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与人文跨学科合作探索汉籍流传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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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大学智能学院袁晓如课题组和中文系杨海峥课题组取得重要跨学科合作研究进展，针对中国古籍在日本流传时空路径分析的研究工作被可视化领域旗舰国际会议 IEEE VIS 正式接收。

书籍是文化的载体，书籍的传播即文化的延伸。中国的古籍很早就流传到朝鲜、日本以及欧美，外国人通过中国的书籍来认识、理解、诠释和研究中国文明，书籍的流传是中国文化在异域文化背景下的自然延伸。“汉籍”一词来自日本，是指中国人用汉字书写的书籍。汉籍作为中外交流的重要内容，不仅承载和弘扬了中国文化，也见证了全球文化的交融。在汉籍流布史上，中日间交流历史悠久，影响也最为深远。汉籍传入日本并在日本传播和被接受，其中许多细节已不可考，但借助现存古籍中的序跋、牌记、藏书印等信息，仍可推测其流传与递藏的轨迹。如图 1，经由详细考证，可以部分推测南宋刊本《东坡集》的海外流布时间线与流传轨迹。

图 1：(a) 南宋刊本《东坡集》内页 (b) 海外流传时间线 (c) 流传轨迹

以汉籍交流为中心，延展到与汉籍所关联的学术史、文化史课题，在文史领域已有诸多研究积淀。传统研究限于工具所限，多只能聚焦于具体几种书，对于汉籍流布的全貌则仅有模糊的概念。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学术研究中数据驱动的第四范式的诞生。可视化作为一种沟通人与数据的技术，使得整体性理解中日两国间的书籍往来成为可能。

过去一年中，智能学院袁晓如老师课题组与中文系杨海峥老师课题组紧密合作，详细考证日本宫内厅所藏 64 种宋元善本古籍的流传路径，构建可视分析系统，以支持领域学者从时间、空间、收藏者等多角度分析汉籍流布史。特别针对不确定性的地点信息，提出一种抽象地图可视化的方法，有效揭示汉籍在不同收藏机构间的流传模式。

图 2：LiberRoad (典藏之路) 可视分析系统

传统汉籍流传的研究主要通过收集梳理每一本古籍的入藏记录，分析理解其流传过程，主要存在以下挑战：难以获得对于较多数量古籍流传的整体理解，这方面的认识更多依赖于研究者积累的经验；缺乏高效的方法回答不同时间范围、不同区域范围流传的情况；对于信息缺失部分缺少有效的手段。袁晓如老师课题组与杨海峥老师合作研发了LiberRoad (典藏之路)可视分析系统，通过设计从三方面提供了对汉籍流传过程的全面探索：抽象地图（图 2）从层次空间角度展示书籍在不同地点、机构间的整体流传分布，时间线视图（图 1b）从时间顺序角度解释各次流传细节，轨迹地图（图 1c）呈现书籍在地理空间中的轨迹。学者可以在多个视角间切换，灵活选择所关注的书籍、收藏地、时间范围等展开分析。

该项研究一大难点是如何表示数据中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地点。由于史料缺失，流传路径中的一些地点已难以考据，如仅知位于中国，而省份未详。传统的在地图上绘制轨迹的方法无法避免由于位置位置带来的误解。课题组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抽象地图可视化，如图 3a 所示，抽象地图将机构表示为实心圆，按其行政区划层次组织为嵌套的圆形结构，不确定的地点置于已知行政区域边界，通过地理空间、链接关系等约束条件获得优化布局，既避免了在地理地图上绘制不确定地点所带来的误解，又能够最大程度保留已知信息和相关关系。

在地理地图中，位置不确定的地点也具有地理坐标，如图 3b 中，位于河南洛阳的圆点聚合了仅知其刊刻于中国、但不知具体刊刻或收藏地点的古籍，如此聚合可能使人误解为大批古籍由河南流出。而在抽象地图中，如图 3c，这些位置模糊的地点被置于代表中国的大圆圆周，有效避免了误解，也清晰地呈现出具体的收藏机构。

