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大学教授罗内尔性骚扰学生事件中不性感的真相：权力

编者按：纽约大学著名女权主义学者、66岁女教授罗内尔（Ronell）深陷性骚扰丑闻在全世界知识界引起大讨论。鉴于澎湃新闻已经对罗内尔性骚扰事件做出报道，并且翻译了罗内尔教授本人的声明以及为其签署联名信的部分学者的观点，本文旨在提供该事件引发的讨论中的另一些声音。

Reitman的起诉书

纽约大学历经11个月的内部调查，认定阿维特·罗内尔（Avital Ronell）教授对其博士生Nimrod Reitman进行了长达3年的性骚扰而做出对罗内尔停职一年的处罚；但是针对Reitman对罗内尔的性侵犯（sexual assault）、跟踪（stalking）和报复（retaliation）的指控则以证据不足为由而不予认定。Reitman认为调查结果不公，委托律师在8月16日向纽约州最高法院对罗内尔和纽约大学提起了诉讼。无论在最初将此事见诸大众媒体的纽约时报8月14日的头版报道中，还是美国各大平面和网络媒体的跟进报道中，罗内尔对Reitman的性骚扰、侵犯的种种细节都占据了大量篇幅；即便是罗内尔否认所有指控的声明也主要将Reitman的亦带有暗示的邮件作为自证清白的证据。56页的起诉书则在性骚扰、性侵犯之外，对跟踪和报复的指控做出了详尽的说明，比起媒体的报道更全面地论述了纽约大学内部调查的结论——“在3年的时间里（罗内尔教授的）这些行为是不受欢迎的，且足以改变Reitman先生的学习环境”。

起诉书中提到，“Reitman被要求在一天中的任何时段都对罗内尔有空，并且按照她的需求来安排自己的时间”。 “若Reitman在和罗内尔一起共事完去参与社交活动，罗内尔就会非常生气并且指责Reitman‘排斥’她，且不是一个认真的学者。Reitman不得不就自己的行踪对罗内尔撒谎。”

2013年4月Reitman给友人的消息，

“……Avital非常高兴因为没有其他人和我共度周末，所以她可以尽情占据我的时间。同往常一样，我被要求和她一起过周六，且重复不断地向她表达我的爱意，口头上以及肉体上。我厌恶到想要呕吐，我感到害怕不知道我还能继续这样多久……我感到被囚禁在笼中，不知道怎样才能逃离纽约这座监狱。”

在另一个场合，Reitman给一位朋友这样写道，

“我现在需要告诉她我爱她，需要在周末跟她碰面，为了‘娱乐’，并且完全不再拥有我（曾经有过）的生命。”

如果Reitman做不到“随叫随到”，就会受尽罗内尔的指责乃至惩罚。例如，2014年秋季学期Reitman选择不去参加罗内尔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的一个课程时，罗内尔就称Reitman“忘恩负义”，并且把Reitman从一个她组织的国际会议中除名。而这仅仅是Reitman所恐惧的报复中的冰山一角，他曾经向友人和家人吐露，

“……我跟人聊过了，被建议起诉她性骚扰。这显然不是我会做的因为这样做了之后我就不能找到工作了。

……我不会起诉，我没有足够的力量。……比起陷入法律程序，我更想取得博士学位，尽管这让我遭受无情的创伤（我们在谈论的是斯塔西般的存在）……”

在正式入学前，Reitman被罗内尔邀请到巴黎并被要求共处一室。Reitman指控罗内尔在这期间，对他进行了亲吻和抚摸等骚扰。他联系了耶鲁大学德语系一名教授，询问是否还可以注册耶鲁的博士项目尽管他已经因为纽约大学和罗内尔而拒绝了耶鲁。但是鉴于耶鲁德语系的录取负责人是罗内尔的好友，且在巴黎罗内尔已经向他吹嘘她如何能 “创造或者毁灭（make or break）”其学生的学术生涯，Reitman担心职业前景而没有再联系耶鲁。在纽约大学就学期间，Reitman曾经找过大学的副教务长讲述自己的困境，对方只是让Reitman跟罗内尔保持距离，没有提供帮助，也没有按照校内的规定上报学校。Reitman也曾咨询过法律学院的一位教授，对方建议他尽快完成博士项目，不要采取法律行动，因为罗内尔可以轻易让他无法找到工作，大学也不喜欢麻烦制造者。另一个学生的投诉经历更加让Reitman忌惮罗内尔的报复。在被一名学生投诉其种族歧视后，罗内尔在德语系里公开谈论这桩投诉，把这名学生称为“臭鼬”，并在Reitman在场时表示要毁掉这名学生的职业前景。

