度，我觉得行政方面并没有过错。但是，有些人像龙一一样，想要利用制度却无法利用，或者根本就不利用制度，对于这些处事笨拙的人，如果社会能有什么援助措施的话就好了。”

本田与几名亲属一同为龙一处理后事。按照龙一的遗愿，他们将遗体与两段脐带共同火化，送龙一走上最后一程。

亲属们希望，龙一既然已经离开人世，就把这一切的悲剧痛苦全都结束吧。于是，遗体火化后，亲属们并未保存龙一的骨灰，也没有为其设牌位或墓碑，且将龙一房内的遗物、佛龛等都一并销毁了。

《妈妈！》剧照

因看护疲劳所导致的故意杀人或共同自杀案件的审判结束后，加害者继续接受心理咨询、行政机关随访的情况非常少见。

对于受到公众关注的龙一而言，在案发后也未能得到相关部门的福利援助，在陷入困境之时，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如同第一章中所述，由我们的分析可以得出，多数看护杀人案件的加害者曾不分昼夜地看护家人，面临慢性睡眠不足的问题，于是渐渐身心俱疲，陷入了绝望。因看护疲劳所导致的抑郁状态等身心问题，很可能成为引发悲剧的诱因。

然而，案件中的加害者在经历审判或服刑等司法流程后，心理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更有甚者，由于亲手夺去挚爱的家人的生命，加害者背负着这一沉重的罪行，内心几近崩溃，在煎熬与痛苦中挣扎前行。

《看护杀人》

（日）每日新闻大阪社会部采访组 著

石雯雯 译

内容简介

看护问题在老龄化的日本日益严重，看护人才流失、社会福利支持不足，最终演化成家庭看护中的激烈矛盾。近几年，日本接二连三地发生因身心疲于看护而杀害家人的“看护杀人”事件。夫妻、亲子之间理所当然的家庭看护模式逐渐走入绝境，没有尽头的持久战最终酿成人伦悲剧。如何避免亲人间的纽带扭曲断裂的“着魔瞬间”？每日新闻大阪社会部采访组倾听来自“加害者”们的声音，采访事件相关人士，深入家庭看护者的内心世界，揭开家庭看护惨烈的现实，探寻预防惨案再度发生的可能。

作者简介

每日新闻大阪社会部采访组

前田干夫，1968年出生于兵库县。毕业于关西学院大学法学部。1994年入职每日新闻社。曾任大阪总部社会部、地方部副部长及冈山支局局长等职，2020年4月开始担任东京总部特别报道部部长。编著有《现场的残影：记者笔下的“悲欢记”》（新风书房）。

涉江千春，1981年出生于东京都。毕业于东京大学教养学部。2003年入职每日新闻社。先后任职于阪神支局、大阪总部社会部。曾负责大阪府警方、法院等相关新闻的报道，后任机动记者。2018年4月开始任首尔特派员。

向畑泰司，1984年出生于大分县。毕业于都留文科大学文学部。2006年入职每日新闻社。曾任职于德岛支局、大阪总部社会部、东京总部特别报道部。现于大阪总部社会部负责大阪府警方相关新闻的报道。

原标题：《“我杀死了妈妈，但如果还有来世，我还想做妈妈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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