图 3：(a) 抽象地图构造方法 (b) 地理地图 (c) 抽象地图

以抽象地图、时间线视图和地理地图为核心构建的 LiberRoad (典藏之路) 可视分析系统支持领域学者完成不同层次的分析任务。如图 4 所示，从抽象地图所提供的概览信息出发，学者可以选择所关注的具体书籍，查看其流传细节；也可以通过筛选历史时期、收藏机构类型等，识别不同的流传模式，如书籍的汇集、分散、机构间书籍的批量移交等，进而比较不同时期的流传特征、不同类型收藏主体在古籍流布中的作用。

图 4：LiberRoad (典藏之路) 系统探索流程

借由可视化，可以发现各时期中国书籍传入日本呈现出的鲜明特征。关注的宫内厅藏书最早于镰仓时期（1185-1333）开始传入日本，如图 5a 所示，该时期，书籍主要汇入金泽文库。江户时代（1603-1868），如图 5b，主要汉籍收藏机构多为江戶幕府或藩主所设，如佐伯文库、红叶山文库、昌平坂学问所。明治时期（1868-1912），如图 5c，书籍跨国流传明显减少。这与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积极推行西化政策、抵制汉文化有关。然而汉籍在日本内部依然流传有序，如图 5d，上述江户时期的主要藏书机构所收藏的大部分汉籍流入内阁文库，而其中重要的3万册图书，为永久保存，于明治24年（1891）移交宫内省图书寮（二战后改称“宫内厅书陵部”）。事实上，在明治时期动荡的政治局势下，日本汉学研究仍传承江户时代学术传统，并在国际汉学以及中国学术界（如“疑古派”思潮）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催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日本近代汉学研究。

图 5：不同历史时期中日间书籍流传

尽管数字化技术在人文研究中早有应用，由于人文数据的多元性、不确定性，常常难以直接计算。可视化技术与人文研究的交叉将人文问题、数据与信息技术手段有效结合，带来研究范式转型。一方面，对中国古籍流播海外的时空轨迹的细致考察是海外汉籍及汉学研究开展的基础，学者们从各自关注的研究角度出发，对某一地区或某一时间段的中国古籍传播进行研究，而研究角度和方式的不同，使得已有研究成果中对于古籍传播过程中基本信息的著录缺乏规范性。通过建立书籍传播的数据规范，并以可视化方式交互检索与呈现，可以极大地方便学者了解所关注的古籍信息。另一方面，正如图 4 所示，可视化方法为广泛时空范围内的书籍流传提供全局概览，为学者们提供了宏观的、全面的研究视角，这打破了关注个体、逐步积累的传统范式，使得学者可以了解古籍流布的全貌，从中发掘新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向。推而广之，这种方法也使得进一步探索海外汉籍收藏与海外汉学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并可推进海外汉籍及海外汉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北京大学是海内外社科人文和前沿信息技术交叉研究的引领者。近年来成立了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社科人文数智化基地等结构支持交叉研究。2022年是北京大学数字与人文年，本项工作是数字与人文紧密结合开展获得的成果。课题组将进一步加强合作，扩展已经取得的成果，进一步构建覆盖更广的汉籍数据库，研究更为高效智能的数据分析工具，为全球汉学研究者提供数据赋能产品，推动领域研究范式进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汉籍全球流传的深入研究，无疑提供了中华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在世界各国传播影响的实证。

论文的第一作者郭宇涵是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2023届本科毕业生，将于秋季入学智能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其他作者包括智能学院博士生罗煜楚、前沿交叉学院硕士生鲁可儿。合作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杨海峥教授、李林芳助理教授也是北京大学社科人文数智化基地古籍实验室的核心成员。本文通讯作者是智能学院袁晓如研究员。工作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NSFC 62272012 支持。

原标题：《智能与人文跨学科合作探索汉籍流传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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