罗内尔曾经在给Reitman的邮件里写道，

“我们系一半的毕业生被耶鲁和哈佛或者同等的学校雇佣。所以你的计划应该是得到一份超级工作，在任何你想的学校和时间。”

当然这没有发生。起诉书中提到罗内尔为Reitman写了制式化的而非针对具体职位的推荐信；罗内尔打电话给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名教职人员让其不要雇佣Reitman；Reitman论文委员会里的其他教授，都是罗内尔的朋友，对Reitman找工作的邮件和电话都不回应。而罗内尔的声明的最后一句是，“Reitman无法找到工作，而不是通过邮件的任何实际的或者感知到的性骚扰，才是这件事情的实质。”

超越性的骚扰和权力

齐泽克在先后两份力挺罗内尔的文章中都强调罗内尔的古怪特质，因为罗内尔的古怪，旁人不容易理解她的语言风格，而误把她的通信当成了性骚扰。是否构成性骚扰，齐泽克指出有两个关键指标。一，罗内尔和Reitman之间的交流仅仅是措辞古怪还是性的前奏；显然，二人之间并无性关系，且并不仅仅因为罗内尔和Reitman都是同志。二，两人之间这种交流对参与者有何作用；显然，罗内尔如此行事“并非别有用心，只是享受这个游戏(just enjoying the game)”，反而Reitman一边参与一边向第三方称罗内尔为“怪物”、“女巫”。没有性，不是为了性，所以没有性骚扰。

纽约大学文化研究、性别研究教授Lisa Duggan则强调的是罗内尔的酷儿身份。Duggan撰文《全面的灾难》，指出自己的假设是“酷儿被不成比例地指控，通常是被仇视同性恋或对自身性取向不明的学生，有时是被请求‘特殊’待遇不得而失望的酷儿学生。”而罗内尔事件所引发的是“全面的灾难，巨大的混乱，文化的冲突，以及学界中的权力和边界问题。”Duggan所指的文化冲突是酷儿身份和实践不同于异性恋（以及同性恋）亲密与婚恋关系和实践，且不易为后者占主流的个体和社会建制所理解。“酷儿不明确将友谊和爱情分开，伴侣关系和浪漫的友谊分开。”但对不熟悉酷儿亲密关系的“外人”而言，“罗内尔和Reitman的充满文学典故的通信，可以被按照字面意思理解而当作性关系的暗示。”Duggan没有明示罗内尔是否性骚扰了Reitman，而是提醒读者不要把性骚扰变成打压酷儿、酷儿亲密关系实践的工具。同时，Duggan也指出，核心问题在于“是否有边界被践踏而造成了伤害，导师的侵犯并不一定要关涉性才变成一个问题。”只是，Duggan文中提到的伤害多指向Ronell被调查，被惩罚，被报道，而无关Reitman和他所感知到的斯塔西般的存在。

阅读完Reitman56页的起诉书，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Corey Robin写道，“取决于你相信谁，罗内尔向Reitman索取的可能是性也可能不是，但是性仅仅是骚扰的一个方面。罗内尔对Reitman更大的索取，是他的时间，他的生命，他的关注和精力，而这远远超过了导师对指导学生的合理要求。”Robin提到了Melissa Grant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关于骚扰不性感的真相》一文。文中Grant回忆起自己被编辑上司深夜短信骚扰，现在想来“那些充满性暗示的话语是那么微不足道，几近枯燥”。而最让她痛苦的是那种精疲力竭感，在一次次地尝试管理这个上司的注意力和要求时的被掏空感以及随之产生的自我怀疑。Grant指出了关于性骚扰的讨论中极少被触及的面向，性骚扰不应该通过幸存者在性的层面感到多大程度的被侵犯来衡量，性骚扰幸存者“感受到的损失并不是自身损失了什么，而是损失了时间，精力，力量。”

对于部分学者、女权主义者所担忧的性骚扰指控的“泛化”背后可能涌动着性保守主义的回潮，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拉美研究助理教授Marisol LeBrón在其推特上回应道：“并不是年轻的酷儿和女权主义者不再追求性冒险，不再欣赏风险、顽皮、令人不快，而转向寻求国家和制度的介入保护自己。相反，年轻一代似乎更着力于构建一种对于什么构成了伤害、压迫、滥用权力的更细致入微的理解。” LeBrón认为讽刺的是来自部分酷儿和女权主义学者对性骚扰调查的种种担忧和讨论模糊了更迫切需要被检讨的学术界中师生间的权力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导师和研究生的学徒制模式使得老师之于学生拥有“特殊”的权力而可以轻易地将师生关系变成剥削和压迫的温床，而当下的学术建制却正常化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泛滥的压迫。Robin在其文中亦指出，罗内尔和Reitman在两人各种身份之外（或者内），酷儿、同志、性别、肤色等等，是师生关系；Reitman的困境，研究生的困境，不仅在于教授和研究生间极度不平衡的权力关系，且学生必须作为个体独自面对、应对这失衡的关系。

加拿大约克大学教育学博士候选人Melonie Fullick在其个人博客上讨论了博士生的“沉默”。在Fullick看来，罗内尔的事件因其是学术界的大明星而被公众关注，但事实上同样的权力关系和机制长期以来都使得博士生（包括中途放弃者）不得不保持沉默，在被骚扰的时候，被情感虐待的时候，被压迫和剥削的时候，这些在其他职业场合被称为职场霸凌的时候。而当下学术界极度激烈的竞争，越来越少的终身教职，越发使得高度依赖导师的博士生顺从并保持沉默。他们不仅需要导师的就业指导和推荐信，需要导师引荐进入关系网络并建立好的名声，且将被导师的同侪评判。Reitman在求学期间对罗内尔报复的忌惮，向纽约大学投诉罗内尔后众多学界大牛抱团力挺罗内尔并称Reitman动机不良，恰是导师之于博士生拥有“生杀”大权的佐证。Fullick还指出，博士生的沉默还表现在谈论自身的困境上。她发现博士生在谈论自身的负面经历时，抽象的探讨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而具体的经历（涉及到学校、院系、导师）则不被接受，毕竟他们在学界的未来取决于他们是否可以对制度内的滥权和霸凌保持沉默。另一方面，“对一些学者而言，批判‘大学’比起批判自身和同事的行为要容易得多。如众人所指出的，研究权力的学者仍旧无法明白他们自己就在上演自己所批判的。”仿佛“权力只是神奇地存在于机构而不存在于个体或者个体的关系中。”Fullick对于突破权力关系并不乐观，但还是呼吁反省和变革，比如减少导师之于博士生的权力，因为大学创造并分享知识，而博士学位在复制学界的规范和价值观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本文作者系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生）

引用文章

1. Reitman的起诉书，原文链接

2. 齐泽克，WHY DID I SIGN THE LETTER IN SUPPORT OF AVITAL RONELL?，原文链接 

3. 齐泽克，A BRIEF POST-SCRIPT ON THE CASE OF AVITAL RONELL，原文链接

4. Lisa Duggan，THE FULL CATASTROPHE，原文链接

5. Corey Robin，The Unsexy Truth About the Avital Ronell Scandal，原文链接

6. Melissa Grant，The Unsexy Truth About Harassment，原文链接

7. Marisol LeBrón，原文链接 

8. Melonie Fullick，The ties that bind，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